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日本人 死为中国魂：从日本帝国军人到八路军俘虏
编者按：小林清，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38年，他被强征入伍，随日军在中国山东青岛登陆。1940年，小林清在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起初，他对八路军充满抵触情绪，但在八路军的感化下，他逐渐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并于1941年加入八路军。
1942年，小林清参与组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并担任副支部长。他利用对日军的了解，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成功瓦解日军的战斗意志。他还担任军事教官，教授八路军战士使用缴获的日军武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小林清继续留在中国，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内蒙古工作了20多年，后被调入天津社科院，成为教授级研究员和市政协委员。
1981年，小林清与日本的大哥取得联系，但面对大哥希望他回国的请求，他选择留在中国，并于1983年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小林清同志的长子小林阳吉，长期致力于传承和弘扬其父亲小林清的抗战精神，积极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小林阳吉曾多次参与中日友好活动，并以“日本老战士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近年来，他通过撰写文章和参加活动，记录和传播包括其父亲在内的日本八路的抗战经历，呼吁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抗日战争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小林阳吉将传记《生为日本人，死是中国魂》授权给红色文化网连载发布，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第一章、帝国军人
父亲的故乡在日本大阪府郊区。一百多年前，那里还是农村，是一个比较荒凉的村庄，只有三百多户人家。
他们家没有土地，小林清的爷爷在村里经营着一个小杂货店。父亲排行老大，帮助爷爷经营生意。父亲是性格直爽，脾气暴躁，爱喝酒的汉子。他在明治天皇时期服过兵役，当过东京皇宫警卫团的士兵。他曾为此一生引以自豪。
母亲嫁给父亲后就改姓小林。母亲是典型的日本妇女，善良、勤劳、温顺。在日本，由于当时社会的束缚，妇女所受的痛苦更为深重。她们不仅要和男人一样承受生活的重担，而且在社会和家庭中还要受“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道德的束缚和折磨。母亲每天除操劳家务之外，还要抚养和教育孩子。
小村和日本其它的农村一样，人们长期受封建天皇制度的束缚，过着贫穷的生活。除了几户地主以外，剩下都是世世代代把血汗洒在土地上的贫苦农民。这里的气候温暖，属亚热带气候，主要种水稻为主，在风和雨顺的年成里，生活还算过得去。农民们虽然每年收获白花花的大米，但从来也舍不得净吃光是大米的饭，总要把稗子掺在大米里吃。遇到灾年就倒霉了，人们纷纷离乡跑到外面去做短工糊口。
二十世纪初，日本社会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农村自然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农民被迫卖掉土地，背井离乡流向城市。小林家经营的小杂货店也因此日渐萧条。
父亲和爷爷商量，卖掉了小杂货店，凑了一点钱，带着母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到大阪市区寻找生路，把小林清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父亲到大阪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大阪的南区千日前通大街租赁了两间房，开了一家小饭馆。这里是市中心，经营各式各样商品的大大小小商店，毗连林立，十分繁华。每到夜晚，霓虹灯闪耀辉煌，被称为大阪的“银座”。父亲盼望着饭馆生意兴隆，一步一步地兴旺发达，特意给饭馆起了个象征吉祥如意的名字，叫“一二三料理屋”。
小林家的饭馆，由于哥哥姐姐都能干活，生意还算可以。后来，因为大哥竹造外出做工，店里人手少，父母亲就把小林清从乡下接到城里来住。这时，小林清已上小学三年级，一面读书，一面帮家里做事。那时，城里的学生上学，都背着书包，可是小林清只能用父亲小时用过的毛巾、包袱皮来包课本作业和用具。下学后和同学们一块玩耍的时候，就在包袱皮的结子上拴一条绳子，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为此同学们看不起小林清，常欺负他，说他是乡下来的“土包子”。小林清也不示弱，经常和他们打架。他回家后又要干活，没有复习功课的时间，天长日久，学习成绩逐渐下降。
家中忙的时候，小林清干脆就不去学校了，但是有两门课是不能不去上的，一门是修身课，另一门是军训课。修身课讲的是做人的道德准则，在哪一种场合、行哪一种礼节，还学习中国的孔孟之道，以及如何做一名天皇的赤子等。军训课的教官是两名陆军军官，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和身体训练，同时也向学生们灌输军国主义的黩武思想。
修身课和军训课是十分严格的，只要有一次不上，学校就会找家长，家长要到学校里去赔不是，并且要保证下次不再犯。这两门课，小林清从来没有缺过课。
教育敕诏是一套伦理原则，旨在规范人民与国家间的一切关系，培养人民自觉敬重天皇的统治权威。敕诏中说：“咨尔臣民，我皇室之祖先建立帝国于广大而永固根基之上，并使道德深入人心。我臣民以忠孝为依归，世世相承，发扬光大，此即为我国教育之所本。……增进大众福祉，促进公共利益……于危机之际，勇敢为国献身，以保障维护我皇室基业之繁荣地久天长。”此后，天皇敕诏的道德教育，成为小学课程的必要部分，每个学校均将教育敕诏与天皇像悬挂在一起，并于每日早课时大声朗读。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中国北平西南的芦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开始了全面的“支那战争”。日本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一九三七年年七月七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诡异的是，20分钟之后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是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而这一消息未向上级报告。于是，二十分钟的开小差，直接触发了战争。现在看来，即使没有这二十分钟，日中双方也会有别的借口发生冲突。当时南京的中国政府第一次表现出它已做好与日本作战的准备。
对于一个早就被肢解的中国来说，在承受了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整个民族积压的愤怒，到了一点即可熊熊燃烧的程度。因此，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在现实大背景下都随时可能爆发小磨擦、小冲突，而突发的小磨擦、小冲突也必然引发全面的对抗。舞台背景早就由日本方面搭建起来。在这一舞台上，中国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时代》，1937年7月19日)
不过，当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起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发生的中日冲突，就会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也难怪，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北方的局部抗战从来没有停止过，绥远抗战、长城抗战都曾以激烈的战斗令世人关注，但都没有发展为全面抗战。因此，美国《时代》首次报道卢沟桥冲突时，将之放在“远东”部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单独列为“中日”部分。同时，“远东”部分突出的也不是中、日战争，而是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另一场苏、日军事冲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舆论界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
“七月七日晚上，我皇军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之际，该地中国驻军突然向我方开炮。当时，我当局曾用尽一切办法，想把问题就地解决，不使之扩大。然而南京政府却一味自负于自己的军备，不接受我方的诚意，始终对我方采取挑战行为。迫不得已，我皇军为了保护在华侨民和东方的和平，最后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
但在日本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份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还以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陆军大臣杉山元曾经放下豪言壮语：“3个月以内解决中国事变”，参谋本部也妄称“只要在塘沽附近登陆的话，中国一侧就会举手投降”。
日本军部一次次挑起的事端，多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军官胆大妄为之举，事后经官方确认照准，推波助澜之下，竟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波及数亿人的全面战争。
当时，父亲因为受过长期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再加上这样的宣传影响，对中国的确抱着敌意和仇恨。父亲觉得蒋介石这家伙实在是个傻瓜，日本这样处处为中国着想，为什么还要向日本挑战呢?如果没有日本，中国恐怕早已成为英美俄的殖民地了吧!不过，日本可怜中国是有限度的，如果反抗的话，就非彻底地把蒋介石搞掉不可。总之，父亲对中日战争的看法，是和日本舆论界一样的，认为日本方面进行的战争是自卫行动，是为了东方的和平，膺惩中国的神圣战争。
战局在不断地扩大，日本无敌的皇军节节胜利。人们每天都听政府和军部发布的连战连胜的捷报，高兴得不禁跳跃起来。大批青年应征，开赴战场。看着一批批挂着红布条出征士兵的雄姿，父亲也梦想成为一名天皇的士兵，到战场上去作战，并期望平安地立功回国。
8月13日，中国军队向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日军仓促应战，并紧急从国内派兵增援，揭开了第二次上海事变的序幕。由于蒋介石一改以往忍辱负重的态度，竟主动在上海开辟新战场。当时日本在上海只有几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没有什么准备。日本军部的“事变扩大派”当初只是设想把芦沟桥事变扩大到华北地区，并没有在中国全土展开全面战争的计划。可是蒋介石的上海攻势，使日本军部对战争的指导发生了混乱。
日本军部刚开始还不想扩大上海战线，8月15日只派出了最低限的2个师团(3万余人)的增援部队，但蒋介石将其精锐部队70万投入上海，使用人海战术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迫使日本不断增兵。由于现役部队的人数不够，日军不得不紧急临时召集预备役部队参战，最后日本投入上海的兵力达30余万人。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部并不想把战火扩大到整个中国，只设想打一场短期的、局限于华北地区的速决战，在短期内一举摧毁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中国人屈服。战后的1946年，美国战略调查团对日本的侵华战略进行了调查，该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中说“对于日本的侵华战略，本调查团对多数日本将校进行了讯问，这些日本将校均表示当时既没有侵占中国全土的必要，也没有侵占中国全土的欲望……没有料想到1937年的华北事变，会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
这个报告比较客观地说明了当初日本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动机。当时日本人以为蒋介石在芦沟桥事变后，会派主力军队前往华北保卫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日军进行军事决战。但蒋介石并没有直接派兵去保卫华北，而是转而进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将日本拖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因此一些日本人声称日本原本不想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中日间的全面战争是中国人挑发的。然而中国取胜的唯一出路就是与和日本进行长期持久的，不以争夺领土为目的的消耗战，将对手消耗拖垮。如果当时蒋介石在华北跟日军进行一场争夺领土的决战，中国不仅必败无疑，还要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
战局的不断扩大，战线越来越长，政府颁布了“国民总动员法令”，加紧了国内的征兵工作。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冬初，小林家突然接到了印在红纸上的“征召令”，父亲被征入伍了。当时，他正在大阪实业学校酿造专业读二年级。
那天，小林清一回到家，妹妹就向他鞠躬，道贺说：“祝贺你，征召令送来了，你成为帝国的军人了!”
当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熏染，人们把参军视为荣耀，因此，全家人都为小林清入伍而感到高兴和光荣。小林清成了为天皇出征的战士，小林家也就成了忠于天皇的爱国家庭。
入伍的前一天，家里贺客盈门。家里买了很多的酒招待亲朋，邻居和亲友们送了很多的饯别礼品和旗帜。送来的旗子都挂在门口，家里正厅上挂着一面很大的太阳旗，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亲友们的姓名。
父亲高兴得眼睛闪着光，他一面招待着跪坐在“榻榻米”上的亲友们，一面对小林清说：“你在军队里要好好地服务，效忠天皇，不要给我们家里的人丢脸。”
小林清很骄傲地回答说：“爸爸，我知道从军是为国争荣，为家争光，我真高兴得不得了。我一定在战场上荣立战功回来见你。”
妈妈把她亲手做的、上面写着“武运长久”的红布佩带系在他身上。
新兵报到的那天，小林清肩上斜披着“武运长久”的红佩带，头上裹着印有太阳旗的毛巾，在手里拿着一面自制的小太阳旗的父亲、母亲、弟妹们及十几个亲友簇拥之下离开了家。
小林清所在的同一个町会中，有二十多个青年和小林清一同应征入伍。有些贫苦人家的孩子，虽然还不到年龄，可是也都入伍参军了。这是因为一则是光荣的事情，二则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的日本无论任何家庭，都热衷于送子参军，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认为你丧失了国民的资格。正是这股潮流，鼓舞着年轻人去当兵。
他们穿过挤在街道两侧围观的人群，在鼓声伴送下到了兵营。兵营在大阪市的西北方，占地面积很大。当小林清们到达时，宽大的院里早已挤满了新兵和送行的家属们。
报到之后，每人领到一身新军装。他们兴致勃勃地穿上军装，站在大镜子前一看，衣服很合体，心里不觉惊喜;“唉呀，真精神!真成了威武的帝国军人了!”
宽阔的操场中央，有一座高高的阅兵台。台上飘扬着日本国旗和军旗。联队长站在台上给新兵训话。训完话，他从台上走下来，“嚓”的一声，拔出指挥刀，喊道：“立正!”他的声音很大，也拖得很长。他那把高举着的指挥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新兵们也自然而然地挺起胸膛，站得十分整齐。崭新的军装、红色的步兵领章，显示出武士的精神和军人的风度。
操场虽然很宽广，却寂静得连根针掉下地都能听得清。送行的亲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们，好象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儿子这样威武，这样精神似的。有的人的脸上还挂着泪痕。小林清发现了在人丛中的父亲，他咧开嘴笑着，好象是说;“瞧!我的儿子多光荣，我们脸上多光彩啊!”
整齐而威武的新兵队列在联队长的指挥下，围着操场走了三四圈。大家都尽量地走好，要走出皇军的威风来。这也是为了让家里亲人们看了高兴。
入伍的第二天，又重新检查了身体。这一次检查是非常严格的，眼睛、耳朵、鼻子、牙齿都进行检查，手脚有毛病都不行。小林清被检查出盲肠有问题，经军医鉴定，认为他的病不适于行军作战，就叫小林清回去治疗。
小林清回到家里，家里的人见了他都很惊奇。“你怎么又回来了?”父亲问。
“检查身体的时候，查出了我可能有慢性盲肠的毛病，不适合行军作战，叫我回家来了。”
父亲听他这么一说，骤然变了脸色：“这叫什么事?又不是三岁孩子，盲肠嘛!又不是大病，为什么不早早把它治好?”
“没有时间啊!我每天上学，下了学还要帮家里干活，忙得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再说也没有钱去治疗。”小林清回答说。
父亲生气地说：“收了人家那么多饯别礼品，热热闹闹地给你饯行，你倒真好意思厚着脸皮回来了，我呀，没脸见人了，真丢人!”
父亲简直不让他进屋了。母亲左右为难，在一旁说;“你快进屋吧!老站在外面，给人家看见更不好了。”
小林清缩头缩脑地走进里屋，悄悄地垂着头坐在那里。那天晚上，父亲不高兴，又多喝了酒，不睡觉，一个人坐在外面，没完没了地说;
“没出息的家伙!不中用的废物!”
小林清在里面听着这些话，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气愤：他哪里知道军队体检是这么严格，要知道这样严格，他早就去治疗了。不过，现在要去治疗也还来得及。想到这里，他猛然站起来。
“怎么啦?”母亲问。
“我现在就去医院治疗。”他一面说，一面往外走。
母亲也跟着站起来说：“你等会儿，我给你做点吃的。”
小林清只说了一句：“不用了，我什么都不想吃。”他边说边往外走。当母亲跟在小林清后面追出了门时，小林清已经消失在黑暗中了……
小林清在医院里做了手术，痊愈后，就直接到军队报到。他被编入大阪师团第三七联队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并领到一支三八式步枪。
正式的军事训练是非常严格的，长官和老兵对他们的态度也和刚入伍时不一样，变得十分严厉了，连对他们说话都变成命令形。
新军装不许穿，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上。每人又发一套旧军服，这都是以前老兵们受训时穿过的，不光是褪了颜色，而且还有很多窟窿。
军队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了，白天是军事训练，晚间是帝国军人精神教育课。
由联队长或政治教官进行武士道精神的教育。联队长声嘶力竭地教育他们，必须学习武士“忠君”、“爱国”的精神。他说：“我们大和民族，需要全民族的纪律和军队的名誉。武士时代的那些规矩，应该重新发扬，重新发扬全民族的纪律。而纪律是建立在对天皇的忠心上面……作为一名日本的军人必须效忠于天皇、效忠于大日本帝国。在战场上要拼死作战，若是负伤或无法逃脱的时候，你们必须尽可能地多杀死敌人，然后剖腹自杀，保持大和男儿的气节，为国捐躯……”
他还要求新兵们严格恪守士兵之天职，要严格守法奉公，遵守纪律，绝对服从指挥，以养成真正军人之作风。
政治教官也向他们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大和民族对一切其他民族的蔑视。他说现在为了解放东亚民众，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日本皇军担负着进行“神圣战争”的使命。而且日本皇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有天照大神(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创世神)的保佑，任何敌人都不是皇军的对手。如一八九四年的日清战争;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向中国东北进攻等，都是以皇军获得全部辉煌胜利而宣告结束。目前在中国战场上，只要攻陷太原和占领南京，就可以结束这场在中国的战争了。
按照日本军队中的惯例，老兵对新兵有统治教管权，老兵是军官的得力助手。新兵入伍都交给老兵教管。新兵向老兵学习军事技术和基本知识，学习怎样利用地形，怎样作战，怎样行军等。
新兵要给军官、老兵执行勤务，伺候军官和老兵们。小林清最讨厌的就是伺候他们。一天的军事生活已累得晕头转向，但还要给他们端饭、洗衣服、擦武器、擦皮鞋等，还必须集中精力抓紧干，不然就要挨他们的打骂，给你苦头吃。
早晨六点钟起床，只有十五分钟的穿衣、洗漱时间，然后跑到操场上集合。操场离他们小队的营房有三四里远。整个军营驻着一个联队的部队，有骑兵、炮兵、步兵和工兵等诸兵种。
集合时谁要迟到就要挨打，谁的军容不整齐也要挨打。要是小队长看到谁的绑腿裹得不结实，就叫你全副武装在操场上跑，一直跑到绑腿散了，等裹好后回来再挨打。
吃饭也是十五分钟，他们新兵轮流用大桶去领饭。吃饭时，要伺候士官们和老兵先吃，然后新兵才站在一边抓紧时间狼吞虎咽。虽然是大米饭，还有肉菜和大酱汤，他们却吃不出饭菜的香甜。吃不饱饭也是经常的事，因为吃饭时间一过，就得放下碗离开食堂。
上下午是军事训练时间，训练形式有中队教练，小队教练，单兵教练。训练内容有兵器、射击、刺杀、搏斗，投弹等个人项目。也有军事演习，包括战术演习等集体项目。
日本军队的训练是以非常严格而著称于世的。队列训练就十分严格，一个“立正”动作，就要做数百次，甚至上千次。
队列训练有中队训练和小队训练，最难的是整个联队训练，如果有一个人的动作不准确，精力不集中，都要重作。
八月的大阪，盛夏的骄阳照射着整个营房、操场，曝晒在太阳光焰下进行队列练习的新兵变成了一片黄褐色。
整个联队齐步前进，军鞋象咀嚼着的牙齿，紧紧的咬住大地，发出嚓嚓的响声。联队长把拔出来的军刀紧靠在右胸前，用声嘶力竭的声音，使劲地喊着口令：“右转弯—走!”纵队作轴的士兵队列，准确而迅速地把淌满汗水的脸转向右边。在靠内侧的小林清，最初几步是踏步走，等待外侧的队伍大步转弯。在转弯时，纵队的排列，象一排透亮的篱笆，转弯后又象扇子似的折叠起来了。
“向左转—走!”联队长的口令刚刚喊出，队伍又一齐转了方向。就这样，纵队变成横队，向横的方向继续前进。
“向右转—走!”联队长威严的口令声在盛暑的天空中回荡，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小林清盯着前一排士兵那湿透了汗水的后背，极力控制着由于跑步变换方向引起的气喘，迈出越来越沉重的脚步。
“解散!”
刚刚喊完口令的联队长又跑到另一处，突然停下来喊：“集合!”当他们跑过来集合的时候，看到在阳光下，联队长的鼻梁和嘴唇也淌着汗水。
联队长是背向他们站在那里的，所以争先恐后从远处跑过去的士兵们，还必须绕一大圈。很快地，在联队长眼前站好了十列横队，联队长指出整队中的缺点后，忽然又大声喊：“解散。”
队伍刚解散，联队长又喊集合。队伍刚集合，联队长却又喊解散。
他们提着枪，在灼热的大地上来回地跑着。“解散”、“集合”，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操场上扬起尘土带着他们的汗臭、枪支的油味和皮革气味向外扩散。汗水在干燥的大地上留下了点点的黑色痕迹。连联队长背后的军衣上也出现了汗水湿透的大块汗迹。
操场周围的树丛和茂密幽静的树荫显得格外清闲。在营房主楼正门上，高高地挂着象征天皇权力的皇室菊花徽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仿佛腑瞰着正在操场中跑来跑去专心操练的他们。
突然，一个士兵沉重地摔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但是队伍并没有因为他一个人的倒下而有丝毫的变化，仍整齐地前进着。
不一会儿，又听到有人栽倒和枪支掉地的声响。毒辣辣的阳光就象一只巨大而无形的火炉，直向他们逼来。
小林清觉得嗓子在冒火，头脑发胀，身上的汗水好象流干了，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突然眼前一片白，顷刻间他便失去了知觉……
然而训练最严格的，要数实弹射击。在一次实弹射击的考核中，小林清和另外一名新兵射击成绩比较差，有几发子弹没有中靶，受到非常严厉的青木教官的处罚。他说他们平常不用心练习射击，在战斗中就不能打死敌人，有辱皇军的荣誉，要他们对枪陪罪。他们把枪放在枪架上，一边立正对枪行军礼，一边大声说：“三八式步枪，我对不起你，因为我没有努力练习射击，所以未能枪枪命中，沾污了皇军的荣誉，请原谅我，下一次一定努力命中。”
对枪陪罪完毕之后，青木教官还骂他们：“你们将来在战场上不能打死敌人，敌人就会打死你们，为了使你们永远记住这次教训，每人再对打十记耳光。”
按照日本军队中严厉的处罚办法，小林清和另一名士兵笔直地面对面地站立着，互相用力抽对方十记耳光。对方打得小林清很痛，他瞪了对方一眼，用眼光示意着;“你怎么真用力打我?”
对方也用眼光回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在对不起啊!”
在教官的监视下，他们都不敢不用力，结果他们俩的脸都被打肿了，火辣辣地发烧，眼泪在眼眶里转，就是不敢让它掉下来。他们知道要是眼泪流出来的话，还要挨教官的打，他还会说你们这是软弱的表现，不配做一名日本士兵。没法子，他们只能硬挺着把眼泪往肚里咽。对打完毕后，青木教官还严厉地问：“你们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实在对不起，谢谢你的教育。”
小林清和那个士兵口是心非地回答。因为小林清给全小队丢了人，晚上睡觉时，小队长又命令全小队人都躺在被子里，让他一个人立正站在中间，大声背诵“步兵操典”、“军人敕谕”等，等他背诵完毕，全小队人早巳入睡多时。
晚上背诵“军人敕谕”、“典范令”，是小队长惩罚新兵的一种手段。平时若是他不高兴，就叫新兵立正站好，大声背诵。如果谁背不出的话，就得在“榻榻咪”上爬，从他的胯下钻过去。如果是两个人都背不出的话，他就叫这两个人互相厮打或学狗叫，他在一旁开心地看着。
“我们犯了什么过失?受到这种侮辱人格的虐待。”大家心里在暗暗地想，有的人在暗暗地哭，可是表面却要强装笑脸，不然又要挨打。
刺杀是勇气与沉着相结合的军事技术。小林清第一次练习刺杀时，完全被教官稳如泰山般的气势压住了。他慌乱地把枪刺过去，一次次地连连失误，在教官沉着而凶猛的进攻面前，他只能勉强招架，而不知不觉地向后倒退了，在那—刹那间，从教官的护面罩里传来怒吼;
“混蛋!就是死了也不能后退!”
小林清猛地一惊，被教官严厉的怒斥给吓愣了。结果，他被教官重重地刺中胸部，败下阵来。训练结束后，教官命令小林清和其他两名刺杀缺乏勇气的士兵留下来，罚了四个小时的训练，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训练完后回到营房，已经很晚了，连晚饭都没吃上，饿了一夜，饥肠辘辘，整夜都没有睡好觉。
他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对于这样严格、机械、屈辱的军队生活是很不适应的，加上接二连三的受到处罚，使他感到十分苦闷。
在学校时受的教育，都是讲皇军如何如何光荣，帝国军人都是无与伦比的勇敢，所以他都向往着做一名光荣的皇军，而真正成为一名皇军时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难道这样的生活就是帝国军人的生活吗?难道这也是武士的精神?哼!什么帝国军人!……
思来想去，没有办法，只能摸着被打肿了的脸暗暗自叹，最后自己得出一条结论;
“咬紧牙关好好干!我也要当一名军官!”
在军队生活中，每两个星期放一天假。这一天规定他们必须穿上入伍时发的新军装，由曹长带着集体外出，可以场电影，买点东西或大吃一顿。长官们在这一天中对他们的态度也好一些。在街上，看见那些过着自由生活的市民们，小林清非常羡慕他们。可是，他们却向他们投来尊敬的目光。
入伍五个月后，军营训练结束了，接踵而来的就是山地野营训练，还要进行军事演习。
他们全副武装，背着几十公斤重的背包急行军。头上烈日炎炎，脚下是杂草丛生的崎岖山路，蚊子、小虫到处乱叮乱咬。没走多远，汗水就湿透了衣服。曹长命令不许喝水壶里的水，等到大家的汗水出了很多，渴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让喝一口。
他们爬山、渡河，进行军事演习。最紧张的是夜间军事演习，就如同在战场上作战一样，又是枪，又是炮，又是急行军，折腾了一夜，到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都十分疲倦了，可是按照预订的计划，还得赶到指定的一条大堤后面隐蔽，准备阻击从这里经过的“敌军”。
天亮了，下起了小雨，不一会儿，衣服就全湿透了。这时，从蒙蒙的雨中出现一支和他们帽子颜色不一样狼狈不堪的队伍，从泥泞的地里艰难地朝大堤走来……
中队长一声令下，他们就从大堤后出其不意蜂拥而下，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大声喊叫着，向“敌军”冲去。
“敌军”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冲杀，来不及应付，就立刻溃乱了，慌忙向旁边逃遁，往正在抽穗的稻田里窜。眼看着稻子在皮鞋下遭到践踏，谁也顾不得了。
“嗳呀!嗳—呀!”
在远处干活的两个农民，挥动着手拼命向这边跑来。
“喂!稻子，稻子!”
可是农民们心疼的叫声，被军队的“哇哇”的喊杀声压得听不见了。长官虽然听见农民的叫嚷，但他并不下令停止部队的行动。两个农民除了叫喊一阵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稻苗被踩踏。
好容易停止演练的喇叭响了，士兵们才注意避免踏着稻子，从田里一跳一跳的走出来。中队长一面擦着脸上的雨水，一面对农民说：“军需官过一会就来了，你们向他申诉吧!”但是谁都知道，如果农民把受的损失申告了，回答一定是：“你是想借口来赚一笔钱吧，一个日本国民，一点小小的损失还要申告吗?”
老百姓里，当然也有甘愿为帝国皇军作出牺牲的，而不去申告。
他们站在比较远的地方，看见农民跑进稻田里，小心翼翼地把被踩倒的稻茎扶起来。
联队长和教官都说这次野外军事演习，是对以前军事训练的总结，表现好的升为一等兵。这次野外军事演习中，联队长和教官认为小林清表现还不错，所以小林清也被晋升为一等兵了。
就这样，父亲在这兵营中，逐渐磨炼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了……
一九三八年夏天，陆军参谋本部命令，将这些经过一段军事训练的新兵，全部开赴中国战场。
一天早晨，全体士兵穿着崭新的军装，全副武装，集合在操场上。师团长下达出征的命令后，全体士兵群情激奋，热血沸腾，齐声高唱：
“千夫莫移磐石志，为国效劳义为重;
存亡危急临敌日，舍身枪林弹雨中;
为我皇国齐前进，男儿天职是效忠!”
唱完歌后，听师团长训话：“要怀着忠于皇室之情，为国捐躯的精神，要视死如归。大和男儿，报效国家，忠于天皇是我们的天职!”
他那激昂的声音和侃侃不绝的言词，使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浑身颤抖。
日本军人所受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只相信唯有人的生命献给了天皇才能和樱花媲美，象樱花一样纯洁和高尚。他们认为作为男子汉，为天皇效忠才是最崇高的荣誉，为了天皇牺牲是最终的目的。
最后，在“天皇万岁”的欢呼声中，进行了阅兵式。
出征前放假两天，回家向亲属告别。小林清回到家中，见到父母亲、兄弟姐妹的时候，产生了一种难舍难分的离别心情。虽说当一名帝国军人，到战场上为国杀敌立功是光荣的，可是离别亲人开赴中国战场，能否回得来呢?又能什么时候回来呢?
小林清成为一名天皇的士兵后，除了兴奋和光荣以外，心灵深处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嘴里说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决心战死沙场，其实如果他真战死了，他的亲人将怎样悲痛呢!而且他自己也是绝对不愿意死的。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他既高兴又烦恼。
两天后，全家都到大阪港码头送小林清。在码头的广场上，每个新兵的亲属们都举行了小小的告别酒宴。小林家也不例外，父母亲、大哥和姐妹们都来了。所有的新兵和他一样，先喝一杯离别酒，再与亲人们洒泪分别。两眼大颗的泪珠流到嘴角和酒一起咽下，这是离别还是诀别，谁也说不清……
在这难舍难分，生死离别的时刻，全家人是多么的悲哀呀!母亲先是沉默不语，后是哭泣，她流着眼泪，浑身颤抖，一再叮嘱他说：“要多保重啊!……”
母亲再也说不出话了，用她那沾满了泪痕的苍白的脸紧紧地偎靠着小林清，又一次失声痛哭起来。她把已经给他准备好的小铜佛和“千人针腹带”系在他的身上。
“千人针腹带”是日本人的传统风俗习惯。每当有人参军出征之时，亲属们拿着一尺宽，五尺长的白布，站在街头人多的地方，请来往的人，不论是亲友、生人、男女老少都行，在这白布上用准备好的红线缝一个结，直到一千个人为止。意思是有一千个人，为祈祷你出征平安无事。
父亲的眼睛也湿润了。但是他一名退伍的老日本军人，却鼓励他说：
“在战场上，不要想念我们，不要顾惜自己的生命，要为国争光，效忠天皇。作为大日本皇军的士兵，要有敢死的决心，希望你在军队中要忠诚地服务，不要被别人笑话。”
小林清两眼含着热泪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默默地听着。大哥和其他姐妹一个个都泪流满面，轻轻地啜泣着，深深地陷入骨肉分离的痛苦中。此刻，他的胸中骤然升起了悲伤的情感：这次离去还能再返回他可爱的家乡吗?还能与家人团聚吗?要是捐躯在战场上，就永远不能和亲人团聚了。想到这里眼泪不禁簌簌地顺着双颊流下来，流湿了胸前的军衣。
集合上船的哨子响了，小林清和所有的士兵一样，慢慢地—步一回头地登上了六千吨的“赤城”号军舰。庄重地像哀乐似的日本国歌《君之代》更加深了他的悲哀。在嘹亮的军乐声中，船上的士兵和岸上送行的人群都不停地挥着手和太阳旗。军舰徐徐地离开码头，他和其他士兵拥挤在船舷边，望着亲人使劲地挥手，呼唤。
军舰越驶越快，越驶越远，看不见大阪港了。就这样，他悲酸地离开了日本。从此以后，他再没有见到他亲爱的父亲、母亲，再没有回到过他可爱的家乡。
军舰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航行了二天后，他们在中国的青岛登陆了。
山东日人解放联盟成员与刚被俘的日军士兵谈话
第二章、来到中国
在日本国内受训的时候，教官就对他们讲过：“在小学课本里，就明确写着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你们去中国，是一次非常好的官费旅行。到中国华北，没什么仗可打，中国的军队已经被皇军打败了，你们只是去做些肃清残匪的工作。”
然而，父亲来到中国后，到处看到的是残墙断壁，瓦砾废墟，经济萧条。他不禁怀疑：“啊!美丽的地方?为什么是一片焦土?”
新兵被分配到各作战部队，他被分配到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步兵第十九大队第二中队。
二战时期，日军部队战斗编制有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等，其中，独立混成旅团是后来形成的，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战斗单位。
独立混成旅团是日军的基本战术单位，直接隶属于军或方面军，旅团长一般为少将军衔，最早的独立混成旅团出现在关东军的作战序列之中。1934年关东军组建独立混成第1、11旅团。第1独立混成旅团集成了步兵、战车、炮兵、工兵部队，编制人员不过4750人，却拥有774辆汽车，是日军第一支机械化野战部队。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日军面临兵力短缺的困境，四单位制师团的编制也不够灵活，加上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所限，开始出现大量独立混成旅团编制。
从1938年2月组建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开始，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共组建了104个独立混成旅团。火力仅次于师团、有固定编制的合成作战单位。
独立混成旅团是日本战争资源不断枯竭的产物，虽然编制几经变动，但整体趋势是战斗力不断下滑，武器始终没有更新，日军的战败不是偶然的。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辖5个步兵大队与1个炮兵队、通讯队、工兵队、辎重队等，总人数约5000人。
步兵大队辖3个步兵中队与1个机枪中队，炮兵队辖1个山炮中队与2个野炮中队;辖有六门野炮与十二门山炮。
旅团司令部有27人，马6匹;独立步兵大队有782人，马40匹;炮兵队有596人，马366匹;工兵队有176人，马6匹;通信队有175人，马27匹。属于地方守备旅团的规模形式。
第十九大队驻防在烟台，而第二中队驻防在离烟台不远的福山县。第二中队中有关东的士兵，还有北海道的士兵。
来接他们的是一个个子不高、很壮实，肩佩着曹长军衔的军人。他走到他们面前，上下打量着他们，用关东的快语说话，一看就是江户老油条。
“我叫岗山，是来接你们的，你们明白——吗?”他拖长声音，意味深长地说。新兵们明白他的意思，就把从家里带来的鱼罐头和肉罐头拿山来，奉送给他。有的人边递东西边说:“我是新来到部队的，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请你日后多多关照。”
“很好，很好!我会帮助你们的。”岗山曹长不客气地收下罐头，脸上露出了笑意。
在坐汽车去驻地的路上，岗山曹长在车上占着两个人的坐位，用父亲教训儿子的口气对他们说：“我在这里已打了十几次仗了，你们这些新兵，别看经过了训练，中国人会讥笑你们是娃娃兵，是看不起你们的。你们见到中国人，要好好的打他们，也可以杀死他们，这样他们就不敢瞧不起你们了。”
战地的军队生活，和在国内时大不一样，完全不是教官讲的那样，而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经常要出去讨伐，奔波在山地、平原。每天忙于频繁的演习、作战、扫荡。就是军官对士兵，老兵对新兵的虐待和打骂，也比在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稍不留意，犯一点小错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和令人难忍的侮辱。
小林清的第二中队驻防在福山县城内。在这里，父亲看到老兵们烦闷时就拿新兵开心，作为他们的娱乐。
有一天，父亲一时疏忽，衣服最上边的扣子没扣上，岗山曹长便把父亲叫过去：“小林一等兵，你到这里来!”
父亲走到岗山的面前立正站好，岗山恶狠狠地从床上站起来，一把将扣子扯了去，说：“你大概不需要这扣子吧!不然为什么不扣起来?”
说着劈头盖脸打了他两个耳光，父亲的左颊右颊，马上红了两块。随后，他要父亲在肩上挂上破布条，举着破扫帚，像游街一样，一面走一面叫喊：“小林清升为‘参谋长’，特来参拜诸位!”
老兵们看着父亲向他们拜见，开心地哈哈大笑。父亲怀着愤怒和屈辱的心情，向岗山曹长央求，请求他把扣子还给自己。因为扣子上有着象征天皇的菊花图案，在外面是买不到的。经父亲百般央求之后，岗山才把扣子还给了他。
还有一次，听到隔壁曹长的房间里，小队长在大声训斥和打别人耳光的声音，仔细一听，原来是因为机枪没有擦干净，弹道里有灰尘。该着岗山曹长吃耳光了，他们都幸灾乐祸，可是又一想，连曹长都挨了耳光，恐怕他们也逃不脱了。没等多久，曹长岗山吃完耳光后，气势汹汹地闯进他们住的房间来，绷着一副刚挨过打的脸，不问青红皂白，打了他们每人几耳光。
他们几个人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悄悄地到厕所里骂他。军曹濑古说：“以后打仗时，想办法从后面给他来一枪。”可是他说完后，怕被别人听见闹出事来，又悄悄地溜回去。
他们新兵经常挨老兵们的拳打脚踢，不但吃不上一顿好饭，而且还经常要替他们执行勤务、站岗放哨。
经常打他们骂他们，要他们给他端饭菜、洗衣服、擦皮鞋的岗山曹长还一再警告他们：“不要一个人往外蹓跶，当心八路土匪，他们要是抓住你，要杀你的头呀!杀头啊!多可怕呀!”曹长故意用手劈父亲的脖颈，加重语气恐吓他：“八路的抓住你，砍下你的头，懂吗?”
听他经常这样说，父亲的情绪渐渐低落了。他才是个二十岁、未领略人生奥秘的年轻人，但是却已经了解到战争的可怕、悲惨和残酷，知道了军队生活的艰辛，以及军队内部的矛盾。生活的折磨使父亲更加深了对祖国的思念，每天都想着回到故乡的怀抱中去。他痛恨那些酗酒打人、专门欺侮、虐待新兵的老兵，更恨那些欺压、处罚士兵的长官。要不是为了忠于“天皇”，他妈的，他真想和那些不讲理的人干一场!提到了天皇，又使他想起了书本上写的武士道的光荣，而他自己就是“光荣的武士”。为了不玷污武士道的荣誉，于是他又无可奈何地忍耐下去了。
在日本军队中，士兵对长官都是顺从的，执行礼节的;但有时因为士兵没有留神，长官走过时，没有向长官行礼，虽然不是故意的，但长官在事后仍然把士兵叫去骂一顿，或者打一顿耳光。“军人勅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军官对士兵：“除执行公务以外应亲切对待之。”然而在军队中，军官们不执行“军人勅谕”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陆军刑法》上严格规定：犯掠夺罪者处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劳役。犯强奸或杀伤罪者处七年以上劳役，重者处死刑。犯放火罪者，处死刑。以上各种罪行，长官们自己直接或间接的全都犯了。
在作战或“扫荡”中，长官们命令士兵把中国老百姓的粮食、有用的东西都拿走，把锅打烂，把活的东西全杀死，把房子烧毁。而且还借口为了试验胆量，强迫不愿杀戮的士兵去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凡任务没有执行好的，都要受惩罚。
步兵第十九大队在烟台守备时，抓住一个中国人，年纪约二十七，八岁，象个商人。但宪兵队长一定说他是敌探。把他交给军医“动手术”。军医叫士兵剥去他的上衣，仰卧在地上，又叫士兵按住他。军医拿一灌满了水的注射器戳进他的胸部，又抽满了血拔出来，接着又继续把水打进商人的身体里去。血开始从这个喊着的人的口中流出来，连按着商人手脚的士兵们都转过头去不忍看。只有军医笑嘻嘻的，在欣赏自己的“杰作”。商人全身发肿，昏了过去。军医又注射一种药品，那商人又慢慢醒来。仰起身子向军医求饶。军医皱起眉头说:“讨厌”一脚把商人踢倒，又用水注射进去，这样几次，结果他死了。那个残酷的军医才拿起他的东西走开。
有一天，步兵第十九大队第二中队的山本中尉对土兵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今天我们来一次杀人实习。你们不要把中国人当人，把他们当作比狗猫还不如的东西好了。勇敢些!现在，自愿参加杀人实习的，向前一步。”没有人动，中尉发火了。“你们这些胆小鬼!没有一个配作日本军人!没有自动出来的吗?好!我命令你们!”于是他开始喊名字:“三村—吉川—上野—田岛”
天呐!没有我的名字。父亲喘了口气。在中尉差不多是疯狂咒骂的逼迫下，士兵们用战栗的手举起了上刺刀的步枪，慢慢地走向站在土坑旁边的，神情恐怖的中国人，那个土坑是他们被迫为自己挖掘的墓地。父亲闭上眼睛，中尉在一边骂着，士兵们把刺刀刺进那呆若木鸡的中国人身上。当他睁开眼时，中国人已倒在土坑里了。“杀人凶手!罪犯”，父亲这样在心里叫着自己的战友。
他暗暗地想：这样对待中国老百姓是永远不能达到“东亚和平”和“中日亲善”的目的，相反地，只能激起中国人的仇恨，而更加顽强地抵抗日军，这样就会延长战争的时间，推迟日本士兵回国的日期。
一九三九年春天，父亲被调到大队部机枪射手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里，他们学习使用日本重机枪和掷弹筒等军事技术。训练班里有一百名学员，配备十挺重机枪和十门掷弹筒。他们每天反复地进行瞄准、射击、拆装、修理等技术训练。经过二个月紧张的训练，他们每个受训的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和修理这些比较先进也很有威力的武器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父亲在机枪射手训练班经考核合格结业后，又回到原部队。
步兵第十九大队第二中队已经调防到威海卫，各小队驻守在威海一带的各县城。父亲回到中队不久，又经过全面军事项目考核，升为上等兵机枪射手。
在日本军队中，升到上等兵就算是有一点地位了，可以命令管教新兵了。但是上面还有伍长、军曹等，所以士兵们都拼命地苦练军事技术、提高兵业，争取作战立功，以便获得更高的军衔。这样自己就可以少受别人欺辱，少挨打骂。作战时，自己可以督促其他士兵冲锋。
日本军队是很重视军衔的。刚一入伍是二等兵，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之后，提升为一等兵，再提升就是上等兵了。上等兵上面是伍长、军曹、曹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下士、中士、上士。再往上就是准尉和少尉阶级，一般都担任小队长职务。中尉和大尉阶级一般担任中队长职务，而大尉阶级以上，就是少佐、中佐、大佐了，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少校、中校和大校。
还有一种特殊的军官，叫“宣抚官”。“宣抚官”是随军的政治工作军官，大多数是由懂中国话和中文的人担任。如日本军队占领一处地方后，“宣抚官”就利用中国的民族形式，如演说、散发张贴传单、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对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进行教育。
日本军队中还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随营和尚。和尚的主要任务是念经、作佛事，超度阵亡将士，附带也作宗教宣传。
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平常倒是够吃，如有演习或者长官们舞弊，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那么士兵们就不够吃了。老兵还能想点办法，而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尤其是晚上站岗的时候，肚子饿得特别难受，一般都是两人站岗，肚子饿时，一个站岗，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
有一次，父亲在外面街上买了烧饼回来，不敢在大众面前吃，只能等到熄灯后，躲在被窝里吃。这时，把嘴闭起来，只是移动着牙齿，以免发出咀嚼的声音，怕长官看见了挨打。有的士兵偷偷地搞到食品没法吃，就把食物带到厕所里去吃，这样避免别人看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想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出于一种美好的希望，虽然这种希望是建立在战争胜利上的。于是诞生了“满洲国”，彼此间共存共荣。由满洲国供应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后勤，而日本则保护满洲国的主权。
日本的钢铁年产量当时只有四百万吨，而东北的工业基础相当不错，弥补了日本钢产量不足的问题。而且沈阳兵工厂是中国当时最大最先进的兵工厂，成了日本支那派遣军的军事装备供应后勤地。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就退进关内，拱手把大片国土让给了日本关东军。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私家军”体制。不管张学良的军队，宋哲元的军队，还是其它军阀的军队，都是“私家军”。对于私家军来说，他们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保卫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卫他们军队司令的个人利益和个人的安全。所以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私家军们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自己而不是国家，都希望别人出头和敌人拼死一战，最后自己坐享胜利果实。
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中，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实际上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责任。当时中国的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要抗日救国，实际上自己并不肯出力，只想让张学良军和日军拼死一战，自己坐享渔翁之利。孙科政府请各路将军援助张学良时，竟没有一人考虑把自己的军队派到东北前线和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愤而撤军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上海事变时，大家都一致称赞蔡廷锴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实际上却没有一支军队前往增援十九路军。
1945年初，美军正和日军在海上苦战，作为盟国的中国政府军本应该配合美军向日军发起反攻，有所作为。可是拥有2亿多人口的地区和600多万中国政府军却在一旁隔海观战。由于蒋介石奉行保全实力在先，抗战为次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在日本于1944年春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严重失利。1945年7、8月份，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完全有可能出兵东北收回失地，根本没必要等苏联人来解放东北。可是中国政府军都想着不出力而坐享胜利果实，不要说反攻收回失地，就连一个反攻收回失地的军事计划都没有制订过。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和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密切关系。九・一八事变中，一伙关东军的年轻军官们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发动对外侵略，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关东军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东军的侵略是非正义的，中国军队保卫祖国是正义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非正义侵略者的内心世界，反而比正义的祖国保卫者更无私单纯一些。
九・一八事变，区区两万日军就把十六万中国东北军给驱逐出东北了。抗战前夕，日本曾有“三个月灭亡中国”之说。蒋介石私下议论，“哪里用得着三个月，一个月就够”。他知道这仗没法打，所以尽量拖延，以待天时，就盼着日本和别的列强打起来，中国好坐收渔人之利。还有，“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却违背全中华民族的意志，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日本军队乘虚而入，继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
抗战时期，日军在胶东的大本营主要设在青岛，然后，从青岛派兵到胶东各地。
1938年1月10日，日军第二舰队及海军陆战队在飞机掩护下侵占青岛，司令部设大学路万年兵营。此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国崎支队先头梯团、日本海军第四舰队、第5方面军第5师团鲤城支队先后到青岛驻防。
1938年2月，该部派出3000余人自莱阳、栖霞沿青烟公路北犯烟台，并占领烟台。
1938年4月29日，日军第5师团将胶济路沿线的警备任务移交独立混成第5旅团。
这个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之后主要担任青岛特别市、登州道以及胶济沿线、潍县以东、以南地区及沂州道的守卫任务，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父亲就是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的一名士兵。
第5旅团又称桐部队。司令部代号为桐4270部队。直属队为桐4271部队。各大队代号依次为桐4272-4276部队。辖第16、17、18、19、20共5个独立步兵大队以及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3个兵种直属队。
这支日军的编制层次是旅团、大队、中队、小队。
1个步兵大队下辖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满额210人,1个大队约850人。
1个中队下辖4个步兵小队和一个机炮分队，每小队40-80人。
每小队下辖2-3个分队，每分队15人左右。
旅团3个直属队：炮兵队596人、工兵队176人、通信队175人,旅团司令部27人,全旅团约5200余人。
武器配备上，每中队装备九二式重机枪两挺，迫击炮1门，轻机枪9挺,掷弹筒9个,此外还配备有卡车2辆，驮马18匹。
第5混成旅团长先后五易其人。
1938年4月为秦雅尚中将。
1939年3月为秋山义兑少将。
1940年3月为关原六少将。
1941年3月为内田银之助少将。
1944年7月为长野荣二少将。
旅团司令部驻青岛太平路29号。
进驻胶东的日军分为陆军和海军两大部分。驻防分布：第16大队驻坊子,第17大队驻青岛(1942年11月移驻即墨),第18大队驻高密。第19大队驻芝罘。第20大队驻诸城。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驻青岛及周边地区。
其中，第17大队:大队本部驻青岛。第1中队驻城阳,第2中队驻即墨,第3中队驻莱阳,第4中队驻胶县。第18大队一部驻平度,负责守卫掖县、夏邱、旧店诸点。
驻青岛的日本海军由5艘海军陆战舰组成，共有3700人。
烟台方面;1941年，第19大队接防烟台。大队长先后为池田、吉山、斋藤、柴山等。
第19大队重点守备烟青公路北段、烟潍公路东段以及玲珑金矿等要点,控制半岛北部地区及烟台、龙口等港口。下辖各中队分别设立3-4处据点,派驻一个分遣队驻守。
第19大队分布如下:
大队部驻芝罘。第1中队驻招远，负责驻守玲珑金矿、蚕庄、道头、下店据点。
第2中队驻福山，负责文登、牟平、水道、威海等据点。
第3中队驻栖霞，负责松山、小庙后等据点。
第4中队驻蓬莱大辛店，负责八角、黄城集等据点。
驻烟海军有海军陆战部队600余人，军舰6艘，共1500余人。这期间，出于战斗需要，各部会有所变动。
1939-1941年，第21师团一部驻青岛。1941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派驻青岛1个38人的宪兵队。1941年8月，在青岛成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作为日陆海军协调机构，直属日本大本营。
1941年，为了策动对胶东半岛的大扫荡，第5旅团指挥部迁到烟台，大扫荡结束后，又回到青岛。
1942年9月，向烟台派出芝罘特务机关，人员49人。1945年5月，独立第十二警备队泷本一磨部侵驻海阳。1945年8月，驻烟日军撤至青岛。
独立混成第5旅团，参加了对胶东的全部“扫荡”和对山东的大部分“扫荡”,犯下了累累罪行,是山东人民特别是胶东人民的死敌。
一九四〇年，有一个时期，第二中队野村小队总是吃不上好饭，要是遇上军事行动，肚子就更难受了。大家都不高兴憋着一口气。有一天，饭特别少，大伙气红了眼睛，看着饭桶骂了起来。可骂也不是办法呀，于是大伙商量了一下，决定“罢食”。由老资格的濑古军曹把小队长野村少尉叫来看，大家全站在饭桶旁边，气呼呼地看着他。小队长野村很不高兴，耷拉着脑袋，但是他害怕大家团结的力量，一句话也没说，马上质问了经济管理员，经追查才知是管理员贪污作弊的原故。从此，饭的数量开始多一些，菜的质量也好点了。
其实，管理员搞贪污，小队长心里最明白，因为贪污的钱，有一半进了小队长的腰包。
一、二等兵在日本国内时，每月军饷为伍元伍角，上等兵六元四角，伍长九元。到了战地，除军饷外增加百分之六十的战时津贴;一、二等兵领取八元八角，上等兵十元二角四分，伍长十四元二角四分。然而将校们的薪水却大得多，在战地准尉每月一百二十元，比一、二等兵多十三倍以上。将校们除了军饷外，一年还有两次赏金，并且还可以在其它地方揩油。而士兵们除了八元八角薪水以外，便没有一分钱的“外快”了。
本来，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士兵每年也能领到两次赏金，但到了一九三九年以后便取消了，只有军官们还保留着。
就在这八元八角钱里面，还要扣去三元贮存金，这是强迫硬扣的，在发薪水之前，长官们已把贮金扣去了，所以士兵们只能拿到五元八角钱。贮金对于新兵特别严厉，老兵就比较随便些了。长官们按规定也必须贮金的，但大多数只贮金五角钱，不过是敷衍敷衍而已。贮金有两种：一元以上的叫做“日之丸”贮金，五毛以上的叫做“报国”贮金。
军队中有野战邮政局管理贮金的事宜，但是也有某些部队长官偷偷地把贮金挪用和私自花费的现象。士兵想提取贮金是非常困难的，必须盖有中队长的图章，而中队长是不肯轻易盖章的，谁要是请他盖章提取贮金，他便教训说：
“日本正处在非常时期，你们应该厉行节约，多多的贮金……谁浪费就是对父母不孝，对天皇不忠……”结果挨了教训还是领不到钱;他们士兵对于强迫贮金非常不满。父亲心里常想：在战场上打仗，不知什么时候打死，储备了钱又有什么用呢!
除了贮金之外，还得购买公债。公债分五元一张和七元一张的两种，而实际上，五元的公债，只要三元钱便可以买到，七元钱的公债、只值五元钱。这些公债，要等二十年后，由国家负责归还。购买公债，虽然不象贮金预先克扣薪水，但是买不买却要影响到升级。日本士兵认为：来中国打仗，如果回家时仍然没有升级，那是最丢人的事情，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购买。有些士兵一旦急着要钱用时，又偷偷地把公债廉价卖给当地的日本侨民。
象上面所讲的，区区八元八角钱，扣去三元钱的贮金，再强迫购买些公债，剩下来的实在寥寥无几。日本士兵十个有九个抽烟，六分钱一盒的“枪”牌烟，每天一盒，一个月就得一元八角。物价不断上涨，以前一杯咖啡一角五分，后来涨到八角钱一杯，原来一瓶酒一元五角涨到四元五角，星期日要出去玩玩，一个月的薪水就花完了。更不用提逛随军妓院了。其实能去随军妓院玩的绝大部分是军官，士兵们只有到过年过节，有军事行动时才免费优待一、二次。
在前线，经常有国内亲属寄来的信件，长官们不放心这些信件，要拆开检查，看信中有什么问题没有，唯恐信的内容影响军队士气，但是又不能一封封的信都检查到，就想办法抽查。抽查的办法是军官不拆你的信，叫你自己拆，而且还要在长官的面前大声读你自己的信。这也是十分令人难堪的事情……
他们对当地的情况逐渐也有一些了解。在山东尽是土匪，有一部分向皇军投降，被改编成“皇协军”。现在和皇军作战的，只有“八路匪军”。他们不是正规军队，武器装备也比国军差得多，但是他们出没无常，依靠地形熟悉，经常深夜来骚扰日军。
每当在战斗前得知出发的消息，他们士兵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随军妓院去玩妓女，或是到酒馆里去疯任的酗酒，以消除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恐怖心理。即使在喝酒时，士兵们也一个个愁眉不展，没精打采，就象面临一场灾难似的情绪萎靡不振。连岗山曹长都解嘲地劝大伙：“这次出去作战，生死未知，趁此良机，诸君尽情地作乐吧!”
日本随军慰安妇。日本“广辞苑”对“随军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简言之，随军慰安妇即随军妓女。她们是在中国的命运最悲惨的日本女人。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每到一地除野蛮强奸妇女外，还频频出入妓女院，致使性病在军中蔓延，战斗力也因此削弱。同时，日军的一些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也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军部为了对士兵的性欲问题加以统制，开始建立管理卖春制度，计划征集由军队直接管理的随军慰安妇。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日军强迫，掠夺送往前线的慰安妇总数达二十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妇女，也有一部分是朝鲜女性;而在朝鲜人慰安妇中，多半是以强迫和欺骗的手段征集的。
日本军部开始募集慰安妇，是由在日本做“花柳”生意的人出面进行的。最初募集到的妇女大部分来自妓院、花酒店和私娼窑子。募集者给应募妇女每人一千元预支金，声称到军队后，伙食一律由军队供给，其他生活也由军队负担;应召妇女靠卖淫收入还清一千元预支金，即可恢复自由之身。
在当时，由于日本政府的宣传鼓动和思想灌输，日本到处可见挥舞着太阳旗的人群，“胜利归来，勇敢战斗”的歌曲四处飘荡、在身穿白衬衣、斜披彩色肩带的妇女欢送下，脸上泛着兴奋红潮、剃着光头的出征士兵的队伍在街上来往穿行。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竟使妓女们受到感染。一些应募妇女说：像我这样的身子，还能为前线将士做事，为国家尽力，感到很高兴。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挣钱的动机。在应募者中，也有一部分是处女。应募者的条件，要求身体健康，无性病，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
这些妇女经过军医的严格检查后，被送往中国以及其他战场。由于日本陆军在运输规则中，不准妇女上运输舰，因而只得把慰安妇当作“军用物资”运输。
第一批渡过东海、运到中国的“活物资”，被收容进上海其美路沙泾小学。与此同时，在远离市中心的军工路附近的杨家宅，营建“慰安所”的工程随之动工。
日本支那派遣军中的第一个慰安所从此诞生。慰安所是一些木造简易房屋。四张半榻榻米外加一个土地间的小屋，十间一栋，共约十栋，设有管理处。这个慰安所当时定名为“陆军娱乐所”。
从一九三八年春末起，慰安所在中国各日军驻地相继建立。从此，随军慰安妇便在日本陆军组织中固定下来。各地日军部队士兵与慰安妇的比例从三十比一到三百比一不等。
随军慰安妇被一些日本军官和军医称作“卫生性的公共厕所”。慰安妇则被称为野鸡。在慰安所里，性行为凄惨无比。床上的褥子吸满了几千人的油汗和污垢，随军慰安妇只穿一条衬裙或干脆什么也不穿，用被子裹着。接待在门外排队等候的士兵时，便赤身裸体地仰躺在床上，一个结束，嘴里便机械地喊着：“好了，下一个!”士兵们的表现也极其粗野。在慰安妇的枕边，用过的手纸堆得高高的，彷佛一朵巨大的花朵。每个士兵的性行为时间，根据慰安妇的多少，规定为三分钟至三十分钟不等。前面的人刚进屋，门外排队的士兵就叫嚷着：“快一点!”叫进去的人心中发慌，无法从容行事。当然也有一些士兵在进入小屋子前，很有秩序地排着队，默默地等候，进慰安所秩序的好坏，与各个部队的军纪有直接关系。
这些有固定“工作”地点的慰安妇，每天要接待十几个或几十个士兵。日本人慰安妇每五天可以休息一天，而中国人和朝鲜人慰安妇则必须连续“工作”二十天或更多的时间。
由于某些部队没有配给慰安妇，故有些慰安妇必须流动服务。这种情形比在慰安所里更悲惨得多。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个叫岛田俊夫的御用商人奉部队之命，带着二十名慰安妇从上海乘军用列车去杭州营业。原因是杭州还没有慰安妇，士兵们正在“饥渴”中。
火车由于害怕新四军游击队的袭击，每到一站就停车，晚上就停在车站上过夜，行进十分缓慢。火车在离开上海第三站停车时，站上担任警戒的日军发现车上有女人。问明情况后，当即要求她们就地营业。
于是岛田就在闷罐车里，用草席隔成一个个小小的空间，充当临时慰安所。规定每个士兵三十分钟，收费两元。在有些车站上，由于警戒部队太多，岛田又规定每个士兵十分钟，超过时间则加倍付钱。
火车走了两天半时间才到达杭州。而慰安妇在这段时间里每人都挣了一千多元，就是说每人都慰安了五百多士兵。她们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有的身上还趴着士兵就打起瞌睡来。
青岛陆军娱乐所是借用的民宅。一天，一艘运输船载来了三十名慰安妇。很久没有见到女人的青岛驻守日军官兵欣喜若狂，有的竟兴奋地大声哭泣。
由于慰安妇的日程表安排得很紧，仅在此地停留两周时间，饥渴已极的士兵们当即在陆军娱乐所外排起队来，然后像接受体检似的匆忙进出。
十九大队的士兵喝醉了，就拼命地唱着悲壮的军歌：“花开必有花落时，壮士捐躯在沙场……”大家边唱边发着酒疯。
由于战争期限的延长，有的士兵对战争已失去了胜利的信心，不再相信军部鼓吹的“三个月结束战争”的神话了。因此，在日本军队中，士兵怠战、装病之事日益增多。
一有战事，部队里的老兵，特别是大阪的士兵故伎重演，从下级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大阪人深谋远虑，经常惦记着自己家里的买卖摊子。
当然，也有些人循规蹈矩的投入了战斗。战斗结束，从前线转来负伤的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至于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意参战的原因时，也有的老兵就这样解释：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那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说得豪气干云。
再加上从国内来的新兵，带来了国内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等消息，也使他们经常思念家乡，对战争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厌恶战争的情绪在下层士兵中间蔓延着。即将出师作战的部队的官兵告别时，如果战况较好，就说“武运长久”，如果情况不妙，就说“九段坂见”。第十九大队是大阪出身的士兵较多的部队，所以第十九大队的补充官兵来了以后很容易适应，而他们的老乡也不时从别的部队过来探望。别的部队的官兵很快就发现第十九大队士兵之间的告别很新鲜。日军各部队的临别致词(挨拶)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过这句“九段坂见”明摆着咒对方挨枪子儿，大有“我在九泉之下等着你!”的意思，所以第十九大队的士兵绝对不说。
而第十九大队的大阪官兵告别时，其词却是：“御身大切”。原文也可以翻译作“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让听到的别的部队的军官们哑然。这个原因是大阪地域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普通的农民，土地和人身都依附于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尊崇对上级的效忠，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这也是日本军队的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点儿不同，这个地方是随着商业发展起来的，居民多与商业有关，所以对大名掌握的土地并不象农民那样看重，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税收，捐税等等，大阪的平民几百年如一日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就有点不好说了。
于是，作为领主的领主，天皇的地位也就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二战中的大阪人毫不否认自己会为“大日本帝国”为天皇而死，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所以，能不死还是不死。大阪人还习惯的要“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象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命令到底。
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右一)对日军俘虏阐明八路军宽待俘虏政策。
第三章、战场被俘
一九四0年(昭和十五年)，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驻威海中队和四个中队的皇协军，在中队长山本中尉的指挥下，配合烟台的日本军队，向八路军的根据地昆嵛山一带进行讨伐。文登县小队在野村少尉的指挥下整装待发。野村虽然勇敢有余，但却缺少一个优秀军人的基本素质，那就是没有临危不乱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如果上天能够给他一个选择职业的机会，他很可能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短跑运动员。
说讨伐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部队内的急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山本中尉大怒而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是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王牌，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而且两次战争均有战功，在守备部队中是一支公认的战斗力比较强悍的部队，这支部队长期在中国的华北接受高强度的步兵训练，而且每周都有10个小时的夜战训练。除射击、刺杀和机动外，训练项目还包括障碍物清除、隐蔽、静默、夜间定向等。
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的士兵都是来自大阪、关东和北海道，北海道是被认为盛产最顽强的战士，而大阪是被认为盛产最冷静的战士，而最冷静的战士也最容易生病。
这一次日军讨伐，确实是加了大本的。在第二中队出发的时候，中队的指挥官山本中尉突然心潮一动，悄悄地指示将各小队的军旗留在军营，按日军的规定，战后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亡则编制撤，山本中尉预感到了第二中队这一去凶多吉少，而第二中队是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骄傲，决不能从此消失。开战之后，野村小队虽有伤亡，但是小队的军旗按山本中尉的指示留在军营，所以第二中队总算保住了原来的建制。
他们带着作战用的辎重弹药，在山里寻找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作战，目的是想一举消灭他们。但是一连好几天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影子，只是烧了几个村庄，而一无所得。由于军需官看到地图上这一带有村庄，以为这里水源充足，于是没有从营地带出足够的饮用水，谁知村庄里的水井都被八路军填了，连牲口都喝不到水，更不用说人了。夏天的阳光已经比较毒辣了，士兵们随身的水壶第一天便已经全干了，长途的行军渴得一个个喉咙冒火眼睛喷血，情急的时候只好在地里挖坑，让士兵们吸吮一下沙坑里的湿气。
在单调而且枯燥的行军中，士兵们一个个情绪低落，精神萎靡，既不说话，也没有笑容，只是低着头行军。已经到了中午，大家还没有吃午饭，饿得饥肠辘辘。这次行军吃这么大的苦，大家都表示非常不满。军曹濑古和父亲愤愤地发着牢骚：
“这样和八路土匪作战，是大炮打跳蚤，一点都没有用，只是烧些房子、杀些没有抵抗武器的老百姓，难道我们是和老百姓作战?”
“你们说些什么?难道行军中不许说话你们忘记了吗?”
曹长岗山突然从后面跑上来怒吼，可是濑古气鼓鼓的说到：“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这是部队内部作战的三不要原则!”。
不料岗山恶狠狠给了濑古两拳头。濑古吃了拳头，不吭声了，只是低头走路。
这一队英勇的皇军没有因为缺水而减员，经过地狱式的磨练，野村小队终于到达了预定的集结地点，看到英勇的皇军一路的狼狈样，山本中尉气得差点没一刀把军需部长给劈了。
两个被抓来带路的中国老百姓把他们带到山里一个小村庄。进村搜查了一遍，不但没有八路军，就连老百姓也都跑光了，只有门窗大开，家家乱糟糟的，显然老百姓把重要的东西都藏起来或者带走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子。可是在有的老百姓家里，他们发现有扔掉的破军装、破鞋、旧书、子弹壳等杂物，好象是八路军的部队曾经住过。
野村少尉踌躇满志地走进了小村庄，这一次的顺利连他自己都觉得出乎意外，环视四周，真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概。巡视完战场后，他立了两条命令：一是让一名士兵快马加鞭地回中队指挥部报告，二是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准备继续战斗，围歼这里的土八路。
第一条命令是绝对没有错的，第二条命令却让他和手下小队人马吃了苦头。
野村下命令：“土匪军不会走远的，就在这一带，我们要赶快吃饭，继续追击!”
大家把军用饭盒拿出来，在地上挖了个坑，寻找了些秸秆，准备烧火热饭。麦秆很潮湿烧不着，还得趴在地上用嘴吹气，烟熏得士兵们直掉眼泪。
眼看着火刚燃起来，村外响起了枪声。小队长野村一听枪声响，就命令部队马上集合。日军从早晨到现在只吃了一顿早饭，早饿得头晕了。脚上穿的军用皮鞋也不适合爬山，行军时脚底打的泡都被磨破了，痛得直钻心。大家很想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几个曹长也嘀嘀咕咕地发牢骚，说小队长不懂得作战，忘记了“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
野村少尉也知道“人是铁，饭是钢”饿着肚子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于是命令一面行军一面吃饭团子。士兵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噎得难受。这时父亲才明白，没有割掉盲肠的士兵是不适合野战的。
刚才枪声响原来是土八路把鞭炮放在煤油桶里放，让野村小队的日军士兵虚惊一场。追击的时候，军曹濑古说，是不是土匪的奸计，但野村却妄下判断：“不用理他们，八路军总得让他的部队有点事干。”
野村少尉信心十足地率领着他的一个小队和皇协军开出了小村庄，往山上进发，中队交给他的任务是迂回包抄八路军，虽然，先期出发的中队送来情报说这一带发现大批八路军在活动，可野村少尉根本没有将土匪八路放在心上，因为他的部队装备了充足的弹药，而且在他观念中，八路军是土匪，只会骚扰，不会大规模作战。不过，在中队指挥官中村的命令下，他还是带来了重机枪，这个铁家伙使得野村少尉更加胸有成竹，再加上走的就是和前二天一样的山路，他命令部队一路走开，整个小队成二路纵队，一中队皇协军一字长蛇紧随其后，连尖兵都没有派出。可能是他的信心感染了他的士兵，整个队伍根本就不象出征沙场，更象中学生郊游。
下午，野村少尉率队到了一座山边，当他驱马走上了山顶时，眼前不觉一亮，就在他的眼前不远的山上好象有人在隐隐约约跑动。小队长野村用望远镜向山下看了一会儿，然后对士兵们说：“是游击队马贼的，冲上山去，占领制高点，消灭他们。”
他们带着皇协军，一面射击，一面冲上山去，身后的掷弹筒也“咣!咣!”地朝山上轰击着。士兵们都全副武装，负荷很重，在崎岖的山路上急行军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爬上山顶。然而，爬上山顶后，一个游击队也没有发现，只剩下地上的子弹壳和挂在树上响过鞭炮的煤油筒。野村少尉气得眼珠子都红了，脖子鼓着粗筋，破口大骂：“游击队，马贼的干活，统统地逃走了!”
这时，北面的山头上又响起了枪声，八路军又向他们这边射击了。野村少尉暴跳如雷地命令日军和皇协军分成两路，去包围北面的山头。日军的掷弹筒发狂似的朝北山上倾泻着炮弹……
日军的小队长野村少尉没有打过大仗，也缺乏实战经验，而且不了解八路军的情况，只信奉皇军攻无不克的战斗力，一心想着作战立功升官。作战立功就象给这股日军注射了兴奋剂一般，虽然他们不吃不喝行军已经几乎一整天的时间了，可是强烈的求胜的欲望使这股日军迫不急待地从山下冲往山上，发动着新的进攻。他们盼着这个轮到自己发威的时刻也已经将近一整天了。
士兵们拖着沉重的双腿，用胳膊架着枪，一面射击一面冲向北面的山上。当他们刚爬到半山腰，突然从山顶上射来一阵猛烈的子弹，手榴弹也成排的扔过来，在他们乱了阵的队伍中间连续爆炸，硝烟弥漫，石块横飞。
他们被八路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出现死伤。小队长拔出军刀，大声嘶喊着，命令机关枪占领有利地形，向山顶上面射击。占领了山顶后，日本兵立即开始构筑战壕和掩体，建立防御体系，从这也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军人的军事素养，日本一个弹丸小国，一年后敢与超级大国美国开战，所凭借的，也只有这个士兵极高的军事素质了。很快，事实便证明了这些日本兵的土工劳作是非常值得的。
日军占领了一个较高的山坡，架起机枪朝八路军射击。不一会儿，日军的两侧也出现了八路军的部队，对日军和皇协军进行分割包围，发起猛烈攻击。连续而密集的机枪子弹，打得山响。这时，日军才明白是与八路军的正规部队遭遇了。一时间，枪声、炮声、喊杀声、爆炸声震天动地，燃烧的树林冒着冲天的黑烟，激烈的拼杀使战场上的双方均有死伤。
这时日军的阵地明显地保护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日本人虽然训练有素，但毕竟仍是血肉之躯。经过一个下午的浴血奋战，到了傍晚时分，八路军的攻势终于渐渐地衰弱了。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山头上挂着一片血红色的晚霞。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士兵们逐渐地减少了，岗山曹长被打死了，濑古军曹和野村小队长都受了伤，战况的发展对日军也不利，看来在夜里是不适合装备较好日本军队硬拼的。
山那边另一侧的皇协军也没有了枪声。战斗一打响，没有战斗力的皇协军的士兵早就跑得一个不剩，野村少尉气得目瞪口呆，连“八格牙鲁”都骂不出来了。
小队长野村下令撤退，命令父亲用机枪掩护，他带着部队的士兵趁着暮色降临撤回了。父亲架起机关枪一面拼命扫射，一面回头看着自己的部队渐渐撤远。打着打着，子弹没有了，回头找弹药手，可弹药手和小队长他们早已跑远了，父亲只好扛着机枪跌跌撞撞地顺着山沟往前逃跑，心里诅咒着像短跑运动员一样的野村小队长。
“抓活的!……冲呀!”这时八路军喊声四起，听到这恐怖的声音，吓得父亲不敢吭声了。八路军一面喊着，一面向父亲扔石头。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跑、快跑，不要让他们抓住，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突然，他被一块石头击中了头部，身子一歪，晕倒在地上了……
等父亲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八路军的担架上。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而情报工作如此糟糕的日军，竟不知道这次作战是胶东八路军为了配合华北八路军“百团大战”而发动的一次战役，可见情报是多么的重要。情报真是害人的东西啊!
成功将自己逃出来的野村少尉也将为他的低能付出了代价，他还没有在自己的军营中坐稳，独立步兵第十九大队总部便派来了两名与他相熟的军官，他们并不是来安慰他，表扬他的，而是来劝他“退役”的，对此，野村少尉虽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刚脱离险境，获得安全保障之后，他实在不愿意就此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但事已至此，也不好为难自己的同僚，为了对得起他那难堪的“战果”，包括“战死”的小林清。于是不得不引咎辞职，被解除了军职。
而羞愧难当的山本中尉也在这次战斗后被调到关东军，解除了中尉军衔，转成预备役军人。
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由于他的无能和鲁莽，整个部队陷入欲进不得、欲罢不能、损兵折将的难堪境地。
这次战斗，八路军称作回龙山阻击战，记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集团军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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