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何以成功？

(视频来源：中新社)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花费十年之功，在陡峭的太行山上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当时国民经济困难，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以一县之力和简陋工具“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不啻于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能够在太行山上建成如此宏伟的工程，也是一个壮举。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县，为什么能在太行山上修成如此规模的大渠呢?

杨贵与林县县委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心声

红旗渠为什么能够修建成功?1965年4月5日，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上的报告中，对此有过一个总结。他认为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五年内完成红旗渠总干渠这样一个大规模工程，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南局、省委、地委从精神上、经济上、物资上、技术上给了很大支持，中南局、省委、地委的领导同志不断来到工地，从渠首到渠尾，在设计、施工、组织领导等方面给予了很多具体指示和大力支持。

第二，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县人民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力量，自己修路、造工具、盖房子、烧石灰，闯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县委提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奋斗目标，广大干部群众南征北战，从淇南渠、英雄渠、弓上水库来到红旗渠，白天干，黑夜也干，刮风天干，下雨天也干，冬天下了雪把雪扫掉再干，不叫一声苦，受伤不下工地，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修渠工地上，解放军战士和群众一起奋力劳动

第三，参加红旗渠修建的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在整个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出了很大力，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地工作过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不论是省里来的，还是专署来的，都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不管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常年坚持在工地上。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干，而且能想、能说、能干，和群众一起设计施工，创造了很多先进工具和先进经验，如明窑烧灰法、空运线、转盘罐车等，几倍、几十倍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劳动强度，节省了很多劳力。

浩浩荡荡的运石队伍

第四，兄弟地区和兄弟单位的支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像山西省委、平顺县委、王家庄公社党委、石城公社党委以及沿渠大队的干部、群众，给的帮助很大，像一家人一样。洛阳矿山机械厂、安阳钢铁公司、安阳市委、白壁棉场、解放军9890部队等都对林县有过很大的支持。

杨贵代表县委总结的红旗渠修成的原因，可以简要概括为上级的指导支持，全县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兄弟地区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援助。上述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是从当时县委工作的角度对来自各方的努力和支持给予肯定和感谢。要比较全面地回答“红旗渠为什么能”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上述原因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延展。

在20世纪60年代，工程技术和物质条件十分落后，林县人民仅靠人力、炸药和简陋的工具，在太行山的绝壁悬崖上一锤一钎地劈山修渠，其施工之难、工程量之大，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建设红旗渠历时近十年，前后有30多万人上山接力修渠，后方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在默默地全力支援，如此浩大的工程注定是一个人力、物资、技术、管理等诸多要素高度配合、有机整合的综合系统，绝非一句“人定胜天”就能够解释清楚的。深入研究“红旗渠为什么能”，无疑是一个极具历史性和现实性的课题。

人们带着移山填谷的热情奋战在建筑工地上，碎石滚落，浓烟弥漫

在我看来，红旗渠能够建成，首先应归功于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党中央兴修水利和加快山区建设的指示，为林县人民治山治水指明了方向，林县县委班子起到了定盘星、主心骨的作用。红旗渠的建成，离不开林县县委的有力领导。县委班子成员成长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充分体现出了老区干部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过硬作风。196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长篇通讯《党的领导无所不在》明确指出：“林县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在林县县委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树立起来、坚定起来的。”在红旗渠建设期间，党的领导无处不在，成功地将全县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效集中起来，发挥出最大效应。无论是党团组织的高效运转，还是党员干部的先锋带头作用，党组织始终像吸铁石一样牢牢地凝聚着整个修渠大军的意志力和战斗力，党员干部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头，人民群众紧随其后汇成了顽强拼搏的强大洪流。

参加红旗渠修建的“铁姑娘”

红旗渠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相互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红旗渠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红旗渠的建成，离不开全县“一盘棋”的组织协调，离不开渠上渠下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紧密配合、无私支援，离不开各公社大队干部群众的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离不开所有工程技术人员的聪明智慧和默默付出，离不开河南省委等各级党委政府的指导支持，还有山西省委、平顺县委和当地人民的慷慨支持，以及全国无数个兄弟单位的大力帮助。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汇集起了上上下下、四面八方的资源力量，凝聚成改造山河的磅礴伟力，合力创造出一个人间奇迹，让勤劳勇敢的林县人民有机会完成“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的壮举。

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前排右一)带领林县百姓修建红旗渠

红旗渠是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范。红旗渠动工于三年困难时期，但林县县委立定目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不等不靠不要，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建渠，最后在太行山上创造了奇迹。物资能节约尽量节约，工具“以土代洋”充分利用，所有资金精打细算。抬土石的抬筐上山割荆条自己编，坏了自己修补，实在不能用了就当作燃料。“五尺钢钎变短钎，短钎变成手把錾，手把寸铁不能丢，送到炉里重新炼，炼成大锤返前线。”用完的炸药箱子还要把钉子起下来，用来钉制其他工具，箱板要做成灰斗、车厢、水桶等许多用具。炸药花钱买太贵，自己想办法自制，大大节约了资金。自制的钢钎硬度不够、不堪大用，铁匠们就把好不容易从部队里获得的3000根优质钢钎每根截成三段，然后打成钢钎头，焊接在自制钢钎上，变成9000根优质钢钎。工地粮食不足，就到外地采购别人不吃的红薯干、木薯干，甚至把喂猪的红薯秧也顺手买回来当作蔬菜充饥。采购人员还千里迢迢到福建和广东湛江购买骨粉，运到湖南换成碎大米再运回来。各公社大队也最大限度地支持工地建设，老百姓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粮食，全部送上工地给亲人们吃。全县所有干部勒紧裤腰带，每月硬是从29斤口粮中挤出两斤粮食支援修渠。从1960年2月开工到1969年7月支渠配套竣工，红旗渠总投工3740.2万个，总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025.98万元，占14.94%，县社队投资5839.66万元，占85.06%。截至1966年4月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工程竣工，共用水泥6705吨，其中自制5170吨，占总用量的77.1%;共用石灰14.5万吨，全部由自己烧制，节约投资232万元;使用炸药2740吨，自制1215吨，占总用量的44.3%，节约投资145.8万元;技术革新节省投资797万元;工具自己修造，节约投资113.36万元。数据是枯燥的，但数据背后的奋斗故事却是感人的，它真实地反映出红旗渠就是一条自力更生的渠、一条艰苦创业的渠。

浩浩荡荡的修渠队伍

红旗渠也是一条闪耀着创新创造精神的渠。红旗渠开凿在悬崖峭壁上，蜿蜒曲折绕山而行，把遥远的浊漳河水引入林县大地，既离不开工程总指挥杨贵跳出县域找出路的创造性决策，也离不开总指挥长马有金、技术员吴祖太、“除险队长”任羊成、“神炮手”常根虎、“凿洞能手”王师存、农民水利技术员路银等建设者在实践中的创新创造。比如，为了解决渠道与河道在同一平面交叉的矛盾，别出心裁地设计建造出“坝中过渠水，坝上流河水”的空心坝，让渠水不犯河水;桃园渡槽设计成“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车”的“桃园渡桥”，“简易拱架法”省工省料还提高工效;山腰上垒砌渠道需要大量物料，于是用土法上马架起“空运线”，把石灰、沙、水等从山下直送山上工地;建造渡槽、涵洞时没有起重机，就创造出简易实用的“土吊车”上下吊送物料;开渠凿洞挖出大量石碴，就沿山修建梯田，沿渠修建道路，既解决了废渣压地问题，又可以“以渠带路”“以路带林”;修渠石灰用量巨大，改进“明窑堆石烧灰法”，紧挨着工地露天烧石灰，不仅解决了工地用石灰难问题，还节省了成本、运力;买不起炸药便多积牛粪等有机肥，省下化肥硝酸铵，按比例配上锯末、干牛粪、煤面碾碎后制成炸药，既节约资金，威力也不小。这些平凡的建设者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同时也留下了一条创新创造的渠。1978年9月，红旗渠工程荣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可谓实至名归。

抡锤打钎的马有金

红旗渠还是一个管理学的优秀案例。红旗渠工地点多线长、人员过万，如何有效管理是一个大课题。县委从县直机关和公社抽调干部115人，成立了红旗渠党委会和总指挥部，健全了各级各类组织机构，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任务，实现了对修渠工作的统一领导。各部门各单位通力合作，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后方支援前方，形成了一个高效协作的战斗集体。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工程、财粮、治安保卫、物资供应、宣教卫生、保管等科室。各个公社大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组建营、连、班组，统一指挥、分工协作。总指挥部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采用劳动定额制与承包制，按红旗渠受益面积合理确定各公社大队的工程任务包工，提出明确的工程规格、质量标准和工期要求，同时定额补助粮食及生活费用。各公社大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统筹安排劳力和工具设备，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各公社层面将施工任务层层向下分解，一直分到劳力组和个人，实行多劳多得工分、多劳多补粮食。这种按受益面积分担建设成本、分段包工、定额承包、多劳多得的管理方式，体现了整体利益高度一致下对局部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充分尊重，充分调动了社队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特别是修渠群众能够凭借劳动表现获得粮食补贴、工分和生活费，多劳还可以多得，暗合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改革精神，非常具有创造性。这一管理体制机制体现了目标导向和效率优先原则，保证了整个修渠大军高效运转。

总指挥部制定了海量的各类纪律和制度文件，建立了收支留据、笔笔可查的规矩，把进出的财物都“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所有物资实施分类管理，物资调度、发放都有严格程序，每一笔账目都精细到了小数点后两位。如根据石头密度不同，严格规定炸药的使用量要求，鼓励节约，超用不补。爆破实行定药、定方，要求每公斤炸药平均开石必须达到10立方米以上。粮食、奖金补助的发放程序非常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费、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杜绝了虚报冒领的可能。依靠严格的精细化管理，确保了每一分钱、每一件物资都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红旗渠更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生动实践。“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红旗渠纪念馆(图源：中新社)

《和农村干部谈工作方法》是杨贵当年任林县县委书记时撰写的心得体会，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内心和行动。他写道：“从实际出发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实际的状况。人不能甘心做客观实际的奴隶，而要做客观实际的主人。这就是既要尊重客观实际，又必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红旗渠建设并非仅凭一腔热血苦干、硬干，而是一个秉持科学态度，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难题、解决难题的拼搏创新的过程。在党的领导下，林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气魄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同时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并不仅仅是一条物质意义上的石砌水渠，而是一条承载着价值追求、凝结着勇气智慧、蕴含着创新创造、流淌着奋斗气质的精神之渠。

今日的红旗渠生机盎然

如今，每年有超过20万人到红旗渠接受红色教育培训，其中，不少是来自国外党政机构的学员。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希望找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的秘密。仔细端详红旗渠，可以发现它的身上既有中国的过去，也有中国的当下，还可以从中管窥中国的未来。向红旗渠学习，能够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走过了什么路、手里有什么武器、靠什么去开创未来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红旗渠既是历史答案，也是时代考题。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盛况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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