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新：从李世民的“廉政故事会”说到坚定文化自信

作者：李革新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2-11-01 2611

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他的“廉政故事会”

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乘各地农民起义浪潮起兵反隋，推翻了隋朝统治，次年在长安建立了唐王朝。公元626年，李渊把王位传给时年27岁的次子李世民。从626年至649年，李世民在位23年。

此前，李世民在参与和领导农民起义的征战中，目睹了隋炀帝因腐败而使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百姓揭竿而起的反隋怒潮，深谙“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登基后，他“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俭以息人”，医治战争创伤，实行了一系列“纠恶政而行善政”，使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改革政策，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口增加，使初唐出现了内安外服的局面，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盛世，固然有李世民善于纳谏、重用贤良等多种因素，但尤其与李世民常“以隋亡为戒”，对大臣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并身体力行、克己维廉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说：“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其中之一就是：“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并“高谈典籍，杂以文咏”。[1]就是说李世民与大臣聊天、学习经典、推心置腹讨论的“政事”，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前朝历代“反腐倡廉”的故事、经验教训。

贞观二年，一次他跟大臣们谈话，先讲了一番道理，之后说道：贪污的人实际上不懂得什么叫爱惜财物。拿五品官来说，一年的俸禄已经不少了，再受贿也不过几万，一旦暴露，撤职查办，俸禄也就没有了，这样“小得而大失也”，难道是爱惜财物吗？接着又讲了三个故事：

一是“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说的是当年鲁国宰相公仪休爱吃鱼，但不接受别人送的鱼，所以能依靠自己的俸禄经常买到鱼吃，说明当皇帝贪污受贿就要亡国，大臣贪污受贿就要亡身的道理。

二是秦惠文王讨伐蜀国，因不熟悉道路，就叫人刻了五个石牛，把金子放在石牛屁股后边，“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就叫壮士把石牛拖入本国，“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

三是讲汉朝大司农田延年受贿3千万，“事觉自死”，即因贪腐暴露而自杀。李世民不无感慨地说：“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亀，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就是说，无论我这个当皇帝的，还是你们各位大臣，都不要重蹈蜀王和田延年的覆辙。[2]

李世民给大臣打比喻说：“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豈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而若“妄受财物，脏賄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中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3]这，以明珠与人的性命做比较，使大臣“不敢腐”，不愧为一种形象的廉政教育。

贞观四年的一天，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只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闻，中心豈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4]意思是说，贪赃枉法的人即便一时没暴露，其心里也不踏实，有的还因内心恐惧被吓死，后代也跟着你丢人，抬不起头来。

有个叫陈万福的将军，从外地赴京，途中收了馆驿几石麦麸子，“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5]就是把麦麸子“赐给”陈万福，叫他自己揹着麸子送出京城，让百姓“耻之”，也算是给他个惩罚教育。

李世民不仅教育大臣廉洁奉公，尤其自己能身体力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贞观二年夏秋之交、酷暑多雨、天气湿热的季节，有大臣上书，说要在西宫给他建一座纳凉的楼阁。他“竟不许”，说道：“如果按你们的要求，将要耗费的钱财实在太多了。从前汉文帝准备建露台，却舍不得相当于十户人家财产的费用。我的德行不及汉文帝，但所浪费的钱超过他，难道说作百姓父母官的方法就是这样吗？”[6]他发现许多宫女被幽禁在各地行宫里，就说：“大量宫女，耗尽百姓财力，这是我不能采取的”，于是下令“政府”将她们遣返回家，准许她们嫁人为妻。[7]他担心自己去世后，子孙给他“加四层棺木，砍伐百年巨树，骚扰百姓，加固陵园”，就写下诏书，说：“丧事一定要遵从节俭的原则，陵园设在九峻山，地宫面积不过可以容纳棺木就行了。”[8]

由于李世民举办“廉政故事会”，不断对官员进行“廉政教育”，且能身体力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致使社会政通人和，“东到大海，南到五岭，都夜不闭户，来往的旅客用不着携带粮食。”据《太宗本纪》载文：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共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可以放弃刑罚不用的地步。”又载：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末”，李世民“亲自审查囚犯的罪状，遣返犯死罪的二百九十人回家，命令他们明年秋末自动前来受刑。后来死囚们都按期归来，天子赦免所有人的罪过。” [9]……

李世民号称一代明主，从隋朝灭亡中得到教训，把自己的政权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谨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坚持给大臣进行“廉政教育”，十分难能可贵。

唐人吴兢编著的一部《贞观政要》共10卷40篇30万字，既有“戒贪廉政”、“为君之道”、“选贤任能”、“虚心纳谏”、“忠义诚信”、“务农爱民”，也有“尊崇老人，重视旧臣”，关爱“退休干部”的内容。其中各章各节，大都涉及廉洁从政的内容，我们应该继承这一部分宝贵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10]联系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遵照习总书记的要求，读一读《贞观政要》，从李世民君臣“讨论是非”、“高谈典籍”、“杂以文咏”的谈话中，考察贞观盛唐的历史经验，推进我国反腐败斗争，十分重要。

二、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路上的一路走来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故事”、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朱老总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廉政故事”，比唐王朝、李世民的“廉政故事”不知要多多少倍，世人皆知，说不完，道不尽。

早在建党建军之初，毛主席就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1928年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给红军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并处决了一批腐败分子。他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还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延安时期，处决了先“功臣”后腐败的黄克功、肖玉璧；建国初期，顶住说情，处决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王震说：“杀了两个人，管住几十年”！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糲，与其下共甘苦”，带领农民起义军，依靠人民的支持，所向披靡，推翻腐败的明王朝；但进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因腐败导致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郭文发表不到一个月的4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即《学习与时局》一文中，就把郭文作为整风文件推荐给全党，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后，必须防止产生“四种情绪”，即“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发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伟大号召。[12]

防止“四种情绪”、坚持“两个务必”，就是要求我们：在“夺取全国的胜利”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为保卫社会主义人民政权而进行新的伟大斗争。1949年3月，毛主席在带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前往北平前，再次提出“进京赶考”的伟大理论，立下“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不能退回来”的铮铮誓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务必”，即“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对毛主席的“两个务必”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反腐倡廉的伟大斗争。正如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所总结的那样：“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3]

“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有人说我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了，吃点喝点不算什么，没必要上纲上线。这是很大的误解。我们当然要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过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我们反腐倡廉，提倡俭以养廉，艰苦奋斗，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保持党的纯洁性，保持党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4]

毛主席的教导，深刻揭示了艰苦奋斗与政治方向的辩证统一关系。无数的腐败案例证明，一个政治方向不明，丧失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员，不可能甘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艰苦奋斗，也不可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相反，却不可避免地要追逐金钱、追求享乐，滑向腐化堕落的深渊；反过来说，一个胸无大志，追逐金钱、贪图享乐的党员，又怎么能甘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艰苦奋斗呢？他的政治方向以及人生道路又怎么可能端正呢？

“俭以养德”、“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15]既是古贤良训，也揭示了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从大量倒下的腐败分子蜕变轨迹来看，无不是因为丢掉了艰苦奋斗，丢掉了“两个务必”，进而丧失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取得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滋长了“四种情绪”，经不起“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的权力，骄奢淫逸，恣意妄为，大肆挥霍，滑向贪腐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他们背叛“三个务必”，就是背叛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背叛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共产党的叛徒，人民的敌人，必然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干着出卖党和人民的利益的罪恶勾当。可以说，他们是自己“跳进”了黄炎培所说“兴勃亡忽”的剥削阶级的历史周期率。

三、文化自信与“文化就是人心、文化就是政治”

重新审视李世民给大臣们讲的那些廉政故事和道理，基本属于“占小便宜吃大亏”的一套“小道理”；他们采取的一些“惠民措施”，充其量不过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家天下”之“不覆舟”的“御民术”，与其它历朝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从其阶级的本性来说，改变不了其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终究由治到乱，由盛到衰，没能跳不出“兴勃亡忽”、被人民推翻的历史“周期率”。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政权，就是这样“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

那么，中国共产党作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打倒了国内外强大的阶级敌人，建立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后，何以会出现“塌方式腐败”？党和人民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上至副国级、省级、副省部级，下至村官、会计“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等，成千上亿、数亿、数十亿地侵吞人民财富，他们黄金万两、“金钱壁垒”、纸醉金迷、妻妾成群，小秘、小三几十、上百；道德沦丧，社会治安乌烟瘴气、黑社会横行霸道，草菅人命……

对此，笔者曾经思考过多方面原因，如丢掉了“两个务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经不起“帝、封、官”思想文化“留毒”的腐蚀；党员干部“缺钙”、丧失理想信念；“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敌对势力 “颜色革命”等等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应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最近偶读一篇署名“解筱文”关于唐诗的网文，题目是《牛x啥，若在唐朝你就是个渣》。

单从题目上看，该文似过“偏激”，对当代诗坛和诗人来了个“全盘否定”；但读其对唐诗和盛唐文化的评论，则深受启迪。现抄录几段与大家分享：

“有着289年历史，特别是30多年盛世的唐朝，在中华史中只是短暂的时段，但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时代。

这种强盛是有理由的。单从唐诗的历史中，从流芳的5.5万首诗歌中，后世的人们就足矣感受到。”

“唐代的人荡漾天地间，以最纯美、最耀眼、最具魅力的表达，迸射出心灵的华章，以穿透时空的诗意，旷世激荡的抒写，浸润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心田。”

“在流传至今的唐诗中，闪现着3600多名诗歌作者，放在现在，个个堪为大师，其中独具风格的一流大师就有60多位。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代，诗歌的精神殿堂。毫不夸张地讲，唐朝之后，已基本无诗歌！”

“说唐之后，再无诗歌。意思是，再没有了如此才情的诗歌创作群体，也再难有如此文艺的时代。这也是当代所谓诗人的悲哀。”

在我们被该作者带入“悲哀”时，再来看看他所举出的某些“现代诗”的例子！即便一些所谓“正统”的古体诗，与唐诗相比，不是说“渣”也判若云泥，至于那个叫“贾浅浅”的“屎尿诗”，大可不必提及，以免脏了笔者的字盘。

联系古今实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重要论述，感悟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对于经济繁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伟大意义。可见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的之深厚伟力。唐王朝历21帝，享国289年，至唐末人口数量大体8000万左右，年生产“GDP”、科技发展，无一可与今天同日而语，但其文化，特别是诗歌，完全可以说是今日世界难以企及的高峰！这应该是盛唐时期高度发达的文化氛围，对人心、人的灵魂的洗涤、净化，使腐败少发，经济繁荣，内安外服，“政府”公信力强大的规律性的揭示。

近日读到2021年9月17日《央广网评》署名“央广网评论员”的文章，对现实文娱圈“令人怵目惊心乱象”的评说：“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行为没有底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盛行，畸形‘饭圈文化’挤压主流舆论话语空间，明星巨额片酬、争议言行撕裂舆论，败坏行业形象，消解奋斗向上价值观。更有甚者，一些错误思潮被以文艺作品形式包装，演艺圈成为意识形态渗透前沿，诱导青少年主体意识走向极端，损害社会风气，严重冲击主流文化和价值导向。”文章指出：“颠倒黑白的错误价值倾向腐蚀文娱行业生态，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人民的精神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到了必须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生态治理的关键节点”。

对此，笔者百分之百地认同，并多次发表文章抨击某所谓“诺奖作家”、某省级作协主席的“疫情日记”等等，点赞网上网下对“毒教材”以及“屎尿诗”等等的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心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人心。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心；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有什么样文化。古往今来，时时处处，人心无不为文化所熏陶、所塑造。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文化思潮，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社会生活、社会风气、政治稳定，乃至影响一国家、一团体的前途命运；社会上哪个方面的文化成了“热点”，就产生该方面的“追星族”和“粉丝”群体。著书立说，说书唱戏，唱歌跳舞，书法绘画，耍猴卖艺，相声小品，开会演讲，方针政策，文治武功，喊口号……样样都会影响人心。

撇开千古以往，就现当代“挂一漏万”地说：歌曲“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十送红军”，是井冈山军民的心；“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是延安人民的心；“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心；“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心；“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心；“一条大河波浪宽，……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是上甘岭志愿军战士的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社会主义亿万百姓的心；“不忘手上的疮疤”、“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是雷锋的心；…… “毛主席万岁”是全国人民的人心；“人民万岁”是毛主席的人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腐败和腐败分子，绝无藏身之地。

反面的也是人心：用小说来糟蹋社会主义新中国，或者翻土改的案，是一颗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心；用写“日记”为敌国甩锅“中国肺炎”递刀子，是一颗与爱国主义背道而驰的心……

多年来，那种低俗、庸俗、媚俗、恶俗的娱乐文化，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切向钱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坑蒙拐骗、尔虞我诈、假冒伪劣、“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之风盛行，就是一些人“言必称希腊”，老想着全盘西化，老想着被我们消灭的 “帝封官”文化死灰复燃的必然结果。

习总书记多次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江山也是文化，文化也是江山。两年前，笔者在《任何时候不能丢掉中国文化自信——评一篇世界文学大奖<颁奖词>》一文，写过这样一段话：“文化，民之心、国之魂。国际斗争的经验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心’。国土，当然要寸土不让。但是国土丢了还可以用军事力量夺回来。文化丢了，人心变了，国魂丢了，才是真正的亡党亡国。先哲顾炎武有言：文化亡，则天下亡。文化亡了，国土在，就是‘在自己的祖国，寻找祖国’。”[16]苏共亡党亡国，“红旗落地”、江山易色，就是由于人心变了。一个曾在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中，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不乏热血男儿的伟大民族，在1991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保卫自己的党，保卫自己国家的统一，就是党员和民众受敌国文化渗透，而丧失文化自信的悲剧！”[17]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在我国重演，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深刻认识文化的伟大力量，牢牢把握民族文化之根脉，坚持中国文化自信，加强党对文化、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文化、文艺队伍的建设，增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意识，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注释：

[1]《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卷1185页《李百药传》

[2]、[3]、[4]、[5]均见唐朝人吴兢著《贞观政要》第245、244、246、247页《贪鄙第二十六》岳麓出版社1996 年2 月第3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