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

作者:雷 达 来源:理想閤 2017-07-01 2408

《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

 

《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光看这题目,调子不是很高,但我觉得我也许还是说到问题的要害了。活着还是消亡了,这是一个无法掩饰的问题。《红旗谱》是我喜欢的作品,我读大学时写的学年论文就是有关《红旗谱》的。我感觉到《红旗谱》这部著作在今天虽然读者日稀,若从史的角度看,仍有研究空间,它的价值也需要更多的发掘和辩析。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非常赞同茅盾先生的一句话,就是:《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别的同类型作品他没这么说过。这句话意味深长。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划的丰满度上,在地域文化性格和民族气派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红旗谱》的写作,一是经过了反复锤炼,长期积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所以文本的叙事张力很大,经得起分析。它从最早的《夜之交流》,到后来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再到《父亲》,最后到《红旗谱》,多少年才磨出了这么一个文本啊!二是,《红旗谱》的作者不仅仅是利用经验性,利用个人的经历的写作,它还有中西文化的背景。过去总以为梁斌是个“土包子”作家,事实上梁斌是一个“五四”文学青年,对国外文学有过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一位左翼的青年作家,再成为一位成熟的作家,《红旗谱》是有着深厚的文学背景支撑的。这也是这个文本为什么精粹的原因之一。

《红旗谱》是有价值的,但我并不讳言一个问题,就是《红旗谱》是一个阶级叙事的典型,确实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很深的关系。马克思说: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这个论断我们在今天已不怎么提了,现在的历史文化语境有所更换了。过去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现在讲“你活我也活”的和谐的新理念。当然还有一种语境是“你死我也死”,那是属于恐怖主义分子的。刘再复对此有过较充分的阐发。所以,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语境必然会影响到今天的青年读者,影响到《红旗谱》的阅读,必会存在一种隔膜。

"红色经典"的改编,我认为《红旗谱》改编难度可能更大一些。你可以在《红色娘子军》中插入一段情节让洪常青和吴琼花谈恋爱,你可以在《沙家浜》、《林海雪原》中再延伸一点性爱和另类的有趣故事,但是把《红旗谱》这样一个完整结构的东西改到符合现代人的胃口,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丝毫不影响它的价值。由于历史语境的变换,有些经典可能继续热读,有些经典可能冷藏,甚至被悬置,但仍不失经典品质。我们的文学是一个变化的历史,而不是一个进化的历史。虽然时过境迁,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品依然留存下来了,就是因为它们是那段历史的审美化见证,而且时间越久,它的历史价值可能越高。《红旗谱》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需要深刻辨析的。现在我们不提阶级斗争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阶级斗争不曾存在过,或者没有频繁发生过。这就是我特别想讲的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受到多么深重的苦难,处于当时情境,有时根本不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活下去,你必须要起来抗争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后来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人的残害,我同样深恶痛绝。

《红旗谱》就是写当时那种不可避免的抗争。至少在这一部书中,写出了这种不可避免性。一开始,朱老巩为维护锁井镇48亩官地不被鲸吞,以身护钟,吐血而亡,女儿遭奸污,儿子小虎——朱老忠逃亡他乡。还乡的朱老忠发现,冯兰池们仍然压在头顶,所谓的割头税,让人活不下去啊,就只能揭竿而起,只能斗争了。所以,农民才从自发斗争,自发的反抗到自觉的革命。《红旗谱》就是写这样一个自觉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我觉得《红旗谱》写中国农民的农民性也非常深刻。我们都知道,乡土写作有几大叙事模式,一个是鲁迅先生开创的,基本上是一个启蒙模式,启蒙叙述,再一个就是阶级叙事,还有田园叙事,我还想加上近三十年以来的文化叙事,包括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就是文化叙事。《红旗谱》不同,他不是写阿Q的自欺,而是写朱老忠的倔强,写中国农民的另一个典型,这是很了不起的。在这个系列里面,我看过的作品,譬如《原野》里面的仇虎,《红高粱》里面的余占鳌,此等草莽英雄,或农民革命英雄。然而,朱老忠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典型形象,通过他和严志和,后者的卖地,辛酸万分,对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解读非常深刻。现在,高校里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梁斌先生早就写到了,而且写得很深。他不是从理念的指导下写的,是从生活的痛切感悟中写的。他觉得写不透土地问题就写不透中国农民。《红旗谱》比现在很多作品谈土地问题都要谈的深刻。这是它了不得的地方。

《红旗谱》还活着,自有其价值。归根结底是它的有些主要人物还活着,比如朱老忠、朱老巩、朱老明、冯兰池、张嘉庆,运涛,春兰等等,他们确实曾是中国大地上的血色鲜活的灵魂。

我觉得这是作品生命力的一个根源。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族化的问题。文学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中变得格外突出,我们的文学要真正彰显自身的特色,没有中国文学的民族化、本土化是站不住脚的。而《红旗谱》在这方面的探索不管是自觉的、或不那么自觉的,反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最突出的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风”贯穿全书。在语言上对冀中方言的运用、民俗的刻画,也都非常鲜活。我曾经想过,华北平原有没有自己特有的美学?有的。梁斌的《红旗谱》就是,孙犁的、铁凝的,包括贾大山的小说也都是,还有很多人,包括《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等等作品。这方面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华北平原看起来很单调,没有雪山,没有戈壁,没有震撼人的景观,但华北平原是孕育了革命的地方,华北平原有很内在的精神存在,有很深的精神土壤。这些还没有得到有力的发掘。《红旗谱》在这方面的审美自觉应该受到重视,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本文系作者在梁斌研究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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