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故里和领袖文化——由“红色旅游”想到的

伟人故里和领袖文化——由“红色旅游”想到的

陈  晋

有客来，谈到韶山旅游，在商摊买一毛泽东铜像，开价180元，还价80。摊主说：请毛主席像，不能讲价的，讲了毛主席不高兴，就不灵了。这位朋友反应倒也快，回道：毛主席最讲实事求是，你要虚价，毛主席也不会高兴，报个实价吧。

听了此事，不觉想起自己在广安也曾遇到一事，导游带我们到邓小平母亲坟墓前，指着一棵树说，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该树就枯了。1978年搞改革开放，这棵树又奇妙地活了过来。

凡此等等传奇野谈，人们游名胜古迹想必不难闻说。事情久远，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何况还能吸引游客，在所难免。只是从去年开始大力倡导的红色旅游，在短时期内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的伟人故里，成了红色旅游中的突出景点，而毛泽东、邓小平的故乡，则又是伟人故里中的夺目亮点。人们到党的领袖故里看的景物，听的事情，相隔不算太久，且主流渠道的研究和宣传也是轰轰烈烈，如果让人们满脑子装些传奇附会之事，长此以往，令人生忧。

以上或为杞忧之论。不过，由此却促使笔者想到写这篇感想的题目：怎样看待伟人故里和领袖文化。

20世纪出现的伟人，都是被当时的客观形势创造和选择的，同时，他们又根据人民的意志带领人民创造了新的历史，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说，历史意味着前人走过的道路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群体记忆，那么，伟人的功业和事迹则是历史的灵魂和人们记忆的核心。哺育伟人成长的地方，伟人的成长历程和探索、奋斗的踪迹，也就往往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成为后人无比关注的地方。我想，我们大体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伟人故里的内涵和价值。

进一步说，人们关注伟人故里，还与领袖文化的感染力、号召力密切相关。

什么是领袖文化？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新的概念，实际上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一种文化现象。简单地说，我们今天倡导的和人们感兴趣的领袖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生平业绩和思想风范，以及反映这些内容的文化形式和载体，这当中也包括人们说的旅游文化。它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是可以触摸、可以体味，甚至是可以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时刻呼吸到的精神氛围。

比如，持久不衰的“毛泽东热”，就是领袖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关于毛泽东的故事，关于毛泽东的伟绩，关于毛泽东的精神，关于毛泽东的话题，便传播于报刊书籍，跃动于影视屏幕，闪亮于歌舞戏台，升腾于电脑网络，当然，它更是萦绕在北京的纪念堂，聚集在湖南的韶山冲。

于是，伟人故里，自然成为了传播和感受领袖文化的一个重要聚集点。说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这些伟人的人生起点，人们自然想到湖南的韶山，江苏的淮安，湖南的花明楼，四川的仪陇，四川的广安，上海的青浦等等。如果具体分析故里和他们的关系，体会和感受故里所承载的领袖文化，或许可以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伟人离开故乡前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这当中，涉及当时农民和其他劳苦群众的处境，当地的文化习俗，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求学、劳动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某些性格和生活习俗的养成情况等等。例如，毛泽东小时候为反抗父亲而声称要跳下去的那口小池塘；周恩来小时候家境败落，11岁左右便当家理事，为应酬各种礼仪规矩，便在墙上贴一张纸，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便借钱送礼；还有朱德在《我的母亲》里写到的，他小时候是如何受两个母亲影响的，等等。

第二，伟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同故里的关系。毛泽东1921年春节回家过年，他把全家都带出去参加了革命，而此后他的家庭出了6位革命烈士。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搞农民运动，开办农民夜校，组建了从事国民革命的雪耻会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他创建的中共韶山党支部第一批五位成员，后来都为革命牺牲了，人称“韶山五杰”，这就使本来钟灵毓秀的伟人故里，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增添了又一种历史的分量。

据1993年出版的《韶山志》记载，韶山一带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100多位。可见，伟人的故里，也是他们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的一个舞台，是他们推进大事业的一个缩影。此外，故里还给他提供相应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1925年回故里的实践活动，是他把注意力转向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契机，并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飞跃。对此，他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说到：1925年我在家乡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感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正是根据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的文章。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了开卷篇。毛泽东1927年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对他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曾长期让青浦的一个朋友和他通信，以便随时了解农村的情况，他1961年回故里搞的《青浦农村调查》，为解决当时农村面临的困难，调整农村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刘少奇1961年回花明楼调查时，拨开群众的粪便看他们饮食状况的举动，更是让人感慨不已。在花明楼潮湿而昏暗的老屋，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刘少奇回乡睡的那张床和临时用的办公桌，桌上还摆着一盏马灯，看后也是让人唏嘘不已。

第三，伟人的故乡情结，同亲友交往中体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对故乡的关切和期望。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写的一封信中说：“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自己不能回家乡，就让毛岸英代他回去看望乡亲，并让毛岸英学了一些韶山话，还说不能在乡亲们面前骑马炫耀等等，可见故乡和那里的父老乡亲在他心目中是何等神圣。但当一些亲友提出不适当的要求，诸如在北京或长沙安排好的工作，毛泽东则一概回绝。

1959年回故乡，毛泽东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热切赞扬的诗句。这些诗句表达的不仅是对故里的赞美和期望，也是对整个中国的赞美和期望。直到1976年逝世前，他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就是回到韶山。

说起朱德和故里的关系，则又是一番让人感慨的情景。1937年11月，朱德的一个外甥从四川老家随抗日部队来到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告诉他，家境非常困难。虽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却身无分文，只好给四川的好友戴与龄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朱德的生母钟氏和养母刘氏），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孝母之情跃然纸上，勤廉之德昭示日月。

第四，伟人故里陈列齐全的纪念馆，事实上成为了普及、宣传领袖生平和思想的载体，也是后人同前人、同历史进行精神对话的最佳方式，从中可以反映出领袖文化的精神感召力。毛、周、刘、朱、邓、陈的家乡，都有专门的纪念馆，展示他们一生的业绩和风采。

拿韶山来说，不仅有纪念馆，还有毛泽东故居、毛泽东图书馆、毛泽东纪念园、毛泽东铜像、毛泽东诗词碑林、毛泽东遗物展等等；在广安，也有邓小平的遗物展览，还有放映厅，专门播放关于邓小平的纪录片，而且有三部，都是邓小平生前的电影镜头。这些，不仅反映出伟人们和故里的关系，更汇聚了他们一生各个方面的信息，为人们缅怀伟人，感受他们的精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多年来，无数人民群众和外国友人以及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韶山参观后，在思想上精神上获得的感受和启示是很重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伟人故里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是宣传中国变化、传递中国神韵的形象窗口。

就领袖文化的感召力来说，笔者在此举两个例子。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90年代来韶山参观毛泽东的遗物展以后，写了8个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叶剑英元帅1963年参观韶山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韶山风物耐人思”。

韶山风物耐人思，也何尝不是领袖文化耐人思呢？为什么耐人思，因为伟人故里承载着领袖文化，领袖文化培育着伟人故里，领袖的勋绩、风范、情怀、理想渗透到了故里，于是，故乡的山水有了灵性，有了风采，有了气魄，有了境界，见证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这样，伟人故里犹如一张宝贵的精神旅游图，沿途巡视，一景一物都传递着伟人的消息，让人体会着、思考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向哪里去？一问历史，一问未来，而两问却从来都是紧密地纠结在一起，相互影响。如果割断了历史，也就割断了走向未来的通道。智慧的人却从来把历史看作现在和未来的老师，把历史看作把握现在和瞭望未来不可或缺的战略制高点。

这大概就是伟人故里和领袖文化最深刻的本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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