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纪实

一个诗人曾经写道，那天傍晚，当他从圣洁的布达拉宫下到陈列当年用来惩戒奴隶的手铐、脚镣、棍棒和剜目、抽筋、剥皮等刑具的地宫后，他回头看了一眼漫天的残阳，那里，沉淀着一个民族历史的血色。

让千年血色沉淀到历史的陈列室并升起民主的旗帜，拉萨用了10年的时间。

残酷的“地方政权”

1950年4月28日，进藏主力刘伯承、邓小平麾下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五十二师吴忠部经过月余奔袭屯驻甘孜，兵锋直指西藏重镇昌都。其时，彭德怀部青海骑兵支队兵发玉树，王震部新疆先遣连剑入阿里，陈赓、宋任穷部云南先遣队戟指滇西北，一时呈“将军”之势。

巴塘藏族民众欢迎南路先遣部队(许安宁 摄)

5月26日，昌都总管拉鲁·才旺多吉受西藏地方政府拉萨方面指派，给师长吴忠写了一封信：“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致信虽然主动，用意却颇为露骨，“中藏”一说暗含以主权国家自视心理。6月12日，吴忠复信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为帝国主义所侵凌，造成人民生活之极大痛苦”“望阁下转报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解放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

此时，达赖喇嘛正驻锡拉萨。拉萨，汉文典籍载称“逻些”。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后，政治中心从山南移到拉萨，并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在拉萨首建宫室，当时称“红山宫”。14世纪中叶，帕尔竹巴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后，支持宗喀巴及其弟子，在拉萨修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宗喀巴圆寂后，其中两个弟子达赖和班禅以活佛转世方式传承教业。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在红山宫旧址重修宫殿，称“布达拉宫”。1652年和1713年，清政府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其后历世达赖和班禅均需经中央政府册封。其中，达赖辖区占总户数的95%，班禅辖区占总户数的5%。1751年，乾隆正式授命七世达赖执政，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设噶伦四人。1923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强化自身权威，以“亲汉”罪名拘捕九世班禅的官员，班禅遂避走青海15年之久。

拉萨则以圣城的身份见证了西藏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式社会形态，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创伤。

1904年，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来到拉萨。他在《拉萨真面目》中说，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旧西藏社会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政教合一，宗教上层和寺庙势力庞大。埃德蒙·坎德勒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来自美国的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曾说，“在西藏，社会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标与行为凌驾一切的价值系统之上”“宗教的权力和特权及大寺院在阻挠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这一指摘有着事实的佐证。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当时西藏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数一度超过1.6万人，共占有庄园321个、土地14.7万多克(1克相当于1亩—引者注)、牧场450个、牲畜11万头，占有农牧奴6万多人。当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相当于14公斤—引者注)，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牛羊300头，氆氇175卷。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其中价值数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多件。这意味着，达赖喇嘛是最大的奴隶主。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均由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堆穷”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另有约5%的“朗生”是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西藏地方法典规定：农奴如果“触犯”了三大领主的利益，“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儆效尤”。

20世纪20年代，曾作为商务代表驻拉萨多年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达赖喇嘛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赏罚，就在于他的政教合一地位，他既掌握着农奴今生的生杀予夺大权，又掌握着他们“来世”的命运，并以此作要挟。

在西藏地方政府看来，解放军进兵之前，摆在他们面前有四条路：战、守、和、走。战，战不过;守，守不住;和，和不了;走，走不得。所谓战和守，西藏历来无法和中央政府对抗，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所谓和，之所以和不了，是因为西藏梦想成为独立王国，而不是想隶归于中央政府之内。所谓走，就是避走印度。走是走得了，可走之后一切就得丢弃。因此，西藏地方政府有时打一下，有时和一下，有时还琢磨走一下。这意味着，问题一开始就很复杂。

平等协商的《十七条协议》

1949年12月2日，西藏“外交局”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妄图找个靠山：

近来中国共产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占领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地。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派出堪穷土登桑杰、定甲·多吉坚赞前往贵国，请求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

这封信拟由“亲善使团”带往美国，与此同时，另有几个“亲善使团”拟分往英国、印度、尼泊尔等。此消息被路透社披露之后，195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

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

鉴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美、英、尼等国均表示不接纳西藏“使团”，只有赴印“使团”秘密前往了新德里。

针对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党中央确立了军事与和谈两手互用的方针。这集中体现在1950年1月10日西南军区总司令贺龙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宗教问题处理得适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一般的见解是前方派赴易，后方勤务难;军事收拾易，政治收拾难。国民党在康藏所以失败，即由于对其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绝非捧出一个外在的班禅所能决定的。

1950年5月17日，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实施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27日，西南局提出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自由的“十条公约”，加强对藏区的宣传。

面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和平意图，西藏地方政府则试图将西藏问题拖入国际渠道。9月8日，有关人士拜会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其“在西藏和中国之间斡旋”，力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与此同时，不仅阻止、软禁乃至杀害中央派出的劝和代表，而且陈兵金沙江西岸和昌都、类乌齐地区。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对于西藏问题，“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10月7日，十八军从邓柯、德格、巴塘全线横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19天后，昌都战役结束。而早在8月23日，毛泽东就在一个指示中透露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他说：“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争取西藏代表团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

其时，已接任昌都总管的阿沛·阿旺晋美撤出昌都前，分派三路官员寻找解放军接头。11月9日，阿沛等40名昌都官员联名签署报告，派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敦请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2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决定一面派阿沛等代表与解放军和谈，一面由达赖喇嘛率员出走边境重镇亚东，达赖喇嘛的条件是坚持西藏独立。

1951年1月2日，达赖在亚东召集驻印度商务代办和所谓“负责汉地事务”官员夏格巴等后，被泼了一头冷水。美英印不愿意明目张胆支持独立。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十分宽容的和谈条件，2月18日，达赖正式指派阿沛等5名代表进京谈判。4月29日至5月23日，经过6轮正式谈判，以阿沛为首席代表的西藏代表团和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史称《十七条协议》。若干年后，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说：“对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

1951年5月23日，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与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为尽快让达赖返回拉萨，中央决定派张经武任赴藏代表前往亚东。

6月2日，居心叵测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驻印大使称：“如果他(即达赖—引者注)留在印度或者锡兰这样靠近西藏的国家，将会对西藏人的自主事业发挥最大的作用。”15日，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副领事达切尔以度假的名义到噶伦堡会见了夏格巴。达切尔蛊惑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要在中共代表到达亚东之前公开否认汉藏协议。”这样，“他们将给予公开的支持”。印度虽然调整了政策，不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但同意其作“人道主义式的避难”。

7月10日，亚东噶厦召开会议，讨论协议并表明对协议的态度。反对派叫嚷协议使西藏丧失了所有权利，完全不能接受，指责代表团擅自签字，坚持让达赖出走印度。多数官员力主接受协议，有人指出：“起初夏格巴告诉我们，印度将非常隆重地欢迎我们，可是当我们已经到了印度的门口，为什么看不到他们的行动呢?依靠外国不会有好结果，还是依靠祖国可靠。”官员们围绕是否回拉萨争论了三天三夜，多数官员认为，既然协议把西藏的统治权留在达赖手里，达赖应当返回拉萨。争论的结果是：达赖喇嘛应该返回拉萨。

8月17日，达赖喇嘛返回拉萨。9月28日，张经武带着毛泽东主席礼品在罗布林卡面见达赖。10月24日，达赖正式以地方政府和个人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发电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1954年9月4日，达赖和班禅同车抵达北京站，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达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班禅则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主席接见西藏代表团

在这段时间里，达赖喇嘛写了一首诗歌颂毛主席：

毛主席啊!您的光辉和事业有如创造世界的大梵天和众敬国王!聚积了无量数的福气才产生了这样的领袖，好像大地上有了照耀一切的太阳。您的著作珍贵如珠宝，丰富有力如同海潮一样直达到天空的边际。荣誉无比的毛主席啊!愿您万寿无疆!

谭冠三的三封信

和平解放后，西藏并不平静。《十七条协议》的墨迹未干，西藏地方政府司曹康娃·泽旺绕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组织一部分人，以“人民会议”的名义反对协议谋求“藏独”，包围张经武驻地和中共西藏工委机关，枪击西藏地方政府和阿沛·阿旺晋美住宅。张经武冒着被扣留的危险，前往布达拉宫面见达赖。西藏地方政府面对大量事实不得不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

张经武将军与十世班禅大师在拉萨(袁克忠 摄)

1956年春，“人民会议”代表人物阿乐群则在拉萨通过电台发出武装叛乱的信号，致使数百人惨遭杀害。11月，叛乱蔓延到昌都以南地区，守卫澜沧江的一个解放军支队有25人惨遭杀害。此时，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恐惧，加剧了叛乱的发生。1956年底，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应邀访问印度，参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急不可待地勾结国外的敌对势力趁机进行策反，企图阻止达赖返回西藏，在印度成立国外“流亡政府”。为策应这一行动，他们在西藏昌都部分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并试图在拉萨也掀起风浪，造成达赖滞留印度之情势，以威胁中央政府在“西藏永远不进行民主改革”。

1956年12月29日、30日和1957年1月1日，周恩来与达赖在印度新德里进行了三次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让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以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为履行承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六年不改”，并从西藏撤出了三万多人的部队和工作人员，留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只剩下一万多人。

分裂分子认为，趁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力量薄弱之时，是发动叛乱的最好机会。1957年5月，从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流窜到西藏的叛乱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名叫“曲细岗珠”(即“四水六岗”的意思，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区—引者注)的叛乱组织，妄图将这些地区和西藏融为一体，建立“大西藏共和国”。次年4月20日，从邻省窜入拉萨的5000名叛乱武装分子在三大寺秘密聚会，结为同盟，将所有反动武装力量统一于“四水六岗”组织之内。6月24日，恩珠·公布扎西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简称“卫教军”，自任司令，提出“西藏独立”“保卫宗教”“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口号，并企图把山南建成永久性叛乱武装根据地。随后，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动当地反动分子，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地和车队，破坏交通干线。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一场演出引发了血案，并由此点燃了叛乱的导火索。1959年2月7日，西藏军区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观看“跳神”活动。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希望看军区文工团演出，邓少东等人当即表示衷心欢迎，并将达赖的这一愿望告诉了索康和达赖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等人。经过协商，最终确定3月10日下午3时，到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3月9日晚，拉萨市市长落卡娃·泽旺仁增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奉噶厦命令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看戏。10日凌晨，叛乱分子带领其武装人员和“卫教军”荷枪实弹驱赶群众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11点左右，商店纷纷关门，抢储饮水，同时“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传遍全市。12点左右，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郎降措要求面见达赖喇嘛，却在罗布林卡门口被活活打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乘车前往罗布林卡，被石头打伤。下午3点左右，叛乱分子将堪穷帕巴拉·索郎降措遗体系于马尾，拖尸到市中心示众达两公里。11日，叛乱集团召开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加紧组织和扩大叛乱武装，并派人去印度驻拉萨使馆，宣布“西藏独立”。

根据中央对达赖本人仍应多方做争取工作的指示，1959年3月10日，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中将以驻藏代理代表的名义，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您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时，经噶厦官员和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以及三大寺堪布商议写定的“西藏独立”意见书，送到达赖喇嘛面前，达赖看后说：“10日发生的事情同所说西藏独立运动等，完全不符合我的愿望，根本是行不通的。”他还明确表示：“你们搞的这些活动，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因而我决不领导此种活动。”3月11日，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回了一封信：

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明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在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指示，请通过此人(即阿沛·阿旺晋美—引者注)坦率示知。

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后，谭冠三立即给他写了第二封信：

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3月11日，根据总参谋部“不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的指示，驻拉萨解放军极度克制，未采取任何行动。3月12日，在叛乱分子派代表去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宣称“西藏独立”的时候，达赖喇嘛收到谭冠三的信函并予以回复：

昨天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八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的来信中提到的问题，我现在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

12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针对西藏问题的态势，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达赖及其一群，他们的心理是矛盾的，觉得胜利有望，又怕打而不胜，逃不出去。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由于达赖不允许在罗布林卡开会，860多名叛乱分子在布达拉宫下面一处印制经书的地方聚集。由于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13日，叛乱分子将选出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送达赖审批。达赖训示说，由于三大寺、政府官员及“人民代表”的反对，未能去军区，使我感到蒙羞。在罗布林卡安排武装，这样根本不行。

噶厦官员及“代表”们听了达赖的训示后，14日的拉萨街头出现了短暂的“平静”。15日，叛乱总部向参加叛乱的僧人分发了250支英式步枪和25箱子弹。与此同时，加紧筹划劫持达赖出逃的工作：拟定了一个150人的随行人员名单;物色了7个年龄、相貌同达赖相似的替身，选定了出逃的路线等。

3月14日，邓小平亲自拟定了给达拉的第三封信，以谭冠三的名义次日送给达赖：

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国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

3月16日，达赖给谭冠三作了回复：

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以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

17日，叛乱集团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电台，通知在印度的夏格巴，声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所有在印度的西藏人宣布，并向印度政府和联合国报告，设法谋求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叛乱分子开始射击挑衅。下午3点，运输站民兵、经济警察曾惠山违反规定，擅自用60迫击炮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炮，炮弹落在了罗布林卡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叛乱武装声称达赖喇嘛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要立即将其转移。当晚，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携达赖喇嘛及其全家人，在数百藏兵的“护卫”下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26日，由索康代表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临时西藏政府”。

在得知达赖出逃的事情后，毛泽东说：“一、宣布为叛国者，并迅速将情况上报中央，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为此，中央政府将达赖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保留到1964年12月。

美国获得达赖出逃信息后，立即就其避难问题与印度政府交涉，6个小时内就得到了尼赫鲁完全同意的答复。3月31日，达赖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占领区。4月18日，达赖会见了75名印度和外国记者。印度外交部官员散发了由索康起草的“声明”，严重歪曲事实，鼓吹“西藏独立”。

当西藏叛乱爆发之时，美国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不投入20万军队不可能平息西藏的叛乱，而20万军队每天需要1万吨物资，西藏的交通条件极其恶劣，因此，平息叛乱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谭冠三仅用10个连的机动兵力在50小时之内，就平息了拉萨的叛乱;解放军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以及几万人的兵力，就取得了西藏平叛的完全胜利。

1959年3月20日，驻藏人民解放军在谭冠三的指挥下，对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图为谭冠三将军(左一)召开平叛紧急会议。

雪域，阳光

达赖及其叛乱集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叛乱居然推动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尽管《十七条协议》规定了改革的条款，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不加强迫”。1952年，中央甚至提出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实行土改。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中央又提出，西藏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在毛泽东看来，西藏这个“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将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做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正是基于这一思路，1959年3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

在民主改革中当选为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主任的尼玛次仁，曾经是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青格勒溪卡的农奴。旺青格勒曾说：“尼玛次仁是我的财产，我愿意把他揉成团装在口袋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上也由我。”民主改革后，尼玛次仁说：“现在有法律保障我的人身自由，我再也不是谁的私人财产，活得心里真敞亮。”民主改革让世代为奴的劳动人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民众欢呼：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的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一组数据佐证了这一欢呼是发自肺腑的赞美之声。在民主改革中，国家共支付4500多万元，对1300多户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90万亩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进行赎买。共没收和赎买农奴主土地280多万亩，分给20万户、80万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人均分得土地3.5亩多。在土改基本完成的1960年，西藏全区的粮食总产比1959年增长12.6%，比土改前的1958年增长17.5%。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10%。在民主改革中，西藏建立起第一个供销社、第一个农村信用社、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电影放映队、第一个医疗卫生机构。

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1960年底，西藏成立了1009个乡级政权、283个区级政权，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建立了人民政权。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万多人，其中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成长为基层干部。1965年8月，西藏乡县选举工作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567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约92%的地方建立了以翻身农奴和奴隶为主的乡人民政权，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

多年以后，阿沛·阿旺晋美由衷地评价说，平叛和民主改革“荡涤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污泥浊水，彻底摧毁了僧俗封建领主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反动政权”“昔日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的百万农奴，以主人翁的姿态，昂首阔步走上政治舞台”。

以往的圣城拉萨从来没有这样仁慈过，1959年底，拉萨市区建立28个居民委员会，先后安置8700多名贫苦游民和乞丐就业，救济8500多名生活困难的贫民，收容120多名孤老病残;以往的圣城拉萨也从来没有这样光明过，1960年纳金水电站建成发电，拉萨普通市民首次用上了电灯。而慈善和光明是进藏干部和部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有上万英雄儿女倒在了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和反叛分子的枪口下。通过推行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消灭了在西藏延续数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创了西藏发展的历史新纪元。西藏的道路，可以说是从奴隶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跨越式转换的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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