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至极！他竟将日本侵华说成亲兄弟抢家产

某管姓作家还没获炸药奖的时候，在1999年10月日本大阪关西日中关系学会上，演讲了这样一段话：“即便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为了争夺家产，有时候也会刀枪相见。这是上帝造人时留下的缺陷，我愿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本世纪前叶中日之间那场战争。”

这段话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每一个还有历史记忆的中国人身上。我们可以不愤怒，但不能不思考——这种比喻的实质是什么?它把一个民族长达十四年的血与火、三千万生命的消逝、无数家园的毁灭，装进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伦理剧框架里。日本的军国主义铁蹄，在管先生那里成了“兄弟失和”;南京三十万冤魂，成了“争产过程中的伤亡”;慰安妇的血泪，成了“兄弟打架的附带伤害”。这不是口误，这不是修辞上的不当选择，这是一次自觉的、有意识的、价值指向明确的历史篡改。

这叫什么?这叫无耻。而且是一种极其精致、极其自觉、极其有文化包装的无耻。它不是一时口快，不是用词不当，是一次有预谋的、有逻辑的、有完整价值支撑的历史背叛。

我们先做一道最简单的逻辑题。“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中日两国，算哪门子的“一母同胞”?日本列岛漂浮在太平洋西岸，中华大地雄踞于亚洲大陆。我们有自己的祖宗、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文明脉络、自己的历史道路。日本学了隋唐几百年，那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学生后来学了西方，壮了胆量，拿着刀闯进老师家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叫什么?欺师灭祖，恩将仇报，狼子野心。跟“兄弟”二字，沾着一个边吗?再说“争家产”。兄弟争产，争的是父母留下的东西，争完了各过各的日子，家还在，血脉还在，爹妈的坟还有人上。日本当年打进中国来，争的是什么“家产”?是东北的黑土地?华北的煤矿?江南的丝绸?西南的矿产?不。他们要的是整个中国，要的是你的土地、资源、人口、语言、文化、历史记忆，要的是你从肉体到精神、从物质到灵魂彻底消失。这不是“争产”，这是“夺舍”，是“灭门”，是把你祖宗十八代从根上刨掉。把“夺舍灭门”说成“兄弟争产”，等同于把闯入你家杀了你父母、奸了你姐妹、烧了你房子的暴徒，介绍成“脾气暴躁的表哥”。管先生，您家表哥是这样的?您家争产是动刀动枪、屠城灭种的?您这是侮辱了兄弟这个词，也侮辱了全中国所有有亲兄弟的人。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套“兄弟矛盾”的说辞，管先生压根儿不是原创。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站在被告席上，脖子上已经套上了绞刑架的绳子，为了活命，他编出了一套“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争吵”的辩护词。他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兄长在忍耐许久之后对顽劣弟弟进行的管教”。这就是一个双手沾满三十万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面对死亡时最后也是最无耻的挣扎。半个多世纪后，一位中国作家，拿了大阪的演讲费，坐在日本听众面前，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复述了这套战犯逻辑，只不过把“兄长管教”包装成了“上帝缺陷”，把赤裸裸的侵略狡辩升华为“哲学理解”。管先生，您读史读到松井石根这段供词时，心里难道没有一丁点异样的感觉?您有没有在深夜里突然惊醒，问自己一句：我为什么和那个被吊死的甲级战犯，在用同一种语言讲述同一段历史?一个中国作家，跟一个双手沾满自己同胞鲜血的日本刽子手，在同一套历史叙事里握手言欢——这件事本身的荒诞程度，已经超出了任何小说的想象力。如果管先生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读者一定会骂他胡编乱造：怎么可能有中国作家跟甲级战犯穿同一条裤子?可现实比小说更魔幻，它偏偏就发生了。

管先生不但不觉得荒诞，还拿出了一段感人肺腑的“心路历程”来证明自己的“觉醒”。他说，他1955年出生，小时候没见过真正的日本人，在电影和连环画里看到的日本人都面目狰狞、非常可怕。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后，接触到了真实的日本人，发现人家“礼貌周全、态度诚恳，而且有的还很漂亮”，于是大彻大悟：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是人而不是鬼。正因为有了这个“觉醒”，他才选择了“兄弟争产”的角度去“理解”那场战争。

这段话听完，我只想问管先生一句：您对一场三千五百万同胞伤亡的战争的全部认知，就是建立在几部抗日电影、几本连环画，以及后来遇到的几个会鞠躬、会微笑，甚至“很漂亮”的日本友人身上的?电影里的日本人“狰狞”，所以战争“可怕”;现实中的日本人“礼貌”“漂亮”，所以战争可以“理解”为兄弟之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放在一个三岁小孩身上叫天真，放在一个普通读者身上叫肤浅，放在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身上，叫什么?叫故意的愚蠢，或者叫愚蠢的故意。南京城下三十万具白骨不会因为管先生认识了几个“礼貌周全”的日本学者就变成“兄弟争执的误伤”;七三一部队里被活体解剖后扔进焚化炉的中国平民不会因为管先生觉得日本友人“态度诚恳”就死而复生;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肚子的孕妇不会因为管先生发现日本人“有的还很漂亮”就瞑目九泉。她们不会同意把施暴者称为“兄弟”，她们如果地下有知，只会朝管先生脸上啐一口带血的唾沫。一个作家，如果连历史事实和个人印象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他有什么资格谈论历史?如果分得清却故意混淆，他有什么资格自称“良心”?

再看管先生那套精心包装的“老百姓悲悯论”。他说，一旦战争爆发，倒霉的首先是老百姓，不单是中国的老百姓，也包括日本的老百姓。他正是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才选择了不站任何一方的“全人类视角”。这话听起来多么动人，多么超脱，多么像个圣人!可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底下全是脓血。

中国老百姓的“倒霉”和日本老百姓的“倒霉”，能相提并论吗?中国老百姓的“倒霉”，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无妄之灾。他们没招谁没惹谁，正在田里插秧、在学堂读书、在炕上哄孩子，突然就天塌了——飞机来了，炸弹落了，刺刀捅了，房子烧了，女人被拖走了，孩子被挑在枪尖上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辜者。日本老百姓的“倒霉”呢?是他们狂热支持的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碾过半个亚洲之后，弹回来的碎片砸到了自己头上。那些在南京城外欢呼“皇军万岁”的日本国民，那些为前线送慰问品、纳军鞋、写慰问信的日本主妇，那些把儿子送上战场还觉得光荣的日本父亲——他们的“倒霉”，是他们主动选择的后果，是加害者付出的代价。一个是无辜受害，一个是自食其果。一个是雪崩时被埋在山底的村民，一个是站在山顶往下踹雪的人被反作用力带下了悬崖。这两者能并列吗?能放在天平两端各打五十大板吗?管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把杀人者和被杀者并排放在一起，宣布“我谁都心疼”，然后陶醉于这种虚假的“超越性”。按照这个逻辑，犹太人该怎么“理解”奥斯维辛?不过是日耳曼兄弟和犹太兄弟“分家产”时手段激烈了一些;波兰人该怎么“理解”卡廷惨案?不过是斯拉夫兄弟内部的一次“管教”;亚美尼亚人该怎么“理解”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大屠杀?不过是高加索兄弟之间的“家庭矛盾”。任何一种反人类罪行，都可以被这种“悲悯”的修辞所消解、所漂白、所合理化。这不是人道主义。这是以人道主义为包装的对人道主义的背叛，是对受害者的二次屠杀——用语言、用比喻、用“全人类视角”进行的看不见血的屠杀。

更诛心的是，管先生曾经白纸黑字写过：美国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理由是炸死了大量平民。我们且把这句话和他的“兄弟论”摆在一起看——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三千万中国人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愿用兄弟争产的角度来理解”;而终结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客观上拯救了无数亚洲平民生命的原子弹，他定性为“不可饶恕的罪恶”。他只对结束战争的手段咬牙切齿，却对发动战争的元凶宽宏大量。他只看见蘑菇云下倒下的日本平民，却看不见南京城下、重庆废墟中、华北万人坑里倒下的无数中国平民。他只悲悯被原子弹终结了罪恶的侵略者，却对侵略者犯下的罪恶本身选择了“理解”和“原谅”。这种颠倒黑白的价值判断，已经不能用“文学视角”来遮掩了，这是良心的彻底倒伏，是立场的全面沦陷。管先生，如果原子弹是“不可饶恕”的，那南京大屠杀是什么?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广岛的平民是值得悲悯的，那南京的平民是什么?是活该?您的悲悯，怎么专挑侵略者下手?您的愤怒，怎么专朝正义一方发泄?

说到立场，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日本前驻华公使井出敬二曾公开说过，在日本的书店中要找到中国作家的作品并不容易，但管先生的作品是个“例外”。为什么是“例外”?当日本右翼势力至今还在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发声时，中国却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大阪的讲台上主动替侵略战争寻找“上帝缺陷”这样的哲学开脱——日本右翼一定乐坏了。他们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内部背书”，管先生双手奉上了。他们想消解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想模糊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界限，想把日本军国主义打扮成“迷途的兄长”——管先生不仅配合，还自己加码，把整件事升级成了“上帝造人的技术故障”。管先生或许会说，这是他的“个人角度”，不代表任何人。可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角度”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与历史真相全面对立、与甲级战犯的法庭狡辩高度重合时，这种“个人角度”就已经变成了公共毒药。它毒化的是民族的历史记忆，腐蚀的是后人的是非判断，献媚的是那些至今不肯承认侵略罪行的日本右翼势力。

我们还要再追问一步：管先生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角度”?他在演讲中说得清清楚楚——“我愿用这样的角度”。一个“愿”字，说明这不是无意的口误，不是临时起意的比喻，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选择。他知道有无数种角度可以“理解”那场战争——正义与邪恶的角度、侵略与反侵略的角度、文明与野蛮的角度、人权与践踏人权的角度——但他“愿”选“兄弟争产”。为什么?因为只有把侵略者说成“兄弟”，他才能顺理成章地不站任何一方;只有把战争说成“争产”，他才能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超脱”的旁观者;只有把罪恶说成“上帝缺陷”，他才能把自己打扮成悲悯众生的哲人。这套话语的全部功能，就是让管先生自己站到一块道德高地上去，俯瞰历史、评点江山、大发慈悲——而代价是三千五百万同胞的血被稀释、被遗忘、被“理解”。一个作家，用三千五百万条人命做梯子，爬到自己的道德高地上，然后向下挥手说“我谁都理解”——这画面，怎么看怎么像踩着累累白骨在跳舞。

还有一点必须说破。管先生说没见过真正的日本人，直到80年代接触后才发现“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是人而不是鬼”。这句话暗藏的逻辑是什么?是他之前默认了“中国人是人，日本人可能是鬼”，然后通过个人接触推翻了这一认知。好，我们姑且承认这是一个“成长”。但问题是，那场战争中的日本兵是什么?是“人”还是“鬼”?管先生见过他们吗?没有。他只见到了和平时期礼貌漂亮的日本人。他用和平时期日本人的“人样”，去消解战争时期日本兵的“鬼行”——这两种日本人是同一群人吗?在南京用刺刀挑开孕妇肚子的日本兵，和在大阪给管先生端茶倒水的日本学者，是同一个人吗?管先生用一个群体在和平时期的文明表现，去为另一个群体在战争时期的兽行辩护，这种逻辑的混乱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如果一个民族的“礼貌”可以洗刷另一个民族在同一面国旗下的暴行，那德国人的严谨是不是就可以洗刷奥斯维辛?日本人的“漂亮”是不是就可以洗刷南京?管先生，您这套逻辑，放在任何一个国际法庭上，连被告的律师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而歪曲历史比忘记更加危险一万倍。忘记历史，后人至少还有机会重新学习、重新铭记;歪曲历史，后人连重新学习的起点都找不到，因为历史已经被篡改成了“兄弟争产”“上帝缺陷”“可以理解”的温情故事。管先生把日本侵华战争比作“兄弟争产”，其全部操作的最终效果只有一个：让侵略者的罪恶变得稀薄，让受害者的苦难变得模糊，让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变得暧昧，让子孙后代越来越说不清那场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当一个民族连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都开始模糊时，这个民族离下一次被人踩在脚下就不远了。

文人可以有不同的美学追求，作家可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思想者可以有不同的哲学关切。但在民族存亡、历史正义、人类良知这些底线问题上，没有任何“角度”可以暧昧，没有任何“修辞”可以漂白罪恶，没有任何“全人类视角”可以成为逃避立场的避难所。管先生的“兄弟论”，注定要被每一个还有血性，还有记忆，还有是非感的中国人钉在耻辱柱上。历史是严肃的，三千五百万条生命是严肃的，那些母亲失去孩子时的哭喊、那些丈夫倒在刺刀下的最后一眼、那些被蹂躏后投井自尽的少女最后的绝望——这些是严肃的，是不可亵渎的。任何轻佻的比喻、任何不负责任的“角度选择”、任何以个人感受消解集体记忆的叙事，都是对这些严肃之物的公开侮辱。而那些侮辱者，终将被历史抛弃——不是被小说中的历史，而是被真正的、铁与血写成的历史。当有人试图把野兽的入侵说成家中的纷争时，他侮辱的不只是那场战争中死去的人，更是每一个活着的人对真相的责任，以及每一个后来人对正义的理解。历史不会因为谁的修辞漂亮就改变它铁与血的底色，正如良心不会因为谁的“角度”独特就放弃它最基本的判断。管先生有选择“角度”的自由——而我们，有选择不原谅的自由，更有选择永远记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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