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的突出特点及现实指导

　　毛泽东一生关注水利建设，从年轻时考察社会问题到革命战争年代，在极端困难环境下都没有忘记给予水利问题以实际的独到的思考。建国后，毛泽东更是以人定胜天、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慨领导了我国大江大河的治理和规划，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治淮、官厅水库、荆江分洪、引黄济卫和三门峡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七十年代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上马等，这些水利设施为抗御自然灾害和工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形成早、起点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探索和总结，是中国当代江河治理规律的科学结晶;其突出特点在于全局观、战略观、辩证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一、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形成早、起点高

　　“毛泽东是中国治水史上一位功盖大禹的伟大人物”，①他一生重视水利工作，早在极其残酷的战争年代就已充分认识到水利在根据地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进行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就把修筑塘坝列为农民协会的十四件大事之一给予赞许。②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正式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③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举办水利的思想，组建了靖边县水利建设局，领导民众修渠筑坝，在沙滩上建起了一万多亩水田。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强调把“兴修有效的水利”列到提高农业技术的首位，并指出：“修水利的重要问题，是地权分配问题、动员民力问题、组织领导问题与塘坝问题，四者有一不当，即不能成功。”④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自然灾害相继发生，其中水灾尤为严重。以美、英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及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幸灾乐祸，纷纷急不可耐地跳出来冷嘲热讽，预言共产党解决不了新中国的水旱灾千古难题和人民的吃饭问题。毛泽东豪迈地回敬他们：“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⑤毛泽东抓主要矛盾，决心痛治水灾，从此，新中国进入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之中。毛泽东直接过问和参与淮河、黄河、长江以及海河诸流域的规划、治理，其水利建设思想伴随着共和国水利建设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完善，提出了“南水北调”的战略设想，逐步形成“兴利除害、积极慎重、标本兼治、统筹兼顾、蓄泄兼筹、综合治理、和谐发展”等治水方针和原则，奠定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至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淮河、黄河、辽河等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和基本形成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从而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江河泛滥和水旱交灾的历史局面。总之，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形成早、起点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其突出特点在于全局观、战略观、辩证观，是当代中国江河治理规律的科学总结，对现实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的全局观

　　从全局着手，细致化解地方矛盾。对于地方因各种情况、因素产生的问题、矛盾，毛泽东从不主观武断，总是能及时指示有关部门先调查、了解，然后做出正确的有利于各方的解决办法。也正因如此，地方部门也总是一有难解决的问题，就向毛泽东发电报以求解决。Ⅰ、荆江分洪，调解两湖。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酝酿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时，曾引起湖南、湖北两省利益矛盾。对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当时的湖南常德专署还向毛泽东写信，状告“常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毛泽东站在大局、全局的角度思考，指示周恩来专门主持召开两湖有关人员参加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调解两湖纠纷。1952年5月，毛泽东为修建中的荆江分洪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①使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得以顺利进行。Ⅱ、化豫皖水利矛盾于双方都有利。河南、安徽因建临淮冈拦河水库发生矛盾，河南淮滨县委和安徽阜阳地委都将电报打到了毛泽东面前。淮滨县委的电报毛泽东批示给刘少奇、邓小平及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建议派出政治过硬、业务精专的副部长亲自下去调查协调;阜阳地委的电报，毛泽东阅后则转杨尚昆及中央书记处协处，最后做出了有利于双方矛盾化解的相对正确的决定。同样是豫皖两省因梅山水库闹分歧时，毛泽东利用到地方视察的机会，把河南、安徽的省委书记找来，开导教育他们要着眼全局、双方兼顾、共同协商，使两省的水利矛盾得到很好的化解。

　　苏北土改要为治淮让路。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一场深刻变革。兴修水利对变革农村封建生产关系，配合土地改革有重要意义，但一些地方感到治淮与土改有矛盾。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1950年8月31日在给苏北的电报中批示：“此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②在周恩来的认真主持下，三省集中力量抓治淮，苏北土改为配合治淮推迟一年。

　　灌溉、发电、航运综合利用。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指示要修好三门峡水库：“如果把这个大水库修起来，就可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③治理长江的前期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也是综合工程的典范。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练兵，为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准备了队伍，为我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并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方面“五利俱全”，取得了巨大的综合效益。

　　三、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的战略观

　　治淮与抗美援朝成为50年代初共和国的两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作出从根本上解决淮河水患的指示，把治淮提高到安邦定国的战略高度，治淮与抗美援朝成为50年代初的两件大事。1950年7月20日，毛泽东阅读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后，给周恩来做出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①1950年8月5日夜，毛泽东又收到安徽省委负责人紧急灾情电报，读后泣不成声，批示周恩来：“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②9月21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周恩来：“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③连用三个“早日”，可见毛泽东把根治淮河水患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同年10月，党中央、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即将拉开的特定背景下，在中央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一方面是投入极大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淮河，另一方面还号召全国支援，从全国抽调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大学生等，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形成浩浩荡荡的治淮大军，揭开了新中国治水的雄伟序幕。

　　提出南水北调的战略设想。中国幅员辽阔，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北方严重缺水，南方水多且经常泛滥成灾。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面对黄河水量少、华北平原旱灾严重的现状，第一次提出“南水北调”的战略设想。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调些是可以的，能多调些更好。”④1953年，毛泽东乘“长江”舰由武汉下南京，途中进一步阐述了“南水北调”的思想，并做出指示：“关于南水北调工程，可立即开始查勘。”⑤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南水北调的规划。1958年到1960年3年中，中央先后召开4次全国性的南水北调会议，制定1960年至1963年南水北调工作计划。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前期工作和反复研究论证，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线规划方案最终确定，2002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据新华网北京2012年11月28日电(记者林晖)：记者28日从国务院南水北调办获悉，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计划于2013年第三季度正式通水，届时长江水将调至山东半岛和鲁北地区，山东、江苏、安徽等输水沿线地区将因此受益。

　　思考兴建三峡水利工程与国防安全相结合。1958年3月，成都会议对三峡问题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意见稿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加写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⑥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发动侵越战争，蒋介石也趁机叫嚣反攻大陆，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从备战的角度考虑，担心一旦暴发战争，装满江水的三峡工程将成为敌人的重要袭击目标，因此决定缓建三峡工程。60年代末，中苏边境紧张，1969年9、10月间，当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同志雄心勃勃地向毛泽东提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建议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方水，怕不怕?”“现在是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⑦三峡工程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没有仓促上马，是毛泽东基于战略上的成熟考虑，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正确抉择。

　　四、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的辩证观

　　毛泽东水利思想充满辩证法。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治水方针上，出现蓄(以蓄为主)、小(小型)、群(群众自办)与排(以排为主)、大(大型)、国(国家兴办)两种不同的倾向。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指出：“排、大、国与蓄、小、群是对立的统一，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一点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才行。”①

　　在蓄与排的问题上，我国的治水史中，历来就有两种对立的意见：有的强调蓄水，有的强调排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以上两种主张都具有片面性。单纯地排水不行，单纯地蓄水也不行。毛泽东认为，蓄与泄虽然是对立的，但它们是能统一的，那就是蓄泄兼筹。蓄泄兼筹是针对治淮提出来的，但同样也适用于其它河流的治理。在小型与大型、群众自办与国家兴办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②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黄河治理方略，“上拦”与“下排”相结合，上下游兼顾，两岸分滞，利用防洪工程体系综合治理，充分体现了“蓄泄兼筹，综合治理”的思想。

　　水利建设中处理好除害与兴利、近期与远景等方面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审阅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时，毛泽东肯定了要正确地解决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的六种关系，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火电与水电。”并在其后增加了“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一种关系。③1958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三峡工程和发展水电问题。当听到水利专家林一山汇报说长江每年流走将近4000万吨优质煤的能量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南方水多，应当尽量发展水电，凡是能用水发电的地方就不要用煤发电，水永远用不完，煤总是会挖完的。我们的祖先已经烧了两千多年的煤，现在我们会用水来发电，应尽量少用煤，让煤再埋它个两千年。”④毛泽东当时的这种辩证的、节约的、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和光辉如新。

　　中国江河水系，水土流失严重，治水必须与治土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⑤“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⑥毛泽东还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的光辉思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五、弘扬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破解目前农村水旱灾难题

　　近十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旱灾频发。如2000年的北方大旱、2004年的南方大旱、2006年的川渝大旱、2008年入冬至2009年春季的南北同旱、2010年春季的西南特旱，今年的南方突破历史的大旱灾还在继续。同时，我国的水灾威胁同样严重，除西北个别省、区外，其它省、市、区几乎都有暴雨山洪出现，一些地方每年的防汛抗洪成为常态。如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大水灾，2005年南方多省区大水灾，2007年淮河大水灾，2008年夏初南方多省区暴雨洪灾，2010年夏初南方诸省的暴雨洪灾，目前伴随着长江流域中下游的特大旱情，北方等局部地方却水灾严重，如东北黑龙江流域发水情，等。同时更值得我们警觉反思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耕地大部分又要靠天吃饭：现有耕地18.26亿亩，只有8.67亿亩有灌溉条件，其余的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有条件灌溉的耕地也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等问题，灌溉水利用率只有46%，灌溉保证率多数只有50%～75%;其中大型灌区434个，有效灌溉面积2.5亿亩，而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仅达到60%，中小型灌区4万多个，有效灌溉面积6.1亿亩，设施完好率不足40%，排水、储水功能严重退化。①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们不能讳疾忌医，我们必须寻找根源，总结经验，针对现实，解决问题。

　　1、要用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今天治水的全局，把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与今天的现实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治水的方略来。党和政府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水利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进行全面的、战略的、辩证的思考，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依法治水，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治水之路。

　　2、要继续发扬毛泽东时代将亿万农民组织起来兴修农田水利的优点，也要发挥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毛泽东时代，我国亿万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水利建设事业，特别是农田水利系统的建设、使用与管理，使水利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服务。实行家庭承包制后，随着政府强制性权力的退出，乡村水利建设与管理陷入困境。面对现实，一是需要国家进行政策性引导，鼓励农民建立合作经济，形成乡村水利供给的社会基础，实现农村社会基础的重建和共同体的维持;二是继续发挥市场高效调节与竞争机制作用，防止垄断，形成灵活多样的参与形式。

　　3、要切实加强各级政府和社会对“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再认识。一个时期来我们对“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认识上出现严重偏差和误区：认为过去兴修水利是治标不治本，并非良策;过去搞多了农田基本建设，破坏了生态平衡;过去水利投入大，浪费大，等等。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加上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农田水利灌溉以小农小户为主导，已经形成的农村水利网络逐步荒废，集体力量办大事的功效难以再现，市场经济下的农村务工面临着诸多不利，一家一户就是想维护或解决个人眼前的水利困境也成为难题。然而不断的“水旱灾”促使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2010年春季西南特旱出现人畜没有水喝和入夏以后的长江以南各省的普遍暴雨成灾更是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刻不容缓。

　　4、以政策为引导，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农田水利投入机制。目前国家在农田水利方面投入的资金有水利基本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补助、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扶贫、以工代赈，等等，建议加强协调和统一规划，形成合力。要依托项目投入、吸引民间投资、发动群众投入，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投入不足、发展滞后的问题。

　　5、加强组织和管理。在新形势下，国家和政府要把农田水利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而提高农田灌排标准、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加快小城镇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加快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都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和管理。要切实加强对乡镇水管站、水库管理站、灌区管理站以及村委会、村小组和农民用水户协会等农田水利管理机构的有效管理，理顺部门权限，明确职责分工。建议重新核定农户灌溉面积，改革现行用工制度，加强农村水利服务队伍建设，形成统一有效的农田水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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