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有三个方面军经历的唯一开国上将，误杀上级却被毛主席刀下留人，被毛主席称为红军“干才”
陈伯钧上将，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人才和军事教育家，这个传奇式的跨越彰显了陈伯钧出生入死的拼搏之志，同时也包含着毛泽东耳提面命的教诲之情。几十年的硝烟烽火，锻铸了陈伯钧与毛泽东的深情厚谊。
生死与共的井冈情结
陈伯钧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达县河市坝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1大队。5月参加平定国民党右派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因作战勇敢，陈伯钧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8月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军，但途中被总指挥张发奎缴械扣押。脱逃后便在高安加入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
早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读书时，陈伯钧就聆听过毛泽东的教诲。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军校总教官恽代英经常给学生讲课，毛泽东也曾应邀到学校演讲。当然，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并不认识这位台下听讲的16岁学生兵。但陈伯钧从见到“毛委员”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被他的渊博学识、动人演讲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感染。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前夕，时任独立第三团新兵训练处主任的陈伯钧，在江西铜鼓再次见到了中央派来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9月10日晚饭前，毛泽东与参加秋收起义的全体干部见面，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宣布了起义计划。饭后，急于得到毛泽东指点迷津的陈伯钧，想就自己负责的新兵训练工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见一位年轻同志走过来，便亲切地招呼到自己身边，俩人无拘无束地聊起来。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名字、年龄、籍贯和经历。陈伯钧谈了新兵训练的做法和想法，毛泽东不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最后鼓励陈伯钧好好工作，勇敢地接受革命的考验。陈伯钧一口四川话和诙谐的谈吐，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后，陈伯钧来到井冈山下，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他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以毛泽东为老师，勤奋学习，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个人道德修养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10月3日，陈伯钧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下的古城，参加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联络井冈山上“绿林首领”袁文才、王佐武装。毛泽东派陈伯钧、游雪程上井冈山，到袁部任连、排长，做团结改造工作。出发前，毛泽东专门与陈伯钧等促膝谈心，告诫他们：“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陈伯钧等到职后，集中在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因脚伤未愈的毛泽东，来到茅坪养伤。在这里，毛泽东与陈伯钧进行多次谈话，还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陈伯钧后来回忆说：“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会入地土遁、腾云驾雾，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于是陈伯钧狠抓“能打能走”的训练，使部队很快走上正规。
1927年底，陈伯钧任连长时，曾带领袁部一个班的兵力，护送毛泽东下井冈山去茶陵寻找主力部队。下山第二天，陈伯钧让这个班战士回山归建，只和毛泽覃带几名战士继续护送毛泽东。经过一天急行军，他们在距茶陵五六里的小村庄住宿。这时传来国民党围攻茶陵城的枪声。由于人少，大家商议夜间轮流放哨，毛泽东便与陈伯钧一起担任下半夜到拂晓的警戒。夜半时分，茶陵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撤出茶陵的起义军部队不向井冈山撤退，却往南向水口方向撤退，后来证实是团长陈浩叛变所致。毛泽东预感事态严重，决定立即向南追赶部队。毛泽东在路上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陈伯钧立即回答：“我同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好了。”他们终于在掌灯时分赶到水口，追上大部队，随即召开干部会议，将陈浩等人撤职，押回井冈山受审。同时还决定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开拔。为此，毛泽东又命陈伯钧连夜抄小道往砻市送信给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大部队的准备。陈伯钧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短短几天生死与共的危急考验，毛泽东对陈伯钧更加信任。在随后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时，便任命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还听取陈伯钧的汇报，叮嘱他好好读书，年仅17岁的陈伯钧，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培育下，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日益成熟起来。
然而陈伯钧毕竟还年轻，随后发生一件事，要不是毛泽东出面保护，陈伯钧能否活下来还很难说。
1928年春的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教导队长吕赤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掉算了！”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打土豪归来，刚迈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持枪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他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撞针，击发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砰的一声枪响，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愣住了：同是四川老乡、黄埔军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日里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亲密战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枪下……陈伯钧跪倒在地，呼唤他的名字，但一切已无可挽回。
陈伯钧闯下大祸后，随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时任1师2团参谋长的徐彦刚怕陈伯钧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的处置。
对吕赤之死，毛泽东也很难过，但他弄清情况后并没有马上作结论。毛泽东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讲的道理。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向大家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见毛泽东讲的既不失法度军纪，又入情入理，便逐渐缓和了情绪。这时，仍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严肃起来：“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没有反对意见，毛泽东让自己的警卫员找来竹板子，在大家的监督下对陈伯钧执行惩罚。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收住了。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据陈伯钧事后讲，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陈伯钧也因此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降为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正是在井冈山的火热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而后的几十年，陈伯钧以百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这不仅仅是知恩图报，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证实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和对党的领袖的赤胆忠心。
一言难尽的长征书信
1930年12月，陈伯钧被毛泽东、朱德委任为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投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陈伯钧率部首先在龙冈打响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枪。他指挥部队勇猛穿插，攻入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部，活捉了该师师长兼江西“剿匪”总指挥张辉瓒。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龙冈战斗结束后，陈伯钧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该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2年6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22岁的陈伯钧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1933年1月陈伯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同年8月31日，他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自己对当时形势及反“围剿”打法的意见。这一做法，立即引来了对他的激烈批判。9月5日，在红一方面军总部会议上，陈伯钧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观点及政治之错误认识”，遭到了“严格而又深刻的布尔什维克的无情斗争”。但耿直的陈伯钧并没有屈服。他从红军总部被批判回到红五军团后，立即起草第二次申诉书，重申前呈意见书的内容。
陈伯钧的“顽固”态度激怒了“左”倾领导人。10月4日，陈伯钧被免去红五军团参谋长职务，降任新成立的红十三师师长。但是不管遭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陈伯钧不计个人荣辱，率领红十三师六千官兵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
1934年10月1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下，陈伯钧率部从兴国出发参加长征，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他指挥的十三师作为红一方面军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他遵照毛泽东、刘伯承等领导同志的指示，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与敌苦战一整天，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
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十三师三个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任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指挥所部执行后卫任务，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作手术。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亲往医院探望，他们并就作战形势进行了交谈。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小时阻击战，终将追敌击溃。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常常要阻击数倍于己的追敌，待掩护兄弟部队全部通过后，再急行百里追赶大部队，因而快速出击，打硬仗、恶仗成为后卫的“家常便饭”。在长征中，五军团作出了巨大牺牲，圆满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指挥方案，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堪称“红军铁流后卫”，陈伯钧也在红军将领中赢得“铁屁股”之美誉。
陈伯钧牢牢记住毛泽东让他“好好读书”的嘱咐，戎马倥偬不忘学习总结经验和心得，这个时期写了《论运动防御》等文章，强调运动战的重要性，成为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理论文件。同时他坚持写日记，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哪怕战斗多激烈，都一天不落，被陈士榘上将称为“我军高级干部绝无仅有的好习惯”。这部从1933年至1950年的《陈伯钧日记》，后来正式出版，给党和军队留下了弥足珍贵和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料。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陈伯钧调到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第九军任参谋长。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红军北上的正确方针，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作了坚决斗争。
1935年9月，陈伯钧所在的左路军南下途中，听到一些受张国焘影响的同志关于两个方面军起纠纷、闹矛盾的种种议论，深为愤慨，觉得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负有责任，不该在遥远而艰苦的长征路上闹独立，这样势必造成红军的分裂甚至毁灭。他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心情：“是夜静思，痛澈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于是在９月８日，陈伯钧直接找到张国焘，当面提出要他“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但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推托敷衍，陈伯钧忿然提出离开红九军。随即，陈伯钧受到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一些人围攻，惯于耍两面派的张国焘一方面安抚陈伯钧，同意其调离九军；一方面纵容亲信把陈的坐骑、望远镜扣下，打其马夫，整其警卫员，逼使他只身离开了红九军。
1936年６月初，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先头部队与四方面军部队接触初期，听到的多是关于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负面消息。直至6月17日，陈伯钧所在的四军才与六军团会合，多年不见的老战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陈伯钧连续两个夜晚找萧克、王震交谈，他们听陈伯钧详谈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随后将真实情况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
二、四方面军将要会师后，陈伯钧就写信给刘伯承，要求调到二方面军。随后，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会见陈伯钧，并通知他调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任军团长。陈伯钧与政治委员王震率领六军团征战数月，终于在10月18日与一方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于甘肃老君坡。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十分挂念与他有着多年交情的陈伯钧，也经常听到他率部打胜仗的消息及总部首长的赞扬之声，于是在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的前夕，给陈伯钧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加盖了极少使用的图章：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相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九死一生的陈伯钧收到这封比家书还要珍贵的书信，眼睛立刻湿润了。他想不到在炮火连天的漫漫征途中，掌握整个红军命运的毛泽东会给一个属下写信，并带来如此褒奖和诚挚的问候！除了指挥打仗，这是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写给个人的唯一信件。真可谓纸短情长，蕴含着统帅对爱将一言难尽的牵挂和赏识。
促膝谈心的延安岁月
1937年5月3日，陈伯钧作为红二方面军代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见到了阔别两年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党代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此时的身份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在陈伯钧心目中，依然是那个亲切和自己尊敬的“老毛”，他对“老毛”的报告由衷地敬佩，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方向。
5月9日，陈伯钧随朱德游清凉山后，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久别重逢，俩人紧紧握手，互致问候，毛泽东随手拉了两只小板凳坐下来。陈伯钧向毛泽东汇报了滞留红四方面军，及在红六军团的情况。对于陈伯钧与张国焘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情况，毛泽东早就知道了。他不仅欣赏这位“红军干才”的骁勇善战，而且称赞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鲜明立场。随后，毛泽东、陈伯钧等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住地前合影留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红六军团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陈伯钧为旅长、王震为副旅长。毛泽东嘱咐他不仅带兵打仗，还要做好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年仅27岁的陈伯钧率七一八团驻防陕北洛川，他深知责任重大，告诫自己：“过去我因只负责简单的军事工作，对政治问题深思熟虑不够，缺乏精密考查的功夫，因之工作不够深入，趋于浮躁。个性方面亦欠冷静，今后应加强政治学习。”
9月20日晚，陈伯钧再次就“目前时局、形势，及关于部队工作问题”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教。9月23日，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时在国民党川军中就职）与四川代表王干青来到延安。晚上，毛泽东设宴招待，陈伯钧奉陪。“席间，毛主席谈古论今，确实相当风趣。”深夜，陈伯钧在毛泽东窑洞，就军事政治的训育、统一战线及自己的家事等情况进行了汇报交谈。毛泽东提醒陈伯钧在部队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对他寄予了厚望。
10月9日，当陈伯钧的二哥离开延安时，毛泽东送了300元钱作为旅费，并希望他回川后利用其社会关系多做些统战工作，转变对共产党的看法。毛泽东知道陈笃斋回川路上经过洛川，就托他带给陈伯钧一封信，信中关切地询问陈伯钧：“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并说，“你那些兄弟（在国民党的）应用好的态度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转变。”陈伯钧收到信后，觉得毛“为此小事深为劳神”，非常感动，决心将自己多年来养成的读书习惯坚持下来，不断克服自己浮躁的毛病。
陈伯钧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依据他的著作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经毛泽东亲笔批改，发表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时，毛泽东专门写有编者按：“这篇文章，是陈伯钧同志节录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同志所著‘游击战争’小册子上面论游击战术之一部分，为了适合抗日战争情况，陈同志在文字与条文上有所增减，复经毛同志校正，今在本刊发表，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参考。”
1938年6月，毛泽东考虑到陈伯钧的特长，将他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部长，担负起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重任。
毛泽东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陈伯钧将此铭记在心。他在延安抗大呕心沥血地工作：学生管理，教员的调遣，教材编写，训练的组织，战略学的讲授，他的演讲和教学，口碑很好。他的战略学算得上抗大的招牌课，参谋作业这种业务课也不在话下。他会写作，能演说。在抗大一次演讲两三个钟头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他一天内讲了八小时，“差不多已近声嘶力竭，仍愈讲愈有劲”。无论是在军校还是作战部队，陈伯钧都受到所在单位学员和指战员的欢迎。毛泽东曾亲自讲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但后因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再来，就亲自指定陈伯钧接替他上这门课程。
天安门上的深情问候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伯钧奉命到东北前线，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后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协助刘伯承组建南京军事学院。陈伯钧任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等职。1952年春天，毛泽东来到南京，陈伯钧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表在上海治病的院长刘伯承汇报工作。毛听完汇报，一声感叹：“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这句话，让陈伯钧想起毛泽东当年让他们立下的誓言：“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不禁万分感慨。刘伯承后来号召大家树立“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的决心。1955年陈伯钧任军事学院副院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再次视察南京军事学院，陈伯钧与刘伯承、谭震林等一起陪同并汇报工作。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
1957年10月，陈伯钧调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叶剑英）。但从这年年初开始，陈伯钧等被说成在军队院校工作中，犯有“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遭到批判。对此，陈伯钧明确表示保留意见。他虽然背负着“心怀不满，抵触严重”的罪名，但依然襟怀坦荡。1960年4月14日，他在高等军事学院作关于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讲演，而后发奋著述，并出版了《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书。1962年，陈伯钧撰写了《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一文（载《红旗飘飘》丛书），回忆了他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的经过，将自己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将帅情”公之于众。
1962年9月，叶剑英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陈伯钧为院长。陈伯钧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毛泽东与陈伯钧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年春天，陈伯钧已被林彪点名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遭到造反派多次审讯和揪斗，但仍被党中央列入五一劳动节观礼名单。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特意走到陈伯钧跟前，关切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他们的对话只有这一句，但在那个特殊时期，一句话也足以传达领袖与爱将难以言状的浓浓情谊。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当时主持军委和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与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莫文骅将军曾作词悼念：“半世纪来随主席，征南北，讨西东。血洒禾黍绿葱葱……”倥偬戎马，时世更迭，陈伯钧与毛泽东的将帅深情，永远铭刻在血铸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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