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抓个日军俘虏有多难？ 看看八路军是怎么做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军事实力远超中国的日军，中方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处于守势，表现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这个时候，俘虏日军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使抗战的第一个胜仗平型关大捷，虽然歼灭了一千多日军，但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剑桥中华民国史》称：“共产党只缴获到大约100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但是俘获敌人对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瓦解敌军确实有特殊的意义。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及抗日部队，在以后的战争中俘获了不少的日军并实行正确的俘虏政策，亦可称为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国共双方都千方百计地想俘获日军

平型关之战结束打扫战场时，115师副师长(实际上是政委)聂荣臻专门强调：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但是，不但一个俘虏都没有抓到，而且好些八路军指战员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例如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救治，但这个日本兵刚缓过气来就一口咬掉了那位营长的耳朵。还有一位通信员在收线时发现了一个身受重伤的日军，当通信员准备为他包扎伤口时，却被那个伤兵一刀刺进腹部……。据说当地农民抓到了一个日军俘虏，在准备押送给八路军时，却因这个俘虏疯狂反抗，被愤怒的农民打死了。115师师长林彪在战后总结的《平型关战斗经验》中坦率地指出：“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后来的史料证实，除了林彪指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军的“战阵训”。“战阵训”规定，要面对死亡，活着不当俘虏，不忍受屈辱，不投降，直到战死。如果做了俘虏还活着，就等于是叛国投敌。即使是逃回，也要受到军法审判。

平型关大捷，遗憾的是没有抓到一名日军俘虏。

但是俘获敌人对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瓦解敌军确实有特殊的意义。国民党军队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众所周知，抗战之初，尽管正面战场顽强抵抗，迟滞了日本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步伐。但是节节退守，要抓到日军俘虏肯定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一直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才算是有了机会。长沙会战可以说是正面战场打得比较好的战斗，对全国抗战也起到了鼓舞作用。不过，在俘获日军方面也难有进展。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于敌我伤亡人数，国民党的军令部长徐永昌称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他在日记中记载：因为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蒋介石对此次会战非常关注。在战斗结束后来到南岳，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长沙会战，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曾瀛洲：《抗战中的南岳》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第128页-129页)

共产党之所以被称之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与俘获了不少的日军并实行正确的俘虏政策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120师359旅在“上、下细腰涧战”中俘敌十余名，图为王震(右二)与日俘谈话，右三为翻译赵安博。

八路军抓到的第一个日本战俘是在1937年11月4日，由115师的343旅参谋长陈士榘亲自擒获的。此事在当地一时引起轰动。八路军抓到批量俘虏的时候是在1938年2月。2月18日，120师359旅旅长王震率部奔袭平社村车站，因未达到战斗目的，于22日撤出了战斗。120师师长贺龙于23日晚亲自赶到参战部队，指示他们总结经验，再攻平社村，把车站拿下来，捉几个日本俘虏。贺龙对指战员们说：“现在天天传八路军打胜仗，就是看不到活的俘虏。你们这回再攻平社车站，少缴几支枪不要紧，一定给我抓几个俘虏回来，看看他们还骄横不骄横。我就不相信鬼子那么厉害，抓不住他。有人说，抓住的鬼子都不走。不走?你就抬起他走，怕他不来?”果然，这次战斗抓到了几名日军俘虏，有的还真的是被捆起来抬回来的。从此以后，359旅参战时总是想方设法多抓俘虏。例如在“收复七城战役”的三井地区作战中就俘获了28名日军。

在俘获日军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还是359旅在“上、下细腰涧战”中抓到了一批日本俘虏。有军史学家称，“上、下细腰涧战”是第二个平型关大捷。此战发生在1939年5月，共歼灭日军5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及大量军用品。在战斗接近尾声时，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在草丛中负隅顽抗。参战的359旅717团团长刘连转命令：“不要打死他们，抓活的!”最后生俘11人。在打扫战场时又收俘日军伤兵53名。战斗结束后，有些战士对这些俘虏恨之又恨，说恨不得把他们都枪毙。王震知道后严肃地对战士们说：“这些日本人已经放下了武器，成了俘虏，他们也应该有尊严。”王震还亲自对这些俘虏进行了教育，359旅敌工科长、懂日语的赵安博担任翻译。当时的《抗敌报》刊载的消息中刊登了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的话：“我能和王旅长见面，觉得非常高兴，在我的生命史上写上了最光辉的一页。是他指示我新的光明的道路。对他，我将永久的保持着感谢和尊敬。”“的确，这表现了八路军的正义。在此次战斗中，旅长的军事能力，也可见一斑，我也不能不承认此次日军的全盘失败”，“以前我对八路军有许多偏见，实在惭愧得很。最后我祈祷王旅长、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胜利”。在这些被俘的日军中，有的留在了359旅，后来参加了由日本反战人士组成的“反战同盟”。王震在与日军俘虏谈话时，随军的著名电影工作者袁牧之，拍下了几张照片。其中最著名的照片是“王震与日军俘虏谈话”。当袁牧之等人离开时，王震说：“谢谢你们拍了许多我军抗日杀敌的镜头，为后世留下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因为这次战斗是在随机应变时集中了相对优势兵力，在没有友军的配合下八路军独自完成的一场歼灭战，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在宣传战绩的同时，“王震与日军俘虏谈话”的照片也传遍了国内，甚至传到了国外。据说当时一位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连声称赞八路军是“神兵”。

教育改造战俘的样板——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聂荣臻在平型关所说的抓几个日军俘虏游街的说法实际上是一时的气话。优待俘虏是红军时期就有的政策。陕北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即对日军俘虏工作作出指示：对于俘虏的敌军士兵，不但不应加以杀害和侮辱，而且要加以优待，以争取其同情，然后有计划地派回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1937年10月6日，根据平型关战斗日军士兵抗拒被俘的事实，再次发出要优待俘虏的指示。毛泽东还指出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

随着抗战发展，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官兵逐渐增加。冀中军区在1938年以后的3年时间里，俘获日军60多名。1941年“百团大战”，八路军俘获日军281人。1942年在田家会战斗中，八路军120师俘获日军100多人。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的日军也从无到有，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至少有千余被俘日军和投诚人员后来还成为了“日本八路”。

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典礼。

1939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受伤的右臂。在莫斯科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在一家医院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在离开莫斯科前告诉野坂参三说即将回延安。野坂参三趁这个机会跟周恩来商量，说：如果我把在莫斯科做的工作转移到延安去做，反对军国主义，你看行不行?周恩来说：行。于是，野坂参三于1940年3月随周恩来到了延安。野坂参三后来回忆道：“在延安最初管理从前线上退下来的日本兵。中方告诉我，这些日本兵虽然为日本军国主义跟中国打仗，但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如果改造过来可以成为一支很好的反战力量。”野坂参三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于1940年10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俘虏。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典礼。中央机关及延安各学校、团体的2000余人参加祝贺。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日本工农学校培养的都是日军战俘中和投诚者中的优秀者，他们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个抗日战场自愿而来。工农学校根据日本学员的文化程度、思想状况和政治表现，分别编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据统计，这所学校总共培养了约500名学员。其中36名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现在在延安工农学校的旧址上还可以看到他们的纪念碑。该校位于延安著名的地标宝塔山南坡。当初筹备人员找到这个地方准备作校址时，有人反对，认为它在延安的中心，靠近宝塔山，容易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把学校设在这里。事实上，日军在多次轰炸延安城时，正是把宝塔作为搜寻延安的唯一标志性目标而保留下来，危险最大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了。

当年的学员们深深感受到了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魅力。在他们的回忆中，谈到阅读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时候，很多人“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感到吃惊，像挨了雷击似地受到震动”。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延安整风运动。当整风运动吹进了工农学校时，学员们开展了适合自身的整风做法。那段时间，他们之间互相交谈经历，交流思想。“结果，同学之间更加亲密了。不仅如此，还发现了几个日本军部派到工农学校的特务”。有的特务是自己坦白的，并交代了各自的任务和训练内容。这几个特务中既有最终参加反战同盟的，也有在逃跑后又被抓回学校的。

每期学员们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他们利用日军士兵的思乡情，宣传八路军“不杀俘虏”政策，鼓励弃战投诚;鼓励日军基层士兵反抗长官，激化官兵内部矛盾;唤醒日本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使其认识到侵略战争反动性。他们的主要方法是阵前喊话、散发传单、寄送慰问袋和信件。这些学员熟悉日军内部情况，在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当时朱德就说过：“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战后有日本方面的研究称，在抗战中后期，日籍反战者的“基层策反”对日军士气造成有效打击。

工农学校的经费和学员的一切生活费用全部由八路军供给。他们的生活标准高于八路军官兵，文化体育生活也丰富多彩。学校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每周搞一次体育运动日，不定期地举行排球、棒球、棋类比赛等，以丰富学员的文体活动和其他社交活动。学员们自排自演的《前哨》、《岛田上等兵》等话剧，颇受好评。《岛田上等兵》1944年冬首次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公演时，毛泽东和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出席观看。剧情梗概是，日本士兵向他们的上司——中队长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可是并没有得到答应。于是，士兵们打死了中队长，投向了八路军……。随着剧情发展，观众中不时传出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

毛泽东似乎也被剧情感染了。坐在毛泽东身边的赵安博解说道：“这些演员都是我们学校的日本学员。扮演主人公岛田上等兵的演员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学员中汉语说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们俘虏时，他曾刺伤咽喉企图自杀。喏，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那位戴近视眼镜、扮演日军中队长的叫梅田照文。他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被我们俘虏的。排演这个戏分配角色的时候，日本学员都不愿意演日军中队长这一反面角色，都觉得这个角色不光彩……”

毛泽东插话问道：“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没有等赵安博回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一定是用硬性摊派的方法喽!”赵安博说：“后来我们做了点儿工作，说从艺术角度考虑就他的形象符合角色。他总算勉强同意了。但在演殴打士兵那场戏时，他下不了手，经鲁迅艺术学院派去的指导老师反复启发才出了效果。”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高度称赞道：“这个戏很好，内容很丰富，演员演技也不错。”后来，这个原本计划只上演三天的剧目，累计公演了一个月。

当抗战进入后期时，敌后战场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为了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美国决定向延安派驻使团。尽管蒋介石不愿意美方和中共建立任何合作关系，但是后来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只是在使团名称方面坚持不同意用“代表团”。最后经国共、美方协商，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他们“观察”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延安的工农学校令他们大开眼界。

美军观察组的四位成员曾观看过一次工农学校举行的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由日本学员自编自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特别是“收割的秋天”这出戏，反映日本农村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碾打，但在稻谷丰收后，自己却颗粒未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供给侵略战争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应山事件”话剧，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当剧中那位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甚至挥动起了拳头，喊道:“干啊!干啊!”

文艺晚会在“八路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落下帷幕。美军观察组的一位成员受师生邀请讲话。他用半生不熟的日语说:“真没想到，工农学校的学生在延安过着这样愉快的生活，连新来的日本士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与大家心连心，这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时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旧地重游……”

1944年11月21日，美军观察组的全体成员参观了工农学校。在事后的一份总结中有这样的内容：“促使工农学校学员思想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条：第一，他们发现八路军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第二，遇见转到敌人方面的日本人后，心理上受到了冲击;第三，八路军的优厚待遇;第四，开始接触外面的消息，从中得到启发，看出日本可能失败，有可能出现与以前不同的政府;最后一点，工农学校的教育是促成他们转变的决定因素。”

日本人参加了边区的参政议政

2014年9月30日是我国首个国家法定的烈士纪念日。在这个纪念日到来之前，民政部公布第一批抗日战争300名抗日英烈名录，其中，以反战人士身份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英勇捐躯的宫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从侵华日军转身成为“日本八路”，宫川英男的一生颇为传奇，其中有个亮点是他曾经担任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

据统计，像宫川英男这样担任过边区参议员的“日本八路”一共有九位。当年美国记者福尔曼在参观延安后写道：“在共产党控制的区域里，俘虏营是不存在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就宣称，他们不杀俘虏，而且给战俘以优待，愿意回去的，将放他们回去……”，“留下的人，享有完全的个人自由……”，“他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宫川英男(前排左一)自愿参加八路军，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一员。1945年，在日军“扫荡”中牺牲。

福尔曼所提到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指的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竞选参议员的事。有位学员叫做森健。他是前面提到的王震部队首次成批量俘虏的日军人员之一。森健后来回忆：“王震旅长指挥的八路军攻击了太原至同蒲线上的平社村车站，我当时被俘，成了八路军的俘虏。1938年末我来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后的第三个月。日本俘虏的住处离敌工科办公室不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拉铁丝网。也许还把我当作国际友人对待吧。”经过教育，他申请加入了八路军，并成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发起创办人之一。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参议会议员竞选。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抗大、鲁艺等7所院校为一个选举单位。各校先按要求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然后由候选人公开演讲，让选民投票选举出参议员。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和日本工农学校联合推荐了森健为候选人，鲁艺候选人是周扬，抗大候选人是郭化若，还有延安自然科学院候选人徐特立等。

选举那天，各学校的选民们像过节日一样，簇拥着自己的候选代表，扛着标语，有的还敲锣打鼓，列队进入会场。设在延安飞机场的选举会场，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鲁艺师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将周扬画像抬出来，以张声势。各位候选人可发表20分钟演讲。森健是用日语演讲，由担任工农学校副校长的赵安博现场翻译，所以特许时间延长到40分钟。他在演讲中说：“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府，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的经验。”演讲博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最后，工作人员当场发给到会选民每人一张选票，实行无记名投票，由选民们在候选人名字后画勾，依次走到投票箱前投票。投票结束后，当场开箱验票。选举结果是周扬得票第一被当选，森健第二。第二天，边区政府发出通知，决定作为特例，把森健推选为参议员。工农学校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随后，工农学校的学员中小路静男又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还有秋山良照、茂田江纯等七位“日本八路”，先后当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延安各界于8月30日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延安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出席了大会。在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几乎全部为中日友好事业贡献了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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