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叩响崇高——就《十送红军》答中国红色文化网记者问
红色经典，叩响崇高
——就《十送红军》答中国红色文化网记者问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忽培元
记者：有人说央视当下热播的《十送红军》“这是我国革命战争题材唯一一部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电视连续剧。”你作为著名的革命历史题材人物传记作家是怎么看的？
忽培元：首先，我们要衷心感谢中央电视台能够在每日晚间的黄金时段播出这部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这的确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较完美统一的感人至深的优秀电视剧。虽然还不能说是“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唯一动人之作，但也属于不可多得吧。它的面世的确可喜可贺，可以说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一部真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走进历史又昭示未来的好作品，由反映红军长征，重温过去几代人伟大“中国梦”入手，启发人们思考现实与未来。不仅仅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收获，某种意义上讲，也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祈愿与需求。
记者：你认为这部电视剧为什么能够打动观众，特别是那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观众？是信念的力量还是艺术本身的感染？
忽培元：我认为首先还是艺术形象本身的感染力量。应该说，这可不是一部具有所谓“普世价值”的文艺作品。其中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轻易接受的。一部文艺作品其思想内涵要使老中青三代中国人都能够接受，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十送红军》的创作者们力图从真实还原历史和探索人性深处最敏感、最隐秘和最美好、最感人的因子的动机出发，达到了再现真实历史进程的高度和真正人性化的境界，也就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和人性美的亲和力，进而广泛地唤起观众良知，引发了人们对于现实的理性反思与灵魂的叩问，从而唤起正义与崇高，达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历史崇高理想信念的崇敬与理解以致召唤。
记者：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视剧好就好在写的大多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忽培元：其实一部电视剧，以致任何的文艺作品能否打动人，与写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关系并不是很大。大人物可以写得感人至深，小人物照样可以写的动人心扉。《十送红军》的成功，在于历史观的正确。可以说是唯物史观的胜利。是英雄创造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实质上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我们过去类似题材的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刻意塑造“领袖形象”、“元帅将军形象”，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那些革命洪流中千千万万普通革命战士的形象。这个问题上，在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与经典著作中是早已经解决了的。众所周知的“老三篇”就是明证。这部48集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体现的就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历来强调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这部戏，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在表现红军小人物的经历与命运，以他们的牺牲奉献为主体，谱写出了人类历史上史诗般的红军长征的壮阔画卷，也艺术地再现了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也改变了以往类似影视剧所表达的“大人物定乾坤、打天下”的片面判断和宣扬，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因此才能够令人信服地接受，也就具有了较为客观的真理意义。
记者：现在有些人，高官厚禄、高高在上，大房小车，前呼后拥，待遇那么高，权利那么大、工作的条件那么优越，不愁吃不愁穿，却丝毫不懂得感恩，不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现实含义。他们为什么还会胡作非为，这其中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而当年的红军战士，缺衣少穿，朝不保夕，前途渺茫，为什么还会那么坚强不屈，富有牺牲精神？他们精神的原动力又是什么？
忽培元：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全在于世界观和理想信念。高官贪腐，当然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但说到底，还是世界观、人生观出了问题。当年的红军战士在那样艰难险阻中表现出的不屈不饶的精神，并不是制度约束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高度的行为自觉。不然的话，一个父亲不可能心甘情愿地献出四个儿子，还包括自己的生命！而相反，现在的一些贪官，比如徐才厚等一只只倒地的大老虎，作为军人，没有打过一杖，作为地方官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贡献，却成了三军首领、成了高层决策的实权人物，但是他们并没有丝毫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千百万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先烈所开拓的幸福路上，享受着先驱们为自己打下的和平天地和美好的生活。他们在感受权力、地位和鲜花、掌声的同时，并不丝毫感恩戴德，反倒是贪得无厌，头脑膨胀、利令智昏，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理应享受一切、为所欲为。这样的人，不配共产党人的称号，甚至不配为人，充其量也就是行尸走肉而已！终将被党和人民唾弃。
记者：许多人都喜欢唱江西民歌《十送红军》，它是中央苏区广大老百姓拥戴红军的心声，曲调委婉动听，催人泪下。这首歌的感情基调，是不是对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起到了某种借鉴和规定的作用？
忽培元：我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大革命时期的江西民歌《十送红军》流传很广，很感人，许多人都很喜欢。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唱响全国。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搬，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五送(里格)红军，(介支个)过了坡， 鸿雁(里格)阵阵，(介支个)空中过。鸿雁(里格)能够，捎来书信，鸿雁(里格)飞到，天涯与海角。千言万语嘱咐,红军啊，捎书(里格)多把，(介支个)革命说。……七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五斗江，江上(里格)船儿，(介支个)穿梭忙。千军万马(介支个)江畔站，四方百姓泪汪汪，深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归乡。深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归乡。……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鼓不敲。双双(里格)拉着长茧的手，心象(里格)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里格)早日，(介支个)传捷报。真可谓是情真意切，情意绵绵。
红军是谁？红军就是苏区老百姓的子弟呀，就是人民的儿子、丈夫，就是父亲、兄长呀！他们同苏区的老百姓是天然血肉的联系，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难分难舍的关系呀！这部电视剧，就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样的感情基调，也就抓住了历史的真实，抓住了观众的心，抓住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也抓住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最宝贵也是今天最需要恢复发扬的精神内核。
记者：该剧之所以如此的耐看，甚至产生了某种轰动的效应，与明星阵容的参与是否有关？
忽培元：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也不无关系吧。我历来认为，角色塑造恰当十分重要。本色演员与实力派演员，各居其长。有些角色，陌生的面孔也许比熟悉面孔更好，关键看演员的入戏程度与表演功夫。比如本剧一开始，就抓住了观众，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位出场的就是明星演员刘威，他当然是当下国内重量级的男演员，也可以说是剧中较出彩，也是表演最卖力气的一个角色。第一单元中，他所扮演的四个红军儿子的父亲钟石发，个性鲜明，戏份十足，拿捏到位，夸张适度，塑造的角色令人难忘。这位参军不久，却处处表现“老资格”的红军爹，经常被儿子们亲热地挖苦，他自己却毫不恼怒，时常还说“按我现在的‘资历’起码也得带一个营，最次也要一个连”。但他一直还是一个“光杆司令”。不过他打起仗来的勇猛劲儿那可是以一当十个。在军团长对他下达“特殊”命令后，他辗转各个战场去找自己的儿子，却屡屡失败，先后目睹了四个儿子和不少红军战士在不同的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情景，这样的痛苦没有人可以挺得住。剧中他诙谐幽默自然天成的个性化表演，为血腥的场面增加了喜剧的色调，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战争的残酷，也减轻了观众的悲痛，却又发人深思。剧中佟大为演的张二光、罗晋演的高福星、徐玉琨演的贺老憨、张浩天演的邓秋生等，都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看来，大明星演小人物也是一种挑战。能演好，才算真本事。有不少的明星，只能演皇上、宰相、领袖与名人，而演不好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那就不是大明星，充其量也就是个特型演员而已。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演员万茜演的戴澜，女扮男装，掩护大部队渡河，在战友李复生的枪口下自毁花容和自残歌喉，看了让人揪心。戴澜的形象被万茜塑造得真实感人，在表演艺术上也开创了一种“残酷美”的类型。总之，一些重要角色都是演技一流又非常有偶像色彩的当红明星来表演，对年轻观众而言，无疑增强了吸引力。这就形成了演员在感动中表演，观众在感动中观看的收视效果。
记者：观众普遍认为该剧的结构方式很有新意，是不是也受到了《十送红军》民歌的启发，是一种打破时空和时间顺序讲故事的常规模式尝试？
忽培元：我看是这样的。显而易见，《十送红军》的创作灵感是来自那首传唱不衰的苏区同名的革命民歌。歌词的分段结构，是截取横断面式的并列。以抒情为主，淡化了叙事。歌中表现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经过苏区各地的人民在不同环境下依依惜别的场面与内心感受。一方面是牵手惜别，另一方面则热切盼望亲人早日归来。这样的深情厚谊，足以打动人心。红军的撤离，是敌人大军围剿，属于逼迫无奈。这一点军民全都明白。这就为剧情的展开埋下了悲剧的伏线。电视剧说到底，还是要以讲故事为主。抒情也要建立在塑造人物和讲述故事的基础上。因此，电视剧的结构方式显然要更加的复杂，立意也更为宏大。从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出发，形成了人物与故事展开的时代背景。先后截取了于都撤离、湘江血战、抢渡乌江、飞夺泸定、过草地等10个红军长征的重要事件为大背景，展开10个小人物的10个较完整故事。可谓是小中见大，平中见奇。观众既可伫足细品精彩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又能够纵观历史演进的大场景。剧情紧紧扣住一个“送”字，即是“送”红军长征，又是“送”烈士就义，同时也是“颂”的谐音，具有“颂”中国革命英烈的寓意。随着每一个单元的矛盾冲突与剧情推进，呈现出一个个“小人物”的“崇高伟大”。自然而然地还原了历史，也纠正了大人物创造历史的错觉与误读。
记者：长期以来，有人一直叫嚣要“消解革命”，“远离革命”，甚至公然主张“否定革命”，好像没有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新中国照样能够诞生似的，引起许多模糊认识，在青少年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忽培元：《十送红军》让我们看到了血与火的悲壮而残酷革命历史场景，形象真切地告知人们，新中国的基础，那可是建立在无数革命先烈的躯体之上的，是鲜血与忠骨铺就的。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真实地还原了80年前这样的“死也要死在改变世界的路上”的豪迈与血洗的时代乐章，从而告诉人们，为了明天，一定要懂得昨天，理解和珍惜今天。那种否定革命的论调也就不攻自破。
记者：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个电视剧是怎样处理的？
忽培元：说白了，革命洪流中大人物其实同小人物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浑然一体的。以往有些文艺作品这个关系处理的有些生硬。该剧注意了处理这个关系。军团长是个大人物，但是他想的问题，并不是都是所谓“大事情”，他竟然想到“每一家要留一条根”，这样的“小问题”。这就拉近了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关系。还有毛委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可亲可信。以往类似影视剧作品的触角基本都是围绕红军中的“大人物”来进行，无意间忽略了因为共同心愿而牺牲的小人物的历史作用。那些堆积如山的红军战士的遗体的作用，绝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地位而被忽略。历史需要还原，历史需要更确切真实的表达。既有大人物的作用又有小人物的业绩，这才是历史影视剧要追求的真正艺术生命。
记者：导演毛卫宁说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你是怎么看的？
忽培元：我认为导演讲得有道理。这是由内容及其艺术效果所决定的。电视剧中排山倒海的牺牲奉献，正是在展现“伟大”的内涵。这是以生命的代价换得，要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抽象“伟大”更具震撼力。作家杜鹏程晚年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历史的脚步声》，虽然紧紧一万来自，我认为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写解放军翻越祁连雪山进军新疆的历史，许多战士冻僵牺牲在雪山上，还是一幅行进或指路的姿态。读完作品，那种铿锵的历史脚步声，久久不息地回响在耳畔。《十送红军》具有同样的艺术效果。其中所展现的历史脚步的激烈铿锵振聋发聩。我们仿佛听到：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没有人民血流成河的悲壮，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十送红军》的确是一部伟大作品。
记者：有评论讲，《十送红军》是长征路上的心灵史。还说以往有关红军长征的影视作品，大多呈现两种情况，要么“样板化”，要么很“神化”。《十送红军》打破了这个“定律”，是这样的吗？
忽培元：在我的印象中，“红军长征”是远比“唐僧取经” 更加曲折而不朽。长期以来，对于长征的宣传，有三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参与领导长征的毛泽东，一个是参加了红军长征的贾拓夫，另一个是创作了大量有关长征短篇小说的作家王愿坚。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而且一首《七律。长征》胜过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王愿坚的《金色的鱼钩》等短篇小说刻骨铭心，感动了几代人。贾拓夫原创的《长征组诗》被肖华将军修改并请人谱曲，成为脍炙人口传世不息的组歌佳作。正因为有这么多长期的宣传铺垫，在国人心目中，长征绝对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举。爬雪山、过草地，飞跃卢定桥……其中任何一场战斗，都产生着英雄传奇，为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生活原型。这些作品为《十送红军》的产生，都是重要的示范与引领。《十送红军》的创作手法，不无对外来编剧的借鉴。一个引线，串上一串红辣椒，每个辣椒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这是散文式的，更是电影式的。要么感动落泪，要么令人心惊肉跳，要么欲哭无泪陷入沉思，总之不可能不动声色。 在表现手法上，的确有新的追求。
记者：这部电视剧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上，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哪些可圈可点？
忽培元：在这部剧中，你可以从中看到与红军长征史有关的人所熟悉的标志性事件，如瑞金挥师、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翻越雪山、跋涉草地、陕北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亦能看到行走中的普通红军背后的“影像记忆”。比如说，那个因“革命还是保命”这个现实命题中恶狠狠地打了小红军一耳光的老爹钟石发，那个孤身寻找队伍自我毁容的红军女战士，还有那群过草地在泥水中癫狂的红军，每个故事看似不经意，实则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随着剧情的推进，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雕像耸立起来。细节描写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在《十送红军》中，因为临行前对村民的一个承诺，为了让村民见到儿子，一小股红军队伍冒险穿越重重火线护送一个战友回家——阵亡的战友则静静地躺在一口棺材里！穿越火线，几历生死，惊心动魂。而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个和队伍失去联系的小红军静静地躺倒在泥土中，胸口紧贴大地，即将被俘。小战士默默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只可怜的小老鼠，小老鼠歪歪斜斜地快跑……这异乎寻常的“放生”，其实是对战士心灵美的赞颂。令你为之动容。
当年，头一个深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在《西行漫记》中写到：“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迷，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几十年后，《十送红军》从一个奇特的角度，艺术而真切地揭开了这个谜底。
忽培元：在此我不愿意过多评论电视剧《长征》的成败得失。只说《十送红军》，有两个情节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是在湘江之战万分危急时刻，指挥员仍然下令要寻回中华苏维埃政府散失的地契档案，因为“这是苏维埃共和国对农民的承诺”；再一个就是几乎每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都在传递一张有毛泽东的合影照，“希望毛主席能够在上面签名”，这张照片经过无数烈士的手，在红军到达陕北后终于传到了毛泽东手中——不过，镜头虽然不多，但却至关重要。因为有了这两点，普通红军战士的慷慨赴死变得真实可信，而人们寄希望于最后的胜利也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是具有充分历史依据的两个细节。先说土地革命。中共之所以能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中生存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抓住了农民问题的核心亦即土地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根据相关的资料，民国时代的中国，和历代王朝末期一样，都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占人口户数8%左右的地主富农，控制着70%-80%的耕地”，租种土地的佃户则要把产出的70%-80%交给地主。这种矛盾的存在和日趋激化，就造成了革命发生的动因。土地资源的严重失衡，给中国带来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国民普遍的贫困，无力消费工业品，而极少数的富裕人群则只消费“洋货”，这导致民族工业由于没有市场而迟迟无法启动。二是地主及官僚买办把剩余资金主要投向购买土地而不是发展民族工业，这使中国的工业化严重缺乏资金——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被牢牢地锁定在农业国的落后地位上，成为半殖民地，受尽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始终无法以平等的一员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国民党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却在武装反抗国民党伊始，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根据地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中央苏区的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浮财分给农民；丈量土地，重新分配。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在中央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比如兴国长冈乡，青壮年男子80％去当了红军。瑞金下肖区有红军家属800家，在前方的红军战士有1100余名。这个区的一户农民，8个兄弟一齐报名要求参加红军，所以《十送红军》中刘威扮演的钟石发，四个儿子全部当了红军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据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13个县，总人口约241万人，其中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33.1万余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虽然因抗日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但在解放战争中，却以其升级版——土地改革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到1952年底，新中国的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和某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已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4600多万公顷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国延宕了1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终于开始启动，中国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不无奢侈地做起“中国梦”，追根溯源，还是拜土地革命所赐，这是毛泽东和中共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再说红军对毛泽东的信仰。在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元帅，后来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刘帅的回忆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红军将士的心理状况：遵义会议前，他们渴盼毛泽东出来指挥；遵义会议后，军心大振，对胜利充满了信心。毛泽东也果然不负众望，不仅带领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而且建立了新中国，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近代陷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不是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的问题，而是很可能根本就走不出黑暗。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中共再经历几次城市武装起义的失败，其领导力量就会消耗殆尽，很可能会像印尼共产党那样几十年都翻不过身来，夺取政权就更是遥遥无期了。这在西北地区，也是有事实证明的。在建立南梁苏区之前大大小小七十多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建立了南梁苏区，搞土地革命，才使革命的大树生了根。 可见，毛泽东在当时红军中的威望，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自井冈山建军开始，他一直对红军进行正确领导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不仅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为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军队性质的建军原则，而且还迅速总结出了一整套符合红军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带领红军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十送红军》能够逆势而上，客观展示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信仰是他们敢于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主要精神支柱，这的确不能不说是红色题材影视剧的一个重要突破。
记者：你认为该剧的缺点是什么？还有哪些不足和瑕疵？
忽培元：当然，我们在肯定《十送红军》是一部优秀的作品的同时，也不必讳言其在细节上也有瑕疵。比如，剧中钟石发奉军团长的命令，要把四个全部参加了敢死队的儿子带回一个到中央纵队，以便“为钟家保留一点骨血”。观众就不难看出这明显是对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借鉴。但当时红军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和美军度假式的海外作战是完全不同的。白军对苏区采取的是“房子要过火，石头要过刀”的政策，红军的任何迟疑和软弱都可能招致极其惨烈的后果。湘江一战，主力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距离全军覆灭只有一步之遥，就连军团长林彪也几次拔出手枪，像普通一兵那样和冲上来的白军战斗，所以这种“拯救大兵”式的情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有些经不起推敲。但瑕不掩瑜，《十送红军》由于做到了本质真实，仍然是近年来难得的优秀红色题材作品。
记者：《十送红军》的一张海报上，不仅是打上了“从长征路到中国梦，军旅巨制引领青春力量”的旗号，还以关键词的方式标记上“信仰·承诺·牺牲”。你是如何理解的？
忽培元：确实，在这部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的历史战争剧中，全剧以点带面、以小见大，通过十段发生在长征期间的“接力”式故事，一方面成功地展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风云，与此同时则赞许了红军战士对于信仰的追求、对于承诺的坚持，甚至是在面临生死之际时，这也使得《十送红军》成为了一部较好的融合了信仰、承诺、牺牲的历史战争剧。
记者：有人讲这部电视剧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太血腥、太残忍、太暴力。……从人性角度上叫人揪心！你怎么认为？
忽培元：我不这么认为。战争原本就是残酷无情的，流血牺牲是必然的。保护和夺取政权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革命是什么？毛主席说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写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展现战争残酷、惨烈与悲壮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后人了解和铭记历史，从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激发起全党和全体人民恢复发扬我党战争年代形成的好的传统、好作风，真正承担起振兴中华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倡导形成感恩、知耻、和谐的生活态度和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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