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李云雷
贺敬之《回延安》手稿，1956年3月9日作于延安
《回延安》最初发表于《延河》杂志1956年6月号
收录《回延安》的贺敬之诗集《放歌集》，1959年初版，1972年第二版
1956年3月重回延安的贺敬之(左)与延安桥儿沟支书赵步喜(中) 资料图片
《回延安》的诗句被镂刻在延安宝塔山山脚的石壁上 资料图片
延安啊延安（中国画） 郑山麓作
《回延安》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代表作之一，它抒发了诗人1956年重回阔别十余年的延安时的激动与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几代人中深情传唱，它之所以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它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真挚情感和对延安精神的礼赞。“回延安”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象征，提醒中国人民时刻不忘初心，矢志永远奋斗。
“巍巍宝塔山不是靠这首诗扬名的。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它确实是我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印记”
他的作品不再表现“小我”的情绪，而与民族、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走入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回延安》是对圣地延安的歌颂，也是对革命精神的礼赞
1956年3月，32岁的贺敬之赴延安参加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这是贺敬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回延安。不同于雪花纷飞的北京，飞机进入了无边的黄土高原，望见窗外奔腾的滔滔延河，贺敬之的心紧张得缩成了一团。近乡情更怯，他曾在延安生活了整整6年，是延安人民黄澄澄的小米把他养大。（丁七玲：《为时代放声歌唱——贺敬之传》）
1938年，14岁的贺敬之离开硝烟炮火中的家乡台儿庄，踏上追寻革命与真理的道路，他追寻已内迁的学校，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保卫大武汉”失败后，学校又迁往四川。学生们跟随学校一路走，一路寻找着救国之道，目睹了日寇的残暴与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贺敬之看到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消极抗战和一些弊端。贺敬之的思想在1939年发生了变化，这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的发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捣毁。在这种情况下，贺敬之与另外三位同学毅然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艰难险阻，甚至还迷了路，最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七贤庄，后来贺敬之在一首诗中写道：“死生一决投八路，阴阳两分七贤庄。”
1940年，贺敬之终于到达延安。在延安，贺敬之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1年入党。1945年，21岁的贺敬之参与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是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此外，贺敬之还创作了《南泥湾》等至今传唱的歌曲的歌词，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可以说，在延安受到的革命与文学的教育奠定了贺敬之一生的底色，也让他对延安产生了如同再生父母般的深厚感情。在去延安之前，贺敬之只是一个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少年，他关心国家的命运，想要打垮日本鬼子，但是并未找到抗日救亡的道路，正是延安教育了他，让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在延安，贺敬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从一个爱国者成为了一个革命者，成为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新阶段的一个小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在胡宗南的指挥下进攻延安，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鲁艺等文化机构经张家口进入华北地区，贺敬之从此离开了延安。
10年之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在到来，贺敬之在这个时候回到其革命与文学生涯的起点延安。从五里铺到南关的河滩上，热闹的锣鼓唢呐声响了起来，头扎雪白的羊肚子手巾、腰系紫红色腰带的男女老少，扭起了陕北大秧歌，他们是欢迎贺敬之一行的延安人民。贺敬之欣喜地发现，熟识的延安已旧貌换新颜：杜甫川上，架起了宽大的钢筋水泥大桥；南关大街两侧是一排排的百货店、新华书店、饭馆、人民医院……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冲击着贺敬之的心灵，最终凝结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回延安》。
其实在回延安之前，贺敬之并没有想要写诗，而只是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所以他先后给《中国青年报》写了报道《绿色旗帜下的红色高潮》、散文《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青年造林大会结束那天，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大家让贺敬之出一个节目。贺敬之想了一下就答应了，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对于这次回延安，贺敬之后来在2013年重回延安时，曾回忆说：“《回延安》这首平凡的诗对伟大的延安来说无关宏旨，巍巍宝塔山不是靠这首诗扬名的。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它确实是我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印记。1956年我参加了由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回到离别十多年的延安。会议期间，我和代表们参观了党中央当年在延安各处的旧址，在杨家岭山头上种了树，又探访了母校鲁艺所在地桥儿沟的干部和乡亲，十几天来一直心情激动，确实是感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大会结束前要开一个联欢会，我准备用‘信天游’的形式唱出这次重回延安的感受。延安的三月还很冷，夜间一边哼唱着一边写，一边激动地流着泪，不觉中感冒嗓子失声了，不能上台朗诵，回来就在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了文字稿。”
关于《回延安》的发表，还有一则小插曲。郭强当时是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被安排与贺敬之住在一个宿舍，“几天后，两个人比较熟悉些了，郭强问贺敬之到延安后写了什么大作。诗人风趣地说，只有几首‘小作’，还是陕北民歌信天游，是老调子了，正在改。郭强趁热打铁，向他索稿，说：‘信天游更好，我们广播电台可以请人朗诵，还可组织文工团的歌唱家演唱。’贺敬之听了，欣然应诺。大会闭幕后，郭强回到西安。对《回延安》这首诗，他一面请话剧团著名演员张痴同志朗诵，一面准备请刘燕萍同志用信天游演唱。但谁能料到，他的播出计划竟然没有获得主编的批准。西安《工人文艺》编辑杨小一同志看了《回延安》诗稿，大加赞赏，连声称好，他拍着胸脯说：‘你先不要送《延河》，让我们《工人文艺》发表！’隔了几天，郭强向他打问情况，他悻悻然地说：‘我们的头头，也是有眼无珠，我和你一样，做不了主，送《延河》吧！余念是诗人，他们识货！’余念即诗人玉杲，当时是《延河》的副主编，经郭强打电话联系，他让立即把稿子送去，接着编辑部来电话表示：‘好！他们不发我们发！’”（《贺敬之〈回延安〉创作及发表始末》）。就这样，《回延安》在被一家电台和一份刊物拒绝之后，终于在1956年6月号的《延河》杂志上发表了。
他的作品不再表现“小我”的情绪，而与民族、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走入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广阔的社会生活
《回延安》抒写了诗人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延安时的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语言淳朴，感情真挚。全诗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写诗人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与亲人相见时的兴奋。“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写出了诗人内心激动的情绪。第二部分，诗人追忆在延安的战斗生活，表现了与延安母亲的血肉关系。“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诗人赋比兴结合，表现了诗人对母亲延安的感激和怀念。第三部分，诗人描绘了与亲人见面团聚的场面，表达了相互间深厚的情谊。“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第四部分，描绘延安新貌，赞美了十余年来延安的巨大变化。第五部分，歌颂延安的光辉历史，展望了美好的明天。“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整首诗歌以夸张的手法、豪迈的感情，抒发了对延安母亲的眷恋。这是诗人吸收民歌而创作的一篇优秀作品，以信天游的形式赞颂延安，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回延安》发表后，很快就在诗歌界与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诗人臧克家说：“这是解放以来我最喜爱的一篇诗，恐怕也是贺敬之同志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诗。每次读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我想这是有理由的。这两篇优秀的诗，都是久别重逢抒写胸臆的。情感的浑厚真挚，艺术成就所达到的境界，都可以相比拟。当然，《回延安》的气氛与情调和《赠卫八处士》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在极度的欢乐字行间闪耀着希望的金光，而后者却不胜伤感，读后令人为之黯然。”他将《回延安》与杜甫流传千古的《赠卫八处士》相提并论，足以看出对这首诗的推崇与赞赏。这首诗也很快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诗歌的经典作品，参与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诗歌感觉与文学感觉，在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回延安》开启了贺敬之创作生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在1940年到达延安之前，贺敬之的诗歌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式的忧郁和憧憬，但是经过延安时期《白毛女》《南泥湾》等作品，贺敬之找到了革命与历史的主体，他的创作形式也从以新歌剧、歌词为主再次转变为以新诗为主，进而形成了新的诗歌艺术风格。从《回延安》和《放声歌唱》开始，贺敬之创作了《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等诗歌史上的经典作品，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在文学界引起了震动，强烈地震撼着那个时代青年的心灵。在这个时期，贺敬之褪去了知识分子气息与学生腔，他诗歌的主题、题材、色调、格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中国革命的洗礼之后，他已成长为一个新的抒情主体。从早期诗歌创作到《白毛女》《南泥湾》，再到《回延安》和《放声歌唱》，我们可以看到贺敬之融入人民大众的过程，他的作品不再表现“小我”的情绪，而与民族、与时代融合在一起，走入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广阔的社会生活。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艾青、何其芳等诗人开始借鉴民族、民间与民歌资源，走向了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创作道路，但是如何将诗人的个性与新诗的大众化结合起来，是很多诗人探索而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贺敬之及其《回延安》《放声歌唱》等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是新诗民族化大众化探索的一个高峰，在《回延安》中，贺敬之借鉴了信天游的形式，但又摒除了其俚俗气息，既是诗人的个人创作，又没有新诗的文人气息，仿佛长在田野里的一株庄稼，是那么自然而真挚；《放声歌唱》等政治抒情诗借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但我们丝毫感受不到生硬的译诗的气息，相反，这些诗歌对现代汉语的节奏、韵律、气息的出色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能力与范围。
如今重读这首诗，可以重新启发我们关于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思考。在新时代，中国新诗既要借鉴现代西方诗歌的经验，也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更重要的是，要从当代中国对于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中汲取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找到中国经验新的美学表达方式。在这方面，贺敬之及其《回延安》无疑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回延安》是对圣地延安的歌颂，也是对革命精神的礼赞
《回延安》之所以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灵，就在于这首诗表达了对延安与延安精神的赞颂，这既是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歌颂，也是对中国革命的礼赞。这种赞颂是作者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所以它的情感表达才那么亲切自然，同时又那么具有崇高的阳刚之美。这首诗不仅打动了当时的读者，也打动了一代代读者。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谈道：“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
贺敬之没有忘记延安人民，延安人民也没有忘记贺敬之，《回延安》中的名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如今已被镌刻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向人们提示着对延安精神与中国革命的深情与向往。而当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时，更是受到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好久没有听到如此真诚热烈的掌声了……2001年阳光明媚的5月，回到延安的人民诗人贺敬之，就处在这样的掌声之中。谁能说得清，76岁的老人，当他面对掌声雷动的场面，面对真诚而热烈的人群，面对那海潮一般的激情，离他是那样的近，你起初从他老年人平静的脸上似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你从那眼镜片背后的目光中，却看出了他胸中燃烧着激情，诗人克制着自己，表面显得那样的平静，一个慈祥而坚毅的老人，荣辱不惊地端坐在那里望着人群，只是嘴角微微地颤抖，显示他急切地等待掌声落下……”（忽培元：《〈回延安〉的诗人回来了》）
但是面对大家对这首诗的肯定与赞美，贺敬之仍保持着清醒与谦卑的态度，他在谈到创作《回延安》的心得与感受时说：“我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读者共鸣并流传下来，只能说是由于写了我人生经历中对‘母亲’——延安、党、祖国的真情实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他又说：“比起当年鲁艺的师长们和老同学们以及从延安出去的广大干部，无论在文艺创作或其他工作上，自己的贡献都很少，每次回想起来总是深感愧疚。不过，当想到整个延安，想到这个名字标示的伟大历史内容和辉煌业绩，却不能不永远为之骄傲。想到作为它队伍中当年的一名小兵和今天还活着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无比荣幸。”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贺敬之自觉地将自己归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小兵”和“老兵”，现在贺敬之已经95岁了，但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保持着一个人民诗人的本色。
如今，距离这首诗最初创作的1956年，已经过去63年了，当年贺敬之和西北五省（区）的青年在杨家岭上所栽种的那些小树苗，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而他创作的这首诗歌也代代相传，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不断启示着我们在新时代要继承延安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李云雷，系作家、评论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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