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方法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梁柱

　　【内容提要】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建设和教育，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并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毛泽东做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互相借鉴、相互融合、不断丰富完善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充分发挥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

　　方法论，包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极为重视的一个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发挥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锐利武器，是值得我们继承、运用和发展的。

　　一

　　毛泽东不仅写下了诸如《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专门论述方法论的著作，而且还把方法论的思想贯穿到他的政治、军事和哲学等的论著中。他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提出来，教育共产党员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就是从思想方法人手，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实际上指明了整风运动的主旨所在。他主持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

　　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建设和教育，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并紧密地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任何哲学的显著区别，在于其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强调理论的实践性和方法论意义。为了强调这一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指明以往的一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并一再声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的认识工具”，他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他认为，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基本特点，把理论与实践、世界观与方法论割裂开来，“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样，一定的历史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解决党内思想方法问题，这不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而且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重视方法论，也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和我们党的特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由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特点和政治环境的特点，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大批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往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要求，因而到中共党内寻求出路。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着其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在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在党内积极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第三，党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要实现这种领导作用，其关键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因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观察和判断客观事物是关系到路线能否正确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那种用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观察形势，决定政策，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际相脱节，这就成为党内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认识的根源。所以，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还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解决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关键问题。陈云是我们党内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学习理论锲而不舍，始终如一。他回忆说：“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使陈云认识到，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重要性。从此以后，他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不同时期，都积极在党内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强调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他指出：“领导同志要学点哲学。不要怕人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过时，永远也不会过时。无论工作如何忙，也要抽点时间学习。”他还以自己学了哲学终身受益的感受强调：“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殷切希望党的高级干部都来学哲学，并且把这种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责任。他说：“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毛泽东在党内倡导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转变党的思想作风、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从方法论角度看，毛泽东做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切从书本出发，照搬照抄。如果说，从李大钊最早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成为我们党对理论联系实际命题的最早表述，到大革命时期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并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那么，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则是更自觉、更深刻地阐述并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论述了党应当遵循的思想方法。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在于，鲜明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强调调查研究是保证党的路线正确的重要途径。虽然这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等问题。中国革命是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还是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这的确是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实事求是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三者是密切相关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和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这篇文章的第六点即上引的观点时曾经说，第六段我看现在还用处不少，将来也用得着。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依靠外国帮助我们打胜仗。这个看法是极为正确而深刻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坚持的。由上可见，在这篇孕育着毛泽东思想雏形的文章中，就鲜明地表现出思想方法论的特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而有可能更加深入地探讨和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特别是思想路线上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在1937年七八月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篇章)，是其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代表作，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体系，这两篇著作对于确立党正确的思想原则，具有重要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其一，对党应当遵循的思想原则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哲学论证。如前所述，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去观察客观事物、制定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成为党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党的正确的学风，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路线。“两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花大力气去探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着力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进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从中找出适合中国实际的解决办法，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而不是靠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结论。“两论”在阐述这些重要问题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其二，从哲学思想上深入分析和清算了党内曾经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对于党在思想上走向成熟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在为“两论”写的题注中所讲的，党内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出现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同哲学史上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一样，他们共同的思想特征是割裂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凝固化、绝对化和公式化，只承认普遍性，否认事物千差万别的特殊性，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公式到处加以套用，这是教条主义者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的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源。其三，“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使之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毛泽东先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对于深入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全部哲学活动都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融为一体。为了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他十分重视矛盾的分析方法。他同列宁一样，把矛盾问题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指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在指导工作中，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注重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从繁纷复杂的矛盾现象中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推动客观事物向前发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论十大关系》中，同样体现了毛泽东活跃的辩证思维方法。在这里，他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我们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从中国国情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在抓住重点工作的同时又十分重视非重点方面，即把非重点工作提高到使之有助于重点工作更好解决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和处置。这种辩证地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关系，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指出，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互市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把这种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结和转化的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重点和非重点，用抓好非重点来促进重点的更好解决，是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的一个发展。比如，他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时，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把发展农业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他痛感苏联为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旧俄时代的最高水平，因而搞的工业化也是不成功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并不完全按苏联的做法，还是比较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如在投资比例上，苏联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侈是9：1.中国是8：1，中国的粮食和市场供应都比苏联好。即使这样，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仍提出要适当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认为，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随后不久，他又提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的重要思想。他从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等等，多方面地论证了这一思想。他提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这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就不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而是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力量来对待，把农业提到直接关系工业化速度的突出位置。《论十大关系》在方法论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此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规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及相关的一系列讲话中。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它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一，指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承认矛盾并妥善解决矛盾才能使社会不断向前推进，这样才能使我们在社会矛盾面前处于主动地位。其二，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一方面，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是相适应的，这是新社会优越于旧社会的重要表现，因而能够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但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能够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起来，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三，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指明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通过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这一科学概念，来表达党应当坚持的思想原则，这就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方法问题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从而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保证。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党的任务和斗争的需要，毛泽东都把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具体化为一系列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使之成为沟通理论和实际、党和群众关系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桥梁，成为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这些工作方法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一个不断完善而系统的科学体系。其中，既包含诸如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个别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切经过试验这样一些相互联系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还包括由此而派生的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方法，诸如当好班长、互通情报、以点带面、胸中有数、解剖麻雀、统筹兼顾、全国一盘棋、两条腿走路、抓两头带中间、学会弹钢琴、留有余地、注意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析与综合，等等。这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具体体现，它的提出和贯彻，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如同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一样，工作方法也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提出的，是实现党的任务不可缺少的环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特别强调：“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这不仅指明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而且也告诉我们工作方法的制定也要符合客观实际，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确定我们可行的、有效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任务与工作方法相统一的指导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正因为这样，根据一定情况和任务提出的工作方法，往往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比如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制定的解决党内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就适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使我们的工作方法形成了互相借鉴、相互融合、不断丰富完善的完整的体系。

　　第二，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也是一切工作方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的内容。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动性、创造性，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群众路线包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明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就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始终如一地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能够夺取党的事业的胜利。这就要求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必须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工作路线。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党的正确的领导意见的形成和实施过程，阐明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工作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就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形成正确意见并加以贯彻实施的过程。“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领导者从对群众实践的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的普遍的号召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领导者把一般号召付诸实施，到群众实践中作具体指导、并检验一般号召的正确性的过程。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任何工作中，“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就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也是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实践中提出的“一切经过试验”、“种试验田”、“解剖麻雀”、“蹲点”、“点面结合”等，就是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第三，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读史，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成为独具风格的、有深刻见解的一家之言;另一方面，读史是为了今用。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随手拈来，赋予新意。像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愚公移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古语古训，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改造，有的成为党的学风，有的成为我们在工作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工作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进攻，毛泽东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方法，对此，他生动地说：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二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运用这种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深刻表达了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既要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又要尽可能地保持和延长同他们的抗日合作关系。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民族形式，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便于掌握和贯彻的生动活泼的东西。

　　第四，在调查研究中获得新知，取得解决问题的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不是在人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要在实践中，通过调查研究取得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这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然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但比起革命战争年代“躬自调查研究”少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同这时不重视调查研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相关联的。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严重的教训对毛泽东起了警醒作用，开始重视历史上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前后，毛泽东在全党多次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干部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自己身体力行，除了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组下去调查外，自己也到全国各地了解真实的情况。毛泽东指出，我们这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他还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取得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毛泽东领导思想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5期，摘自2013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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