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武训传》的两个问题

共产党员就是马克思主义者？

——批判《武训传》的两个问题

景  康

当前中国所有关于意识形态方面问题的争论，一旦展开，很快就会演变成政治立场的站队，从而错失对一开始的问题的讨论，进而丧失讨论问题的意义。这体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说明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之激烈，已经容不下说理的空间;第二，人们满足于自己头脑中的“定论”，而不愿随时修正错误或谬误的认知;最后，立刻就会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到面前：到底还要不要说理?如果不要说理，只要斗争，那就拉开架势，大干一场，要武斗、不要文斗好了。然而，这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是来自哪个方面的意识形态政治集团都很清楚，相比于广大的吃瓜群众，哪一派都是少数。因此，说理很多时候并不是说给对立面听的，而是说给吃瓜群众听的。因此，对于近来又被翻出来炒的《武训传》问题，笔者还是想说一番话，讲一番道理，也许炒的还是原来那些冷饭，但是，冷饭不等于没有意义。

　　毛泽东批《武训传》到底在批什么？

　　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时间一长，加之意识形态这滩水一浑，人们其实忘了毛泽批《武训传》到底在批什么。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节录)：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批《武训传》批的究竟是什么?这里面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像武训那样的人”的批判。他们“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在毛看来，这是一种丑恶的行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维护和赞助了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其实不是批判的重点，毛其实不是要批判武训，以及武训这样的人。就武训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本身而言，算不上罪大恶极。对于一个在那样环境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甚至也不算有十分大的过错，反而有值得赞美之处。今天很多人反对批《武训传》、歌颂《武训传》的理由也就在这里——执着于武训个人的好坏与其行为的好坏。

　　这样问题就转到第二个层次。

　　毛要批判的是：武训这样的“丑恶”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也就是说，毛重点要批判的是电影《武训传》的文化方向、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向问题。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毛批判《武训传》的文化方向问题，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站在新的立场与时代上看，武训的行为是“丑恶”的，丑恶总是与美好相对的，没有美好，无所谓丑恶，总得有对比。那么，这个被毛泽东认为是丑恶的行为，自然是和革命历史相对比，而显得丑恶。

　　这样就引出批判的第三、第四个层次的问题：即创作者的思想方法问题，以及一些对《武训传》树大拇指的共产党员的世界观问题。这就是毛的批判文章的落脚点。

　　综合起来看，武训这样一个人的好与坏，并不是毛真正要批判的内容。这样就直接的解决了一个争议的话题，即武训本人是好是坏与批判《武训传》其实没有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今天的很多争论，总是集中在武训的所作所为是好与坏，然后，立马又引申到《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真伪的争论，在这个方向上争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不得要领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也不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

　　其实，只要把问题推到极致，事情是很清楚的——假设，武训是一个电影《武训传》里讲的那样一个好人——看到穷人上不起学、读不起书，自己就乞讨要饭，被人打一拳得多少钱，被人踢一脚又是多少钱，攒了这些卖命钱，然后去创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可以上学读书。这样的一个人，高不高尚?看起来是很高尚的，很多人也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状况，认为《武训传》宣扬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是正能量的东西。不管是《武训传》当年公映的时候，以及，后来给《武训传》平反时候，还是现在据说要翻拍《武训传》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为《武训传》、为武训叫好。叫好的同时，也就实际上消解了毛发动的对《武训传》的批判——注意：是消解，而不是否定。

　　实际上呢?毛泽东的批判，是站在1951年的中国，站在新中国的立场上，站在几十年革命历史的立场上，站在革命历史上为之奋斗的人民、以及人民的流血牺牲的立场上展开的对《武训传》的激烈批判。

　　武训所作所为的前提，在于承认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在封建统治者所设定的路径上，穷人出人头地。试想：如果全天下的与武训一样的穷苦人民，都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翻身解放，那革命还有什么意义?还有闹革命的必要吗?答案肯定是没有的。如果革命没有了意义，那千千万万人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成了瞎折腾吗?

　　因此，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武训这样的人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尤其是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反而掉头去铺天盖地的歌颂武训这样的行为，甚至共产党自己的干部还带头叫好，更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一来，我们立即就能够看清楚毛为什么那么愤怒的说：“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在这样一种较为深刻的理解之下，我们回过头来看《武训历史调查记》，我们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分析。毛泽东批转这个调查记的意义也是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告诉人们，你们所歌颂和宣传的武训，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第二个层次是引起思考，既然武训这个人干了那么多坏事，并不是那样好，为什么清政府还要表彰他，树他为榜样?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武训这样的人与清政府的关系是相互承认、相互赞助、相互利用——封建统治者需要武训这样的人来维系统治基础，武训这样的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行为变成那个时代的“圣人”。

　　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人们对毛泽东批《武训传》缺乏真正的理解，那么，对待《武训历史调查记》，肯定就只能停留在武训这个人是好是坏、材料是真是假的这种浅薄的层面。这就错失了真正的批判对象，而这种错失并不是在今天才发生，在当时也就发生了。和今天的浅人一样，批判火力都集中在了“武训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层面上，创作者们因为歌颂“坏人”，而遭到过火的批判，而后来武训成了“好人”，于是，又给创作者们平反。

　　在我们看来，这件事情就显得非常可笑，批了半天，批不到点子上，放走了真正的批判对象，不仅没有扭转文化的方向，反而伤害了创作者的热情。这样的事情，其实，后来还发生多次，形成思维习惯，一有大批判，就采取这种方式。结果，也是一样的，首先也是批的不得要领，批不到重点;第二，在错误的方向上批判过火;第三，造成对人的严重伤害;第四，又给别人平反;第五，到底该不该批判，变成一笔糊涂账。

　　回过头来说，那些反对批判《武训传》的人，往往也批不到点子上，这就是前面谈到过的，他们只是消解问题，而不是在相同的高度上，对问题做有效的否定或有效的反对。真正的反对，应该首先搞清楚毛泽东批判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反驳。那么，要反驳毛的论点，就要反驳革命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需要证明革命本身是不必要的、是盲动的行为，而武训那样的行为，是可以在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殖民的时代救穷人、救中国的。唯有这样才构成真正的对问题的反驳。然而，这样“艰苦”的工作，人们却是不做的。

　　毛泽东的文化观念简述

　　毛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不单单是《武训传》，电影《清宫秘史》也是如此，上映的时候，大家都说好，有些中央领导也说好，毛则恰恰相反，说坏。这就是毛泽东批判的，平时个个都是共产党，个个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个个都有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如果作为孤立事件，可以说是偶然，可是，这种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就显得很有趣。

　　毛在《新民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这实际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样一句话，往往作为一个公式被使用，然而，经济基础怎么样决定上层建筑，却常常不被人们了解，所以，人们也经常性的在碰到具体问题时，“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这里不是要做哲学分析，但可以简要的做一个说明：比如，中国现在，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表达为：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只是一种政策表达。那么，作为从事除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活动的人或社会阶层，就会要求他们的财产权利应当在法律层面得到保障，那么，在宪法当中，写入对合法的私人财产的保护，就是必然的。国家法律条文，同时也反应了处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民的财产观念，在这种财产观念上发展起来对世界的总体的理解和把握，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即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这一切都是属于上层建筑范围。因此，这样一种上升运动，就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此，在毛看来，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那么，上层建筑就一定要与这样的基础相适应。以此类推，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也是这样，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应该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全面的领导地位，但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旧的意识形态，还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掌握着统治权，所以要主动地、自觉地破四旧、立四新;所以要无产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与社会生活、经济基础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有差异的统一的全体。这其实是马克思的立场。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马克思的立场，那么，他的战友们显然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跟上。这也就难怪毛经常感慨，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也难怪毛批评很多干部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关，他们只不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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