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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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赴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马受惊，不幸摔伤，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了一个多月效果不佳，右臂有成终身残疾之虞，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

1939年9月14日，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联系，周恩来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在苏联接受治疗停留的5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坚持“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

周恩来赴苏之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局势的认识却很模糊，有些人甚至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也热衷于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周恩来在住院期间，撰写出一份长达5.5万字、116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于1939年12月29日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9年8月，周恩来赴苏前与刘少奇合影

这份《备忘录》共分“中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四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周恩来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指出：“武汉战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目前，这一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目前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无论我方或敌方总的说来都处于稳定状态。敌人虽然没有放弃向中国内地入侵，但它的战略重心已转移到消灭自己后方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与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周恩来提醒道：在抗战的第二阶段上，“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可能，成了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危险”。在第二部分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着重指出国共合作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其形式和特点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由于统一战线的进步，抗战正在顽强地坚持，国民政府的政策争取有所进步。但在统(抗)战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将加剧。由于抗战在继续，有时摩擦紧张到一定程度，就又缓和下来。有时由于统一战线的发展，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又发生新的摩擦。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经常处在复杂的、曲折的、变化的过程中。它时而进步，时而倒退，但它的总趋势是走向某些进步。”在后两部分中，周恩来系统地、详细地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和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

这份报告被译成俄文后交给季米特洛夫，由他的政治秘书压缩到20页打印纸，再经季米特洛夫送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后来，周恩来又作了修改，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向共产国际作正式报告

1940年1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和任弼时也列席了会议。周恩来讲了两天，每天都在四五个小时以上，加上翻译时间共约八九个小时，他将中国统一战线形成的来龙去脉及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清楚透彻的讲解。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们最关心的是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是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的问题。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周恩来的报告引用大量数据，详细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两年多以来，中共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斗争。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要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能否维护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坚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特意举行家宴款待周恩来，并请周恩来回国后代表他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中国抗日将士问好。他满怀信心地对周恩来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周恩来的报告也为共产国际进一步帮助、指导中共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亚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相应的建议。1940年1月29日，季米特洛夫还就中共问题致信询问斯大林，请斯大林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能给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议：

1、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

2、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报告。经过研究讨论，2月至3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1940年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其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首先依靠本身的力量、国内的富源和自己的团结，而不要建立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调解的任何幻想。至于党，必须采取措施从各方面加以巩固。

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还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各国共产党)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与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

这个文件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后，同意投降和分裂已成为中国政治局势中的主要危险，正式认可了中共中央在抗战的这个严重时刻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季米特洛夫亲手把这个决议交给周恩来，并说明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共中央。

1940年1月8日，周恩来还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介绍了193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组织、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他还在莫斯科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中国抗战的问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抗战当前的阶段特征、日本的应对方式、中国人民面临的危险和需要采取的措施。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22周年，周恩来撰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

争取经费和物资援助

193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周恩来随即向季米特洛夫说明了中共财政困难状况，并递交了1940年党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援助。从这份详细预算中，可以看到党的每月开支总数为70.796万中国元，收入数是30万中国元，每月缺口40.796万中国元，合5.828万美元;军队每月开支总额为420万中国元，南京国民政府拨给军饷77万中国元，地方政府机构所得军队收入133万中国元，每月缺口210万中国元，合30万美元。中共党和军队每月财政赤字为35.828万美元。

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专门致信斯大林，建议：考虑到中共的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这一额度与中共每年的财政赤字有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境。不过，最后斯大林批复给中共的援助金额为30万美元。

1940年8月，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项14.667万美元以及0.82万英镑，加上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6.5万美元和0.75万英镑，共计26.9470万美元。但这是按照之前周恩来同索尔金(索尔金于1937年至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讯社副社长，1941年至1947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所谈妥的英镑对美元汇率1:4所折算的。因此，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按照英镑的最新价额折算，希望从共产国际处得到规定给中共30万美元款项中的余款8.741万美元。9月，周恩来又收到共产国际经费4.3287万美元和1.15万英镑。次年2月17日，中共又收到2.45万美元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来的3万美元。至此，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积极协调的30万美元已经落实。

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干部培训、医疗设备、无线电通信器材、新闻纸等援助项目。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让学员能够继续学习以完成学业，或者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

1940年4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出到兰州了。报纸印刷纸张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同时，共产国际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药品和自然科学参考书等。此后，共产国际还就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以期给中共更多的物资援助。中共陆续获得了药品、武器等物资。

特别要指出的是，1940年2月底周恩来回国时，从共产国际争取到一台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这台庞然大物被拆卸成散件，分装在几个大木箱中，历经千难万险运回了延安。经过半年多艰难的筹备，1940年12月30日晚7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第一声清脆的呼号，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从此正式起步。

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广播发射机

沟通解决有关问题

周恩来在苏期间，同共产国际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借机向共产国际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王明曾深得共产国际信任，1937年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抗战。

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并到武汉主持长江局，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听后表示非常惊讶。同时，周恩来提请共产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李德是随周恩来同机回苏联的。李德这位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旗号的德国人，曾使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主持了审理。

最后审查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免予处分”。周恩来对王明、李德等干部问题的反映，使共产国际及时了解到过去在中共组织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避免共产国际对中共过多干预，保持中共在干部任免上的自主权有着重要作用。

周恩来在苏期间，正赶上斯大林60岁寿辰。为此，季米特洛夫于1939年12月7日致电中共，请中共于12月18日前寄来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和朱德撰写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由于迟迟未收到贺信，周恩来和任弼时于12月1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醒：“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60周年，请寄贺电来。”中共如期发来了贺电后，毛泽东还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在苏期间，周恩来不仅同共产国际高级领导人进行会谈，还同各国共产国际代表们进行了深入广泛交流，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和驻共产国际的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等，互相交换意见。同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员谈中国西北、华北青年救国团体、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华中的青年团体以及平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情况。还谈到中国托派的三种类型：公开拥护托洛茨基主张的、名义上是国民党员的、外表消极其实给托派写材料的。共产国际一些人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开工人阶级太远。

周恩来回答说：“中共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特别是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在同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交谈时，曾就如何解决边区人民生活间接受到中国法币贬值的影响问题，征求对方的意见。此外，还会见了苏联共产党莫斯科一区委副书记，听其介绍区党委会的产生、下属机构的职能和机关经费来源等情况。

看望慰问在苏人员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没有忘记远离祖国在苏学习、工作的人员。在养伤期间，他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党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那所党校，对外叫疗养院，共产国际称它为中国党校，或叫七部、八部，实际上是为中共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政治班有蔡畅、张子意、李士英、马明方等，军事班(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有刘亚楼、方志纯、钟赤兵、卢冬生等。周恩来鼓励学员们安心学习，早日学成回国。

周恩来还到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这所儿童院是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建立的。中国抗战爆发后专门接收中共领导人及革命者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儿童院学习生活。周恩来与邓颖超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这些孩子，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状况。

周恩来夫妇到苏联国际儿童院看望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右三)

在苏期间，周恩来还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员陈郁。陈郁是在大革命期间结识周恩来的，曾组织工人队伍支援过周恩来等人领导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周恩来等启发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1931年6月21日，陈郁在中央安排下赴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郁受到王明的残酷迫害，被指控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自此，陈郁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得知陈郁还活着，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亲自到共产国际监委办理手续，撤销了王明对陈郁“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陈郁调回莫斯科，准备同他一起回国。陈郁后来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燃料工业部部长，1955年任煤炭工业部部长，1957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1974年逝世。

此外，周恩来在莫斯科见到了苏兆征烈士的儿子苏河清。当时苏河清已经化名苏秋秋，在苏联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电影摄影。周恩来告诉他：“你能学摄影这很好，我们在延安很少有人会拍电影，希望你学了以后回国，多拍些八路军、根据地的影片。”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看望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遗孤，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940年2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出发回国之际，给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赶写了一封信函，提出等苏兆征儿子苏秋秋结束学业后，将他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并请共产国际向他提供摄影摄像、配件和必要资料，使他回国后能从事电影摄影。1946年6月，苏河清作为中共电影界接受大学专业电影教育第一人，从苏联回到延安，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电影队任战地摄影师，参加《解放定县》《1949年西柏坡会议》(即“七届二中全会”)等纪录片的拍摄，后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参与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综上所述，周恩来的苏联之行，既治疗了臂伤，又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他出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使命，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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