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慰安妇与战场的性》：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书的历史

秦郁彦本为日本史学“名宿”，单就其学术素养而言，不至于写出《慰安妇与战场的性》这般荒谬之作。书中诸多歪曲和误导，根本上源于作者抛弃了学术良心，突破了道德底线，试图为日本的罪行开脱。

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是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学者试图通过所谓“学术研究”来推翻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定论，粉饰日本侵略罪行。专攻日本近现代史、先后在日本多所高校任教的秦郁彦于1999年出版的《慰安妇与战场的性》一书，就属于这类“学术作品”。

偷换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推行“军事性奴隶”制度，通过诱骗和暴力强迫妇女(主要是中国、朝鲜、菲律宾等领土被侵占地区的妇女)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强迫性、暴力性、侵略性是其显著特征。然而，秦郁彦所著《慰安妇与战场的性》试图传达一种思想：“慰安妇”只是近代日本公娼制(指受到日本官方允许和管理的卖春制度)在战场的延续，其人员募集并非建立在暴力和强迫之上。秦郁彦还列举近代德国、俄国、英国、美国的军妓问题，试图转移公众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以及进一步论证“慰安妇”就是军妓，从而割断“慰安妇”制度与日本侵略战争的联系。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不仅混淆视听，更严重背离历史真实。

“慰安妇”绝非娼妓。在秦郁彦之前，日本进步派学者吉见义明已将“从军慰安妇”定义为处于军队严格管理之下，被拘禁成为“军事性奴隶”的女性。吉见指出，“慰安妇”由日本军队以及依附军队的机构负责招募，招募方式带有欺骗性和强迫性，“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战时国家意志的产物，属于国家犯罪行为。中国学者苏智良带领团队历经30余年调查研究，统计中国籍“慰安妇”幸存者420人，人数在受害国中居首，反映出中国女性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群体。苏智良对“慰安妇”的定义更加精准：依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日本军队专属性奴隶的妇女。

中日正义学者之所以将“慰安妇”判定为“军事性奴隶”，根本依据是她们遭受日军奴役的强迫性和残酷性。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暴力掠夺女性资源充当“慰安妇”的情形屡见不鲜。例如，海南“慰安妇”林亚金，1943年被日军强行捕入崖县的打朗据点，沦为性奴隶，日本兵摁住林亚金将烟头揿到她脸上，在她左鼻根处留下屈辱的伤疤。广西“慰安妇”韦绍兰，1944年冬在逃跑途中遭日军抓获，被押至马岭慰安所，日军逼迫她换上军装，对其进行凌辱，甚至不时将她拉到附近的日军驻地进行蹂躏。山西籍“慰安妇”王改荷，1942年在盂县侯党村被日军抓捕，牙齿被打落，当场晕厥，而后被关押至河东炮台的土窑洞，每日遭受十几个日本兵强暴，稍有抵抗就会遭到毒打。1943—1944年，万爱花三度被日军抓进山西盂县进圭村据点，受尽折磨，直到有一天昏死过去，被日军弃于村旁乌河沟，所幸获救，但长期摧残使她胯骨、肋骨多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原本160公分有余的身高萎缩至147公分。诸如此类中国女性被日军强行抓捕、遭受蹂躏并充当性奴隶的例子不胜枚举。铁证如山，秦郁彦将“慰安妇”类比娼妓的谬论不攻自破。

诡辩逻辑

秦郁彦将“慰安妇”和公娼混为一谈，不仅意在抹杀“慰安妇”制度的侵略性、暴力性，也为其相关“学术论证”预设前提。

秦郁彦两次对“慰安妇”人数进行推算。1993年，在《追寻昭和史之谜》中，他以战时日本外派兵力300万人为基数，参照日本记者千田夏光和旅日韩国学者金一勉的说法，按每50名日本兵配备1名“慰安妇”的比例，同时考虑“慰安妇”患病、死亡、因身体问题停业等因素造成的轮替，设定替换率为1.5倍，最后推算出“慰安妇”共计9万名。在《慰安妇与战场的性》里，秦郁彦重估了“慰安妇”人数。他将军队专用慰安所里的女性称为狭义“慰安妇”，把日本公娼制下为军人服务的娼妓、艺妓、陪酒女“三业”女性纳入广义“慰安妇”范畴。他将日军总兵力低估为250万人，并参考日本国内公娼营业数，以平时3000万嫖客对应20万“三业”人员的比例，估算约每150名士兵配备1名“慰安妇”。假定在华“慰安妇”替换率为1.5倍不变，东南亚地区无轮换，由此得出“慰安妇”人数最多为2万人。这一数字相较于他在1993年的推测大幅降低。

秦郁彦以日本公娼制的娼妓接待数量作为参照系来推算“慰安妇”人数的做法实属荒谬。日本公娼与“慰安妇”的源流截然不同。公娼产生于日本国内，虽随日军对外扩张向海外移植，但其核心活动区域一直未变，仍在日本本土。然而，“慰安妇”则是日本军国主义为维持侵略战争和满足士兵兽欲，有计划地强征妇女充当的性奴隶，其产生地点广泛分布在日军侵占地区，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秦郁彦以公娼数量作为推算“慰安妇”人数的依据，严重违背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原则。

事实上，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人数远高于秦郁彦推测的2万人。首先，日军并非在同一时间接受“慰安”服务。1931—1945年，日军轮替数已超过300万人次，不能以300万或250万作为日军总基数进行推算。其次，秦郁彦将日军医务人员统计的慰安所数量，作为核算“慰安妇”人数的佐证标准，但日军营建慰安所的时间跨度长，分布范围广，远超秦郁彦所言。自1931年11月上海出现第一处日本海军慰安所“大一沙龙”起，日军便有计划、有组织地建立和推行“慰安妇”制度，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其实施时长几乎与日本侵华战争持续时间相同。慰安所分布于所有日占区，数量至少千计，仅上海一地经调查确认的慰安所就有172处以上。秦郁彦仅依据陆军省医务局课长金原节三所写《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中记载的“慰安设施”400处来推测慰安所数量，未参考其他资料，这种单方面认定严重违背历史研究“孤证不立”的基本原则。最后，在推算“慰安妇”人数时，须充分考虑包括死亡、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替换率。慰安所环境恶劣，“慰安妇”每天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摧残，死亡率居高不下。例如，海南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开设1个月，就有3名患性病“慰安妇”被活埋。1941年夏，海南博鳌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女性，因拒绝接待日军，在塔洋桥边被全数屠杀。1944年5月，日军在湖南株洲抓捕10多名女性充当“慰安妇”，后有8人死亡。高死亡率之下，日军仍然源源不断从各占领地掳掠女性进行补充。尤其在人口相对较多的中国，日军肆意抓捕女性充任和轮换“慰安妇”。由此可见，“慰安妇”的轮换率绝不止秦郁彦所谓的1.5倍。

曲解史料

秦郁彦在选取史料时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他偏重日本官方文献，认为日方文献远比“慰安妇”证言更为可信。

秦郁彦费尽心机地寻找“慰安妇”证言中的破绽，以图削弱证言的可信性。比如，秦郁彦对韩国“慰安妇”金学顺每次做口述证言时的“心境”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她在不同“心境”下说出的证词不一致，因此其证词中各项内容的真伪难以判定。秦郁彦力图抓住金学顺“当下心境”的差异，来弱化其证言可信性。又如，秦郁彦在介绍中国籍“慰安妇”万爱花、侯巧莲在东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一事时，认为她们的证词不过是“身世”自述，内容模糊，不应作为证据采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强征大量女性充当“慰安妇”，她们的受害情况与中国“慰安妇”相似，但秦郁彦同样无视东南亚的史料。事实上，“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于是否遭受强征和侮辱最有发言权，尤其是档案文献缺失时，受害者记忆就变得极为珍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秦郁彦既未前往战地开展实地调查，又未利用亚洲各地的资料，反而偏向本就残缺的日本官方文献，其研究视角和学术立场令人质疑。

即便是解读日本史料，秦郁彦也频频断章取义。比如，日本进步派学者西野瑠美子曾在下关市追踪“吉田证言”，向认识吉田清治的前警官吉本茂询问有关在济州岛抓捕“慰安妇”的情况，受访者回答：“没有听说过，因为管辖范围的不同，无法判断。”秦郁彦在引用这段证言时，删减了后半部分内容，仅保留“没有听说过!”，试图借此得出预设结果。另如，秦郁彦谈及“慰安妇”的召集方式时，引用近卫师团总山孝雄少尉在新加坡的回忆——“人们纷纷应征”，“女性在被用卡车运往慰安所时，她们还在车上向路过的日军挥手，卖弄风情”。但实际上，原文在这段内容之后还有：“当到达慰安所后，等待她们的是难以想象的繁重苦役”、“把她们的手脚绑在床铺上，强迫慰安妇继续服务”。秦郁彦将这些内容删减处理，其意图昭然若揭。

秦郁彦甚至不顾基本的学术敬畏，肆意篡改史料数据。例如，1938年11月，华南派遣军久门少佐参谋和陆军省征募课长提出“为设置慰安所，需让约400名以丑业为目的的妇女渡航”的申请。于是，受陆军委托，内务省指示“向各地方厅发出通牒，秘密选定合适的带领者(雇主)，让其招募妇女并安排送往当地”。针对此次“慰安妇”招募，内务省将名额分配至大阪、京都、兵库、福冈、山口五府县来完成。但秦郁彦在著作中，却将女性征召数字更改为650名。秦郁彦既未对人数变更的缘由予以阐释，也未佐以资料说明。此举究竟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夸大从日本本土招募妇女的规模，以稀释或淡化“慰安妇”制度的侵略罪恶，恐怕只有他本人才心知肚明。

秦郁彦本为日本史学“名宿”，单就其学术素养而言，不至于写出《慰安妇与战场的性》这般荒谬之作。书中诸多歪曲和误导，根本上源于作者抛弃了学术良心，突破了道德底线，试图为日本的罪行开脱。在众多铁证面前，秦郁彦当然难以辩解，只能采取避重就轻、断章取义、篡改史料、强词夺理等方式，强行拼凑出一部掩耳盗铃的秽史。

日本右翼学界对侵略罪行的种种表态，实质是披着学术外衣篡改历史，对此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批判日本保守史观之危害，以创新学术研究和正义有力的国际宣传，粉碎“侵略否定”论、“侵略未定”论等荒谬论调，是抗日战争研究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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