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觊觎的稀世珍宝，八路军如何虎口夺经？
1942年春天，盘踞在山西赵城县的日军盯上了赵城县广胜寺里珍藏的一部稀世珍宝——金代刻汉文佛教大藏经。他们四处搜寻，但还是没有找到国宝的准确位置。
卢勇
国防大学 教授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对中国的掠夺、侵略是全方位的，其中就包括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来掠夺中国的文化珍品。
金代刻汉文佛教大藏经经卷以黄纸护首，朱漆木轴，古朴典雅。经卷前端有一幅《释迦说法图》，图的右上角印着赵城县广胜寺六个字，它被称为《赵城金藏》。
李际宁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赵城金藏》的价值在于它的底本是中国第一部木刻版的大藏经《开宝藏》。在中国佛教大藏经史上乃至于世界佛教大藏经史上，它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1941年底，驻扎在山西临汾的日军迎来了一名新成员。此人名叫马殿俊，被日军视为得力助手，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红色特工。
潜伏的日子里，马殿俊意外得知了一个惊人消息：日军要秘密掠夺国宝《赵城金藏》!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情报传回太岳区党委。
朱建青
马殿俊孙女婿
他是家族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得到这个情报后赶紧就报告了。这个不是军事情报，不像弹药、粮草、药品那么紧急，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只有这方面有经历和知识的人，才能看到中国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马殿俊冒着危险传回的这条情报得到了驻扎在山西的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军区的高度重视。他们上报给中共中央、得到同意抢运和保护《赵城金藏》的指示后，马上命令史健组织实施抢运任务。
史健，原名李维略，时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接到任务后，他立刻进行周密部署。
李万里
史健之子
他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找来，向他布置任务，说中央已经批准，请军分区基干营一连参加抢经。他还跟赵城县委书记打电话，说上级已经批准抢运赵城的这部佛经，要严格保密，快速完成。
在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着唯一一件有关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的档案文献。
赵跃飞
山西省档案馆 副研究馆员
这份档案特别重要地提出了一点，就是这次抢运工作是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命令下来进行的，是由太岳二地委党、政、军、民、僧联手完成的。
1942年春的一天，在夜色的掩护下，八路军悄然进入了广胜寺。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是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战士们顺着狭窄的木制台阶上到了塔的二层，一尊5米多高的铜铸坐佛陡现眼前。
坐佛是空心的，《赵城金藏》就藏在里面。但怎样才能快速将几千卷经书转移出去呢?
王展茹
广胜寺讲解部部长
他们环顾四周，发现最快的一个办法就是从这个窗户把经书运走。
就在《赵城金藏》成功抢运的时候，距离石门峪约70千米的安泽县亢驿村，时任太岳区交通员的黄居斌从地下交通站受领了一封加急鸡毛信。
黄才恒
黄居斌之子
当时在县里取到这封鸡毛信以后，保卫科长就给他下了死命令：“人在必须信在，这封信比你的命都重要。”信的内容就是有一批我党的重要文件，要从洪洞赵城广胜寺转移到马家山黑虎庙，要求各村回去发动群众。
集中起来的群众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驮运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谁也不知道这些“重要文件”其实就是八路军刚刚从广胜寺成功抢运的《赵城金藏》。
在八路军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赵城金藏》终于被安全运送到了中共太岳区二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藏在了大山深处的三孔石窑里。
翻山越岭，人背马驮，经过许久的长途跋涉，《赵城金藏》终于在这座隐秘在大山深处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时期。
然而，《赵城金藏》颠沛流离的命运远没有结束。
1942年5月中旬开始，日军出动3万余人，调集汽车、坦克、飞机，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太岳根据地是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战士们不得不背起经卷离开驻地，继续辗转。
直到1942年6月中旬，日军大“扫荡”结束后，《赵城金藏》才被秘密运往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不久后，为了更好地保护《赵城金藏》，它又被运到山势险峻的山西绵上县水峪村，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直到抗战结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赵城金藏》被安全运送到北平，入藏北平图书馆。历经战火硝烟，《赵城金藏》终于结束了它命运多舛、颠沛流离的日子，如今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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