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从“夫子好辩”谈起

　　(一)

　　《孟子·滕文公》上载，公都子对孟子讲“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孟子看来，辩是一个贬义词。《说文》：辩属“辡”部，是两个罪人相对也。而辩是言在二个罪人之间言词的争论。《说文》的解释是“治也”，即分辨二个有罪之人之间的是非也。又，辩与辨通。是判别的意思。故“好辩”不是一个好名声。孟子所以要解释自己不是好辩的人，是不得已也。

　　在古代的经传上，如《周易》的《履》卦之象传称：“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这个“辩”字是区别的意思，君子观此履卦( )的卦象是上为乾，下为兑，这是表示君民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周易》的大有卦，此卦( )的卦象是下乾上离，像传：“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匪，借为非，排斥、否定之义;彭借为尪，邪曲的意思;辩，与辨通，剖别的意思;哲，昭明的意思;无咎，不会发生过失。全句意为，通过否定邪曲的概念，明辨是非，自然也就不会发生过失。故“辩”的词义是通过言语的争辩以明是非，从而避免自己发生过失的机会。由于辩是二个罪人之间的争讼，故在古代士君子们耻于称辩。孔子在《论语·为政》有一段话：“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那是讲如果你攻击你的异端，对自己反而是有危害的，君子要和而不同，故孔子也不主张不同政见之间争论不休。好辩的另一种表现便是诡辩，脱离实际生活，只在概念上玩把戏，结果是混淆是非，搞乱人们的思想。那样的话，“辩，不如无辩。”(《吕氏春秋·当务》)故不搞无谓的辩论之观念，古已有之。尽管如此，孟子为什么还是要不得已而好辩呢?孟子说：“盈天之言，不归于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的意思，如果不辩论，结果是让旁门邪道的观念在舆论界占了优势。邪说诬民，所以他才不得已而好辩也。

　　从春秋末到战国年间，正是处士横议，也就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是诸子之间唇枪舌剑地大辩论的时代。辩论的好处，可以促使人们思想的活跃和发展，故从春秋到战国，这个时代实际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摆开了二个战场，一个是金戈铁马，诸国之间争夺土地和百姓的战争，一场是诸子百家互相争辩的口水战。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上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

　　(二)

　　关于辩，还有如何辩的问题。如何判断各自是非的问题。，《墨子·经上》说：“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辩是在双方彼此之间以言语相争的过程，双方谁胜，决定于哪方之言辞符合实际，或者哪方更符合主持者的意愿，这就是“当也”。又《经说上》云：“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争论双方，牛，不当，非牛，没有指出它是什么，故亦不当。在《经说下》：“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是双方根据自己的见解争论是非。而“当”者算是胜利。当就是符合事实，争辩的双方，或是或非，就看哪一方的理由与事实相符，与事实相符者胜利，不符合者失败。也可能两者都符合事实，即“俱无胜”。那就不构成辩论双方之相争。“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是指指马谓牛，指牛谓马，双方都不胜。这不构成辩论对垒的双方。此谓辩论双方，必须指称同一事物。如果是同一事物的名称有异名或多名，若狗与犬。那辩论双方便不构成争论。如果双方所指称不是同一事物，一方指牛为马，另一方指马为牛，哪一方都不当，那么也不构成辩论的双方。这里讲的辩论双方，第一必须遵守同一律的原则，第二辩论双方必须是互相对立的意见相争，即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第三，辩论双方的胜否以是否符合事实为标准，符合者为胜，或是符合主持辩论者的意见为胜。这是后期墨家对辩论双方所必须遵守的规则之阐述。《墨经·小取》还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这一大段话是说明辩论的作用及方法。这里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是讲辩论的积极作用。它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我们处理各种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它能帮助我们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墨家是把辩论看作一个好东西。毛泽东也是一个好辩的人。他很直率，不如孟子虚伪，自己好辩，还说自己是不得已也。他说过“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所以一部中国近代史证明，辩论还是一个好东西呢。没有那么多次辩论，中国革命怎么可能胜利呢?辩论可以在我们前进途中，解除疑点，分清是非，明辨方向，然后脚踏实地地奋勇向前。辩论不是什么玩弄概念的游戏，是一项严肃的思维进行过程。

　　辩论在方法上还必须严守规则。“摹略万物之然”，是讲辩论时必须说清事实的真实情况，名与实相一致。“论求群言之比”，是辩论时必须了解事物相关各方不同的观念，加以比较分析，寻求其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名举实”，名，指概念，实，指事物之本然实然。要名实一致，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辞抒意”，辞，指判断所用的辞语，必须是让言者充分表达其心意，不能口是心非。“以说出故”，对事物还必须分析其来龙去脉，既要说明当前的状况，还要说明其所以如此的原由，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以类取，以类予”，类，是指事物的分类，同类，是辩论中彼此必须举同类事物相比喻，才能进行类推。谓在辩论中，由彼及此，双方必须在同类的基础上，这就是“以类取”。在彼此承认同类的基础上，我提出此，看他是否承认彼，这便是“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对于同类的事物，我承认，对方也承认，我就不能由此反对对方。“无诸己不求诸人”指在同类事物中，我反对的，就不能要求对方承认。这些都是辩论过程中，双方必须遵循的规则和方法。有了正确的方法和规则，辩论才不会流于概念的游戏，才不会成为诡辩而混淆视听，搅乱人们的思想。所有的诡辩，只要仔细分析，它都是不遵循辩论的规则和方法所造成的结果。诡辩与辩论是二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有诡辩的状况，把必要的辩论也否定。如果这样的话，反而会使人们是非不清，方向不明，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增强了盲目性，它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思想应该是自由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应该也是自由的。用不到有什么限制。然而争论必须遵循辩论的规则，根据社会的需要，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否则它会变成概念游戏。游离了我们的生活，那它就会沦为诡辩了。

　　(三)

　　先秦也出现过专事诡辩的学派。《庄子·天下篇》的最末一节，讲到惠施与公孙龙。其云：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桓团和公孙龙都是善辩的一类人，他们的辩术会迷惑人的心思，改变人们正常的认识，能够胜人之口舌，但不能折服人的内心。这是辩者的局限。惠施天天运用他的机智和人辩论。他与天下的辩者创造一项奇谈怪论。这是诡辩者们的概况。

　　惠施还与他一帮好辩的朋友列举了二十一个命题，今列举于下：

　　(1)卵有毛;

　　(2)鸡三足;

　　(3)郢有天下;

　　(4)犬可以为羊;

　　(5)马有卵;

　　(6)丁子有尾;

　　(7)火不热;

　　(8)山出口;

　　(9)轮不蹍地;

　　(10)目不见;

　　(11)指不至，至不绝;

　　(12)龟长于蛇;

　　(13)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14)凿不围枘;

　　(15)飞鸟之影，未尝动也;

　　(16)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17)狗非犬;

　　(18)黄马骊牛三;

　　(19)白狗黑;

　　(20)孤驹未尝有母;

　　(21)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这二十一个命题，表面看来都是违反常识的。它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属于公孙龙一派的，一类属于惠施一派的。属于公孙龙一派的是别同异，离坚白。他有一篇文章叫《坚白论》，具体是指一白色石墙，“人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指人用眼看时，只见石之白，用手抚摸时，则感觉石的坚硬。这是人感觉的两个方面，他把它割裂开来，这样白与坚分别独立成为两回事。离开石来孤立地讲白与坚的二个特征。那么二十一题中的“鸡三足”，那是把鸡足作为一个概念，鸡有二足作为鸡足的数量概念，把这二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叠加起来，似乎鸡三足这个命题也能成立了。“黄马骊牛三”这个命题，也是同样的道理，骊，为黑色，黄马与黑牛加起来是二，再加上黄马骊牛这个概念，在数量上便成为三了。“白狗黑”，白狗之白是指狗毛而言，黑，指狗的眼珠是黑的，那么把狗的二个特征的概念混合在一起，“白狗黑”这个命题便成立了。“火不热”，因为热是人对火的感觉，而火自身不知热，故“火不热”这个命题也能成立。这一类命题，都与“离坚白”那个命题相似。把同一事物的二个不同特征割裂开来，成为二个完全孤立的特征，然后混合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这便是诡辩论的一种方法。割裂事物若干基本特征的内在联系，孤立地去看某一特征，从而得出违反事物全貌的论断，那“白马非马”的命题也是如此，“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类论证方法，我们在生活中，也常遇到，那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事物中某一特征或现象，从事物孤立出来，加以攻击。然后以这局部取代整体。过去我们经历过的大辩论中，有一些朋友所使用的方法与公孙龙的诡辩论很相似嘛。如这些年，有的朋友，亦惯于用这种方法。如讲延安整风，以个人的经历，以一些阴暗面来否定延安整风的大局。什么事都是可分的，总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果。延安整风当然有负面的东西。当然可以讲，但如何讲有一个态度和目的的问题。它应该是为了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失，总不能因此而颠倒主次吧。但他们只是蹲下来看一地的蚂蚁，或只看身上爬的蚂蚁，从而否定宏观全局。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本质上是坐井观天，它不可能对事物有完整全面的认识。对建国以来的大形势，也有许多与此相似的错误观念和言论。这类言论和观念，都有它的针对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辩论。当一些错误的观念和言论泛滥时，孟子也不得已而辩。我们面对这些日益泛滥的错误言论也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抱定不辩论，那就是把思想阵地拱手让人。这种状态发展下去，要懂得其后果会很严重的。这样做不是宽容，而是坑人。我们应该通过辩论来澄清这些大是大非。

　　惠施这一派辩论的方法是“合同异”，事物的相互之间及各自的时空之间既有相同也有相异的关系。这种相同与相异的关系，在空间与时间上放到更大或更小的范围来看，都是相对的，又是统一的。最终得出万物毕同的结论。万物齐一，排斥差异的结果是在认知问题上由相对主义趋向取消主义。惠施也有一些命题，散见于先秦诸子的文集。若《庄子》、《荀子》、《韩非子》之中。如《管子·心术》上篇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最大的东西，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所以叫无外，也就是数学上的无穷大。最小的小到无法分割，那就是“无内”。这二者都可以统称为一，统称为道。那可是一个无差别的境界。那样的话再去认识事物的差别和特性就没有意义了。由此带来另一个命题，“天与地卑，山与洋平”，因为从无限大的视角看，天地与山河的高低就没有意义了。孟子不赞同这种观念，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履小履同价，人岂为之哉?从许子(指许行)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其实同与异是相对的，没有差异哪来相似和同一呢?同只是建立在异的基础上。

　　在这二十一个命题中，有的是概念上的游戏，若“龟长于蛇”这个命题，依照常识蛇自然比龟要长了。龟圆蛇长是形状上的差异，这二者是异类不可比，但个别的龟蛇之长短那是相对的。从抽象的观念讲，蛇的长，然长之中更有长，故蛇只能说短。说龟短吧，然短之中更有短，所以长短同类相比，蛇可以说短，龟可以说长。长短都是相对的。有的命题，则是看你从哪个视角去观察。从常识看，它不合理，换一个视角它又有合理的成份。如“卵有毛”这个命题，从表象上看，它也是违反常识的。从卵的演化讲，卵与毛是自在与潜在的关系，鸡卵中含有鸡形，若卵无毛，何以能成有毛的鸡呢?从自然转化的视角，则这个命题有其合理的一面。又如“飞鸟之影，未尝动也”，这个命题表面上是矛盾的，又是合理的，运动中的飞鸟，不是影，如果把运动的时空加以间隔，那么飞鸟在某一时间点是停留在某一空间点上。所以也可以说其未尝动。其实运动本身便是动与静二者的对立统一。又如“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箭飞驰而过的一刹那，便有不行不止的点。又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讲物质的无限可分，而一尺之棰又是有限的，在可分这一点上，它又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毛泽东接见杨振宁时，举了这个例子，说明物质的无限可分。故在惠施的许多命题中，一方面它有由相对主义趋向取消主义，消极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辩证法的思想，故对于诡辩也要作具体的分析。

　　公孙龙与惠施在战国末都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是赵国人，曾经做过 平原君的门客。《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公孙龙子》十四篇，大部分早就散佚了。他的《白马论》，也就是“白马非马”，在战国末，曾广为流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了一个故事。其云：“倪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这是讲倪说关于白马非马的命题，可能让齐国稷下的学者都辩不过他。如果他骑了白马过关时，还得付税。关吏可不管你辩说的那一套，所以名家只能在概念上兜圈子，问题决定于实在是怎么一回事。根本是名实如何相关的问题。故司马迁的《六家要旨》讲：“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辩论如果都在概念上兜圈子，脱离社会实际问题，那么这样的辩论便会进入诡辩的死胡同。辩论的目的不是在口舌上争胜负，而是如何解决名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当然，名家讲究概念推演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对人们的思维和言论如何表达还是有益的。不能因辩论过程中出现诡辩的现象而禁绝辩论，而是如何使辩论能真正解决我们实际工作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取消某些无谓的，一时无解的论题的辩论。对这些辩论的命题可以暂时叫停，把它搁置起来，但不能因此而取消一切辩论。这些叫停的论题，过一段时间，实际生活发生变化了，或许这些论题随着人们认识方法和水平的变化，会付以新的意义。什么事，还是留有余地的好。

　　惠施是战国末年宋人，与庄子同时代。年龄略大于庄子，他在魏惠王时，曾经做过十多年宰相。《汉书·艺文志》著录过《惠子》一篇。《庄子》内篇的《逍遥游》及《德充符》，外篇的《秋水》之篇末，都提到惠施与庄子之间的对话。惠施思想保留最多的是《庄子》的《天下篇》之末，叙述了惠施的十个命题。故要弄清惠施的思想，离不开《庄子》之《秋水》篇。惠施与庄子之间有一段对话，还是非常生动地反映了诡辩双方的状态，陈鼓应先生把它译成语体文，为便于读者理解，我引语体文，原文大家可以去查阅。其文云：

　　“庄子和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

　　庄子说：‘白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

　　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了。’

　　庄子回答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这句话，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庄子在桥上看到鱼儿们悠哉游哉感到鱼儿很快乐，是庄子的感受，并非是鱼儿自身的感受。惠子是从逻辑上去推演，庄子与鱼不是同类，故不能从类推上得出庄子知道鱼儿的快乐。但庄子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转化为惠子的明知故问了。这就背离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诡辩的特点，便是回避问题的实质，仅在概念上兜圈子，无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

　　(四)

　　《吕氏春秋》在《审应览》中有《离谓》、《淫词》、《不屈》、《应言》四篇文章反对诡辩，批判邓析、惠施、公孙龙这些名家代表人物。强调辩论过程中，不能“言心相离”、“言行相诡”，仅仅依靠辩术，“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吕氏春秋》之《淫词》称：要“言不欺心”，“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言心相离的结果是言行不一，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纵横家张仪。《史记·张仪传》载张仪早年受辱时，他妻子对他说：“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 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这个故事说明他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游弋于各国之间。他替秦国去关东诸国游说连横是言心相离的典型。《韩非子·内储说上》讲了张仪在魏与惠施相争论的一个故事，其云：

　　“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二人争之。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而以攻齐、荆为利，而莫为惠子言。王果听张子，而以惠子言为不可。攻齐、荆事已定，惠子入见。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齐、荆之事果利矣，一国尽以为然。’惠子因说：‘不可不察也。夫齐、荆之事也诚利，一国尽以为利，是何智者之众也。攻齐、荆之事诚不利，一国尽以为利，何愚者之众也?凡谋者，疑也。疑也者，存疑，以为可者半，以为不可者半。今一国尽以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张仪是秦国的说客，他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是二回事。嘴里讲的是为魏国谋利。魏伐齐、荆可以取得现实的利益，背后还有秦国的支持，而张仪想到的是分化关东各国的合纵，使利于秦国的连横，然后逐个击败关东各国，从眼前讲伐齐、荆对魏国有利，从长远看，魏国失去齐、荆的支援，却有利于秦国欺压魏国。故言与意离，必须听其言，察其意。了解言者的真实意图才能判断其言是邪?非邪?《吕氏春秋·不屈》有言：“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辨别不仅是视其是否有利，更应视其是否合于理与义，即使谈利，亦有长远与眼前之别。唯利是图地去察，去辩，那必受其祸。惠施在这里讲的存疑，也有道理。举国皆以为然，未必真然也，还是要有几分怀疑，才能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怀疑，必须疑信参半，才能客观地审视其事之是耶?非耶?权衡其利害得失。利与害及得与失都是一对孪生兄弟，世上不存在只有利而没有害的。任何事，如果只想到利，不想到害，盲目的循利而行，一旦大祸临头，往往会措手不及了。魏王不让惠施讲话辩论是错误的，他只看到讨伐齐、荆之利，看不到魏之大害在秦，结果魏还是亡于秦。故举国皆然的意见，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有一点怀疑的心理，才能客观地察辩其中的是非得失，如果有不同意见，不让辩论也是错误的。有时候正确的意见往往在少数人一边。即使是明显是持错误意见的人，要抱宽容的态度，切勿给不同意见者采取政治歧视的措施，扣“XX分子”的帽子，甚至进行人身迫害。那才是教训之所在。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因噎废食，以为不辩论就可以没有纷争，一心干事就行了，不辩论只能是指那些观念不清的概念、游戏。比如关于是什么是异化的争论，它脱离实际生活。争论下去没有意义，又如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概念上不清晰，争论下去，反而影响工作。这些可以不争论，干一段时间再说。但不等于在观念分歧上取消一切辩论。事实上生活中还会出现各种矛盾，不同意见的纷争还是无法避免的。那么不争论的结果，只能是丧失思想阵地，而后让谬种传布，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深刻。孟子也懂得“夫子好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道理。不辩的结果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用现在的话来说，在一些带根本性质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一些错误观念，堵是堵不住的，还得靠辩论来分清是非。所以，不辩论是不行的，在思想战线上不能放弃自己的阵地，应该主动出击，积极辩论，帮助群众分清是非，从而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我们更应该懂得敌人在思想上颠覆我们，是他们颠覆我们国家最关键的一步，不懂得这一点，那么我们可能会犯颠覆性的一时难以改正的错误。

　　我只举一个案例，今天是8月14日，早晨起来读昨天的《共识网》，它在评论栏里转载了梁惠王博客5月16日的文章，题目是《我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看法》，它在《共识网》上的点击是1397次。我摘录其中的一些文词，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它的是与非。他在文章中说：

　　爱国是个洗脑词，国家是没必要去爱的。

　　要立足人权和自由，我们就能看明白：有不爱国的自由，那国家庶几令人满意矣;有不爱父母的自由，那父母庶几真值得爱矣。

　　爱个人胜过爱民族爱国家的人，这有什么错?个人是实实在在，可触摸的。民族、国家是虚无缥缈的。

　　人权必须大于主权,否则,主权就等于奴隶主之权。

　　真正的洗脑，是灌输国家，民族，文化等辉煌的观念，即使后来民主了，你仍会采用专制的思维行事。

　　“汉奸”这词的诞生，本身就是思维懒惰和无能的表现。

　　爱国，只能当成一种消遣和娱乐，一旦超出消遣和娱乐，你就会被那个国所消遣和娱乐。

　　中国人的自豪感是被中国读书人和流氓联合铸造而成，这是一个无耻的阴谋。

　　“崇洋媚外”这词不知是哪个流氓发明的，……人们崇的只是欧美那些制度良好的发达国家，正常人只有崇好媚贤，没有什么崇洋媚外。

　　这实际上是一篇针对性非常强的辩论文字。言论自由，《共识网》发这样的文章无可厚非。但编者应该有一个态度，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发表它，赞同还是不赞同。是为了宣扬这种观念还是以之示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目前崇扬个人主义的文章数不胜数，这种观念能成立吗?如果把作者放到孤岛上去，没有国家、民族、大众的支援，他能如鲁滨逊那样独立生存多久，个人的生存是离不开群体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如果你崇拜欧美的国家制度，你不妨去那儿申请加入他们的国籍，我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接纳你，你能不能在那儿生存下去都是一个问号。你要把中国变成欧美那样的国家，他们允许吗?他们允许的是中国做他们的附庸，当他们的马前卒，这是美国梦寐以求的。我们能如此奴颜卑膝地去侍奉他们吗?中国强大了，有了民族的尊严，体会最深的是在海外受歧视几十年的华侨，他们感觉脸上有光了，腰背能直起来了。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腐蚀剂，每个人都如你那样，国家会瓦解的，民族的凝聚力会崩塌的，那是你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对于这样危害很大的错误思想能不辩论吗?这种思潮泛滥的结果是人心散了，思想防线垮了，其他的防线，道德伦理的防线，法制的防线，国家独立的防线都守不住呀!为此能不辩论吗?还是孟子说对，“予岂好辩者，予不得已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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