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汉字为国家统一立了大功

汉字为国家统一立了大功

全根先

任继愈先生在《汉字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一文中说：“汉字是中华各民族各地区共同使用的交流工具。”“如果没有一种通行的文字，中央政令不能通行全国，中国将分成多个国家。……正是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大国，才能顶住外来各种侵略势力，打退入侵的日寇。我们这个综合国力来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汉字是不可缺少的联系纽带。”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几千年来不曾消亡、且不断创新的文化纽带——汉字！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所在。由于文化所具有的整体性特点,文化能够起到维系和发展民族生活、联系民族群体的纽带作用。而文化间的差异，则使不同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认同感表现出差别。有的文化凝聚力极强,并在文化凝聚力的基础上形成民族凝聚力，进而转化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推动力量，成为国家统一或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如犹太民族，千百年来虽然流浪于世界各地，其民族文化却始终保留、成为其不断发展的纽带。以汉字为纽带而形成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屡遭挫折而不断奋起的重要力量。

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大一统”思想倾向与价值取舍的典型表达。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分裂与战乱，必然会有大一统的呼声和局面出现。统一不仅是领土的统一，也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思想的统一。而文化的统一、思想的统一，其不可或缺的纽带，便是文字的统一。一般认为，汉字的统一，始于秦始皇，即秦始皇或李斯是汉字统一的功臣。事实上，汉字统一的历史要比这早得多。 姑且不论汉字的初创时期情况，在殷商甲骨文通行的时代,其文字不统一，政令何以颁行天下？

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所谓成熟，不仅是指文字的结构与数量，也指文字的公信力，即是否大家都看得懂？只有大家看得懂，是相对统一的，政令通过文字发布才有意义。在《尚书·多士》中，周公对商朝遗民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从这段话来看，商朝已经有比较完备的记事典册了。《尚书》中的《盘庚》《高宗肜日》等篇，都是商朝遗留的历史文献。周朝八百年,虽然各国文字有一定差异，并不影响它们之间互通文书，使者往还，因为各国使用的是同一个文字体系，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各国因为文字的分化而造成识读方面的困难。

汉字的统一，决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更不是由秦始皇来终结的。几千年来，由于汉字使用的历史久长,使用的地域广阔、人数众多,字形的异化现象不可避免。从汉字演变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结构的变化,还是笔势的变化,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种历史变化，几乎都会产生大量的异体字。因此，每隔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国家分裂时期，文字异形的现象就显得更加严重。文字作为记事和表达思想的工具，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规范和统一。而每一次对汉字进行大规模的规范与统一，几乎都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在最高统治者直接督办下完成的。这一历史事实，反过来也可以看出文字的统一对于维系封建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最早对汉字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规范和统一的，应该是西周王朝。西周时期所做的汉字统一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归纳造字规则。即《周礼·地官·保氏》所提到的“六书”，汉代学者认为是指六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二是编写识字课本。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史籀》十五篇,据说是周宣王时太史所作,用来教授学童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字书。三是推行规范字形。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每隔几年就要召集诸侯史官“谕书名”。所谓“谕书名”,就是告之规范文字的形、音、义；“掌达书名于四方”,就是负责推行规范的文字。四是天下书同文字。《礼记·中庸》记述孔子的话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周朝遗留下来的金文，是官方文字,不论南北，大体上是一致的。

既然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汉字已基本统一，为什么秦始皇统一之后还要大规模地整理、统一文字呢？这是因为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当政,互不统一,各地文字在长期使用发展过程中，已发生了较大的地域差异。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字”,就是要废除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使文字更加整齐划一，有利于政令的畅通。秦国文字与东方六国文字，说到底，是同中有异,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文字体系。李斯等人做的文字统一工作，正如《说文解字·序》所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代官方的字体是小篆,民间通行的却是隶书。由于小篆书写时必须圆整周到、笔画平均、粗细一律，颇为费时，这就给隶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到汉代，隶书登上大雅之堂，正规的篆书反而逐渐被人淡忘。

西汉王朝建立后，为了适应不断拓展疆土、保持政令畅通，制订了严格的用字法令，征召学者整理文字，编写了多种字书，还用隶书写经刻石，不仅对小篆加以系统整理，还对隶书进行了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汉字再次进入混乱时期，俗字、讹字非常流行。隋朝享祚短暂。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即命人整理异体、辨别讹俗、订正经典文字。有唐一代，编纂了许多字书，如唐文宗时所刻《新加九经字样》，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石经所用文字，除标题为隶书外,正文一律用楷书。这次刻经活动，确立了楷书的主导地位。北宋以后，历代统治者继续推进汉字规范工作，其中司马光等人的《类篇》、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以及清朝康熙年间所编的《康熙字典》，对于汉字的规范与统一影响深远。

与汉字书写的统一几乎同时，语音的统一也在学者们的探索和官府的指导下不断推进。最早为语音提供规范的是三国时期李登的 《声类》和晋朝吕静的《韵集》。隋朝统一天下，实行科举制度，陆法言为适应形势需要，编纂《切韵》一书，“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捃选精切，除却疏缓”，“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对汉语语音规范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顺便说一句，隋朝都城洛阳，还是当时标准音——“普通话”所在地。正如《切韵·序》中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只有洛阳语音堪称“雅音”。直到清朝前期，为了统治需要，都学洛阳话，以便与文官进行沟通。历代以来，汉字语音的规范与统一工作从未停顿，编纂了大量有影响的韵书，如北宋陈彭年的《广韵》，丁度等人的《集韵》，金代韩道昭的《五音集韵》，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朝乐韶凤、宋濂等人的《洪武正韵》，康熙年间张玉书等负责修撰的《佩文韵府》。

总之，汉字的统一依赖于国家的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又离不开汉字的统一。因为国家的统一需要文化的统一作保证；而文化的统一又离不开文字的统一。文字是保持国家文化统一的重要基石。古代苏美尔文字、埃及文字、玛雅文字早已消逝，而汉字却能万古长青、历久弥新，这与汉字统一与国家统一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

当然,历史发展的过程总是很复杂的，汉字的统一也不例外。千百年来，由于封建专制政治与复古思想影响，汉字很难达到绝对统一。汉字语音在各地也有很大差异，以至各地形成了多种方言。但是，由于有文字书写的总体一致以及标准读音的作用，加之各民族、各地区间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些因素对于国家统一来说并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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