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斌：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艺繁荣——从“诺贝尔文学奖”说开去

作者：刘文斌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8-12-02 3095

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艺繁荣

——从“诺贝尔文学奖”说开去

刘文斌

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创作取得很大成绩，涌现出以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给读者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和美的享受。然而，新时期文学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也存着不少问题，就其总体而言，距离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希望文艺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和“时代前进的号角”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其所以如此，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轨道。不少文艺工作者正像习总书记批评的那样，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由此导致新时期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未能出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那样的大作家。

新时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不足，表现在多个方面，诸如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不加分析、盲目追随；将西方文艺批评新方法当作灵丹妙药，盲目套用；将“反共”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奉为圭臬、盲目效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文只就新时期以来某些文艺界人士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崇拜和迷信谈些看法，求教于方家。

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一百多年来，中外学界对其褒贬不一，分歧很大。我国当代学者张薇先生认为，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该奖项奖励近年来“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文学作品的人”，这里的“理想倾向”一词其实是带有政治倾向的，诺贝尔奖评委们在不同时期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在评奖时也有不同的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反侵略反暴政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以民族解放事业以声援和支持”，于是1905年奖给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923年奖给爱尔兰诗人叶芝，1939年奖给芬兰作家西兰帕。所有这些，都是“出于支持弱小民族反抗暴政的时局的考虑”（张薇《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标准与审美标准》，《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6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其意识形态、对不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权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关于这一点，早已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觉察，并予以谴责。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决定授予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遭到萨特拒绝，其主要理由是该奖“人为地成为一种西方集团的奖金”，“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同上）1958年，该奖授予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苏共中央认定这是西方针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3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我国文艺界的有识之士，也早已看清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真实面目。1987年，老作家姚雪垠曾针对刘再复“既要获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荣誉，又要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这一“美妙”“心愿”，写道：“诺贝尔文学奖与各种自然科学奖、医学奖有所不同。自然科学奖和医学奖等，都不涉及政治倾向性。然而，掌握文学评奖大权的委员们，则向来具有他们的思想标准，很注意作家和作品的政治倾向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未必就有艺术生命力；有艺术生命力的、可以留流传的作品，未必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应该是为什么努力工作？难道最高的奋斗目标不是为祖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仅仅是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么？”（姚雪垠《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第34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1988年，著名学者季羡林针对一些人为沈从文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深感惋惜的情绪，写道：“我在这里着重声明一句，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迷信的劲头十分可笑，试拿我们没有得奖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同已经得奖的欧美一些作家来比一比，其差距简直有如高山和小丘。同此辈争一日之长，有这个必要吗？”（季羡林《故人情深》第124页，金城出版社，2012年）。然而，过了十多年之后的1999年8月，《北京文学》发表了刘再复近四万字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盛赞“瑞典文学院选择的获奖作家，已组成一个影响人类精神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高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这一火炬家族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框架或者说一大线索，可是，中国作家却徘徊在大家庭的门外和这一文学史的框架之外，未能参与世纪性的火炬游行与文学狂欢节，这是为什么？”刘再复接着回答：“我们不怪别人，却必须求诸自己。这个‘自己’，一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思路；二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态大环境。应当坦率地说，两者都是大有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在二十年代才刚刚从传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在三十年代却又走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转达，阶级斗争的观念变成文学的灵魂，‘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变成作家的创作前提和创作框架……”刘再复还不厌其烦地讲述他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能读懂中文的马悦然非同寻常的关系，讲述他向马悦然大力推荐自己的“俩位好友”——高行健和莫言，说高行健“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说他早就以“黄土地上的奇迹”这样“最高的评价”夸奖过莫言。该文末尾处透露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1993年，刘再复与人共同组织的一个“国际学术论坛会”，会议期间，马悦然特别邀请了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李泽厚、王元化和我到院士们经常聚会的小楼上座谈。他诚恳地征询大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意见，在那个夜晚明亮的灯光下和温馨的氛围中，我感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个有趣的存在，我们只好面对。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二十世纪，绝不属于二十一世纪。”文章的最后，刘再复信心满满地预言：“可以肯定，二十一世纪的诺贝尔火炬家族将会迎接不只一个的中国天才。”刘再复的预言不久便成为事实，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1997年加入法国籍的原中国作家高行健，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

高行健获得诺奖后，《人民日报》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称“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3日）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写道：“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给高行健，是西方高明的文化战略，如同当年给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钦一样。”（转引自郑凡夫《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1期）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刘再复就曾激情澎湃地写道：“高行健的作品是杰作。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一大杰作，是新世纪的第一篇杰作。”（同上）。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刘再复更是像自己摸到了一张巨额彩票一样兴奋异常，又是写文章，又是发表谈话，又是出版书籍，忙得不可开交，其内容则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胡吹乱捧，和别有用心的借题发挥（参阅吴玉英、刘文斌《别有用心的借题发挥——评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煞费苦心的胡吹乱捧——再评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分别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5期、2016年第3期）。他高调宣示莫言获得诺奖是“历史性的一件大事”，“莫言走上了文学巅峰”，它“不仅给人以震撼性启迪，而且给我们以永恒性鼓舞。”（刘再复《莫言了不起》第42页—4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刘再复还从多个角度，谈了莫言获奖给予人们的“震撼性启迪”，择其大端即号召中国作家以莫言为榜样，最彻底地抛弃教条，“不理会任何金科玉律”，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进行“最自由”的“颠覆性写作”，“颠覆以往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同上书，第42页—51页）。很明显，这就是号召作家“最彻底地抛弃”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这个所谓的教条“教条”，最自由地“颠复”以往革命文学的所谓“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具体来说，即像《红高粱》那样“颠复”“抗日战争”，像《生死疲劳》那样“颠复”“土地革命”，像《酒国》那样“颠复”“市场神话”（同上。莫言上述作品是否真如刘再复所言，容后议论）。无需讳言，以往我们的革命文学在反映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和市场经济时，对社会生活中的支流不无遮蔽，不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认识生活。对此，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新时期文学，已经作了必要的补充和纠正。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给以往革命文学作品统统扣上“意识形态叙事”、“政治权力叙事”的帽子，将其“彻底颠复”，并以“最自由的”“颠覆性写作”取而代之，在作品中歪曲、丑化中共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美化日本侵略者、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这就不能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须知，前苏联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回归派”作家，正是通过其《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等所谓“解冻文学”作品，“彻底颠覆”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及他们创作的以《母亲》、《列宁》、《毁灭》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索尔仁尼琴们无限放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阴暗面”，肆意丑化列宁、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因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再复对诺贝尔文学奖在前苏联解体中的“功劳”心领神会，他于是便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卖力地吹捧该奖项及其得主高行健、莫言及他们的作品。

众所周知，瑞典学院的诺奖评委们，历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怀有偏见，所以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专门给我国政府和人民“制造麻烦”的藏独头目达赖和犯有颠覆我国政府罪的在押犯刘晓波，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在作品中恶毒诬蔑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叛逃法国的原中国作家高行健。他们为何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曾斯特伯格在颁奖仪式上宣读的“颁奖辞”，给出了明确答案，即莫言的作品“用嘲笑和尖锐的笔触，抨击了一个荒谬的中国近代历史，那是一个人民生活和思想贫乏、政治制度虚伪的时代”。“在他对于中国一百年的描述中，我们找不到西方梦幻般跳舞的独角兽，也看不到在门前跳方格的天真小女孩。但是他笔下中国人猪圈式生活，让我们非常熟悉。”“莫言为那些不公社会下生存的众多小人物而辩护，——这种社会不公经历了日本占领，毛时代的犷戾和当今的物欲横流时期。”（转引自李建军《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文学报》2013年3月7日）莫言小说中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人”的描绘，虽然根本不符合实际，但却完全符合诺奖评委们的政治需要，也形象地图解了《告别革命》一书的基本观点，因而博得诺奖评委会和刘再复的青睐。

遗憾的是，文艺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似乎患上了严重的文化缺钙症，既不重视中外有识之士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正确评价意见，也不正视“颁奖辞”暴露出其评委对中共及中国人民的严重偏见，而是跟在某些洋大人和“出走”美国多年的刘再复屁股后面瞎吆喝。莫言获诺奖后，国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吹捧该奖项及莫言的大合唱。一位教授庄严地宣告：“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时间标记。这一天，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化给予的最高评价”，他还写道：“只有肯定中国文学，才能让中国人找到对当代文化的信心。”（《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1期35页）另一位教授同样认为，“莫言获奖确实是中国文学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学的形象从此得到改变。过去只有向西方致敬的悲怆的挫败感终于成为历史……”（《文艺报》2013年11月25日2版）二位教授的这些话令人一头雾水，由只有九百万人口的小国瑞典十八名院士组成的诺奖评委会何以竟成了“国际社会”的代表？“中国人”“对当代文化的自信”，难道不是植根于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伟大实践的清醒认识，而竟然是“只有”从“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的“肯定”中，才能“找到”吗？至于仅仅因为中国作家未获过诺奖而产生的“只有向西方致敬的悲怆的挫败感”，那只是这位教授先生的个人感受，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本文前已述及，姚雪垠、季羡林俩位先生，就未将诺贝尔文学奖太当回事。还有的论者似乎忘记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一常识，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牌等同于奥运冠军的金牌，一位教授称莫言获奖“向很多作家提示了一个中国作家的标高”（《名作欣赏》2013年上旬第19页）。另一倍教授的说法则更离谱：“获得诺奖之后的莫言，堪称文学之王。”（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第390页，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同国内一些名牌大学知名教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捧相反，一些西方学者则冷静得多。被刘再复誉为“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值得中国人尊敬的翻译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家”的葛浩文先生指出：“诺奖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被放大了……对于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人来说，是否获得此奖已关乎整个民族获得承认或者遭到轻视的地步。其实，这只是一个关于某位作家（或诗人）作品的奖项。”（转引自《文艺报》2015年11月25日2版）奇怪的是，一些“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教授，一面把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西方文学奖看得无比重要，一面却又不把葛浩文这位著名洋学者的上述精当之论当回事。甚至还以“不仅中国人不这么看，事实上整个国家社会也不这么看”这类半通不通的话作为依据，据“理”反驳。（《文艺报》2015年11月25日2版）。显然，他们使用的是双重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掀起的吹捧诺奖和莫言的合唱声中，宣扬错误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差不多成了主旋律。一位教授从莫言荣获诺奖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当代文学的艺术创新注定了要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才能突飞猛进。这一点并不奇怪，实现现代化乃是中国社会的总目标，文学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导向，那么，现代主义也理所当然是创新的方向。”（《当代文学评论》2013年1期37页）。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的“国家要搞现代化，文艺何妨现代派”说法的老调重谈，这种说法错在将“现代派”中的“现代”，同“现代化”中的“现代”的含义当作同一回事，其实，二者虽然从字面上看完全一样，但其含义则大不相同，此“现代”非彼“现代”。这是当年那场论争中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读者只需查阅一下当年那场争论中的有关文章，即不难明白该教授做文学粗疏到何种地步。另一位教授由莫言获诺奖中受到如下启示：“任何真正的文学经典都必须是世界性的，在文学的范畴而言，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学，我们依然不能摆脱‘跟着说’、‘接着说’而难以‘对着说’的命运。”笔者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西方文学”比中国文学“强大”在哪里？这位教授是用尺子量出来的，还是用秤称出来的，或是用什么精密仪器测出来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按照这位教授的这一说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些名篇杰作，包括鲁、郭、茅、巴、老、曹以及沈从文、丁玲等人的优秀作品，一律进入不了“经典”的行列，因为其作者均未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缺乏“世界性”。从今往后，中国作家要想创作出“经典”之作，就不能像鲁、郭、茅、巴、老、曹等人那样在继承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基础上、借鉴西方某些艺术技巧，去讲述彰显中国精神的中国故事，而必须在“强大的西方文学”面前“跟着说”、“接着说”，亦即“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简单地去模仿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们的艺术手法，讲述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故事，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文艺离它改弦易帜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还有些吹捧诺奖和莫言的文章，常常借题发挥，针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发表意见，“消减正统意识形态”。一位教授在评论《生死疲劳》时，写道：“阶级斗争的暴力除了把西门闹枪毙并变成动物外，没有对历史产生任何的改变，但却给家庭和人们的心灵留下抹不去的创伤。”（《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1期46页）。这里，教授将中共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指引下、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一笔抹杀掉了。另一位教授在总结莫言获诺奖的经验时，写道：“‘中国经验’必须为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照亮才会发出‘世界文学’的光彩……莫言的成功与其说是本土经验的成功，毋宁说是莫言小说价值观的胜利。”（《文艺报》2013年11月25日2版）这里所谓“人类基本价值观念”，显然是指“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颁奖辞》表彰的“莫言小说价值观”。下面两段评论文字的涵义则更加直白：“莫言在小说中写的共产党们的投机取巧和国民党们的狡猾抗日，只不过是一个客观冷静的叙述。”（《名作欣赏·莫言阅读专号》，2013年上旬）。莫言“身为官方作协副主席，则是一个在当权者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地抄写独裁者的文艺训令的‘奴才’。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的精神病症。”（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些说法的矛头所向十分清楚，无需赘言。

可贵的是，在近年来文艺界吹捧诺奖和莫言的合唱声外，我们也不时地听到对这种声音的质疑。早在高行健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郑伯农先生在认真梳理有关资料后，指出：“高行健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固然起了决定性作用，刘再复这样的动乱精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联手演出了这样一场闹剧，虽然后者只是跑跑龙套，摇摇旗子。”（郑伯农《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备忘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1期）。著名文艺评论家陈辽、刘润为、李建军、郜元宝等，先后发表文章，对无限拔高诺贝尔文学奖及莫言的错误言论提出批评，深刻地指出：“有人说，莫言获奖”“表明中国文学具有了世界意义”，“那是任意拔高，过于自恋。从《诗经》、楚辞、《史记》一直到鲁迅，中国文学早就具有了世界意义。”（陈辽《理智地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报》2012年12月15日）；“这些出自‘颁奖辞’的评语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西方之所以奖励这样的作家，是因为这样的作家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农民以致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描写，迎合了西方政治需要。”（刘润为《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1期）；“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制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自由谈》，2013年1期）；“瑞典文学院没有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鼎盛时期为中国文学颁奖，也没有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复兴时期为中国作家颁奖，偏偏选择了中国文学的低潮和青黄不接的阶段，也偏偏选择了莫言本人由初期绚烂天真逐渐走向后来的稀松薄弱的关口，在错误的时间颁给了错误的作品。”（郜元宝《诺贝尔奖评委会唱起的一曲挽歌》，《文学自由谈》2013年2期）。上述批评诺奖和莫言的文章旗帜鲜明，说理透彻，有理有据，义正言辞，大有助于还原事实，澄清混乱，分清是非，避免误导。

但遗憾的是，上述质疑诺贝尔文学奖及莫言作品的文章，同吹捧诺奖及莫言作品的文章相比较，前者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落后于后者，而且在发表报刊的级别上，前者也赶不上后者，而且往往还被要求将文章的棱角尽量磨平。由于这两种不同内容的文章在声势上极不对称，后者以绝对优势压倒前者，这就对读者形成误导，助长了文艺界的崇洋媚外之风，“‘以洋是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不良倾向，不但难以得到遏制，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诺贝尔奖及其他西方文学奖作品的示范效应下，不少作家简单摹仿西方小说技巧，讲述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故事，过度渲染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丑化中国共产党，抹黑中华民族，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放松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关于这点，只需举出刘再复近年来在国内的走俏当红，就足以说明问题。刘再复其人，虽然出生于贫苦家庭，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但他沾染上了严重的名利思想，为人极不老实，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文革”开始，他从所在的《新建设》编辑部跑到中科院社科部文学研究所煽风点火，带头贴所长何其芳同志的大字报，并给他戴高帽子游街示众，还成了大批判组的骨干成员。但“文革”结束后没有几年时间，在绝大多数当事者都还健在的情况下，他竟然宣称“我是在牛棚里学到了人道主义”，“我一直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且通过他的友人之口进行欺骗宣传：“文革期间刘再复在文学所是个有名的好人，极左的事几乎都与他无关，政治上非常清白。”（参见蓝砚《论“刘再复现象”》，《求是》1991年4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被说成是“僵化”的“教条”，刘再复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在他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五万字的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该文虽不无学术价值，但总体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陈涌等众多学者的批评。北京大学的董学文教授撰文，从“从‘主体失落’，看对‘五四’以来革命文艺传统的歪曲；从‘主体缺乏现实基础’，看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呼唤；从‘文体革命论’看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拒”等三个方面，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进行透视，旗帜鲜明地指出，刘再复“是在利用学术研究大反马克思主义”。（董学文《论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实质》，《求是》1991年1期）。刘再复不但未能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反而借助境外媒体为自己造势，对批评者进行冷嘲热讽，将批评过他的姚雪垠先生出版于1963年的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归入与“八个样板戏”并驾齐驱的“帮文艺”之列，而姚雪垠本人则被他说成是“坚持了‘三突出’观念的作家”，虽然他明知《李自成》的出版时间比江青“三突出”观念的出笼整整早了四年。（参阅戚方《评刘再复对姚雪垠及其《李自成》的“新”评价》，《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4期）。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刘再复四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后在西方敌对势力精心安排下“出走美国”，一头扎入西方敌对势力的怀抱。1992年，刘再复荣获美国官方颁给他的“杰出人才绿卡”，（长期居住证）。作为受到美国官方褒奖的“杰出人才”刘再复，没有辜负美官方的期望，他在境外不断发表反共反华文章，在同李泽厚合作的《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对话（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出版）中，刘再复全面、系统地否定“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称其“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而且用恶毒的语言丑化、嘲弄毛泽东同志，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刘再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系列言论，不过是其“告别革命论”的文学版，其中充斥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历史观和政治观。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刘再复这位早已获得美国官方褒奖的“杰出人才”（请注意社会科学界“杰出人才”同自然科学界“杰出人才”的区别——笔者），近年来居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颗耀眼的学术明星。他吹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得主高行健、莫言的言论，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内出版的书籍和报刊上。《北京文学》破格发表刘再复近四万字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东方出版社高规格快速出版刘再复的《莫言了不起》一书，《当代作家评论》（辽宁作家协会主办），不仅连篇累牍地刊发刘再复吹捧诺奖及高行健、莫言，贬损革命作家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的文章。该刊还隆重推出“刘再复研究专辑”、“刘再复评论小集”，将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说成“是新时期中最为重要的文学理论建树”（《一个人与一个文学时代

——解读刘再复》《当代文学评论》2015年3期），断言刘再复的散文“漂流手记”系列，会“成为记录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心灵历史的一部‘无韵之<离骚>》”。（《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2期80页）。刘再复还应邀到中山大学、华东师大、陕西师大、四川大学、安徽铜陵三中等国内十多所高校和中学“演讲”，“所到之处，听众如潮，受到热烈的追捧。”（《传记文学》2016年2期84页）。种种迹象表明，刘再复的确堪称新时期吹捧诺贝尔文学奖大合唱中“杰出”的领唱者，为煽动文艺界“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媚外之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一些文艺单位及出版部门，则为刘再复领衔主唱的“合唱团”提供了很好的舞台。

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谈到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时，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情况”。(《学习》活页文选，2017年50期，第10页。2017年10月29日出版)当今世界依然矛盾重重，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民经济迅速腾飞，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引起西方敌对势力的恐惧，他们绝不允许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为了遏制我国的崛起，他们除对我进行经济打压和军事危胁外，还通过各种所谓“国际大奖”、“基金会”、“人权组织”等，加紧对我实行意识形态渗透，收买国内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为其效力，妄图演变中国，分裂中国、颠复中国。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们对文艺领域的思想分歧，不能简单处理，搞“大批判”，但这不等于放弃对错误文艺思想和不好作品的批评。当年，刘再复将马克文艺主义文艺批评诬蔑为“只搞破坏，不搞建设”，他在其把持的刊物上肆无忌惮地贬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鼓吹唯心主义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却不允许别人进行批评，只许洲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今天，一些人动辄给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扣上“文革思维”、“大批判”的帽子，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对满含历史虚无主义毒汁的作品予以飇捧，对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新的美学原则”等“三个崛起”论重新鼓吹，甚至连当年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遭到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严肃批评的“两个不提”("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口号，也再次受到一些人的追捧。上述表明，我们确有必要拿起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这个武器，澄清一些人制造的思想混乱，以确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那种以维护社会“和谐”为由，片面提倡“不爭论”、“不炒热”，听任错误思想泛滥的说法和做法，同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倡导的“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不断增強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主张(同上刊，第39页、第22页)，是背道而驰的，是完全错误的。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指出：“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的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习总书记这些指示真可谓说到了“点”上。要想煞住文艺领域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等歪风邪气，只靠“开展学术争鸣”、“以理服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一定的组织措施。须知，一些文艺单位和出版部门的掌门人，本来就是乘着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的歪风邪气才平步青云的，当下还要靠这一套去获取经济效益，你批判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等，这等于动人家碗中的奶酪，人家岂肯善罢甘休？眼下，弘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连发表和出版的机会都很难得到，又如何去“以理服人”？但愿习总书记的上述指示尽快地真正落到实处，以便更好地帮助人们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走向更大的繁荣。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指出：“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的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习总书记这些指示真可谓说到了“点”上。要想煞住文艺领域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等歪风邪气，只靠“开展学术争鸣”、“以理服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一定的组织措施。须知，一些文艺单位和出版部门的掌门人，本来就是乘着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的歪风邪气才平步青云的，当下还要靠这一套去获取经济效益，你批判崇洋媚外和“去”这“化”、“去”那“化”等，这等于动人家碗中的奶酪，人家岂肯善罢甘休？眼下，弘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连发表和出版的机会都很难得到，又如何去“以理服人”？但愿习总书记的上述指示尽快地真正落到实处，以便更好地帮助人们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走向更大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