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陶：不以民心为心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民心与文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二

穆  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门见山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在今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郑重重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震铄古今的话语，始终包含了“人民”二字。总书记的精辟论述，体现了党的性质与宗旨，体现了党的事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也体现了总书记“以人民之心为心”的伟大治国理念。

文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就文学而言，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与社会、人生紧密关联。文学是写人的，写人的灵魂，写人的追求。灵魂有“善”、“恶”，古今已然。中国古代哲学，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人性论”的哲学含义，深深地渗透于文学之中，加深了“文学是人学”的深刻谛义。然而“人性”之事，决不是个人的私事，无论其产生与变化如何，都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学写人，写人心，写人性，也就是在写社会。

人类自从由原始野人进入到有“社会”的阶段，人便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文学是在“社会”中诞生的，不是一个“作家”生下来就有的天赋，而是源于社会民众的思维与斗争。最古时期，人们在与大自然抗争的劳动中，为了鼓舞斗志，发出那有节奏的“杭育，杭育”的吟唱，可以看做是文学的雏形。几千年后的中国，有人写出了《水浒》，有人写出了《红楼梦》，虽然写了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人性”，却仍然都是意在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启迪人们走向善美之境。由此看来，文学源于社会，源于人民，它是人民的心声，是民心的反映。

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作家对社会与时代的感受，是其创作的主观动力。在作家的社会立场与人生价值观的作用下，通过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思考，形成自己的创作思想。这“创作思想”，离不开“爱”与“恨”二字。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其核心，就是作家立场与价值观的体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写同一个时代的故事人物，有的作家写成“英雄”，有的作家则写成“贼寇”，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施耐庵的《水浒传》与俞万春的《荡寇志》了。这样的情形，无论古今，都不鲜见，将“黑”写成“白”，将“白”写成“黑”;把“恨”当成“爱”，把“爱”当成“恨”。当代作家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理论”，叫做“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也就是说，可以把“淑女”写成“淫妇”，把“叛贼”写成“英雄”。这种奇谈怪论，一点也不奇怪，其实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假如作家的立场与众不同，众人眼中的“叛逆”，他却认作是“英雄”，这种与“民心”相悖的文学观，是个人的自由，倒也罢了，无需多说。人们思忖的是，面对这样的“文心”，我们文学艺术界的“权威”人士，何时才能公开出面加以辩驳？这是令人关注的。

某些被民众广泛质疑批评的作品，长期我行我素，你批评你的，我干我的，照常登堂入室，尊荣无比。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忘了，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是不能容许丑化人民、诋毁国家的。文学作品批判落后、揭露黑暗没有问题，但若把“曙光”当做“黄昏”来写便是问题。歪曲真相、违背民心之作，决不是“人民的文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什么是“时代要求”？什么是“人民心声”？是值得当今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史，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作品反映“时代要求”与“人民心声”便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要反映人民心声？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创造了历史，开辟了江山，也创造了文学。因此可以说：民心就是文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当时的新中国，从战争后的废墟般的土地上重建文明，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伟大“改革”——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消灭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真正以国家主人的姿态站了起来。继之，在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启了将资本主义私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革命性变革。为了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侵略，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使得新中国的国基得以奠定......这些伟大的革命斗争，也就是伟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制度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广大人民群众完成的。民心构筑的钢铁长城，使命担当的信仰力量，不仅载于政治史册，也反映于整个文艺的创作之中，如《创业史》、《三里湾》、《白毛女》、《铁水奔流》、《青春之歌》、《三千里江山》、《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当时这些几乎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哪个不是反映了“时代要求”？哪个不是反映了“人民心声”？

文学与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古今如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需要结合文学发展史，结合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来进行，方能见微知著，辨别“文心”之正邪，抓住问题本质，从而守正创新，让文艺跟上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步伐，向前迈进。如前所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艺创作，为文艺反映“时代要求”与“人民心声”树立了榜样，也为新时代的文学建立了标杆。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领域出现了某些繁荣景象，这是令人鼓舞而应当充分肯定的。然而我们的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与要求，是有欠缺的。一个时期以来，网络媒体频频出现对当下某些文艺作品的强烈批评，至今延绵不息，可见人民群众对某些文艺作品是不满意的。既然我们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如果文学作品，不能使人民群众满意，受到民众的批评与拒绝，这样的作品决不能认作是好的作品，无论何等“专家”如何为之宣扬与辩护，都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是荒唐的。因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马克思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宁肯首先相信人民群众，然后再来辩究“学者”“专家”为其辩护褒扬的理由与立场。为什么不能与民众观点一致？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必须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是相信“专家”呢还是相信群众？

文学的功能，无论有多种阐释，归根结底它是“与人为善”的，即诱掖人心向善，启导人间光明。无论是揭露“黑暗”还是歌颂“美好”，作者之用心，必须是由“善”出发，而不是以“恶”写恶，以“黑”写黑。发扬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守传统之“正”，创时代之“新”，应当成为作家努力的方向。古人写身处战乱之世，这样抒发自己的感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郑风.风雨》）一个作家、诗人，虽处暗晦之境，心中却充满了光明，向往着曙光的出现。在一部古代文学诗歌总集《诗经》中，赞美的诗篇比比皆是，例如《关雎》对爱情的赞美；《芣苢》对劳动者的歌颂;《麟之趾》对国家兴盛的赞颂与向往......可见，古往今来，在文艺作品中歌颂善美，追求光明，正人心而匡世俗，始终是文艺创作的主流。现在却有人说“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这个“永远”二字好厉害，如同一把魔刀，不仅把新中国文学，而且把几千年文学的具有对人生赞美的文艺作品，全部否定一刀砍掉了。更加令人诧异的是，如此“偏见”之论，竟还能引得某些“知名人士”为之驱走，交口赞誉不迭。呜呼！文坛乱象，竟至如此，怎不令人叹息？令人反思？

“美刺”之于文艺，本来是通用的文艺创作法则，美则“美”（歌颂）之，丑则“刺”（揭露）之。这是文学理论的常识。揭露“黑暗”与“丑恶”，是为了彰显美好，追求光明。否则，若以黑暗之心而写“黑暗”，从而黑白混淆，误人于无形之中，导人以邪恶之念，如此作品，既违背文艺创作的初心，更是与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要求格格不入。无论作者与读者，都应当明白：虚构的“黑暗”与“丑恶”，是不会起到警醒后人、接受历史教训的作用的！

我们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是得到人民的赞同还是受到民众的抵制批判，应当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首要标准。这个标准，也就是“思想标准”。“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是文艺作品的两翼，缺一便不成为文学。思想犹如“灵魂”，艺术仿佛肢体，如果“灵魂”污浊，肢体面貌无论是生得如何俏丽多姿，也无论是穿着装饰如何怪异惹眼，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师”之品，其际遇，也许能够招摇于一时，最终一定是会被人民抛弃，或者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受人讥斥的话柄而已。由此看来，作品的“灵魂”是多么重要！其实这一点，“专家”“学者”们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为什么有些背离“民心”、违忤时代的作品，却仍在文学界大受奖赏，风光无限呢？其中原因，当与立场与“文心”不正有关，拟另加探讨，此不赘。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说：“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又说：“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文艺“反映时代”与“人民心声”的宗旨，视“民心”为“文心”，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发扬成绩，克服不足，坚持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到文艺家应尽的光荣职责！

（作者：山东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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