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作者:肖香龙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10-10

 作者简介:肖香龙(1973-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杭州 310018)。

  内容提要: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文化自信研究。从文化自信的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性、阶级性与科学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专业性与通识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文化特质的分析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在文化比较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在文化发展中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坚持在全党、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关 键 词: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是当下我国文化建设的主题。放眼人们对文化自信的认识,追捧西方文化者有之,膜拜先贤典籍者有之,轻视、蔑视马克思主义文化者亦有之。一些学术立场不同的人士,在贬低、边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基点上找到了共同的话语,甚至企图用“文化”消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放到文化自信之外,而这与“文化自信”的本质含义是严重背离的。面对各种有意或无意地对文化自信的误解、曲解或消解,需要正本清源,尤其是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人们正确认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给我们的文化自信铸就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教育内容僵化保守、老套乏味,致使教育的实效性、吸引力大打折扣;二是为了迎合受教育者的喜好,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题、宗旨,致使教育未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此,需要在文化自信视野中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在教育中丰富拓展文化资源,又在教育中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

  一、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涵辨析

  坚持在全党、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壮大的历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党中央部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非常鲜明地勾勒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关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置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视野和语境中予以发展、创新。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传统和内在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自身文化发展进程和生命力的坚定信念①。当下中国提出文化自信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也是在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进行分析、比较、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确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先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20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成为“历史的终结”,一些西方学者、政要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纷纷签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死亡证明”。然而,历史发展并没有依照其设计的路径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当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尽管三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经过多次自我调整和完善,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根本制度没有变,由其所孕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依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克服的痼疾。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只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固守“历史终结”的理念,无论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不能避免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宿命。依循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与发展。自2008年以来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为资本主义的痼疾做了注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选择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西方和传统社会主义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为人类真正走向自由、平等、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正是来自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当然,中华文明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素材、文化载体、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源。“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②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的前提和基础。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史。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注重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行教育宣传,并形成了科学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和传统。从“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③”,到“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④”,再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⑤”、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进学校、进教材、进头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及“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从文化自信视野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机遇。然而,在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中却存在文化自信不足的问题。这表现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马克思主义狭隘论”时有所见;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要性与实效性缺乏信心,对来自域外的宣传不加甄别,普遍质疑与无条件肯定相伴,不具有辩证分析的智慧。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有赖于坚实的学理支撑与缜密的逻辑论证,需要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和融合、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比较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自身文化发展的现实与实践的维度中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需要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乃至创造世界文明的责任使命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能建立在良好愿望或主观需求的基础之上。”⑦

 二、在文化特质的分析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文化形态,是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性、阶级性与科学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专业性与通识性的有机统一。其文化特质和文化内涵在教育实践中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然而在教育实践中却有人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性与文化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片面地理解为“政治说教”、“洗脑行为”、“佐证政策”、“粉饰太平”。还有人则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厚的学理性、浓郁的理论性为“太空、太虚”、“脱离现实”。在某些“大众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似乎呈现出某种怪诞,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词汇到处可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却被敬而远之,在实际工作中处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状态。在这种社会境遇中,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则因缺乏拓展平台的能力,似乎很少有事业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文化特质作一番学理梳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鲜明的文化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是“宏大叙事”,又是“个体关怀”,既是意识形态灌输,又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它承载着维护主流文化、批判异质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创造先进文化等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传播的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主流文化、核心文化。政治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都有其主流的政治文化。在我国,学习、宣传、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使全体党员和广大社会成员接受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与浸润,是作为个体的现实的人的文化诉求之路,是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理想信念的锻铸之路,是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阶级性常被一些人直接等同于主观性与狭隘性,这种简化充满着褊狭、无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从根本上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智慧,它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在自然科学领域显示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其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人类的自身解放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面对以资本为逻辑的强势资本主义文化,不少人认为这是“真正的文明”,而马克思主义告示世人:西方资本主义虽然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到来准备了部分条件,但仍然处于人类历史的“野蛮”阶段,甚至是“史前史”阶段,真正的、文明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开始,还有待于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共产主义的实现⑧。这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事实的科学论证。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认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性表现在既是传播科学的理论,也是科学地传播理论,而不是教条地对待理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⑩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引导人们奔向“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生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实践的观点不仅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自身兼具“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双重品质,不仅写就鸿篇巨制,更是投身于并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直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需要,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也围绕着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有机统一,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生命力所在。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2)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专业性和通识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学科发展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正是这种专业性使不少人误认为只需在选择无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少数群体中开展教育,而不应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开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对立起来,甚至提出用“公民教育”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业性和通识性是有机统一的,旨在以科学的理论为核心,致力于实现人自身的解放,通过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社会、他人、自我,进而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健全独立的人格、博学多识的素养、真善美的理想信念追求等,其教育内容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发展所需,因而蕴含通识教育、公民教育。用“公民教育”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张,只是套用他人概念,对我国已有的公民教育未能充分认可,反而使我国的教育失去应有的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所指出的,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业性与通识性的有机统一,需要在社会各阶层中进行分层教育。比如,对于中小学学生、普通社会成员,可以多一些公民教育;对于大学生、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等社会精英则可以多一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等。忽视或否认分层教育的必要性,只会是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三、在文化比较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特质,也来自文化比较、文化包容。这种比较可以时间为轴,通过各种文化传统的历时态演绎分析获取;也可以空间为面,通过各种文化体系的共时态对照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吸纳一切文明精华的胸怀,具有面对各种挑战的勇气。若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展现这一文化优势,自然底气十足;若失去这种理论自觉,势必导致失语、失势、失魂。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挑战就是在多元文化冲击下,部分教师由于理论素养的缺憾,时常不敢、不愿、不能直面现实,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时表现为说服力不强,失去其应有的主导话语能力与勇气。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理论模式在社会发展现实中困难重重,而其理论家依然大言不惭地为之辩护;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举世瞩目,而许多人在言及我们实践的理论指导时却底气不足。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悖谬令人深思!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比较与包容。任何理论之树都不能通过简单移植而郁郁葱葱,只有接地气、连泉脉才能根深叶茂。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相悖,而且相知、相通、相融、相促。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就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在顶层学理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承载着探究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文化使命。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中华文化致力于从哲学高度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规律(即格物、穷理、致知)(13),二者乃是目光交集、思绪相通。如果许多先秦哲人仍在,一定会成为唯物辩证法的知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理论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凝结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品质,致力于为现实服务。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发展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到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再到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乃至于到康有为为代表的新儒学,都是在与时俱进中力图革故鼎新,用力求完善的内容与形式为现实服务(1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相融相通,使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接地气”,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展新颜”。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比较与批判。任何理论成果都不会仅在“玻璃罩”中熠熠生辉,只有敢于对话、善于吸纳才能激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扬弃”态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吸收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吸收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本主义文化共生共存,“人道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充斥着意识形态领域,并不遗余力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必须直面这种多元文化的冲击与侵蚀,在理性批判与严密论证中认识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矛盾、文化霸权和政治图谋,牢牢把握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领导权。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不是仅仅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是表现为一种文化理性、文化精神。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萨义德(Edward W.Said)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等,都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且这样的批判性研究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史,作为批判且超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应坚守这种文化批判的本色,而不应在活跃的多元思潮面前“失语”。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合理的成分,也应自觉吸收。把马克思主义置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中发展创新,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开放性和超越性。如列宁所说:“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15)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大众文化的比较与包容。任何理论利器都不愿只是精英赞叹、把玩的珍藏,只有交给大众、教会大众才能永葆锋利。当今时代,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文化形态,日益吸引着社会公众,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全面批判,到葛兰西的中性立场,再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的支持,大众文化的合法地位正逐渐被社会接受,大众文化的正向功能也逐渐被现代社会所认同(16),不少人在实际的文化选择中走向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当下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既有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的方面,也有低级趣味、庸俗腐朽的内容,急需主流文化的鉴别与引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正承载着这样的文化使命。在与大众文化的双向交流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可以吸收大众文化的有益素材,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资源,也可以借助大众文化平台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社会大众所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植根于和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需要借鉴大众文化的传播路径、传播特点和传播规律。

四、在文化发展中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信

  值得我们自信的文化一定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是能够不断发展的文化。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如,内容过于狭隘、单一、空洞,教育方式过于呆板枯燥等,若从文化发展视角审视,可寻找到许多缘由与对策。

  (1)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文化内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内涵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正是这种发展坚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自信。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立足于“中国梦”的时代话语来丰富和发展教育内容。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越能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就越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拓展教育内容不仅要联系世情、国情,还要联系省情、市情、区情甚至校情;不仅要联系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还要联系社会政策导向和党中央的最新精神;不仅要研究社会现实问题,还要联系学科前沿问题,使教育内容呈现强烈的时代感和新颖性,使受教育者切身感受到理论学习不是“空”和“虚”,而是“很有用”,“很有收获”。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文化内涵的发展还需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大众通俗文化的有益元素,使教育内容呈现强烈的文化内涵,使受教育者切身感受到理论学习不枯燥乏味,而是参观文化的殿堂,享受思想的盛宴。

  (2)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发展。基于主体间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既包括施教者,也包括受教育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等诸多领域的理论知识,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的理论功底和文化知识素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结构还必须是开放的、动态的,随着时代进步不断更新和拓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才能增强理论教育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学生对教师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爱因斯坦语)。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一种大文化教育,对于受教育者的成长成才是不可替代的。施教者若能立足于受教育者的生存发展所需,关注受教育者的生活和理想,就能够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就能够为人们“真心喜爱、终身受益”。

  (3)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载体与方式方法的发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典范。今天,虽然在图书市场上的通俗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并非鲜见,但却难以见到像《大众哲学》这样的具有社会轰动与实际效果的著作。立足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传播效果,应该确立两条并行不悖的工作路径,即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式方法与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理化、对话式的方式方法。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式方法可以借鉴艾思奇式的故事、案例、生活化的语言方式来描述,或借助艺术的力量,在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理化的方式方法可以不断促使相关理论走向深处,使人们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对话式的方式则可以使人们在平等论战与严肃交锋之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魅力。

  (4)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文化环境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文化环境,既有现实文化环境,也有网络虚拟文化环境。在文化环境建设上,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各类教育资源未能有效整合,教育大环境尚未形成,教育合力尚未产生。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例:在校内,各类党团组织、学生工作等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在校外,舆论媒体、党政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教育资源亦未能有效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沿用传统的“课堂教育”模式,结果造成了课堂上的一学期课抵不过社会曝光一件事,大学象牙塔敌不过社会大染缸,教师的满腔热情抵不过现实的利益诱惑等尴尬与无奈。事实上,只要社会大环境多一份正能量,多一份正面教育,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多一份认同,多一份成效。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要努力营造社会教育的大环境。与此同时,网络虚拟文化环境有待发展与完善,需要充分利用 QQ、微博、微信等新兴载体、建设主流官方网站等宣传马克思主义,既要用马克思主义引导网络文化,又要善于利用网络文化资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服务。

  注释:

  ①韩震:《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兼论文化自信》,《光明日报》2011年10月16日。

  ②张朔、龙剑武:《习近平在教科文组织演讲:文明是多彩平等包容的》,中国新闻网,2014年3月27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9页。

  ⑥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⑦田心铭:《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⑧吴新文:《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关怀》,《文化纵横》2011年第2期。

  ⑨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13)李军:《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4日。

  (14)李军:《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4日。

  (1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16)章剑锋:《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思政教育与公民意识的塑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李崇富:《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2期。

  [2]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胡乐明、刘志明、余斌:《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国中小企业》2012年第11期。

  [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5]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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