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里的长征，薪火仍相传

王愿坚

《中学语文画库》的封面，根据《七根火柴》的故事进行绘制。

王愿坚小说《党费》的封面。

1981年出生的王燕弓，至今保存着小学时的一份作文手稿。这篇名为《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人》的作文，开篇即是“我很尊敬五爷爷王愿坚，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稚嫩的笔迹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三人行》编入了我们小学的语文教科书。”

王愿坚，这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军旅作家，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然而，他的《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等与长征有关的作品，依旧静静躺在中小学课本里，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了王愿坚的两位侄子王伟、王和以及侄孙王燕弓，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有关王愿坚创作的往事。在王家不定期出版的家报中，有关王愿坚的回忆文章随处可见。他和他一生致力撰写的长征故事，成为整个家族的荣耀。

《党费》主人公原型是大姐

1954年，25岁的王愿坚发表第一篇小说《党费》，由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这部流传极广的短篇小说，背景为长征前期，讲述了女地下共产党员黄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忘缴纳党费的故事。文中描述的场景：“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感动了几代读者。

王愿坚的侄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是在中学课本上第一次读到《党费》的。他透露，黄新这个形象的原型，其实是王愿坚的大姐王辩。1917年，王辩到济南读书，随后在“五四”新潮流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更为开阔。1924年秋，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王辩曾化名黄秀珍，从事党的工作，因此《党费》的主人公也姓黄，黄新的身上有不少我大姑的影子。”在王伟看来，《党费》中的黄新，就是那个年代共产党员的形象，对党极其忠诚。“大姑也确实从事过多年的地下工作，其实她的经历比小说中的黄新更精彩。”

1925年11月，王辩受党组织的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1927年她回国后，曾经被捕，在狱中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健康却也因此遭受不可逆的损害。王伟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曾希望大姑出任高级干部，但她坦陈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足以承担如此重要的工作，主动要求前往北京图书馆，在俄文编辑室工作。

王愿坚去世多年后，他的夫人翁亚妮曾向晚辈们讲述丈夫写作《党费》时的感人一幕。《党费》只花了两个晚上就写完了，结尾时正是深夜，王愿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哀叹一声“黄新同志牺牲了”，随后忍不住嚎啕大哭，惊醒了熟睡的妻子。“五叔写《党费》如此动情，与他跟大姐王辩的深厚感情有直接关系。”王伟说。

《七根火柴》源于真实故事

对于王愿坚的另一位侄子王和来说，叔叔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莫过于《七根火柴》。

《七根火柴》情节不复杂，描述的是长征途中，冷风、大雨、冰雹倾泻的茫茫草地上，已经饥寒交迫的掉队战士卢进勇奢望“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的时候，路遇一个生命垂危的无名红军战士，他把藏在腋窝下的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与卢进勇，请他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卢进勇追上队伍，用一根火柴点燃了能够拯救更多战友生命的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

王和最早是在小学语文课本中读到《七根火柴》的，儿时他曾这样问叔叔：“您参加过长征吧，七根火柴是真人真事吗？”当时王愿坚哈哈一笑，“我1929年出生，红军长征时才六七岁，都是后来采访老一辈革命家了解到他们经历过的故事。”

后来王和才知道，1956年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中，用两千余字详细记录了一个普通红军战士贴身藏好火柴的情节。基于这一真实故事，王愿坚创作出了《七根火柴》，后入选全国中小学课本。

“文革”时期，中学课本依然收录有《七根火柴》，却作为“大毒草”被批判。彼时，王伟在天津担任中学老师，并被迫在一堂观摩课上，担任主讲，对《七根火柴》进行“批判”。结果，课后有不少学生提出疑问：“老师，这篇课文写得非常感人，看不出是什么‘大毒草’啊！”现在谈及这段经历，王伟笑言：“学生们看不出就对了。”

王和提到，叔叔曾想把《七根火柴》的故事背景放在红军翻越大雪山时，但因为雪山的环境不好在小说中表现，于是就换成了草地。“愿坚叔又想到，不少老同志在讲述中多次提到‘火’在长征中对部队的重大作用，便把七根火柴夹进无名红军战士的党证里。”

在构思《七根火柴》的过程中，王愿坚曾向多位长征亲历者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在长征无比艰苦的环境中，要求红军战士有更大的毅力和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来？”红军战士的回答是：“对革命事业、革命集体的无限忠心，为了集体、为了战友，我们可以付出一切，以至自己的生命。”

终身遗憾！未完成长征三部曲

1944年，王愿坚参加八路军时只有15岁，虽未参加长征，但通过接触身边众多参加过长征的战友，让他始终坚定着“写尽红军英雄志”的志向，并践行在自己的行动中。为了写红军，他多次重走长征路，深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并沿着雪山、草地、大渡河等长征路线，追寻革命前辈们艰辛崎岖的革命历程。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有关部门的安排，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愿坚采访过9位元帅和一百多位将军，甚至同一些老帅、老将军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他曾在北戴河与贺龙元帅一边下棋一边采访；也曾与刘伯承元帅同吃同住，并为之撰写《回顾长征》。

王愿坚生前，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小说要想打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在王伟看来，正是叔叔大量的采访，让他笔下的长征作品既饱含深情，又言之有物。

除了《党费》《七根火柴》等反映普通党员的长征小说广为人知，1976年12月至1977年7月间，王愿坚还创作了10部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开了先河。其中，以周恩来为主人公的《草》就被收录进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

短篇小说为王愿坚带来了巨大声誉，不过，完成长篇的长征小说始终是他的愿望。王伟回忆，不再满足于写短篇小说的王愿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系主任期间，甚至已经形成了描写长征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的思路。

1985年，《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王愿坚在称赞该书之余，也不无遗憾地感慨：“这样的题材，中国作家没写，而让一个美国人抢了先。”在这部长征名作中，王愿坚多次以“中国长征问题专家”的身份出现。

1991年，62岁的王愿坚因肺癌去世。中国作协会员王贤根曾在王愿坚病重期间数次探望他。当时王愿坚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颈部，颈部鼓的包像核桃那样，面部红红的，他吸着氧，可话语依然富有激情。临终前，王愿坚说：“马克思已经给我下了召集令，可惜我没把红军长征三部曲写出来，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经典记忆

写感受到的和相信的

王愿坚文化程度只有高小，参军后作为文化干事，一直笔耕不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任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文学系主任后，参评教授职称。当时作为评阅专家的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说：“王愿坚的多部作品被收录进中小学课本与大学文学系教科书中，他早已达到了教授水平。”

写自己感受到的和相信的，贯穿了王愿坚的整个创作生涯。1978年，他创作的《足迹》，写的是周恩来在长征时翻越雪山的一个生活片段，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部作品的成功，既有他到雪山实地考察的积累，也有他亲历周总理关心年轻同志后生发的感悟。

“文如其人。”王愿坚的作品，就像他的经历一样，没有过多修饰，质朴而又感人。而课本里的长征，还会继续传承下去，正如他曾对侄孙王燕弓所说的：“向今天的少年儿童介绍革命的过去，讲讲艰苦岁月里孩子与革命、革命与孩子，这是一件有意义且非常迷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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