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中国人如何才能掌控自己的饭碗？

中国人如何才能掌控自己的饭碗？

郭松民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两会上说：“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句话实际上道出了在目前食品供应还不错的形势下，总书记对粮食安全的隐忧。

主流舆论和专家对总书记讲话的解读，总不出“确保18亿亩红线”之类，可谓隔靴搔痒，还是最近三十多年讨论问题见物不见人的恶习。试问有了耕地就能确保粮食安全吗?显然不是。土地是不会自动长出粮食的，要有人播种，有人管理，有人收割才能长出粮食，这本是常识，偏偏被许多人忘记了，这些年农村土地撂荒问题日趋严重，就证明了单有“红线”是远远不够的。

在笔者看来，中国粮食问题的彻底解决，意味着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繁荣的、生活水平与城市持平的农村；要有一支充满自尊的、对自己的职业与身份高度认同的农民队伍；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从根本上说，只有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完成。真正的发达国家，基本标志都是城乡差距的基本消除。少数现代化的大城市被破败、凋敝的农村包围，城市周边充斥着贫民窟，这是拉美、印度、菲律宾等国常见的情形，这标志着现代化的失败，是政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也是中国应该绝对避免的前景。

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在农村的推行的政策，一些专家在三农问题上提出的建议，都在使农村加速的拉美化，或菲律宾化，其政策的出发点和实际效果，都是在掠夺农村与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背道而驰，有可能使农村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比如，有著名专家学者强调“土地确权”和“流转”，其实际效果就是鼓励农民卖地，他们的理由是农民可以用卖地的钱到城市生活，但他们故意不明说的是，在社会保障还不能实现全体国民均等化的背景下，土地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鼓励农民卖地就像鼓励城市居民卖掉自己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去做小生意一样，是一种居心险恶的刻意误导。“土地流转”的结果，只能使农民永远失去来自土地收益，包括土地产出的收益和土地增值的收益。这样的政策，除了有利于城市的过剩资本到农村兼并土地之外，对农民没有任何好处。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今天国际资本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出来兼并土地的很可能是外国资本，这就意味着，虽然土地还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之内，但碗里的粮食已经不完全是中国的了。

再比如，这些年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支持所谓“公司+农户”。但要知道，农户面对公司，毫无博弈能力，这种模式约略等于“狼+羊”的模式，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这种模式的最好结果，也无非是农民在本地获得一种传说中的“长工”地位。

有没有可能像美国那样通过对农民的补贴来解决三农问题呢?不能。道理很简单，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超过500万，不到美国总人口的2%，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政府补贴。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致抬升到与城市持平，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发达的农业，解决了自己的三农问题。但中国的农业人口还有7亿左右，超过总人口的50%，所以靠政府补贴来消除城乡差距是行不通的。

今天，中国农业已经深深的内在于市场经济之中，解决三农问题——最终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用通过增强农民在市场中博弈能力的方式加以解决。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是唯一的：即通过依托集体经济从事非农产业的方式来解决。

为什么必须从事非农产业?这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天然的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生产率的增速，经常可以达到两位数，而农业能够增长百分之一、二、三就相当不错了。不让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农村的生活水平就永远低于城市，农村优质的人力资源就会不断流向城市，农村就会不断的凋敝沉沦，成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的最大基地。

鼓励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并不是要让农民去搞前沿的工业甚至黑科技(当然农民如果有能力搞，国家也不能禁止)，而主要是指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比如种麦子是经典的农业，但是把麦子磨成面粉，就属于农产品加工，如果再把面粉做成馒头、面包、面条、油条之类，就变成食品加工和食品销售行业了。

农产品的利润主要产生于后面的深加工环节，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国家理应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农民“占领”这些行业，使农产品的附加利润归农民所有，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由于这一部分非农产业的基础是农业，所以农民就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土地，这才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必须依托集体经济?这是因为，只有依托集体经济搞非农产业，所获得的利润才会在农民当中比较平均的分配，才能够提高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集体还可以向农民提供国家没有能力提供的社会保障，使各得其所的“五有社会”在农村率先实现。

目前实行的不支持集体经济，只支持少数“能人”和“大户”的政策，只会加剧农村的贫富分化，少数人成为新“黄世仁”，大部分农民沦为新杨白劳、喜儿和大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增强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以及价格谈判能力。单个农民在市场上只能接受价格而不能影响价格，单个农民具有极大的盲目性，谷贱伤农的悲剧反复以各种方式重演，证明一盘散沙的农民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他们在市场中唯一的前景就是被掠夺并且破产。

从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来看，城乡差距的显著缩小，会大大减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人数，这将倒逼城市工资水平的提高，同时倒逼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之所以被长期延宕，根本原因正在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使得大部分技术升级丧失了比较优势。

通过“依托集体经济搞非农产业”来解决三农问题，并非笔者的空想，而是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南街村、华西村、黑龙江的兴十四村等都是典范。这些以集体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村庄有三农问题吗？没有。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的主流舆论对它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极尽妖魔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存在挑战了小岗村神话，这也许可以算是另外一种版本的“宁要草，不要苗”吧?

历史不能假设。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八十年代对已经度过了最困难阶段，即将开始起飞的人民公社，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强制解散，哪怕保留下来三分之一，中国的农村形势也会比现在好的多吧?

小岗村神话预先排除了通过重建集体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能性，构成了最终消除城乡差距，彻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障碍。我想，这应该是总书记隐忧的深层次来源。现在是到了拆解这个神话，为中国农业的继续发展扫清道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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