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公知们为什么攻击二月河？

2018年12月15日，著名作家二月河因心脏病去世。其“帝王系列”又再一次被放在了媒体的聚光灯之下。这几天来，称颂者有之，攻击者亦有之。有不少朋友也想让笔者谈谈对二月河的看法。个人认为，其小说魅力与弱点都非常明显。大体上说，其作品《雍正皇帝》明显高于另一作品《康熙大帝》，而《乾隆皇帝》则较之另两部相差甚远。故在这里主要以《雍正皇帝》和《康熙大帝》为例评析其作品。

一

很多公知攻击二月河，主要理由就是二月河称颂了帝王。可是他们却忘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是在打破了贵族割据势力对于普通民众奴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其实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相反，今天被一些公知捧上天的英国《大宪章》，其实是贵族割据势力对于中央集权国家的胜利，是一场历史的巨大倒退。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真正发展起来的起点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像启蒙时代的精神领袖伏尔泰，虽然对当时的国王路易十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是却对扫平了贵族割据势力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不吝溢美之词。革命导师恩格斯更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一针见血的指出：

【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

因此，君主制从来不是天然悖谬的箭靶子，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进行评判。如果要是符合普通群众的利益，就应该肯定，如果背离了群众的利益，就应该批判。像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旧文人长期攻击辱骂的秦始皇和武则天，历史学界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其局限性的同时，高度肯定了其历史功绩。

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便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新中国对秦始皇和武则天等“暴君”重新评价的路子。其一，反历史上对于雍正皇帝“残暴不仁”的指责，而是揭示出了其所谓残暴，实质不过是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像雍正推行的整顿吏治、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纳粮等措施，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大地主大官僚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胡作非为，从而有利于广大普通群众。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看似正直的名士清流便纷纷现了原形。例如，《雍正皇帝》的河南罢考案中，天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李绂和广大士子们，只不过不能接受要和普通民众一起当差纳粮，就大喊“罢田文镜以谢天下”。

这，和今天的某些公知何其相似！所以，他们攻击二月河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部小说之所以在二月河的作品当中最具吸引力，恐怕恰恰因为其写出了封建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

与公知们所吹捧的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比较起来，《雍正皇帝》的进步性则更加明显。因为高阳笔下所写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胡雪岩这样有钱有势的人。其眼中丝毫没有普通民众的存在。这，或许也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体现吧！

二月河走向作家之路的第一部小说《康熙大帝》则是另辟蹊径，主要是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角度上肯定康熙。不过，这同样也和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康熙的评价大体一致。像在1960年，毛泽东主席希望老舍写一部正面评价为主的《康熙大帝》时，就明确指出：

【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为巩固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1960年突然大讲康熙的三大贡献震惊老舍--文史--人民网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0802/c198452-22420503.html】

这种一致性也并非偶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二月河相对进步的历史观。即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价值来评判历史人物，而是给予其客观的贡献，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名言：

【我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是否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是否对发展当时的生产力、改善民生有贡献，是否对当时的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有贡献。】

二

当然，从上面的话也可以看出，二月河的历史观虽然比较进步，但是也并不是自觉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法写作，特别是《雍正皇帝》当中体现的那种阶级分析，很难说是有意为之。其作品一定程度上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恐怕更多的只是红色经典流行的时代所留下的本能与基因。所以，我们也不能对其评价过高。

另外，二月河小说当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之处也不少。像《乾隆皇帝》所书写的时代，其实就是《红楼梦》当中那个“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但是内囊也尽上来了”的走向没落的时代。但是二月河却没能够写好这一点，而是从乾隆实现了“稳定”的角度坚持正面书写为主，没有能够写出一滩死水掩盖下的汹涌暗流。于是这部作品沦为了市侩主义的苟安，因此也就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了。

即使是二月河两部写得较好的作品当中，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导致重大缺陷的现象，也是广泛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包括帝王在内某些剥削阶级杰出人物的肯定，并非简单地、抽象地肯定，而是相对地、辩证地肯定。这些人较之剥削阶级当中的腐朽势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整体上仍然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在他们与人民群众或者更进步的势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不应该继续肯定了。

比如说，秦始皇较之六国旧贵族是很大进步性的，我们应该高度肯定秦始皇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功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群众没有反抗秦始皇统治的权力。相反，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种种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较之秦始皇更加值得肯定。同样的道理，元朝实现国家统一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文天祥等人的抗元斗争更应该充分肯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70年代肯定秦始皇的说法流行时，毛泽东主席便明确指出，对于秦始皇的评价不能高于农民起义，更不能借肯定秦始皇来否定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杨修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不太明白：那这样一来，小说甚至是历史著作岂不是没法写了吗？其实，《三国演义》的处理方式就很好。笔者日前的文章中指出过，《三国演义》明显体现了一种“倒挂的政治正确”，将主要人物分成了不同的集团与层次进行辩证分析。出身于小地主官僚家庭的曹操，虽然在和出身平民百姓家庭的刘备的冲突当中是反派，但是其与出身世家大族的袁绍相比，形象就正面多了。

可是，二月河的小说在这一点上却没有把握好。尤其是《康熙大帝》一书，在这点上体现的更比较明显。因为清朝毕竟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没落时代，康熙实现国家统一等历史功绩固然值得肯定，但是相较之当时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以及民族英雄郑成功等人来说还是明显有更多消极因素的。遗憾的是，小说不但没能写出这一点，甚至还通过编造历史来刻意拔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康熙大帝》特意虚构了一个人物，即康熙的老师伍次友，并且设计了一个伍次友在和黄宗羲的交谈当中大占上风的情节。这种书写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其对于郑成功集团等抗清力量的书写，也有颇多令人诟病之处。笔者相信，当初毛泽东主席希望老舍所书写的《康熙大帝》，虽然主张应该以正面评价为主，但绝不可能是通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拔高来肯定的。

这种现象，并不单独出现在二月河的小说当中，而是近年来文艺界整体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结果。像后来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它只写出了秦国的进步性，却完全忘了其统治者在本质上说仍然属于剥削阶级，完全忘记了并不应该肯定其和普通群众的冲突这个最基本的原则。

三

二月河小说另一个明显的弱点是，其受到了西方与港台资本控制的商业化写作模式的影响，希望以离奇荒诞的情节吸引读者，权谋与色情大量充斥其中，从而大大损害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种商业化写作模式固然可以流行于一时，但是长远来看，明显弊大于利。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普世价值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主张光明正大，反对一切阴谋诡计。西方普世价值则认为要实现“自由、民主、博爱”等这种“崇高的目的”，使用阴谋诡计是完全可以被谅解的。

于是，西方和港台的历史小说当中大量充斥着宫廷权谋，包括“正面人物”也大量使用卑劣的手段。相反，《李自成》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书写出来的历史小说当中，虽然写出了李自成后期有军纪败坏等大量错误，但是也从来没有无聊的权谋。甚至是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等正面人物虽然擅长智谋用计，但也从来没有把阴谋诡计用在自己掌权上啊！

相比较而言，二月河的小说在这一方面则更近似于前者。仅以写的最好的《雍正皇帝》为例，其第一部便把“九王夺嫡”作为书写的中心，还虚构了一个雍正的谋士邬思道。宣称其为雍正提供了大量权谋。（邬思道史书无其人，最早出自清末的小说《春冰室野乘》，但是也只是田文镜的一个师爷。）于是，在二月河的书中，中国的历史便拜占庭化了。

然而事实上，这种宫廷权谋都不过是热衷于政治，却又从未有机会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们的脑补。比如说，像众多历史小说和影视当中，都流行皇帝微服出巡和后妃下毒害人的情节。其实只要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就会知道，古代皇帝和宫廷中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众多人的监控之下，微服出巡或者下毒，就好像一个小学生想要旷课或者毒死同桌却又不让人们发现一样困难。包括康熙传位于雍正的遗诏，也并非口授，而是多种文字的书写。因此，这种书写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迎合某些小市民阴暗心理的，胡编乱造的低级趣味。

至于色情方面更不用笔者多说。像《雍正皇帝》结尾便胡编乱造了一个雍正和亲生女儿乱伦，得知真相后自杀的情节。据说其两次参评茅盾文学奖的时候，评委都要求把这个结尾改一改，因为编造得实在太离谱了。但是二月河坚持不改，说文学不等同于历史。笔者认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评委是正确的。因为文学不等同于历史，丝毫不表明文学就可以瞎编一些低级趣味的情节。

相比较之下，电视剧《雍正王朝》远远优于小说《雍正皇帝》。其几乎删改了全部色情与权谋等低级趣味，进一步突出了人民性的立场。这就像主题曲当中所歌唱的，这部电视剧就是要写“千秋功罪任评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笔者相信，绝大多数人喜欢二月河，也并不是基于小说原著，而是基于改编的电视剧。

当然，现在有些人甚至包括二月河本人，并不太认同电视剧的改编。像他便对唐国强表示：

【“我认为你演的雍正有点太好了一点，我认为他应该更阴坏一点。”】

其实，这不过再次证明了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方面的欠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首先必要有好的政治道德。只有光明正大的人才有可能触动剥削阶级的利益，玩弄阴谋诡计的人是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对于历史上一些帝王在内的剥削阶级进步人士的批判，应该是指出其阶级本质与政策的不彻底性，而不是编造一些低级趣味的权谋与色情。

正是因为二月河的小说中大量充斥着商业化写作模式的低级趣味，导致其难以成为传世经典，现在事实上已经读者寥寥。更有甚者，今天众多的历史小说与电视剧当中，恰恰继承了二月河作品当中糟糕的一面。权谋与色情等低级趣味愈演愈烈，阶级分析与人民性的立场却逐渐看不见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一言而蔽之，二月河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人民性，缺点在于这方面做的还不够，而且受到了商业化写作的色情与权谋等低级趣味的影响。抛弃低级趣味，发扬人民性，才是未来文艺工作者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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