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称周有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们不同意

对不起，称周有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们不同意

1月14日，被媒体称为语言学家的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周有光早年专攻经济，在近50岁时参与设计了汉语拼音方案。许多媒体根据他的这段工作经历以及在其中做过贡献冠以其“汉语拼音之父”的美称，但是这种说法却引发了许多的争议，有人提出，不能否认周有光在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中的贡献，但将“汉语拼音之父”的名头赋予他，这显然又言过其实了……

再论周有光不是汉语拼音之父

@徐梵筂

“周有光不是汉语拼音之父，这个话题，我曾经写过，后来无意间淘到吴玉章先生的《文字改革文字》一书，更佐证了我的观点，此书可以鉴证吴玉章在推行简化字和汉语拼音上的功劳。尤其再版于1949年的《新文字和新文化运动》（详见附图）可以证明，早在解放前，汉语拼音方案的拉丁字母方案已经非常接近现行方案。而周有光是1954年才参与拼音工作的。

图一，吴玉章著《文字改革文集》。

图二，吴玉章其人。

图三、图书编辑说明。

图四、目录页。

图五、六、七、八、九，解放前确定的，高度接近于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拉丁字母方案示例。

综合以上信息可知，早在解放前，汉语拼音方案已基本定型。解放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倡议者和直接负责人，一直是吴玉章先生。

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毛泽东看信后，将信转给郭沫若、茅盾、马叙伦征求意见，三天后他们给出答复表示赞同，吴玉章汉字拼音化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55年2月成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为正副主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专家拿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字简化方案和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其中有4种汉字笔画式方案，一种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种拉丁字母式方案。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复旦大学上课的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周有光是这样回忆他与吴玉章的会晤的：“当时我说，不行呀！语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业余搞搞。可是，吴老说，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

1954年,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指出：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周有光这一见解，引起了吴玉章的重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有光才被留在了文改会。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

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几年中关于字母形式的反复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毛主席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表态支持使用拉丁字母后，中央的指示才发出的。但最近，原语文出版社编审凌远征在读《胡乔木书信集》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胡乔木书信集》中显示，知识分子会议前胡乔木就已经起草好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而关于支持使用拉丁字母的决定，是更早时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决定。这说明中央采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慎重讨论的。

综合以上信息，已经非常明白了。汉语拼音方案是吴玉章自动请缨并主持完成的，他一开始就提出了使用拉丁字母的主张，而最后决定使用拉丁字母是由毛泽东拍板的，周有光能加入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中，主要是因为他也支持用拉丁字母，与吴玉章、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而汉语拼音方案的拉丁字母方案，早在解放前就已近定型，与现行方案非常接近。所以，周有光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只是一个参与者，却非制定者、决策者，所以根本当不起“汉语拼音之父”的名头。在汉语拼音方案的老人相继谢世后，媒体炒作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明知自己不是却欣然笑纳，好吧。

“汉语拼音之父”这个头衔显然是戴不到周老头上

@讼棍茶水斋

再说几句周有光老先生吧，人死如灯灭，别看这两天貌似很多人都跟他很熟，过了今天，估计今后提起他的场合也不会太多了。周先生一生真正流芳后世的贡献是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据他所说，因为陆志韦、叶籁士都有教研任务很忙，具体工作大多是他做的。这个可以相信。周先生当时虽然岁数也不小了，但半路出家搞语言文字，跟文改委汉拼委的那些大佬级学者比起来还是新丁。就好像现在的机构里，干具体活最多的肯定不是领导。

但“汉语拼音之父”这个头衔显然是戴不到他头上的。先不说解放前的那些拼音化运动，仅就汉语拼音方案本身也是一个集体工程。汉拼委委员就有十多个。这是一个整体。如果非要比个人贡献大小，领导决策者的作用绝不会在做具体工作的人之下。文改委的领导是吴玉章，汉拼方案的拍板还是经过了毛周。当然周先生活到了最后……除了汉拼方案以外，周先生一生的“学术”，着实不值得评价。从周老晚年的一些访谈记录看，如果不是采访者自己水平太低曲解了他的话，那么周老的学问底子和社会常识都是十分可疑的。周先生的学术头衔是“语言文字学家”，这当然得益于他在汉拼方案上的贡献。

但是，很遗憾，如果放到汉语语言学和文字学过去一百年间的学术发展中去看，周基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当然，如果有人总结学术史的话，他会有一笔，还是在汉语拼音方案那一节里。很多人可能没读过他的学术著作，我是读过的，如《比较文字学初探》。当然所谓“比较文字学”在国内可能算个新生事物，周老勇于开拓是很好的。但这本书读下来，基本上属于科普读物水平，说是学术著作实在勉强。

他曾经说明太祖是回族，还说是有学术共识的。好吧，不小心相信了三流地摊学者可能是一时失误，但是他是用这个事来论证明朝也应该算胡人统治（元明清都是胡，所以中国文化落后了……），这个逻辑就过于感人，不是一个小的常识错误可以掩饰。

神奇的是他有一次访谈中放了陈寅恪一炮，说陈寅恪虽然知识渊博，但是没有什么“开创性的学问”，《柳如是别传》（他说成《柳如是传》）是文学不是学术。陈寅恪堪称我国现代史学许多领域的奠基人（尤其是中世史方面），而在周老眼中，他就是个无“开创性学问”的两脚书橱……关键是，在一个轻信了明太祖是回族的人嘴中说出这话，这实在是……周先生在学术上非常的崇拜王国维和胡适。作为旧新鼎革期承上启下半新半旧人物的王姑且不说，胡适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与陈寅恪根本没有可比性。当然他思想启蒙的历史作用很突出，但这与学术贡献是两码事。仅仅厚胡贬陈这一条，也能看出周先生除了自身的学问底子之外，眼界也不见得高明客观。

哦，对了，周老还说过中医是印度带来中国的，也不知道又是看了哪篇高论……社会常识方面，周老曾经猛批苏联完全不要自然科学，斯大林尤甚，所以与西欧的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苏联时期政治干扰学术当然是有的，也应该批，但批到如此没常识就是无脑黑了。苏联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可没少领，即使是为了发展国防也不可能不要自然科学啊。而斯大林时期正是苏联的国力和科技水平急速跃居世界前列的时候，与西欧的差距……到底是谁与谁的差距啊？

关于中国近现代当代史的那些看法就不提了，不管有没有常识，我们暂且先归为周先生的政治立场，敬而远之即可。周老得享人瑞之寿，尤其难得的是直到晚年还能读书看报上网，侃侃而谈。他热爱新事物，积极乐观，这些都是应该学习的，说不定咱也能多活几岁。总之，他是一个在特定领域做出过贡献的人，而且也因此会流芳后世。但无需把他拔高到大学者大学问家的层次，那真的是高级黑。而脱离了他曾经做出贡献的领域，他的眼界、知识、见解和常识，我觉得当成一个人生漫长的普通老人看待就可以了。既没必要奉为高明，也没必要辱之骂之。

千秋万代之后，周有光这个名字还会被人提起，必然也是因为汉语拼音方案，然而这正是在他全盘否定的那个人的直接决策下、在他几乎抹黑为一无是处的那个历史时期做出来的事业之一。也就是说，他的名字，永远与新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无法分割了。这，呵呵，对周老来说，也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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