双石：支前民工：颠覆淮海战场力量天平的大秤砣

作者：佚名来源：双石茶社 2023-08-17 3184

复盘：“无尽民力，为匪所用”？

支前民工——颠覆战场力量天平的大秤砣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经想就陈毅所言的“小车推出的胜利”写几句话。

——讨论淮海战役，这是不能不提及的一大奇观。

然而，当笔者找来相关史料作功课时，却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过于自信了：这个格局，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宏大太浩瀚太复杂太丰富，远比战场上的运筹帷幄血肉相搏更为精彩更有张力，其深厚疑重的内涵和魅力，绝非笔者一支浅陋之笔所能承载所能传递，非得花大功夫整出一本厚重的大部头，才能勉为其难地说道清楚明白！

不过笔者还是勉强找了个自我安慰的理由：这个不能全怪笔者这个后生，因为就连当年的中央军委，也没有预估到会整出这么大一个格局来——在淮海战役决战决战方针确立后，中央军委在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的同一份电报中，对这次南线决战的规模、时间曾作出过一个预估，并要求总前委会同有关战略区域领导机关“统筹解决”：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

就当时来看，这个规模已属空前！

然而跟这场大决战的实际进程来看，还是显得过于保守，或曰不足。

从时间来看，这次决战的时间区间是65天——两个多月。

从“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来看，远不止“80万”，而是翻了倍——还没加零头。

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战场重心南移及西移，情况即已超出中央军委战前预计——据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的刘瑞龙日记记载：

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及华野全军进入豫皖苏二分区，战场吃粮人数约计百二十万人，中野主力及地方部队二十万人，随军民工五万人，后方临时转运民工十五万人。华野本身、新兵及俘虏共五十万，随军民工二十万，后方转运民工二十万，马匹四万抵十万人消耗，再加十万人预借粮共一百四十万人。^[]

到了在战役第三阶段围歼杜聿明集团时，这个数字就已经“翻倍”：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围歼杜、邱、李兵团时，仅萧（县）、永（城）地区前方参战人员一百五十余万，每日需粮三百九十五万斤。^[]

1951年2月11日，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与时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一起，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二会议上会见了专程来访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处长的王德向尤金介绍了淮海战役的情况后，陈毅概括向尤金说明了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

一是敌人战略判断错误，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同他决战。二是我们战役战术分批分割歼敌，主要靠夜战近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形成了300万对80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进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不能一下子把敌人歼灭。战斗中靠战士们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来完成战略战役的正确决定。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战役中敌军内部有5个师起义，1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方面，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策略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分化。总之，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成功的范例。毛主席把中国旧军事思想、西欧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苏联的军事思想加以综合研究，根据中国革命特点、中国情况来正确实施。这也是经过长期的“左”右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

陈毅当时所言的“300万对80万”，指的是加入了人民支前力量后的参战人员估量数字。因为当时涉及几大战略区的支前力量还没有完整完备的汇总统计，所以这个估计仍然失之“保守”。

直到数十年后，才有了经过分类的且相对完备和准确的统计数字汇总：

民工约543万人，其中：

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随军服务两三个月以上）

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一般服务30天以上）

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一般服务10天左右）

担架30.5万副

大小车88.1万辆

挑子5.5万副

牲畜76.7万头（未含冀鲁豫行政区）

船8539只

汽车257辆（含征用的商用汽车）

粮食一共筹运96000万斤

其中：前方实用43476万斤^[]

这个“支前力量”是个很巨大很令人咋舌的存在，而且这些推着小车、扛着挑子、抬着担架的“伕子”们，是不需要部队看着押着的——这与国民党军迥然不同，这些“支前力量”甚至还承担了部分的战场勤务，如构筑工事、看守仓库、押送俘虏及打扫战场等等。这些“支前力量”中还有一批“带枪的民工”——民兵，当时称作“子弟兵团”。史载：在战役期间，仅山东地区即动员了民兵二万二千一百五十八人，并组成十七个子弟兵团，支援部队作战。

华东支前委员会的《济南、淮海、渡江京泸杭三大战役支援工作总结（草稿）》中写道：

有的俘虏看到民兵的枪破，便讽刺地问：“枪破能打响吗？”民兵很激动地答复说：“别看我们枪破，但能打胜仗，过去用它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天用它打败了蒋介石，现在又用它来看管你们。”有的俘虏讽刺民兵的衣服破，民兵即向其说明：“别看衣破，是我老婆子给做的，自己生产的，你们衣服好，还不是卖国赚来的吗？”有的战俘问民兵怎样来的，什么时候回去等，民兵答复：“我们是为了翻身解放，支援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的，什么时候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就复员回去。”^[]

这是一群老百姓，可又不是老百姓。

——是一支不穿军装的“大军”！

这支不穿军装的群众大军，当时承担和完成的任务是空前的、巨大的：

整个淮海战役，据山东、华中、冀鲁豫及豫皖苏一部分的统计，共付出粮食五亿四千〇四十七万斤，除剩余外，淮海战役实用粮四亿三千四百七十六万斤。山东：共运出原粮二亿三千〇二十万斤，实用粮二亿一千〇二十万斤。华中：共运出原粮五千七百七十三万斤，实用粮五千七百七十三万斤，就地用粮六千五百二十一万斤。冀鲁豫：共运出原粮一亿四千二百八十八万斤，实用粮四千万斤。豫皖苏：共运出原粮四千四百四十八万斤，实用粮四千四百四十八万斤（豫皖苏的数字仅黄口、砀山粮站之统计，其余供给数字缺）。合计：各区供付出粮食五亿四千〇四十七万斤，实用四亿三千四百七十六万斤。^[]

这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但已经足以说明他们颠覆战场力量天平的能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马动了，粮草追行！

这仗要打不赢，都不科学啊！

“人海战略”织出了一张巨大的物流网

然而，当年这支不穿军装的“支前大军”所面对的严重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淮海地区是敌人长期掠三十年前和连年水灾的灾荒区域，群众生活疾苦，粮食负担力微弱。战区就地吃粮，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征用外，是不能作过高依靠的。对于粮食供应的主要办法，还必须依靠后方运粮。但运输线是空前的延长，火车只从济南通到兖州，离前方尚有二百余里，当时计算每天需三百万斤原粮供给，从几百里外用小车去运输，是极为严重的任务。因此，对淮海战役的粮食供应，当时上下一致担心。华野通令中曾说：“这次战役的发起，是继济南战役胜利之后，根据目前全国形势与部队的思想情绪，均有胜利条件与信心，所感困难者，惟有粮食问题，……我们为了胜利，此次战役的粮食工作，应引起各级负责同志的注意……。”在这样情况下，党、政、军、民对这次粮食供应任务，都是谨慎而严肃的。、

根据当时的运输条件，全部依靠后方运粮，或各个地区平均摊派的办法，是不能完成战争供应任务的，于是决定首长以接近战区的鲁中南四、五、六分区的粮食为基础，全力以赴地供应前方和后方运粮相结合。^[]

这个“相结合”的办法是：

在部队方面，华野规定：部队行动时，各带三天粮食，三天内无粮吃由部队负责，三天外无粮吃由地方负责。地方保证将粮食运到师粮站后，向各伙食单位搬运一概由部队负责，地方尽量保证三分之一的麦粮，实无麦粮时，亦不得强调。部队进入作战地区，后边粮食实跟不上时，在陇海路南就地筹借（陇海路北不准部队筹借），但必须以团为单位政治和与供给处协同进行，严遵借粮办法。各部队不得在驻村冻结粮草，或把持粮站，或途中截用粮食，以免影响整体供给。^[]

战区就地筹粮困难和局限很多，实际上还是得靠后方馈粮为主。

这还是战役发起之初面对的困难：当时预设的主战场尚在徐州-新安间的陇海路沿线。而随着战局的发展，这个战场又不断延伸、扩展，从徐东，到徐州-蚌埠间，再到徐州西南——如果以徐州作为直角坐标系的中心的话，那么这次大决战的战场可以说是遍布四个象限区域内，供粮的难度系数也随之成倍增长。

实际上，战役一打响，部队一运动，矛盾和问题就来了：

十一月八日战役开始，部队发展迅速，原定运粮路线、粮站位置，有的失去作用，在供应上有的粮站找不到部队，而部队却找不到粮食，顿形混乱，直到三五天后，部队位置与运粮路线做到统一，粮食逐渐赶上，才使部队吃粮得到保证。在三五天的混乱中，由于时间不长，部队以自带粮和战缴粮维持，尚未发生严重问题。^[]

支前大军的组织者们，必须根据战况发展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地调整和延伸运输路线、二线转运站和民站（支前民工的驿站）的布局：

淮海战役因作战情况变化很快，后勤的布置也随着作战的需要经常变化，转运线也改变了好几次。从整个战役开始到结束，根据任务的变化，共建立了四个转运总站。第一个转运总站从1948年11月13日建立，到1949年1月19日结束，共移住吴闸子、和尚王、铁佛寺三个村庄；第二转运总站从1948年11月9日建立，到1949年1月22日结束，前后共移住古邳、柳集两处；第三转运总站是从1949年1月7日建立，到1月19日结束，共突击13天的转运任务，住于二郎店；第四转运总站是1948年11月10日建立，到1949年1月15日结束，共移住六个地方，开始在铁佛寺、后移往东林庄、徐塘集、朝阳集、张辛集、大在张庄等。

……

淮海战役前后建立七条干线：一条由临朐、马站、沂城、临沂、郯城、新安镇、唯宁县至黑树许；一条由诸城，莒县、大店、十字路、井家店至郯城；一条由日照、沐水镇、朱樊、大兴庄、李埝，陈镇至新安镇；一条由曲阜、邹、滕、枣、小仲村至邳县；一条由曲阜、泗水、平邑、燕庄、向城、台儿庄、宿羊山至贾汪。一条由临沂的半程、镇柳庄、磨山、铁佛寺、道河站、土山、占城至双沟；一条由新安镇、炮车、运河站、曹八集、徐州、萧县、瓦子口、大吴集至黄口共七线，是根据战役发展的需要，逐步向前安设的。^[]

这份珍贵的总结材料总结道：

从人民缴纳公粮到前方部队吃粮的整个供给过程，除了粮食的加工和粮站收发外，全部是运粮过程。因此，运粮问题是保证部队供应上的重要关键。

在战争情况和农村环境的条件下面，运粮的特点是：以落后的运粮工具供应近代化的战争，以分散的农村粮食供给大规模集中作战的啼队，从落后的运粮工具发展到近代化的运粮工具。这说明运粮任务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

㈠运粮任务是在战争环境，恶劣交通、阴雨天气及为避免敌机袭扰必须夜间运输等若干具体困难条件下完成的，运粮工具基本上是小车、小挑、牲口为主，直到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才开始用火车、汽车近代化的运粮工具，基本运输力是整劳动力、半劳动力、畜力、男、女、老、幼的总动员。

㈡粮食来源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的。如济南战役中粮食来源，仅包括渤海、鲁中南两地区。在淮海战役中按旧省界来说，包括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河南等五省范围，从广大农村里将粮食集中于前方，需经无数次转运，通过若干不同的运输方式和使用几种运输工具，才能运到目的地。如淮海战役时，华中自江边向陇海路运粮，由水运转成陆运，由陆运再转水运，须转换几次才能到达前方。如山东鲁中南一分区运粮，由小车运到太安，再由火车运到兖州，再由小车运到济宁，再用船运到韬庄，再用火车运到徐州，再用汽车运到萧县，从萧县再用小车运到随军粮站，然后用小挑从粮站运到部队炊事单位，是通过了小车、火车、船、汽车、小挑五种运输工具，和经过七次转运手续，这说明了要完成大规模的战争粮食供应，单靠人力加落后工具，或单靠现代交通，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必须以人力加落后工具加现代交通，才能完成将四面八方若干地区分散的农村粮食集中于前方供应作战。

㈢运粮消耗多于前方吃粮，运粮消耗占整个粮食消耗的二分之一，最高至三分之二，如华中在淮海战役中运到前方粮食三千七百六十三万斤，运费消耗二千〇一十万斤，占实运数的百分之五十三，最高者达百分之一百五十，运输线越长，比例数越大，这是我们落后运输工具供给近代化战争的特点。^[]

战争过去多年之后，国民党军方面还在喋喋不休地垢病人民解放军是“人海战术”，那是没对准榫头。但搁在人民支前这个问题上，却也不算过于离谱。只不过“人海战术”这个词汇得作一更改：这是“人海战略”，而不是“人海战术”！能够广泛而有效地动员如此庞大的民工队伍推着小车赶着牲口担着小挑抬着担架把粮食送上前线，把伤员抬下战场，那就不是什么“术”的层面能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那必须是，也只能是“略”——战略！人民战争的战略！

《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写道：

从支援战争的过程证明：以落后的运输工具支援现代战争，以分散的农村物资大规模的集中部队作战，没有千百万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劳动力加上虽然落后但数量庞大的运输工作与运输力，并逐渐发展到运用近代交通运输，要将广大地区的分散农村、遥远距离的八亿五千二百一十八万斤粮食（注：这个数字是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山东解放区的供粮）及巨大战争物资运达前方供应作战需要和支援各大城市是不可能的。^[]

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在协助部队作战上也非常给力。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旅长的吴忠曾回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包围黄百韬兵团时，他所在的部队正在汴徐线上作战。中野首长得悉黄维兵团正从南阳东进援徐，急令他率部前往洪河的庙湾阻滞其东进。他率二十旅在庙湾严阵以待两天未见敌来，地方部队来人报告才得知黄维已从确山绕道经新蔡过了洪河，正奔阜阳而去。吴忠急令部队迅速平行追赶，抢在黄维之前赶到阜阳在颖河设防，完成阻滞任务。但部队现在已经落在敌人后面，要去阜阳就得走“弓背”，怎么赶路也很难赶到黄维前头……

正着急间，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张国华赶来了。

张司令员告诉吴忠：没关系，旱地赶不赢，我们去界首走水路，一定能赶到黄维前头。

原来刘邓首长得悉敌情变化后，料到二十旅走“弓背”可能赶不及，遂令豫皖苏军区迅速在界首组织船只，顺流而下，水运部队赶到阜阳，截住黄维……

吴忠大喜过望，带上部队就赶往界首。

界首渡口果然已有大量船只和船工在等候，一见部队赶来就热情招呼着“快上船。”

就这么着，二十旅顺风顺水，赶到了黄维前头。

黄维兵团先头十八军在阜阳渡口，迎头就吃了一顿胖揍。^[]

这些船只和船工肯定不是临时抱佛脚抱来的，那是事前就有布置和准备。

君不闻，“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无尽民力为匪所用”？

国民党军第十八军是“五大主力”之一，军长杨伯涛是个黄埔生，“党国干才”。

多年后，成了“共匪”治下政协委员的杨柏涛曾经以“两个不同的世界”为题撰文：

第十二兵团11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界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着。新蔡、临县一带，一年前第十八军曾在这里大抓壮丁补充兵额。这样老百姓见了国民党军队，自然像洪水猛兽一样逃避了。蒙城、永城一线，第十八军也光顾过，真有“车行所至，鸡犬为空”模样。我那时还认为黄河改道冲洗，造成一片凄凉，再加上双方拉锯战，更使人烟稀小，不全是军队纪律不好造成。这次我当了俘虏，被解放军由双堆集附近押送至是涣集集中，经过几十里路的行程，举目回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里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过屠门而大嚼。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稿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了军和民的界限。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对老百姓是不信任的，有时还要加以监视。特别是进入解放区，有了风吹草动，就要把老百姓集中一处监视起来，唯恐他们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我军在荷泽、巨野作战也有这样办的。

我们这些国民党军队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中，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第十八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华东支前委员会《济南、淮海、渡江京沪杭三大战役前支工作总结（草稿）》曾举出了一个事例：

许多民工团队的长长行列，经过徐州、蚌埠时，市民们都奇怪地说：“怎么这些伕子也没押着的他们不跑呢？共产党真是有办法！”民工答复他们说：“支前都是自愿的，消灭了老蒋才能过安稳日子！”^[]

这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观。

多年后，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所撰《国民革命战史·勘乱战史·总检讨》也以“无尽民力被匪利用”为题，作出过检点和反思：

古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古代作战方式简单，只要第一类补给品供应无缺，其余并不严重。现代大军作战，物资之消耗量惊人，必须藉完善之补给系统，源源不断，输至前线，故更强调“后勤为先”。在勘乱战时，国军掌握陆运、水运、空运之绝对优势，但每遇重要战役，往往因交通被遮断，包围圈缩小，空投无济于事，最后必至粮弹两缺，战力无法持续。如本会战，我主动放弃连云港，由海上通徐州之路绝，匪军抢先窜据宿县，陆上唯一之补给线又被遮断，各兵团凭携行粮弹作战，不到二十天，早已消耗殆尽。

匪军则反是，匪既无可靠之后方，更无空运、船运、铁路等优越之条件，但匪能取给于地方，取给于前线，遂行全面战、全民战，以克制国军之纯军事战。自日本投降，俄军入据东北及热河后，林彪、陈毅、聂荣臻等匪部，或多或少可自俄军手中，获得供应（匪自辽南经海上运输物资至胶东之通路，始终未断），其他各地匪军，则全靠自力更生，扩充实力，例如勘乱初期，晋东南及漳河等地区之作战以来，大小战役，国军每有师级单位兵力，被匪围歼，所有武器装备，悉被利用，叛变投匪者，则更无论已。如本会战初期叛变之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及在济南保卫战中叛变之吴化文旅等单位，投匪不到两月，即出现在陈官庄、青龙集等战场，参加对国军之作战。根据共匪全民皆兵，全面动员之组织与制度，其军事战力是按野战部队、军区部队、民兵部队三级区分，逐次向上递补，故第一线兵力，永远不虞匮乏。匪军除战列部队之外，所有粮弹运补，伤患后送，乃至挖掘战壕、破坏交通等战地勤务，则全部依赖民力。据匪酋叶剑英所著《伟大的战略决战》一书中透露，华东军区陈毅匪军为十六个纵队，约四十万人，华中军区刘伯承匪军为十个纵队，直接参加作战者，为八个纵队，约二十万人。另动员四十万军区部队，及二百万民伕，以支援本会战。^[]他如在辽西会战时，匪曾动员军区部队十六个独立旅及八十二个独立团，共约三十万人，另动员一万三千八百余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辆大车（每辆约等于一吨半之汽车），及九万六千余民伕，支援作战。以上各役，均已达到一兵一民，一兵二民至一兵三民之比率。

反观国军之补充，均采师、团管区制度，不能随作战地区远近缓急，机动运用。物资之补充，更有赖大后方之长途运输。共为补给面，我为补给线，共匪能动员全民，一体参战，而我则只能调动军队，从事纯军事战，广大之战地民力，不但不能利用，反至厉为负累。例如本会战初期，第七兵团由新安镇地区向徐州机动，数以万计之难民，壅塞运河桥头，与军队争道，黄兵团之被歼，此为原因之一。故民力之未能全面动员，充分利用，为整个勘乱战中之一大缺失，不仅徐蚌会战而已。^[]

这些检点得没啥不对，可问题是，民力资源的优势，原本是在失败一方啊？

史载：

淮海战役期间，中共中央中原局于1948年11月15日发出《关于全力支援淮海战役的指示》，指出：“要使全党全军及所有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全体人员，认识此次决战之重大意义，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高度发挥各人的积极性与热情智慧，争取此次决战之完全胜利。”1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也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支援淮海前线的指示》，号召各级党委“宣传鼓动群众，造成广大群众支援战争的热潮，以保证支前任务的完成”。

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是在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主要支前机构有：华东支前委员会、华中支前司令部、中原支前委员会、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最后围歼杜聿明集团之前，即1948年1 2月26～2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了由华东、中原支前委员会和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及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主要讨论犷粮食供应和民工使用问题，使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更加有计划地协调进行。

淮海战役集中地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据统计，除在后方动员的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的人力外，共出动包括随军、二线转运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在内的支前民工达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共动用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万余辆、挑子35.5万副、牲畜76.7万头、汽车257辆、船8500余只，前送弹药7300余吨、粮食近44万吨、后运伤病员11万余人，并组织民兵团130余个，担负警卫物资、看押俘虏和打扫战场等任务。华东、中原和华北解放区人民，为支援淮海战役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陈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这相当惊人的一组数据的背后，是一大批默默无闻幕后英雄的辛勤劳动和奉献。

战役期间，作战部队时常处于无预示或预示时间很短的高度机动之中，汽车就那么两百多辆，战役打响时火车还只能通到兖州，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供应队伍要保证时时处处跟得上，供得足，其组织难度之大，今天的在沙龙里坐而论战的人们是很难想像的！——很多时候，“因交通不便，使用运输工具落后，多种多样，基本上以小车、小挑、特口运输为主，有的粮食运到前方要经过小车、火车、船只、汽车、小挑连续7次转运，弹药和其他物资也是如此”……

当年的鲁中一专区支前队伍曾留下过一张运输工具图：

战役中，部队不停的机动，运输队伍就得不停的重新布局——当然也不停的机动。从各战略区中央局到党政领导们，头等重要的工作就是“支前”，从华东局的领导人饶潄石、张鼎丞、康生、黎玉，中原局领导人邓子恢，到具体组织后勤供应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如杨立三、刘瑞龙、宋任穷、傅秋涛、杨一辰、张雨帆、魏思文、张劲夫、程照轩、赵锦纯、梁竹航、高克亭、张光中、李乐平、谢晖、王卓如、陈放、向明、汪道涵、贺希明、曹获秋、陈国栋、万金培、吕镇中、李干臣、黄胜，毕占云、文建武、李一清、巩丕基、李懋火、贾一平、刘致远、韩哲一、袁子扬、刘岱峰、文建武、周骏鸣、邝任农……，等等，这一大批“粮草官”们，也没有如诸多战将们那样，多年之后仍被置于聚光灯下，以致于他们在这场南线大决战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或忽视的功劳苦劳，迄今也难得被人称道……

但是，要是没有他们，这次决战的胜利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在淮海战役的诸多文电中，有这样一份很不起眼，迄今也没有多少人关注的电报：

刘陈邓，粟陈张：

我们亥冬知徐敌西逃，华野过路西作战，即令任穷赶筹粮草，并要瑞龙与一辰代表华东、中原局会商粮草统筹办法，并严令豫皖苏一、五分区确实负责铁路交通安全。亥支即从郑州送中钞二亿到商丘，华野派人接收使用。亥齐知华野可在汤山车站接收粮食，即令刘岱峰于亥齐从郑州搜集粮六十五万斤东运砀山，又令豫西从一、四、五分区赶交小米、小麦一千万斤上火车东运。另计划在郑州、开封、洛阳、许昌、新郑、襄城等处建立大仓库，但究竟前方人数多少，需粮多少，豫皖苏可供多少，路东、徐州可供多少，要豫西供应多少，一千万斤够不够，砀山是否有人接收二亿元，是否收到，未见电告……望刘陈邓，粟陈张就近召集瑞龙、一辰面商统一分配计划，并应由刘（瑞龙）、杨（一辰）组成统一支前机构。随时电告我们。

邓李

（十二月）十二日^[]

这其实是一大堆“铁算盘”和“粮草官”们战地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他们没在第一线指挥血肉相搏的战斗，但却时时得把神经蹦得紧紧的，还得见天儿死乞白咧地满世界电报电话乃至追上门去找部队和支前队伍询战况，问需求，盘账本，调运力，而不是等着人来下订单催送货——大领导也经常抱着电话机打瞌睡！强调和要求的是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还得时时督促着招呼各方诸侯组织运力把弹药、粮草运送到位——直至零公里。完成任务那是应该的本份的，耽误了功夫那是要招人骂的！他们在这场大决战中忙活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前方将士和总前委那五大成员少一丁半点儿——而且还可能更多。这份电报的背后，是一大堆“粮草官”们一双双因睡眠严重不足而熬得通红的眼睛，一身身连跑带颠儿四处救场总也擦不完的汗水……

“部队打向前，小车推向前”，那可是说说容易做来难。象千军万马奔徐西去撵杜聿明那样的突发情况，部队撵上去了，粮食却很难及时跟上去。那么“粮草官”们就得一边重新调整部署组织运力，一边还得想办法协助部队先就地筹粮渡过难关：

徐州敌人于12月1日向西南逃窜，部队日夜追击；有的部队乘汽车追赶，这时粮食供给发生困难，形成了部队追击敌人，粮食追不上部队的混乱现象，直到将敌人包围于萧、永地区部队固定后，粮食才逐渐赶到。

部队在追击敌人和初到萧、永地区期间的粮食问题，主要是就地筹借。华支前办抽调了两千余民，配合当地政府筹粮，三四天内共筹粮三百万斤供给了部队。这是淮海战役粮食最困难的几天，直到三五天后，后边的粮食陆续运到，当地政府开始统一动员供给，供应情况才逐淅好转。当时华支前办报告中说：“部队追敌人第一阶段（三、四天），后边粮食掉了队，又找不上地方政府，部队多是就地筹借的红面子（高粮面）、豆子、地瓜等粮食，但大多数尚未真正饿肚子，个别单位也有饿肚子的。现在，后方粮食已开始赶到，地方政府已找上，粮食困难基本已渡过……”但是，所有一套供应机构，远远抛在徐州以东的土山、朝阳集、窑湾一带，一万余运粮小车，仍散布在从萧县至土山几百里的路上，当时是一面收扰拢后，一面配置前方，再一次作新的布置。^[]

一个战士屁股后头，就有三个以上乃至五个以上的人在保障，这是个什么格局？

这种格局，想没有“战场再生能力”，都不科学啊！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对这个格局有很高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不足：

地方党政军民不顾任何困难与代价，以全力支援前线，这是战役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不仅在物质上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供给，而且在精神上给了部队以极大鼓励，使部队无所顾虑，使战士勇于杀敌而不怕负伤，这样使我军战斗力亦大为增强。在如此大规模连续战斗中，我们虽没有足够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仍能使部队不感到补给困难，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后方党政军民工作同志尽了最大努力的结果。此次淮海战役因敌收缩逃窜，使我们作战地区亦随之变更数次，因而运送伤员、粮食均有困难。虽然粮食能在战区就地征借，但由于事先准备欠周（我们于战役前，曾经再三提议预制借粮证，但以财粮处不同意而作罢），部队急速前进，粮食接济不上，就地借粮时，有混乱事情发生，亦颇影响群众生计。^[]

据当时因患黑热病正在山东青州治疗的原山东兵团参谋长刘少卿回忆，淮海战役发起后他正在养病，连站起来走路都困难。可正到处找人支差派活儿的饶潄石、张鼎丞却带着一副担架找上门来了，要他到临沂的支前办事处当主任。饶政委一边嘴里说着现在支前任务太重，人手实在太紧，你到了那里只需要躺着说话指挥就行，一边根本就不由分说挥手就让担架把他抬上汽车，一路不停把这个病号拉到临沂去应差……

就这么着，刘少卿躺在担架上也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真就是麻子打呵欠——全体洞圆（动员）啊！

笔者意见，如果说国民党军方面在这次决战中有过什么误判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两个误判是比其他任何误判的后果都要严重：一是对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能力严重估计不足，二是对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后勤运补能力严重估计不足——甚至还误认为这是对方的弱势而是已方的优势。

最要命的是，这还是从统帅部到战场诸将们上上下下达成了共识的“误判”！

——这个后果，极具灾难性！

“事后诸葛”亮不亮？——失败者多年后的检点与总结

关于国共双方的这次南线大决战，如今早已见诸于祖国大陆的各种史籍典册，而且已经成为了各种影视作品的丰富素材。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不说，也为各路军迷提供了长期的热议话题，可谓经久而不衰！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见得最多的，还是胜利者方面的记录，以及进出过“共军”的“战犯管理所”、有被“洗脑”之嫌的前国民党军参战将领的回忆。如此，当然也就难免为前朝遗老、当代“果粉”所垢病——他们都以“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为由，对这些记录顽强地表达或表现出了忽视，乃至无视之意。

笔者这次就开一新局：用失败一方的“事后诸葛”之论，来为这场战事打总结。

——至于各位读者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那就由各自见仁见智了。

1984年（民国七十三年），台湾的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编撰了《国民革命战史·勘乱战史》，其中《华东地区作战·徐蚌会战》对国共双方的此次南线大决战的演进过程也有详陈，也有“经验教训”之总结。

在此，笔者将其“经验教训”部分照录于后，与本书读者们同鉴共赏：

此次会战，共匪倾其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潼关以东之全力，动员陈、刘二匪所部27个纵队，及土共、民兵等计共约70余万之众，以作孤注一掷。国军于会战直前，为集中兵力，虽曾主动撤守郑、汴、临沂；并自华中调集第十二兵团及第十三绥区，因属适切之指导，惜以华中剿总，误中刘匪豫西佯动奸计，先期诱致第十二兵团西趋南阳，以致延误东进，造成分散，又华中剿总，以当面受匪威胁为由，不欲第十三绥区所属两个军东调，以致逐次到达战场者，共仅六十六个师，总兵力约四十万，虽装备较匪为优，但因连年转战南北，整补多未完成，其中除第十二兵团所属各军较为完整外，其他各军则名实不符，尤以第十二军等重新建立单位，悉皆甫由输卒编成，战力脆弱，故当时参战国军，虽号称七个兵团共二十七个军，与匪二十七个纵队数量相当，但实际战力，却远逊于匪。

反观匪军兵力，不但较我优势，且能全部集中，同时投入战斗，虽蒙重大伤亡，亦能依次其裹胁之伎，随战随补，兵员不虞匮乏，始终保持足额。但国军则否，除因作战消耗，无法补充，兵力逐渐递减外，更须抽调四分之一以上兵力，但任守备，不能机动使用，复因第三绥区有张、何之变，及第一一〇师阵前叛变，影响所及，战力因之大减，故徐蚌会战，国军战力之不足，显为会战失败之主因，益以逐次投入战场，分别为匪孤困，致使优势形势，更为明显。

次在徐州剿总，犹豫徬徨，迟疑下达放弃海州的决心，致第七兵团因须接应掩护，复因未先完成运河渡河准备，终被陈匪截击，困限碾庄，影响所及，从此陷于被动作战，徐州战场，乃为匪所主宰，而使徐蚌会战成为亘古未有之悲惨结局。

吾人综观本会战什得鉴戒之处殊多，惟仅就其中犖犖大者，述之如后。

一、大军作战，首重态势；大军作战，首求“立于不败之地”，庶可“制人而不制于人”。故作战之初，或于作战期间，务宜适时创造或运用有利态势，以开启胜利之门，若态势上稍有不及，即宜尽速调整部署，急谋补救，盖尽“形人”“先胜”之道，方不致陷于不利；凡属恃勇轻进，或墨守成规，无视全局，不辨优劣，不知造势、乘势、用势者，均非所宜。

徐州剿总既以决心以内线作战指导，实施机动攻击，就该及早完成集中，并迫使匪军保持分离，始可各个击破外线之匪。然当会战直前，徐州国军主力（三个兵团），尚一线伸展于陇海路沿线，第六、第八、第十六兵团，却偏处蚌埠、蒙城；而第十二兵团尚远在百十公里以外，星罗棋布，散布于一广漠空间，不仅无以言集中，更非外线作战之态势，实乃伸展五指，各自孤立，予匪得有分别围攻之机会。

设若当时采用杜案，无论“先刘后陈”，或“先陈后刘”，纵然第七兵团仍难逃溃灭命运，然我对某一方面之有利态势，业已形成，则何至有双堆集、陈官庄接蹱而至之厄运，徐州剿总，未重态势，殊为遣憾。

二、为将在以救大局，识大体为主：本会战发起之初，如若徐州、华中两个剿匪总部，能本同一目标，密切协同，灵活运用，适时集中兵团，使华中之一部兵力及早东进，当可予陈（毅）、刘（伯承）二匪以致命打击，惜以华中剿总，初则为刘匪所愚，过于重视辖区豫西之利益，反将黄维兵团，贸然西移南阳，以致会战一经开始，再行东调，为时已晚，不仅无补全局，反而自陷绝境，该兵团如能早期到达徐州，则整个战局，必然完全改观。

又国防部令黄维兵团东调，除该兵团所辖四个军外，并包括第十三绥区所部第二、第十五军，惟华中剿总，以豫西匪势猖獗为由，坚欲第十三绥区两个军，不令同行，甚之，第十二兵团序列内之第八十五军及第四十九师，亦不令与俱，几经申令，始予放行。

第十三绥区所部两个军（第二、第十五）战力坚强，始当时能尾随第十二兵团之后跟进，则黄维兵团之战力，将大为增强，不但沿途匪军，不敢放胆攻击，且有足够能力，摧毁刘匪之抵抗，一旦进抵宿县，与第六兵团完成会师，再合力北进，不仅决无杜部之失，且可集中五个兵团（第二、第六、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与匪决一雄雌，纵使不获全胜，然亦不致如此惨败，殆无疑义。

当黄百韬兵团于碾庄被围后，国防部复电华中剿总，迅调第二军迅速船运浦口，准备沿津浦路北上，会合第六兵团，拼力解黄兵团之围，纵不能挽救黄兵团垂危之命，然亦不致陷于全军覆灭，惜以军令不行，致有此失，良可概也。

曾文正公尝言：“为将者在以救大局，识大体为主”。国军将领，竟无此修养，仅为自身利益，无视全局，坐令逐一溃灭，此岂又属部队作战不力之罪耶？

三、兵贵神速，应动如脱兔：黄维兵团，以十万大军千里驰援，负有积极之任务，自应讲求“后发先至”之行动，方不致陷于匪军“围点打援”之陷阱，惟黄司令官既不遵照上级指示，将重装备之部队，由汉口水运浦口，再沿津浦路北上，以减轻行动负累，且对行军部署，亦有悖常理，所有部队共趋一道，以致兵团纵长达百公里以上。渡河时仅架桥三座，漫不经心，蠕蠕而动，其与匪军狂奔急窜，判若天壤，无怪兵团之行止早已为匪掌握，焉有不入陷阱之理。

反观刘匪于我第十二兵团东进时，除以一部在兵团进路之前，破坏交通，设置重重阻绝外，并以一个纵队在其侧后跟踪并进，迄十一月十八日，黄维兵团进抵蒙城，该匪以力有未逮，只得隐伏监视，俟该兵团进至浍河以北，则夺取蒙城，切断补给线，利用有利地形，予以困陷，是时（十一月二十三日），蚌埠第六兵团已进至西寺坡，而第十二兵团亦有东移迹象，刘匪唯恐国军会合，乃积极向东迂回，一夜之间，不仅切断第十二兵团东向通路，且已完成包围之势，其在时、空、力与地阵之配合运用，颇为允当，而其行动之快速，尤属惊人。仅此快速之机动，从而改变整个态势，成败之局由是而定。

是故，兵贵神速，切戒蜗牛爬行，尤应动若脱兔，依快速之运动，产生连锁之奇袭效应，进而开创最佳之歼敌态势，实为吾人必须遵行之铁则也。

四、剿匪作战，最重防谍保密：国军对防谍保密，素少重视，尤当勘乱时期，政工制度改充数为新闻处后，我战列部队之精神武装，既无形解体，军队一旦失去灵魂，组织随之瓦解，由是匪谋乃得大量渗入国军各阶层，从事各项颠覆、破坏、情报等活动，而我各野战部队，由于缺乏周密之保护措施，使国军计划、行动，渲洩无余，且部分投机分子，每尝军事情况紧急，鞭长莫及之际，在潜伏匪谍之诱迫下，变节叛变，毫无顾忌，仅覆掌之间，匪我战力之消长，优劣易势，对其作战之影响，莫此为甚。本会战之初，第三绥区副司令张克侠及何基沣二逆，公然胁迫所部叛降，防地因而大乱，防守徐北之两个军，旋告瓦解，北侧门户，由是洞开，陈匪乃得直搏徐州东部，使徐州岌岌可危，其对尔后东进解围作战，更增无限困阻。否则，第十三兵团何至过早自运河西岸西移，而第七兵团又何至陷入孤困之局。追本求源，皆因防谍肃奸之不周不严，而导致张、何之变，造成连锁性之恶果。

又通信保密，一般尚能遵守；惟高级将领，则向少重视。每当通话，鲜少使用密语，如黄维司令官于双堆集准备突围前，竟以明语电告其妻，为匪侦悉，而先该兵团发起猛攻，致突围行动，无法实施。又杜部十一月三十日夜，由徐州开始向西南转进，而匪部于是日午后，即由宿县以北，倾巢西进，若非洩密，何以如此巧合，此皆国军保防不严之明证。

五、唯有采取积极之精神，才是达成防守目的之不二法门：本会战中，无论第七、第十二兵团及杜部，分别被困于碾庄、双堆集、陈官庄，究其本意，自始原皆具有积极之企图，除碾庄之黄兵团，曾奉命固守待援外，其余均非自甘固守自愿挨打。但其对兵力之运用与作战指导，居然悉数赋与固定之防守责任区，未能控制足以左右战局之机动部队，所有出击、突围，全赖各地区（军或兵团）自力完成，使上级指挥官毫无弹性运用之余地，此种严重错失，无怪一旦被围，即无力打破现状，以开创新局。

吾人似宜体系，控制一支强大之预备队，其较周密而坚强之防守，更具价值，它不仅可使防者保持最大之弹性，尤可为上级指挥官贯彻其作战意志，而此一预备队之兵力愈大，机动性愈强，则其产生之影响，愈具有决定性之效果。因此，在消极的防御中，仍应抱有积极之精神，也唯有积极之精神，才能保证防御之成功。

六、正面攻击，应形成重点，开辟缺口为主：攻击时必须形成重点，乃众所周知之事，而重点之形成，通常赖兵力、火力与正面三者相互配合而成。但在第二、第十三兵团东进解围作战时，两者正面当面地形较为险阻，故重点并不显著，最后仍演成平堆式攻击，自难获得突破性之发展。

以当时匪情言，国军虽倾五个军（第十二军实仅一个师）之兵力，仅并非优势，尤以南侧匪军较我为强，欲图迂回突进，实所不许，与其必须正面攻击，第二兵团何不集中兵力、火力于第五军狭小正面，而第十三兵团亦置主攻于铁路线北侧，拼力打开缺口，继以战车团行战果扩张，向碾庄挺进，而以摩托化步兵跟进支援，战术空军行纵队掩护，则匪之防御必然瓦解，而与碾庄第七兵团会师目的，自当有达成之机会。

反观匪之攻击，无不集中攻我一点，使我之据点逐一沦失，防地日危，最后归于溃灭，而国军攻击部署，未能贯注全力于所望之点，以开辟缺口，妄图作全正面齐头并进，殊有不当。

七、重视天候地形之研究与准备：小部队作战，对地区内天候、地形之侦测与蒐集，不可稍有疏忽；而大军作战，则对预想战场之兵要资料与地区研究，尤须充实精到，凡一切足以影响军事行动之限制因素，早应妥谋对策，预作肆应或克服之道，俾免自陷于不利。本会战中，第七兵团奉命西移，对渡过运河所需桥梁舟具，未尽妥善处置与准备，而徐州剿总，亦未主动分配所需之工兵支援，以致大军与难民，争相蝟集运河桥梁，拥塞不通，遭匪袭击，即呈紊乱状况，影响西行速度，使匪得有充裕时间，蜂涌南下，完成合围，洵属憾事。（引者注：此案例可与对手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十旅南下阻滞黄维兵团时豫皖苏军民及时动员和组织船运，后发却又先至的案例作一对比！）

八、妥善处置难民，以免为匪所每乘：难民乃无组织之群众，扶老携幼，盲目趋附，且以随军愈近愈为安全，故其对军事行动之妨碍，实有甚于敌之来犯，盖大敌当前，基于民胞物与之心理，纵有铁甲利兵，亦不忍阻遏或摧残难民浪潮。二次大战初期，法兰西之增援部队，在迎面涌来之难民冲击下，不仅无法挺进应战，甚且有反被难民潮冲散之先例。对匪作战，难民之危害，较此更甚，因奸匪长于冒充混进，故意造谣滋事，透迫真为逃命之善良百姓为其利用，困扰国军。而国军必须卫民爱民，因碍于民命，无法作严厉之处断，于运河桥梁与难民争道，迟滞难行；杜部于向永城转进，亦与难民混杂一途，窒碍钝重，两天行程仅七十公里，使陈匪获得较充裕时间与机会，完成合围，即为最显著之例证。

故对难民问题唯有事前妥善准备，善加引导管制，使与军队隔离，另途行进，则奸匪诡计即难得逞。此一教训，殊值吾人鉴戒。^[]

笔者看法，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看起来很周详，个个有理——其实其中很多内容在战前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已经讨论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也头头是道，但是，为什么就贯彻不下去呢？这些措施有没有可能是下错了药而并不对症呢？这些“个个有理，头头是道”，是不是还有言外之缘由，不便、不愿或不敢言及呢？

比如，在这个“经验教训”的最后一条中，“无组织之群众之盲目趋附”，成了“国军”行动之累赘，可为什么在对手那边，却是民多于兵，“一兵三民”乃至“一兵五民”同行、携行或追行呢？这些推着小车、扛着挑子、抬着担架的“伕子”们追着当兵的走，没有当兵的押着看着却也没一哄而散，反而成就了战争史上罕有之奇景壮观呢！这种迥然相异的场景，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由呢？

还有，既然是“经验教训”的总结，那么为什么没有包括统帅部和最高统帅？

……

这些问题，就留给读者们自己去思考了。

《国民革命战史·勘乱战史·华东地区作战》还归纳出了作战双方的优缺点：

一、优点

㈠匪军

1.无论兵力与民力，确已做到彻底之集中。

2.自始以绝对优势，贯穿全程。

3.指挥统一，协调密切，运用灵活。

4.行动迅速，善于捕捉战机，始终主宰战场。

5.妙用“阻援打点”，逐次歼灭国军有生力量。

6.命令贯彻，各级求胜意志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