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新文化运动强行比附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胡适在完善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说时，试图割裂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思想启蒙与反帝救亡的内在联系，根本用意在于否定新文化运动后期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选择，否认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的失败，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对其内容、性质及历史作用的认识言人人殊。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1919年初，傅斯年等创办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潮》，在胡适影响下，杂志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为英文名。胡适在同年11月撰写《新思潮的意义》，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对旧文化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最终目的是“再造文明”，再造文明或解放改造都是“一点一滴”进行的。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胡适以“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为口述自传第八章标题，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之说理论化，在不同场合反复声言新文化运动实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此说影响甚广，但其“以西释中”的认知模式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无法准确反映新文化运动兴起和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历史实际，更刻意遮蔽和否定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和历史性选择。

脱离历史情境的西方中心论

14—16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植根于各自特殊而具体的历史环境、条件和需要之中。“中国的文艺复兴”说试图“以西释中”，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常见的认知方式。但这种方式及其结论脱离近代中国历史情境，不能解释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逻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背景，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其成果被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北洋军阀窃取。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反思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尝试弥补辛亥革命只在表面上建立一套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未能在思想文化层面充分启蒙、动员人民大众的缺陷。这场文化运动的开展，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已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制度上感觉不足”发展到“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要想真正改变中国命运，必须摧毁封建思想文化枷锁。运动初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成为运动的有力武器。如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对比而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斗争对象是天主教封建神权及其思想控制，未发展到反对封建政治制度、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阶段;由于没有足以完全取代天主教文化的文化体系，时人主张返归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艺术，从中汲取资源，以“复兴”为标榜。两者虽都是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斗争对象、思想资源和历史逻辑并不一致。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主张，直指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专制统治和帝制复辟活动。由于各派军阀以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活动背后有日本、德国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反对封建旧文化因而也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新文化运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要求，极大鼓舞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推动捍卫山东主权、反对北洋军阀卖国行径和帝国主义分赃会议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又推动先进知识分子认清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本质。新文化运动因而走向深入，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进行根本社会改造成为进步思想主流，进而孕育中国共产党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新文化运动虽然未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摆脱半殖民地境地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外来侵略问题并无直接关系，将新文化运动比作文艺复兴，实是阉割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内涵。

简而言之，把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完全无视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内在关联，毫不尊重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和内在逻辑，是机械套用西方历史发展模式来理解、衡量、裁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

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片面比附

胡适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主要有两大理由，一是文艺复兴运动期间存在“对新语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达的工具之需要”，“促使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而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学革命，是“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两者都使用了新的语言工具。二是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都“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即两者都推崇个人解放、个性解放。但从根本上说，文艺复兴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遵循不同的历史逻辑，形式上的相似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意义，主张上的相似是片段式而非整体性的。

从形式上说，文艺复兴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学创作都使用了“新”的语言工具，分别是“方言”即各民族语言文字和白话文，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白话文与文言文基本是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关系，欧洲各民族语文与拉丁语文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使用“方言”进行创作不仅意味着反对笼罩整个欧洲的封建神权，更意味着此时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正在逐渐形成，语言文字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要是因为封建式的文体同样束缚思想、压制革新和创造，但无区分和建立不同民族国家的含义。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路径，也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两种“新”语言工具的历史意义不能等同。

从内涵上说，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确与文艺复兴运动一样追求个性解放，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爆发，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中国必须以新的革命方法挽救民族危亡，广大工农群众拥有掀起社会革命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不局限于个性解放，而是“一切学术思想，都很明了地要转变到社会本位主义”。陈独秀于1920年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不仅重申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且要求新文化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注“三件事”——“要注重团体的活动”，“造成新集合力”;“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即要从资本家的奴役下解放劳动者、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政治。也就是说，个人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后，不必迷信“个人解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既有方案，而要探索真正适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和指导思想，以新的组织形式凝聚力量;新文化运动不能停留于思想文化学术层面，必须积极关注和研究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向根本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发展，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曾有“不谈政治”的表态，实指不与北洋军阀同流合污，不意味着完全摒弃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和行动。1918年7月，陈独秀批评“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的观点，认为政治改革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根本问题”。1918年12月，《新青年》同人的中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积极关注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内政局演变，反对列强强权政治、人种歧视和军阀“把持政权”。新文化运动与现实革命斗争更加密切地配合，助推五四运动爆发。而“文艺复兴”以文学艺术为主要领域，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精神，强调个人解放而未全面深入具体的政治社会实践。“中国的文艺复兴”说，显然是一个无法涵盖新文化运动整体过程和内涵的片面比附。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选择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关键节点，而胡适在完善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说时，试图割裂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思想启蒙与反帝救亡的内在联系，甚至违背史实贬抑《新青年》，刻意抬高《新潮》的作用和地位。如1960年胡适在访谈中称，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有的时候叫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变了质啦，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在自传中，他将五四运动称作“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他还贬低《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称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反而是“《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他的根本用意，在于否定新文化运动后期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选择，否认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的失败，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图为1923年12月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封面。封面由瞿秋白设计，中心是监狱铁窗，但有一只有力的手从中伸出，手上握着鲜红绸带，配有文字：“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不畏压迫、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 资料图片

五四运动后，跟随十月革命和苏俄所代表的新社会形态，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新道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点。新文化运动初期在批判封建礼教上具有较大共识的营垒，也开始发生明显分化。1919年7月，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鼓吹“一点一滴”的改造，反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根本的社会革命，以其为代表、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体也逐渐从新文化运动中退出并落伍于时代潮流。

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走不通，一点一滴的改良也是徒劳无功的。马克思主义正因为能够提供准确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形势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有效组织和动员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有力连接个人解放与社会改造实践的理论工具，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才能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纷繁复杂的“主义”和救国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胡适跟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需要抗衡“早期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认识。他在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下，依然对资产阶级民主制抱有幻想，才在晚年不断建构和完善“中国的文艺复兴”说。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论，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后来的“救亡压倒启蒙”论的“祖师爷”，后者继承前者割裂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运动、个性解放与反帝救亡内在联系的特点。

归根结底，“中国的文艺复兴”说扭曲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质，割裂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否定运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选择，逐步发展为贬低攻击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工具，必须警惕、辨析和驳斥这一片面历史认识。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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