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先驱”邓中夏与“农民运动的领袖”毛泽东

邓中夏与毛泽东的交集

蒋建农 刘潍豪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前排左一为邓中夏，三排左二为毛泽东

邓中夏和毛泽东同属湖南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邓中夏和毛泽东分别以“工人运动的先驱”和“农民运动的领袖”而闻名于世。回顾邓中夏和毛泽东的相识与相知，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在杨昌济家中结识

邓中夏和毛泽东均出生于清朝末年。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毛泽东1893年出生于湖南韶山，两人年纪相仿。在成长经历上，邓中夏和毛泽东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均是先进私塾，后到新式学堂，最后又都对思想更加开放的省会长沙产生兴趣。1911年春，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两年后又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邓中夏则于1915年考入长沙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

在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前一年，因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成为湖南一师的学生。湖南一师是当时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也是在这里，毛泽东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教员杨昌济。杨昌济早年拥护维新，后来赴日本、英国留学，1913年回到国内，潜心教书育人。毛泽东很钦佩杨昌济，除上课外，还时常去杨昌济的家中讨论问题。他后来谈起在湖南一师的求学经历时曾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除了在湖南一师任教，杨昌济还是湖南高师的教授。1915年，当邓中夏考入湖南高师时，杨昌济也成为他的老师。杨昌济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很快吸引了邓中夏，邓中夏经常和先于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同班同学蔡和森一起，到杨昌济家中拜访。也正是在这里，邓中夏结识了毛泽东。

此时的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从出生起，他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邓中夏和毛泽东很早就萌发出强烈的爱国心。辛亥革命后不久，邓中夏就写下“回忆满清帝制毒，何时淘汰旧恨休”的诗句。袁世凯称帝时，他又愤慨地写道：“可怜奸贼改洪宪，日出霜销转瞬亡。”毛泽东则早在1912年写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就直言：“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因此，当1915年邓中夏与毛泽东在杨昌济家中相见时，共同的理想抱负使两位青年一见如故，成为一生的革命挚友。

也是在这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在杨昌济的介绍下，邓中夏和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后来，毛泽东还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

这时的邓中夏和毛泽东，都还没有机会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们此时还只是从朴素的爱国情感出发，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满，而苦苦探寻救国之道。如毛泽东在回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时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和五四时期其他参加创建共产党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邓中夏和毛泽东都是由爱国主义者发展到民主主义者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1917年，邓中夏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则仍留在湖南。虽分隔两地，但邓中夏和毛泽东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三篇文章，热烈地赞扬俄国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

1918年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从长沙来到北京，与邓中夏重逢。不久，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与邓中夏两人同处一所校园，联系更加密切，除交流讨论外，还曾多次到长辛店实地了解工人状况。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参加了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的新闻学研究会，这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他曾亲口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对于邓中夏，邵飘萍也提供了不少帮助。1918年10月，邓中夏等人在北大组织《国民》杂志社，邵飘萍大力支持邓中夏等人公开谈论国事，并应邀出席《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邵飘萍是一位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新闻界著名人士，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之一。与邵飘萍的交往，对邓中夏和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五四大潮中携手奋斗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写下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毛泽东、邓中夏等先进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奋斗舞台，使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919年4月，正在召开的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提出的取消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德国之前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中国在外交上失败的消息传出，举国愤怒。5月4日，北京大学等10多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不顾北洋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五四运动爆发。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邓中夏被选为总务干事。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邓中夏作为北京大学代表参加学联，并被选为学联干事会宣传股主任。由于仅靠北京中等以上学生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北京的学生运动骨干们决定分头前往全国各地，动员全国学生的力量。之后，邓中夏与倪品真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赶赴湖南。

此时，身处长沙的毛泽东在获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后，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代表人物进行了联系，提出了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并联合发表了反对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签字的声明。不久，邓中夏和倪品真抵达长沙，首先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时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蒋竹如回忆说：“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学生派来了两个代表——邓仲澥和×××(现已记不起姓名)，要求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邓仲澥即邓中夏，仲澥是邓中夏的字。

5月25日，毛泽东召集长沙多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楚怡小学开会，并请邓中夏介绍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有关情况。随后，与会代表们作出决议：“一、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二、到会代表散会回校后，抓紧传达北京两代表的报告内容和会议的决议事项;三、全省学联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3日，在湖南学联的统一领导下，长沙20多所学校举行了总罢课。

正当全国各地的学生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上海的工人从6月5日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工人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20多个省15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也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北洋政府被迫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随后又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胜利。

为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1919年7月14日，湖南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深刻的议论文章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风格，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也因此被湖南军阀张敬尧忌恨。《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被张敬尧下令查封。不久，张敬尧又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张敬尧接连不断的倒行逆施，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将其驱逐出湖南。1919年12月3日，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第二日他出席了在楚怡小学召开的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之后，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发起驱张运动，这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进一步发展。

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邓中夏等十余人到车站迎接。邓中夏一直关心家乡人民反对军阀的斗争，为驱张请愿团在北京的活动提供了许多帮助。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听取邓中夏关于开展驱张运动的意见。他们的共同努力，以及各地驱张代表团的协作，成功迫使张敬尧率部离湘。

共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来势汹汹，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到后期，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号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混合物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绝大多数进步青年在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虽未直接参与这场论争，但他在长沙曾计划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为之拟定章程，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把这份章程寄给了邓中夏，邓中夏将其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写道：“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1919年秋天，邓中夏向同学散发以“实行新生活”为标题的油印传单，声明要组织一个非商业性的学生公寓，由同学们集体租下一处房屋，本着“劳工神圣”的精神，不用听差，不用厨子，一切有关采购、炊事、清洁、卫生、挑水等事宜，全由入住同学自报公认担当。这份传单吸引了不少学生。不久，公寓正式建立，邓中夏将它命名为曦园。张国焘、罗章龙等人也加入了曦园。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曦园出自“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新民学会的会员罗章龙则说曦园“是一个倡议并实行泛劳动与自由研究的大专学生的团体”。可见，曦园仍是受新村主义影响的一个产物。

对于新村主义，毛泽东一度也非常热衷。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他曾邀请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寄居，组成工读同志会，共同学习共同生产。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北京时，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重返北京，毛泽东仍对新村式的改良保有热情。他多次到曦园，和邓中夏密切交流。五四运动后期，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这片汪洋大海中，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无政府主义也是毛泽东、邓中夏等人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的一个中间环节。事实上，离开北京后不久，毛泽东就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据当时同住曦园的马非百回忆，毛泽东在和邓中夏的交流中，还表现出他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同情”。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在北京组织发起，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邓中夏在学会成立之初便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有一大批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先进学生，邓中夏和毛泽东与他们一起研究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对毛泽东来说是一场难忘的经历，对其影响很深，以至于后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邀请各界民主人士时，三次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周太玄赴宴，并询问他能否重新恢复少年中国学会。

一直和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邓中夏，在前者的影响下，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就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经过后来的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国民》杂志、建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等一系列实际斗争，邓中夏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20年3月，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做了重要准备。9月底，邓中夏又参与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运动期间，邓中夏积极地向毛泽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毛泽东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建党后的交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邓中夏因忙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工作，没能去参加。

党的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党在湖南的工作由此稳步开展起来。10月下旬，邓中夏由四川来到长沙，先在湖南一师附小发表演说，报告四川状况，又应毛泽东的邀请，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作题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的演说。

这一时期，党内的工作重点是工人运动。为此，党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机构，并在各地建立分部，其中的湖南分部由毛泽东任主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邓中夏曾在其著名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所以二七(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

1922年5月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后，邓中夏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与任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的交集也有所增多。这年9月，邓中夏和毛泽东在内的多地分部主任联名向北京参众两院递交劳动立法请愿书。请愿书提出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两院采纳通过并在国家宪法中规定工人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团体缔结契约、国际联合、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参加工厂管理、受教育等各项权利。

1923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邓中夏担任了上海大学的总务长，负责主持上海大学的行政工作。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成为五人中央局的成员，并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后，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要搬回上海，毛泽东离开广州来到上海，与邓中夏重逢，邓中夏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两人难得地同在一个地区工作。8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邓中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又和邓中夏一同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任文书科代主任、组织部秘书，邓中夏任工人农民部干事。

1926年2月，为培养政治工作人才，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开办了政治讲习班。毛泽东和邓中夏都成为讲习班的教授，毛泽东还作为理事之一参与对讲习班的领导。后来，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又邀请邓中夏到讲习所兼职教员，为学员讲授劳动运动课。此时的邓中夏要领导省港大罢工，工作极其繁重，但他仍坚持到农讲所授课，足见两人的革命情谊之深。

1927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原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和邓中夏均参加了会议。邓中夏在会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强调了工农联盟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

八七会议后，由于白色恐怖，党的工作进入地下状态，邓中夏和毛泽东一直未能再次相见。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八七会议时的一见竟成永别。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开幕，毛泽东在致开幕词时，深情地说：“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

(本文原载《湘潮》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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