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农村体育事业发展述论

上海是中国近代体育的重要发源地。早在19世纪，上海就有了公共体育场、游泳池、网球场、足球场等体育场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体育事业获得新生，群众体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1956年至 1965年，在国家体委的积极扶持和推动下，上海依托其城市体育的优质资源，积极开展农村体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根据笔者目前所见史料，上海在 20世纪 50年代中前期已经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但规模小、较为零散，而在1958年到 1959年的两年时间里，上海的农村体育运动达到高潮。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相关活动基本停滞，1964年和 1965年又逐渐好转，1966年后基本停顿。

目前学界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却鲜见考察农村地区体育事业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笔者拟依据公开的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与报刊等相关资料，梳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农村体育的发展历程，以期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上海发展农村体育事业的背景及缘由

在农村发展体育事业，是新社会才有的新现象，是新中国全新的人民体育理念的重要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其历史背景和缘由提供重要参考。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体育的批判。破旧是立新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体育界人士及各阶层群众对旧体育存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批判。1949年 10月 22日，团中央牵头召开全国体育座谈会，各行业、各地区体育代表参会座谈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方针、方向及实施步骤。在谈及旧体育时，与会代表“一致批判了过去个人出发的体育观点及‘为体育而体育’的超阶级思想，认为那种现象客观上是为少数人服务，应该改造与克服”。

10月 23日，首都人民体育大会隆重召开，来自上海的代表指出，旧社会把体育“当成进财之道”，而人民的体育大会则“不卖门票，更不因为节目精彩而提高票价，这与国民党办的体育会形成尖锐的对比”。此外，新中国体育事业开拓者之一徐英超也发表文章对旧体育的弊端予以批评。他认为：“旧体育与广大人民，劳动生产脱离，甚至对立起来，为他们少数统治者服务，并且产生了旧体育工作者许多错误的思想。”从党和国家主持召开的体育座谈会，到体育从业者的个人感知，再到体育学者的专业研讨，都一致地对旧社会旧体育进行了深入批判，这是社会各界在新旧对比中形成的共识，也为新社会新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党和政府积极推动体育走向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一切都正向着服务人民的方向疾进”。“新中国的建设要求千千万万的人民都有健强的体格与团结奋斗的精神。”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下，“锻炼体格，捍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培养坚强的体格，迎接伟大的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等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

1949年 10月 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的筹备报告，对新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方针进行了初步阐发。他指出，“新的体育方针，是新民主主义的。这就是说，体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我们把体育活动和一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结合起来，反对为体育而体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思想和办法”。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人民群众就作为国家的主人，享有了平等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

1950年 7月，新中国的第一本体育杂志——《新体育》在北京应运而生，毛泽东亲笔为杂志题写刊名。《新体育》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建设新体育，是要把体育普及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去。”可见，人民性成为新中国新体育的最鲜明特征和本质规定所在。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平等地享有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让亿万人民通过体育运动锻炼出强健的体格，培养出奋发有为、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事业当中，是新中国新体育的宗旨和目标所在。

（三）党和政府推动体育走进广大农村。人民群众是体育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受益者。在党的领导下，在新体育理念的指引下，旧社会中和体育绝缘的广大农村地区成了新体育的重要场地，广大农民成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主体。1953年 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在农村中“主要应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重点试行一定运动项目的经常锻炼”以及“一般地提倡农民中固有的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民族形式体育”等两个方面的体育发展计划。

1956年6月，国家体委与团中央牵头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今后农村体育工作必须服从生产，坚持业余、自愿原则，开展简单易行的体育活动”。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结束后，各省市开始建立县级体委，配备专职体育干部，强化农村体育领导工作。此外，部分省市还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农村体育协会等群众性体育自治组织。由此，农村体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下的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成为人民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8年，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热潮。5月，国家体委在山东省高唐县召开农村体育工作现场会，充分肯定了“生产与体育拧成一根绳”、“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思想教育搞深搞透”等农村体育工作的经验。8月，国家体委又在辽宁省北票县召开全国农村体育工作现场会议，在全国掀起了发展农村体育的热潮。此次全国性农村体育热潮，直接带动了上海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

二、上海农村体育的认知与宣传

在农村体育广泛开展的背景下，上海基于自身体育方面的优势，也把新体育拓展到农村地区。然而，在农村地区开展体育活动，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是新鲜事物。因此，在开展之初，农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思想认识不足的问题。农村适不适合开展体育活动？能不能开展体育活动？为了解决这些疑虑，在党的领导下，上海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逐步打消了这种疑虑，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一）上海开展农村体育活动面临的思想难题。对于中国传统的农民而言，农业生产才是头等大事，而体育活动则往往被视为不务正业。事实上，不光是农民群众对体育存在偏见，部分公社干部也对在农村开展体育活动，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质疑。

有人认为，“体育既不能增产粮食，又不能当饭吃，搞它干什么？”还有部分干部群众认为，搞体育“就要‘下本钱’，体育设备都是很贵的，哪里来钱，无钱生活不好做”。此外，还有群众认为，农村搞体育不仅“费钱”，而且“费时间”，认为生产与体育在时间上是冲突的，认为农民没有时间搞体育：“生产这样忙，有啥工夫搞体育？”大体上，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上海社队干部、农民群众中客观存在的对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顾虑。这些顾虑，是旧社会旧体育在人们心中的反映。只有加强思想宣传，打通思想壁垒，让人们充分认识新体育与旧体育的不同，这些疑虑才能消除。

（二）通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改变农民的旧有观念，让新体育新理念深入人心。为了打消上海农村体育发展中部分干部、群众的疑虑，上海市体委从群众观与生产观的塑造入手，开展了深入的思想教育与榜样示范，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是统一干部认识。干部是战斗的先锋，是群众的模范。只有首先解决干部的认知问题，才能发挥干部对群众的正面引导作用。上海市在推动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抓住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在打通基层干部思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中的模范作用，以扭转农民群众的认知。为解决干部尤其是农村公社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上海市体委决定开展农村体育干部训练工作，并提出了详细的干部训练计划：“举办短期组织干部训练班 150人（每社 1-5人），中级指导 200人。”通过强化党的领导与干部的集中训练，干部思想的认知在较短时间内有了大的转变和提升。

二是深入宣传，扭转群众思想。农村体育的开展，农民群众是主体。为解决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上海各级党委政府在体育宣传工作中，注意把握宣传的时机，充分利用重大集会活动等开展集中性的教育。例如，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在上海市第一届农民运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批驳了“有力气搞体育，不如把这些力气用在生产上”等错误观点。他指出，“我们必须知道，体育与生产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两者并不相矛盾。经常坚持体育锻炼，体质增强了，疾病减少了，生产起来就更有劲”。

上海市松江县叶榭公社党委把做好宣传工作作为解决农民思想认识问题的方式，“主要是结合生产和中心工作，利用社员会、有线广播和街头黑板报等形式，着重宣传了体育增进健康、丰富业余生活的好处”。通过持续深入的宣传，上海地区的农民对体育的认知逐步得到扭转，这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上海农村体育的丰富实践

思想问题的解决不能只靠宣传，还必须让农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行动，并且让他们从中拥有获得感，才能有效转变他们的思想认识，提升他们的参与热情。在初步开展思想宣传、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上海积极在实践中开展体育活动，以进一步推动农村体育从理念走向实践，在农村落地扎根。

（一）加强党的组织领导。为推动上海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共上海市委在各级基层党组织中设立了专门机构，配备了专职体育干部。1959年，上海市体委在开展农村体育工作的相关意见中，提出了建立农村体育组织的意见：农村体育组织可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体育协会和体协小组具体负责体育工作。按照上海市体委的这一意见，“上海、浦东、南汇三个县的体委配了专职副主任，宝山、川沙、崇明都有县委的文体干部兼任体委主任；上海、宝山、浦东、嘉定县中大部分公社配了专职体育干部”。

上海农村地区的基层党委纷纷把建立农村体育组织，作为扭转干群认知、开展具体实践的有效渠道。比如，宝山县东方红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成立体育协会，并配备专职干部负责，大队、中队一级也成立了体育分会或体育组。这些体育组织的建立与专职体育干部的配备，为扭转农村干部群众的体育认知，开展有组织的农村体育活动奠定了组织和干部基础。

（二）发动和依靠群众修建体育场地与设施。人民体育为人民，人民体育靠人民。深入践行群众路线，让人民广泛参与到体育事业中来并从中受益，是顺利开展体育活动的关键。一方面，上海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修建体育场地、完善体育设施，既节约资源，又有效提高群众参与度和认同感。例如，浦江县红旗公社本着“勤俭办体育”的原则，在解决运动设施的过程中，“材料和器具采用就地取材，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力求少花钱，贯彻勤俭办事的精神来进行。……红旗公社的运动员每天锻炼之后就来到这块空阔的场地上运泥、填河、平整土地，亲手建造自己的运动场”。

浦东县曙光公社充分激发群众智慧，“用木料做跳高架，自己动手挖沙坑，想办法把切碎的稻草代替沙坑”。这种依靠群众、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体育设施从无到有的问题，也让新体育在农民的广泛参与中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事业，使得农村体育在条件较为艰苦的情况下，得以热烈地开展起来。

（三）依靠青年带动和引领群众参加体育活动。青年是体育活动中最活跃的群体，也是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群体。从青年中培养积极分子，树立榜样，是引导和带动农民群众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的一个有效途径。时任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沈家麟在 1959年召开的农村体育经验交流会上发言指出：“体育活动首先在青年中、在基干民兵中开展，青年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对体育运动有迫切要求，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开展活动直接从青年着手，带动中老年。”浦东区新泾公社也在总结农村体育活动的经验时指出：“什么地方积极分子多，体育活动就活跃，什么地方积极分子少，体育活动就不再活跃。”以青年为骨干，以积极分子培养为抓手，是上海农村体育开展的重要特点。

（四）把农业生产与体育运动相结合。在上海农村体育的具体实践中，与生产相结合被作为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原则。第一，在体育活动的时间安排上，重视与生产相结合。上海市体委要求，“农忙时活动少搞一些，平时多搞一些，假日节日搞得更多一些”。庙正公社在总结农村体育工作开展的经验时，主张“利用饭前时间，集中学习广播体操，利用生产休息时间开展经常性的广播操活动、拔河、跳高、跳远等活动”。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体育活动，合理调节了生产与体育的关系，为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第二，在体育活动的形式选择上，与现实条件相结合。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必须与农村、农民现实条件相适应，才能真正实现群众化。例如，上海郊区东方红公社号召群众：“田头食堂勤宣传，个个知道体育好。青年参加劳卫制，人人参加广播操。出工收工练长跑，田埂马路当跑道。体育生产两促进，运动会上逞英雄。”这种因时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体育形式，为推动上海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以城带乡，促进城乡体育交流。城乡在体育设施、经验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差距，决定了农村要推动体育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走以城带乡之路。上海作为大都市，各项体育资源丰富，因此，在推动农村体育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市利用自身城市资源优势，进行了积极帮扶。

一方面，上海市郊农村以送社员进城学习的方式，与中心城区建立联系，促进体育观念及技术的城乡互动。比如，《新民晚报》报道了上海静安区与观音人民公社体育交流的情况：“观音人民公社这次利用暑期选派了二十名小学生到市区来学习拳、棍、刀、剑等武艺，准备回去后让武术运动在农村中普遍开花。”通过这种城乡交流，提高了农村体育水平，也给农村社会注入了新风气，有助于打破旧的思维和生活习惯的束缚，让农民群众更好地接受新事物。

另一方面，中心城区发起“体育下乡”等经验分享活动，推动城市的体育经验和技术向农村延伸。从 1958年春节起，上海市体委牵头，“动员和组织 15个市区，若干产业与系统的部分运动队、体育工作者分头包干全市三个郊区的 39个乡 360多个社的表演与辅导工作”。这些下乡的体育运动队既带来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还组织召开了城乡运动员座谈会，开展技术传授和辅导工作，并向农村公社赠送了篮球、排球、羽毛球等体育器材。城乡体育交流，增进了城乡互动和工农感情，为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注入了重要动力。

（六）举办农民运动会，积极贯彻实施“劳卫制”。1958年，为促进民众体育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实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在此背景下，上海把农村日常体育活动与竞技体育结合起来，构建起大队、公社、县、市等多层次的农民运动会体系，为“劳卫制”的推广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按照要求，“各人民公社应在市运动会前半个月，分别召开公社运动大会，公社运动会尽可能在层层选拔的基础上召开，例如各大队、中队和生产队内进行比赛选拔”。此外，上海、浦东、嘉定三个县还举行了全县性的运动会或单项选拔赛。

另一方面，根据生产实际，对运动会的组织形式进行改造，使之适合农民的运动条件。例如，“上海县勤丰人民公社的选拔赛是分块在田里举行的，把手榴弹、铅球等带到田边，随到随测……宝山县东风人民公社根据农村特点采用了‘项目摆摊，任人挑选’、‘随到随赛’、‘赛毕归队’”。1958年 12月 7日，上海市第一届农民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农民参与人数多，比赛项目丰富，“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单位有三个人民公社，约两千余名运动员，包括田径、举重、自行车、射击、拔河五个竞赛项目和团体操、舞龙、舞狮、武术等表演项目”。此次农运会在推广竞技体育的同时，也兼顾了传统体育的发展。农民运动会结束后，各郊县农村公社便掀起了径赛热，带动了农村体育运动的开展。

四、上海农村体育事业的成效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农村体育得以广泛开展起来，成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鲜活动。农民通过开展体育活动，不仅增强了身体素质，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一）增强了农民的身体素质。1957年 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新体育，就是要增强人民体质，让人民以更加强健的体魄和更加昂扬的精神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上海农村体育的开展，在增强农民体质方面，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效果。

一些农民在参与了一段时间的体育活动后，身体状况比以往有了较大改观。比如，“青年农民李兆铭在抗旱盘牛车时，盘多了就头晕眼花支持不住，但坚持体育锻炼和经常练翻滚后，头晕现象大大减轻”。此外，农村体育的开展，还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当时，《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开展农村体育与农业生产的热烈场景：“体育运动正在人民公社的统一安排下，结合劳动生产，成为广大群众热烈喜爱的事情。他们确认在农村开展体育活动对生产有很大的好处，使大家的精神振奋愉快，下地干活的速度和质量都有提高。”

（二）改善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在上海农村体育的实践中，农民的旧思想得到涤荡，促进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在旧社会，上海的农民群众中存在着“赌博”“谈色情”“看黑戏”“听黑书”等陋习。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对农民群体中存在的上述陋习发挥了“消毒”的作用。例如，上海县诸翟公社社员徐银昌“爱听书，有个时期还有赌博，劳动不积极，夫妻吵架”，但“自从参加了球队，在集体教育下，劳动也积极了，他的妻子说：‘你去打球吧！我多做双鞋子给你’”。

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帮助徐银昌不再沉迷听书与赌博，也进一步改善了其家庭关系。浦东县红旗公社通过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了社员之间的团结，培养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公社运动员外出比赛时，群众主动为其解除后顾之忧，安慰他们说：“你们踢球要保证胜利，我们完成生产任务，支援你们。”通过开展体育活动，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得到明显改善，无论老人、青年还是孩童，都热情洋溢地参加体育活动，新体育的精神得到广泛传播。新体育的风尚逐渐形成，从老到少、从思想到身体，参与新体育活动已成为许多农民群众生活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三）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上海农村体育的开展，为推动农村妇女解放，提供了重要契机。上海第一届农民运动会就设置了女性参加的体育项目，并教导她们掌握基本的竞技体育知识与技术，引导她们树立新体育和新女性的观念。

例如，“跃进人民公社有个 14岁的女社员陶巧珍，过去从未参加过运动会，临时比赛时才由别人告诉她一些有关怎样起步和呼吸的体育知识，结果，她以 3分多一点的时间跑完了 800公尺”。“红旗公社有个两位孩子的妈妈徐秀婷，第一次参加比赛，3000公尺自行车只花 6分 50秒，离三级运动员只差 20秒。”此外，广大妇女也借助农民运动会这一载体，破除了在体育和性别观念上的错误认知，进一步解放了思想。随着运动会的开展，农民妇女中原有的“动手动脚”“触霉头”等旧观念一扫而净，农村女性健康积极的新形象也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来。

五、结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农村体育事业，是新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实践中，上海坚持贯彻新体育理念，推动了农村体育的蓬勃发展，成为新中国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一时期上海农村体育运动的开展，秉持“强体质”“促生产”“立新民”的方向，既打破了旧的思想观念，展现了新中国新体育的理念，也切实增强了农民体质，锻造了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强健体魄，还改善了农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推动了农村妇女的思想解放，强化了农民群众对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认同。上海农村体育的发展，打破了旧思维中对体育和农村的偏见，实现了农村社会和体育事业的新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中国万象更新的社会气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能力和水平。其中蕴含的经验和智慧，可以为推动今天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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