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红色恐怖队”是怎样练成的？

作者：秦正来源：党史博览 2023-10-09 2975

1951年夏，周恩来、邓颖超与当年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左一）等人在大连合影

在党的隐蔽斗争史上，中央特科曾下辖过一支由神枪手组成的特别行动队——“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红队的产生，是敌人的屠刀逼出来的，是共产党人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战友的尸体，以革命的“红色恐怖”奋起反击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一把利器。红队靠4支手枪起家，在与敌人的殊死暗战中打出了赫赫威名，成为特务和叛徒闻风丧胆的隐蔽“铁军”。

应时而生，从“打狗队”到红队

红队是中央特科的直属行动队，其前身却比中央特科早成立了近两年。

1925年5月30日，中共领导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帝国主义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共领导上海22万工人于6月1日开始了总罢工。为破坏罢工，租界当局、资本家勾结军阀大肆收买流氓、工贼，诱捕、残害罢工领导人和工会负责人。至同年底，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等人被捕牺牲，对罢工秩序和基层组织运行造成严重危害。

为维持罢工秩序、制止敌人破坏，上海各工会系统纷纷选拔优秀党团员组成工人纠察队。中央特科元老陈养山回忆说：“我们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枪的同志，担负镇压流氓、工贼的工作。我们干掉这些作恶多端的人……反击了敌人的阴谋，巩固了罢工斗争。”

在此背景下，1925年12月前后，中共上海市沪西区委先行一步，在区委书记王炎夏领导下，姜维新、李剑如、刘怀青、陶议、王四王三兄弟、谢德金、杨福林等组成“打狗队”，经区委批准干掉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工贼、流氓、包打听，声势日大，行动区域逐渐扩至浦东、沪东。后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起义胜利发挥了骨干作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打狗队”骨干成员随党中央转移武汉。5月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即在军事部下设特务科。“打狗队”骨干被充实到特务科保卫股和特务股。保卫股拥有60多人的卫队，专门负责中央领导和苏联顾问的安全警卫；特务股负责镇压特务叛徒。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汪精卫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得益于“打狗队”的护卫与反制，中央领导机关和组织基本未受损失，成功防止了反革命屠杀。其间，保卫股卫队专门挑选李剑如等30人乘坐汽车，经河南、陕西、内蒙古，过蒙古，将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路护送回到莫斯科。

中央军事部特务科“打狗队”虽仅存在了3个多月，但为未来红队的发展壮大锻炼了队伍，培养了骨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身处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遭受严重损失，首任书记陈延年、继任代理书记赵世炎等一批省委领导遭叛徒出卖牺牲，组织机构也遭到严重破坏。为防范、反击特务叛徒的疯狂残害，江苏省委于1927年11月挑选政治坚定、枪法精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员组建“打狗队”，专门镇压特务、叛徒、内奸。

此前，军事部特务科所属“打狗队”于1927年9月随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于是，上海出现了分属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两支“打狗队”。中央特科行动科成立后，两支队伍指挥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问题日益突出，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许多乱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两支队伍遂于1928年合并，归属中央特科行动科指挥。这才有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红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红队成立后，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对这支队伍进行了全面打造，使之成为政治坚定、服从指挥、战斗力出众的隐蔽“铁军”。

严格选人用人。中央要求江苏省委和各根据地从地下党和红军官兵中推荐对党忠诚、作风正派、身强力壮、机智勇敢、能百步穿杨、有一定对敌斗争经验的优秀党团员。周恩来逐人考察，个别谈话，确定人选，同时清除了一批政治上动摇，或有流氓、帮会习气的不良分子。

突出政治建队。早在沪西“打狗队”建队时，对人员的政治要求就很高，必须是优秀党团员。红队成立后，周恩来更是高度重视队伍建设的政治方向，每逢训练班都会安排思想政治课。他与罗亦农、恽代英等中央领导亲自为红队作政治报告。陈养山回忆说，正是通过聆听这些报告，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

江苏省委组建“打狗队”时，专门指派南京地委原书记黄逸峰为政治指导员。王若飞代表省委与黄逸峰谈话时强调：“这个队的成员尽管都是党员，但如果思想教育抓得不紧，掌握了武装还可能出乱子。你的任务是做好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周恩来

全面训练技能。1928年春，中央特科专门举办了为期20天的秘密工作训练班，包括红队在内的特科绝大多数人员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陈赓等为训练班授课，内容包括秘密工作技术训练和秘密工作纪律教育，以及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斗争，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等。1930年，红队又一次举办短期训练班，课目包括熟悉敌人警宪特机构和流氓帮会情况，熟悉上海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学习化装术、密码破译、用隐显药水密写。为练就精准的枪法，红队经常专门租船驶出吴淞口，行至海上练习射击。

严明工作纪律。周恩来为红队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所有人均单线联系，不得向包括亲属在内的任何人透露本职工作。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回忆说：“红队虽给予我们偌大的伤害，‘红队’这个名词对于我们虽是那样熟悉，但红队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内幕我们却完全不知，不知是怎样一个敌人，不知敌人在哪里。要解除敌人对我们的威胁，当然无从谈起。”

周恩来对“打狗”行动作出了明确限定，不搞扩大化，不用恐怖手段。早在沪西“打狗队”时期，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你们打走狗很好，我同意。但有一点不好，你们大小走狗都打，小的走狗我们可以中立或争取他们，要打大的。”红队建队后，周恩来多次强调，只消灭危害党的特务、叛徒、内奸，不打公开特务和国民党头面人物。脱党分子只要不投敌危害党，就不用武力制裁。1929年8月，周恩来在给山东临委的信中强调：“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

一身江湖习气、热衷于打打杀杀的顾顺章，一度想以解决经费为名采取绑票行动，还想用几大箱子炸药炸死在一品香饭店定期开会的二三十个租界包打听，均被周恩来坚决制止。

曾在共产国际与中央特科的工作联络中担任翻译的苏联汉学家、历史学家郭肇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特科的成就说明，党避免了冒险主义、恐怖主义行动和轻率，有效地保证了其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

建立情报来源。中央特科情报科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是红队的行动倒逼出来的。情报工作的完整链条是获情、研判、行动。没有情报，行动就没有方向和目标。红队成立之初，由于缺少及时可靠的情报来源，行动上不能提前防范，只能被动应付；不能先发制人，只能事后惩恶。

1928年4月情报科成立后，红队行动从此有了及时、准确的情报支撑，实现了锄奸惩恶的“快、准、狠”，完成了多项艰巨任务而未发生问题。徐恩曾曾哀叹：“共产党对我们的行动了解得那么清楚，真有防不胜防之感。”

完善装备配置。红队初期只有4支手枪，但就靠这4支手枪“横冲直闯”，打遍上海滩，令特务叛徒闻风丧胆，巡捕警察不敢干涉。至1929年下半年，红队实力发展到顶点，人员增至40余人，主要武器为各式手枪，必要时可配备长枪、机枪、催泪弹。交通工具主要是无牌无照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小汽车，遇重要行动可出动卡车，装上一袋袋大米，作为移动掩体开到现场打击敌人。

威震上海滩

“这一连串伤亡，尤其是最后两案，直接伤害我们派去的总负责人。且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次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

这是徐恩曾几十年后在其回忆录里写下的一段话，字里行间显露无遗的恐惧与无助，彰显着红队令敌人魂飞魄散的强大威慑力。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叛徒、内奸对党造成的危害极大。红队利剑出鞘，毫不手软地铲除了一批罪大恶极之徒。以办喜事燃放鞭炮为掩护，武力制裁了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引蛇出洞，处决了叛变投敌后潜回我党当内奸、出卖平凉路党的机关的戴冰石。反复侦查，镇压了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企图帮助国民党诱捕周恩来的叛徒黄第洪。蹲守跟踪，假扮卖冰棍老人刀毙了向国民党秘密“自首”后潜回党内充当敌人密探的陈慰年。周密策划，击毙了出卖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5人、企图外逃意大利的叛徒白鑫。毅然闯入敌特重兵布防的仁济医院，在敌人眼皮底下枪决了叛徒熊国华。

红队史上的辉煌战例之一，是1930年5月保卫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上海安全顺利地召开。中央特科当时在赫德路租了一幢四层楼房，伪装成医院。一层是中央特科人员假扮的医生、护士、门房、账房的“办公场所”，二层、三层是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层是会场。陈赓命刘鼎在附近另租了一处房子，遇事可从“医院”楼顶将人员转移至刘鼎住处疏散。红队全程武装护卫，有的保护与会代表进出，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假扮小贩望风，有的负责警戒会场防止敌人闯入抓捕，有的负责带路紧急转移。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受命组建临时家庭，假扮会址房东并参加了会议，而假扮他妹妹的“李一超”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

据李一氓回忆，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的近50名代表齐聚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一连开了三天会。会场上不仅高悬起镰刀斧头的旗帜，还放声唱响了《国际歌》。白色恐怖下如此“大张旗鼓”地召开“红色会议”，没有中央特科各科的协同保驾尤其是红队的强有力护卫，难以想象。

百密一疏，红队也有失手的行动。1929年8月，彭湃、杨殷等人因叛徒白鑫出卖被捕。周恩来命令中央特科调动了会打枪的全部20余人，在囚车必经处假装拍电影，准备武装营救。不承想送武器的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后叛变）来迟了，且枪支上还涂着一层黄油。待买来煤油擦去黄油，再抹上生发油，赶到预定地点时，彭、杨等人已被敌人押送到了龙华，后英勇就义。

坚贞不屈的红队队员

1934年12月，红队最后一任队长邝惠安与孟华亭、赵轩、祝金明等骨干成员被捕。敌人先是对他们酷刑逼供，企图获得我党地下组织情况。邝惠安等抱定必死的决心，坚不吐实。敌人见此招不灵，转以高官厚禄诱降，承诺只要写了“自首书”就能获释，可以不安排他们从事反共活动，而让他们发挥自身特长去对付日本特务和汉奸。邝惠安等人宁死不降。

为了拔掉红队这颗眼中钉，中统特务处心积虑地收买叛徒，安插内奸，千方百计打探有关红队的各种线索，逐步摸清了红队主要成员的活动规律。行动时，中统没有按惯例向租界预告并申请逮捕证，而是突然采取秘密行动，将邝惠安等人抓捕，事后才通报租界并迅速将这些“共党要犯”转移到了国民党监狱。据徐恩曾回忆，红队35人中，有28人被捕。

邝惠安

原中统上海行动区特务先大启曾目睹邝惠安被捕后的不屈表现。据他回忆，面对敌人酷刑逼供，邝惠安时而痛斥，时而戏弄，时而拒不答话，时而误导迷惑，令敌人无可奈何。

电影《东进序曲》男主角黄秉光的原型，原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中、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陈同生，曾于1934年12月被捕入狱，与邝惠安等人在狱中相遇，后与红队骨干孟华亭被关在同一间牢房。新中国成立后，陈同生在《不倒的红旗》一书中，动情地回忆了红队成员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

邝惠安等人“都是非常疲倦的样子，偶然望望我，眼角上带点微笑，似乎表示并未屈服”。

孟华亭对陈同生说：“我们的总方向是对的，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走的路线，还要摸索，还要付出代价。”“中国革命确实受了很大损失，白区工作非重新搞起来不行……你们要尽可能保存自己，活下去。”“我们这些人（指中央特科的人）够判几个死刑，是没有活着出去的希望的……敌人想尽一切方法来糟蹋我们的生命，来屈辱我们的精神，我们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

孟华亭自豪地说：“敌人未从我们嘴里，取得一点影响党的秘密组织安全的材料。我们的心，永远是与党在一起的。”

陈同生被这番话感动得落泪，孟华亭当即制止：“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面前滴眼泪，也不要为牺牲的同志伤心。人永远需要的不是相互怜惜，需要的是相互鼓舞。”

牺牲前，孟华亭递给陈同生一张纸条：“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尝尽人间辛苦。我们唯一的心愿是，你们要走正确的道路，斗争必须继续，这是我们的唯一遗嘱。”

“老赵（赵轩）临刑时双手握拳举在胸前，向我致意。我明白他的意思：咱们的心永远应该是坚定的。”

谈到另一名年轻队员祝金明的狱中表现，孟华亭只用了简短的5个字“他没有口供”，却把红队队员的坚贞不屈描述得淋漓尽致。

1935年4月，邝惠安等红队主要成员在南京英勇就义。

百发百中的秘诀

枪法，是红队选人的标准，是红队战斗力的体现，是敌人闻风丧胆之所在。

徐恩曾回忆说：“枪法以邝惠安为最精。”陈同生回忆说，孟华亭看上去眉清目秀、气度优雅，颇具“苏东坡的派头”，实则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善于搏斗的勇士”。陈同生与祝金明不曾说过话，听孟华亭说，小祝也是“一个很好的枪手”。

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中统中，不乏陈恭澍那样的“第一杀手”，不乏段云鹏那样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为什么在共产党的红队面前不堪一击、魂飞魄散？红队骨干中极具传奇色彩的赵轩在狱中的一番话，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在陈同生眼中，赵轩是个“非常勇敢沉着的人”。赵轩出身行伍，系冯玉祥、吉鸿昌旧部，曾参加长城抗战，当过团长。轰动上海滩的仁济医院锄奸案，赵轩是主要执行者。

1934年9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干部熊国华叛变投敌，引导敌特疯狂破坏党的组织。邝惠安率队锄奸，将熊国华打成重伤。国民党方面将熊国华送至仁济医院疗伤，并布下重兵张网以待。不料，红队竟直捣黄龙，实施了第二次锄奸。邝惠安、孟华亭等在院外掩护，赵轩只身深入虎穴，打扮成一名富商，手捧鲜花假装探视病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叛徒熊国华的病房，一枪即将熊国华击毙。一旁保护熊国华的特务刚拔出枪，又被赵轩一枪毙命。撤出医院时，正遇一个看门巡捕闻枪声赶到，赵轩镇定地对他说：“楼上出了暗杀，快去给巡捕房打电话！”说着，拉起巡捕的手双双向外走去，安然脱险，扬长而去。

徐恩曾沮丧地回忆：“对于这个特别病人加以严密保护，从进门起，到通达病房的走廊和病室内，每天24小时都有特别警探把守，这样的布置……殊不知仍然救不了黄（熊）国华的生命。”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曾于1935年初被捕入狱，与赵轩关在同一间牢房。他听说赵轩独闯仁济医院虎口拔牙的故事后十分惊奇，问赵轩如何练就了这么准的枪法。

赵轩的回答令田汉终生难忘。他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因为你充分认识到叛徒危害党的组织，不打死他党还要受损失。你的心就准了！心准手就准了！

赵轩说，有些人在打靶场是百发百中的。到了紧张决斗时，便不能沉着射击。只要一呼一吸之差，便不能打中敌人要害。只有对为什么打死敌人的道理了解得非常明确，对打倒敌人的重大意义有彻底的认识，对于敌人毫无恐惧，才能做到心准、手准。

此后田汉到处宣传赵轩这番话，并赋诗一首：

赵轩通马列，长城抗日本，

驰驱关塞上，不怕朔风冷。

退而藏沪渎，叛徒皆凛凛，

百弹不失一，“心准手亦准”。

君非学问家，出语多中肯，

愿作晨鸡鸣，尽使卧者醒。

从中，我们终于明白了红队是怎样练成的：“手准”只是红队威慑敌人的利器，“心准”才是红队无往而不胜的独家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