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十六字诀”游击战思想的形成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和朱德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朱德在领导革命战争实践中，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立足湘赣边、闽粤赣等地区的地形地势，结合早期丰富的军事经验，探索出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他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游击战思想的形成，是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是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指导军事实践的理论结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的军事活动，形成“流动的游击战术”

1909年春，23岁的朱德离开四川，远赴云南昆明从军，初任陆军第十九镇步兵标司书，后被推荐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朱德在讲武堂两年时间，刻苦学习近代正规军事理论，训练作战指挥能力。在校期间，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还结识了自桂入滇任职的蔡锷，深受其治军、练兵和用兵思想影响。1911年10月，朱德在讲武堂特别班毕业，被分配到蔡锷部下任副目，毕业后即投身辛亥革命。朱德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同年11月又参加了援川战争。

1913年秋，朱德担任云南陆军营长，奉命率部前往滇南戍边剿匪，驻防中国南部边疆的蒙自、个旧一带。在法帝国主义支持下，土匪武装对边防和当地居民生活破坏严重。因土匪熟悉地形、化整为零、来去无踪，以往驻扎于此的部队屡遭戏弄，损失惨重，最终被迫撤离。朱德率部进驻后，起初也多次扑空，吃尽苦头。面对困境，朱德改变传统正规战打法，向土匪学习流动游击。他把部队分为若干小分队，分路搜索跟踪、游动突袭，只要抓住就穷追猛打。这一战术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剿匪屡屡得手。朱德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

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这场历时六个月的战争，北洋军与云南护国军双方兵力极为悬殊，战斗极为残酷。在棉花坡的纳溪保卫战中，朱德采用机动灵活的迂回战术，以一营正面攻击牵制敌人，以大部兵力迂回到敌之侧翼发动猛攻，出其不意，打得北洋军晕头转向，损失惨重。在第二次泸州战役中，朱德支队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再一次采用流动游击战术，避实击虚，迂回突袭。有时分兵牵制配合，有时集中兵力冲击，有时布下口袋阵围歼敌军，在右路进攻中取得重大胜利，打得北洋军闻风丧胆，连称“朱德支队惹不得”，朱德也因独特战术和赫赫战功被誉为滇中名将。后来，朱德在总结早年战斗经验时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等地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

五四运动后，为寻求革命真理，朱德于1922年远涉重洋来到德国。其间，他熟读世界军事史，潜心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及战略战术，并在周恩来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系统学习苏联红军军事理论，1925年朱德又辗转来到苏联。在苏联期间，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不仅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还深入学习城市巷战、山地战、游击战等现代军事理论，尤其注意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在一次课堂上，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打仗，朱德回答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既是他早期游击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他把早年实战经验与现代军事理论相结合得出的答案，为后来“十六字诀”游击战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从南昌到井冈山，形成“二十八字诀”游击战术

朱德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于8月1日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南下广东，仍沿用北伐战争时期正规战打法，攻坚夺城、硬打硬拼，最终在潮汕失败。

三河坝阻击战后，朱德率余部转战福建、江西，一路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为了鼓舞士气、稳定军心，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先后在安远县天心圩、大余县、崇义县上堡三次整顿部队，史称“赣南三整”。在天心圩整顿中，朱德对起义军开展思想认识教育，让大家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坚定了革命信念。在大余整编中，朱德重新整顿军队党、团组织，派出优秀党员担任基层指导员，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同时取消军、师、团建制，改为纵队建制，充实了基层作战单位，提升了部队灵活机动的作战能力。在上堡整训中，朱德首先对部队开展纪律教育，要求缴获全部归公，部队除行军打仗外还要开展群众工作;其次进行军事训练，朱德提出要适应形势改变战术，提出上山打游击的新战术，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变为“人”字战斗队形。后来，朱德在回忆这段革命经历时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

1927年12月，朱德接到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抵达韶关后得知起义失败，部队因此移驻粤北犁铺头。在犁铺头休整时期，为了迅速转变指战员的作战观念，朱德抓紧时间训练部队，他对教导大队队长李奇中说：“以后要打什么样的仗，仗怎么打，大家并不了解。我们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他们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而且他亲自给士兵讲课，反复强调：“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住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在练兵期间，朱德还结合南昌起义以来作战得失、赣南三整后的战术转变和早年流动游击经验，亲自编写战术教材，系统总结游击战规律，在教材中提出了“二十八字诀”：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这是朱德对此前游击战争实践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提炼与归纳。

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后，国民党急调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六个团前来“进剿”，兵力远超起义军。朱德沉着冷静，以“二十八字诀”精髓灵活指挥坪石战斗。在强敌进攻时不硬打硬拼，主动撤出宜章城，避其锋芒，隐蔽在深山中的圣公坛。敌军进驻岩泉圩、屯粮坪石镇后，摆成五十里的一字长蛇阵。朱德即派出农民武装在敌之四面袭扰，日夜鸣枪放铳，使敌昼夜不宁、疲惫不堪。朱德抓住战机集中精锐，于1月31日早上突袭岩泉圩，分出的另一路兵力则从侧后杀入，前后夹击围攻，使敌军全线崩溃、仓皇逃窜。岩泉圩一攻下，朱德果断下令，集中兵力全线追击，以最快速度向坪石镇挺进，不给敌军喘息机会，乘胜扩大战果。坪石镇攻克后，又向乐昌方向追击一二十里，“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都打烂了”。坪石战斗，起义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溃敌军一个整师、俘敌千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许克祥仅带数人狼狈逃命。

湘南起义指挥部旧址

湘南起义后，国民党湘、粤、桂军阀调集重兵“协剿”起义军，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井冈山会师，使两支革命武装力量汇聚、游击经验相互融合、战争思想相互启发，为“二十八字诀”进一步凝练升华而形成“十六字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从井冈山到赣南，形成“十六字诀”游击战术

井冈山会师前，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周旋时，也在探索适合革命实际的游击战术。他结合井冈山地形，吸取绿林武装的盘旋经验，对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的“打圈子战术”改造得非常成功。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与指战员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时，曾向官兵讲述战术问题，他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一个战术思想转变。”他还举例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经验。毛泽东对这一经验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当时提出了“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的游击思想;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强敌来了，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准狠打，要打得干脆利落，既要消灭敌人又要有缴获。最后，毛泽东归纳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可见，毛泽东与朱德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朱毛会师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频繁发动“进剿”“会剿”。仅1928年5月上中旬，国民党军杨如轩部连续发动第二、三次“进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朱德与毛泽东采用声东击西、敌进我退、集中兵力伏击等游击战术，取得黄坳、五斗江、高陇、草市坳、永新等地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剿”。在实战中，朱德与毛泽东相互启发、不断总结，在原有的游击经验的基础上，共同提出了“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提出后，成为了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灵魂与基石。在井冈山后续的斗争中，红军指战员灵活运用“十六字诀”，连续打破敌人的“进剿”“会剿”，取得了七溪岭和龙源口等大捷，尤其是在黄洋界保卫战中，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成功击退国民党军四个团的进攻，粉碎了湘赣两省军阀发动的第二次“会剿”。

1929年初，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在转战赣南、闽西时，“十六字诀”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如发生在瑞金的大柏地战斗，红军以口袋阵伏击敌军，取得重大战果，扭转下井冈山后的被动局面，被陈毅赞誉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又如红四军入闽第一战——长岭寨战斗，不但歼灭郭凤鸣旅、击毙敌旅长，而且在闽西打开了革命战争新局面。这些战斗的胜利，都是红军指战员灵活运用“十六字诀”而取得的。同年4月初，红四军回师瑞金后，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这封信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总结了红军游击战术的内涵。信中明确指出，红军三年来采取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将这一游击战术概括为“十六字诀”，使其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普遍认同。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十六字诀”得到进一步检验和发展。1930年12月25日，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前夕，苏区军民在宁都小布召开了歼敌誓师大会，大会主席台两侧悬挂着一副毛泽东撰写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实际上是反“围剿”斗争的基本指导思想，告诉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此后，朱德在中央苏区亲自指挥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红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连战连捷，就是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其基本指导思想正是朱德和毛泽东一起创造的“十六字诀”。

后来，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时，又把“十六字诀”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的高度。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是“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十六字诀”由此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原载《百年潮》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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