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民族精神，警惕文学创作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不忘民族精神，警惕文学创作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王小钰

西方中心主义，或曰西方中心论，基本定义如下：西方中心论，是西方随中华文明近代落伍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优等心理，是对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不自觉的前提。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西方中心论具有几重意思，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都有所体现。我们就先来看看文学创作中西方中心论的的影响。

西方中心论的立论基础之一，就是“西方的是优越的”。80年代以后，西方哲学（而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主体性”思想被引入中国。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和《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批判》、《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两篇文章中，试图弘扬“人的主体性”，其实质便是为自由化思想开道。而刘再复在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将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追求目标，成为作家脱离历史和生活实际，进行自由创作、个人化创作的理论依据。我们可以看过，所谓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与我国几千年来文学创作中“文以载道”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新时期，“文以载道”已经被创作者们遗忘，西方理论的优越性被无限提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其中的爱国光芒在当代创作中已经难觅踪迹。

晚年杜甫

“西方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在80年代之后几成共识。自从80年代初西方的文学创作被大量译介到国内之后，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就被基本摒弃了。大量对西方文学作品（其实是翻译后的作品）进行简单模仿的创作批量出现。当时流行一时的诗歌中常见“弥赛亚”、“太阳神”、“灯心绒幸福的舞蹈”之类的东西，令人感觉不知所云，后来才知道那是模仿翻译诗歌的。而“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句话，更是在80后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几十次之多。意识流创作、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几乎所有的外国瓶子都被拿来用过，却没有装上过任何中国特色的酒。我们的民族个性正在被西方的所谓普遍性所消灭。形式上的西化成了中国文学自以为的出路和实际上的绝路。

中国作家的圣经——《百年孤独》

“西方的，代表非西方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作家应该为西方写作，才能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现在作家们是如何为西方写作呢？除了早年的所谓“学好英语去拿诺贝尔奖”，现在许多作家的写作可以分为两类：为西方的文学趣味写作，为西方的政治诉求写作，或者两者兼具。

为西方的文学趣味写作，从早期的模仿之作，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的《现实一种》，到如今的莫言的《我们的荆轲》，充斥着文体的游戏和历史虚无主义、以个人叙事重写历史的倾向。这种倾向在诗歌创作中尤为明显。所谓“汉语诗歌写作的可能性”更像是“模仿翻译诗歌的相似性”。小钰年轻的时候，同学之间就流行写这样的诗，嘻嘻。

为西方的政治诉求写作，这就上了一定的层次了。最成功的莫过于莫言，他将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西方现代叙事艺术和西方人的阅读需求融为一体，写出了污蔑中国的“文学佳作”，获得了炸药文学奖这么高的荣誉，实属巅峰成就。而方方、苏童、余华等作家则努力顺应西方人毁损中国的意图，却因为笔力不济，至今仍功亏一篑。

网上热议的方方新作《软埋》

本文的目的，无意于改变一心投奔西方主子的作者，因为他们的黄皮白心已经无法改变。小钰只想提示更多人：西方中心主义泛滥成灾，目前在文学领域中是普遍现象。我们需要大师来改变这一现象，创作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的佳作。我们也需要主动提高警惕，不追捧、不推介为西方主子创作，以贬低中国为己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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