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医屡受压迫，却在历次疫情中力挽狂澜

作者：闻道即行来源：大道宇宙 2023-01-18 4162

　　曲折历程

　　1950年第一届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王斌特意请来了著名的反中医人物余云岫。

　　早在1929年，在汪精卫授意下南京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制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再次提出中医不科学，主张中医一律不准开业，中药店也限令歇业。后来，国民党政府除了禁止中医办学，还设立考试和审查制度，规定中医获得行医执照才能开业。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都不能合法行医。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界以为迎来了解放的春天，没想到卫生部居然又搬出了汪精卫的座上宾余云岫。

　　余云岫说“中医是封建医”，提出对中医废医存药，被贺诚和王斌采纳。1951年出台的中医管理条例，规定所有中医必须考西医科目，不合格的取消行医资格。中医界群情激奋，纷纷上书中央。毛主席知道后，撤了贺诚和王斌的职。

　　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党中央在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薛和昉为首任司长。

　　1954年石家庄爆发乙脑疫情，西医治疗死亡率高达50%。石家庄卫生局长袁以群找了郭可明等7位名中医，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治疗34例乙脑，病人零死亡。

　　卫生部派了曾经留美的专家去石家庄考察。西医是教条主义，不知道病症不同药方也要随之调整，居然称同样是治乙脑，中医却用了几个不同的方子，没有统计学意义，否认了中医药的疗效。

　　路志正向中医司汇报之后，引起了薛和昉的重视，于是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亲自带队第三次调查，终于承认了中医药的功效。见：中医完胜乙型脑炎却遭否认，夺回中国医学的话语权有多重要！

　　1956年，北京也发生了乙脑。北京市中医院小儿科，以白虎汤、白虎汤加人参、紫雪、安宫牛黄散、至宝丹为主，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愈率达96-98%。

　　后来，薛和昉调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为了加强中医药的力量，1956年，吕炳奎调任中医司司长。

　　建国初期围绕中医药的斗争

　　吕炳奎是嘉定人，从小学中医，是当地名医。日本人占领嘉定后，23岁的吕炳奎自费购买了枪支弹药，组建了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吕炳奎被任命为海防纵队政委，是人民海军的创始人之一。吕炳奎还负责过苏北沿海地区的经济、统战、军需和情报工作。电影《51号兵站》就是以吕炳奎为原型创作的。

　　解放后，吕炳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1953年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

　　1954年，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和省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吕炳奎创办了江苏省中医院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现南京中医药大学），编写了第一套系统化的中医教材。中医首次建立了医疗、教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国家队。

　　1956年，已经身为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直接向毛主席推荐了吕炳奎进京主管中医。

　　吕炳奎任中医司司长时，卫生部大院充满歧视、排斥中医的气氛。吕炳奎对中医司的人说，他们看不起中医，是奴才相的表现，你们要抬起头走路。

　　对于建立北京中医学院，卫生部故意抵制，拖延半年都不给解决场地等问题。后来吕炳奎不得已提出学校暂时迁往南京，周恩来亲自批示：“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这不是笑话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亲自出马，才解决了场地问题。吕炳奎又从江苏调了40多中医，解决了师资、教材，1957年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开学了。

　　非典型肺炎疫情，早在1958年，就曾经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出现过。

　　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写的《症状鉴别诊断学》就有非典性肺炎的描述。非典型肺炎的病灶虽然在肺部，但是只是淡薄的云雾状阴影，就像纱巾一样；而大叶性肺炎是厚实的大叶状阴影，就像木板一样；由于不是典型的大叶肺炎，因此叫作非典型肺炎。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是细菌，但更可能是衣原体或病毒。

　　1958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吕炳奎把一些老中医请去出主意。这些老中医不知道什么是非典型肺炎；听了西医的介绍，都说跟严重的感冒肺炎差不多。有什么可怕呢？使用几天麻杏石甘汤不就行了吗！于是全国使用麻杏石甘汤去防治。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是熬麻杏石甘汤，免费让大家喝。因此，当时非典型肺炎没有在中国闹起来。见文章《三分治七分养》六、如何治感冒中的典型病例⑵非典型肺炎。

　　毛主席要求西医学习中医。1958年，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毛主席在吕炳奎主持起草的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还要求每个省都搞西学中培训班。

　　每个省办一所中医院、办一所中医学院的模式在全国推广。到了1962年，已经有23所中医学院。但是中医学院不归中医司管，而是由卫生部教育司管理。

　　1962年经济困难，卫生部教育司借机提出把23所刚建立的中医学院砍到5所。经吕炳奎努力，周恩来亲自拍板，最后保留了21所。

　　卫生部一直明里暗里打压中医。当时，全国大约有5万中医带徒弟，但徒弟出师后卫生部即不让分配工作，也不准自己开业。

　　为此，吕炳奎不得不多次越级向党中央、国务院抗争。1964年9月、1965年1月、7月，吕炳奎还3次直接向毛主席报告卫生部的问题：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中医队伍日益减少、中医经费只占卫生部经费的2%.....

　　1965年，毛主席严厉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以中医药为主要武器的赤脚医生开始兴起。

　　吕炳奎通过中央报告厅、新华社记者向中央反应情况的报告经常被扣押。1966年7月22日，吕炳奎写了一份5000字的大字报，对卫生部长期以来打压中医、对中央欺骗封锁、把百分之九十的中医推上绝路等等问题公之于众。

　　卫生部指挥造反派反击，说吕炳奎“封建迷信”、“攻击领导”、“攻击毛泽东思想”。造反派冲进吕炳奎家把他抓走殴打、踹断了2根肋骨。后来，又把吕炳奎下放到江西修水改造。

　　中医司被取消，“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取而代之。卫生部以“中西医结合”为借口，不允许中医单独生存和发展。

　　十年间，23个中医学院只留不到10个、300多个中医医院只剩下一百零几个，而且大多被西医控制了。

　　1959年中医36.1万，1977年减少到24万；

　　1959年西医23.4万，1977年增加到73.8万。

　　不过，赤脚医生大放异彩。

　　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万册，一抢而空，数次加印了118万册。

　　不久，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

　　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赤脚医生手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脚医生手册》图文并茂，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普通急性病到狂犬病的救治；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到1977年，全国近90%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数量一度达到150万人。

　　1977年，吕炳奎复职，接手了中西医结合办公室。

　　吕炳奎发现，卫生部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就是不许中医独立发展、要用西医理论改造中医、最终消灭中医，于是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要同时各自独立发展。

　　1978年10月，卫生部恢复了中医局。

　　1982年崔月犁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崔月犁是至今为止少有的真正支持中医的卫生部长。

　　1948年，城工部部长刘仁派28岁的崔月犁策反傅作义。崔月犁以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医生的身份为掩护，最后选定了三条路线：傅作义恩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以及傅作义的副手邓宝珊，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

　　北平和平解放后，崔月犁担任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的秘书。因为这段经历，文革中受彭真的牵连被关进监狱7、8年。在狱中崔月犁得了幻听幻视的毛病，出狱后西医多方治疗无效，无法工作。最后是中医把他彻底治好了。

　　因为这段经历，让崔月犁成了中医的坚定支持者。

　　崔月犁上任后，支持吕炳奎召开了1982年的衡阳会议。会上规定，中医学院必须办成真正培养中医人才的学院。但是由于强大的反中医力量，执行的困难非常大。

　　卫生部反对吕炳奎的势力很强大。吕炳奎是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1953年就是司局（厅）级干部，但是在卫生部30年没有升级，每次提副部时都遭到明里暗里的阻挠。

　　厅局级干部，68岁退休。因此1983年吕炳奎就被迫离休了。不得已，吕炳奎和崔月犁等人联合光明日报创办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受到很大的阻力，不仅学历不被承认，后来还被取消了办学资格。

　　对中医打击最大的，还是1980年代开始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国家给医院的拨款越来越少，逼着医院自己从病人身上赚钱。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让病人多掏钱的疗法，就越是流行；而简、便、廉的中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劣币驱逐良币，中医药被逆向淘汰。

　　1983年，人民公社解散，农村合作医疗迅速衰弱，从1976年覆盖90%血崩式降至11%。1985年，赤脚医生被取消。到1989年，农村合作医疗仅存4.8%。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

　　而中医院为了生存，也引入了西医的设备和药物，越来越西化。

　　邓铁涛：不要和西医比收入，要比为人民做贡献

　　1983年，徐向前元帅发烧腹泻西医治不好，被邓铁涛几副药治愈，邓铁涛要求徐向前支持中医。不久经国务院同意，1986年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

　　1990年，中医药管理局差点被以精简机构的名义取消，幸亏邓铁涛等“八老上书”，才保留下来。

　　邓铁涛力争成立中医药管理局

　　1998年底至1999年初，华北发生大流感疫情。

　　北京市卫生防疫站调查结果，流感发病率为10.1％，当时全市约100多万人发病。北京的中医专家积极迎战，对症下药，开出处方感冒一号方，以经方麻杏石甘汤为主，辅以黄芩、连翘等清热解毒类药物，临床效果极佳，流感初起退烧只需1天左右。见：中医抗疫｜吕嘉卫的回忆：1998年北京大流感时的中医药抗疫。（吕嘉卫为吕炳奎之子）

　　但是到2003年时，中医还是只有38万；西医人数则达到200万人。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越来越边缘化。

　　2003年非典，中医药力挽狂澜

　　2003年广东的非典，中医第一时间参与了救治。邓铁涛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疗73例非典全部治愈，病人0死亡、0转院，医护人员0感染，患者0后遗症。平均退热3.26天，平均住院10.14天。

　　而钟南山治疗了88个病人，死亡10例。

　　其中钟南山使用纯西医治疗的17例，死亡9例，死亡率53%。

　　而中医药介入后参与治疗的71例，只死亡1例，死亡率 1.4 %。

　　可以说，正是中医把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死亡率从53%大幅降低到了1.4%。

　　但是钟南山隐瞒了中医药的贡献，称广州非典死亡率最低，是他提出的激素疗法起了作用。

　　因此，非典传播到北京的时候，北京仍然采用钟南山疗法，而禁止中医药，不仅造成死亡率高，且带来了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严重的后遗症。北京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中，股骨头坏死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后来，中医界元老邓铁涛上书中央，应光荣起草、吕炳奎签名支持的报告获温家宝总理批示、吴仪副总理亲自落实，中医药才进入北京非典主战场。

　　国务院研究室原副司长陈永杰等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中医药介入后，北京非典的死亡率下降为之前的五分之一。参见：吸取非典教训：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为13亿人民健康造福

　　邓铁涛谈非典和钟南山

　　但是非典过后，中医药的贡献被卫生部刻意隐瞒，而钟南山则成了非典英雄。见：钟南山治疗非典的教训

　　新冠疫情，中医药再次力挽狂澜

　　2020年疫情初期，武汉仍然使用钟南山非典疗法治疗新冠。因此，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新冠重症病人28天内死亡率高达61.5%！

　　2020年1月25日，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亲自制定“中西医结合”战略之后，1月27日中医国家队成建制进入武汉，承包了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病区110个重症病人，结果一个月不到就有59人出院。

　　西医治疗，新冠重症病人28天内死了61.5%；中医治疗，同期重症0死亡53.6%的人出院！中医方舱病人无一例转重！

　　如此强烈的对比，震撼了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之前对中医药有强烈偏见的他，主动要求给更多的病人吃上中药。

　　苗青：“以我现在所在的金银潭医院为例，我们在里面呢，管着一个病区，用中医中西结合这样一个治疗。那后来呢，上个星期他们张定宇张院长找到我，找到我们黄璐琦院士，说能不能让我们更多的病人去吃上中药，进行中西结合治疗？那到现在为止呢，我知道大概八个病区的病人，每天很多人在吃中药，在进行中西医治疗。我想在武汉的其他地区也都是这样。”

　　王春潇：“目前在我们重症诊治这一块，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在临床的诊疗方面，在重症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多吗？”

　　苗青：“应该讲在我们这个病区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区里面，我们看到的也是不少的。这里边儿比如像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从大年的初三开始，我们接手这个病区以后到现在一个月了，我们一共收了110个病人，这里边现在已经出院了59个。这59个病人呢大概占到我们的53%。一百多个病人里面，占到53%。就像您说的，这个金银潭医院它是一个收治重病人为主的一个医院。那在我们这个100多个病人里面，大部分，包括这些出院的，都是从重症转成轻症，转成这个普通型以后，或者说再痊愈以后，以后这些病人才能够出院。”

　　那么，西方国家的西医比武汉的西医强吗？

　　《英国医学期刊》2020年4月30日发表的文章显示，16749位入院病人中，33%死亡，死亡率超过了埃博拉。不仅如此，进了ICU的病人死亡率45%，其中用了机械通气的病人死亡率53%。详见：西医治疗新冠水平没有进步，死亡率和两年前一样高

　　类似的，上海首轮疫情仅有31例重症和危重症，但是却死了7例，重症死亡率高达22.6%。原因就是张文宏给上海病人试遍了抗病毒药物，结果发现无效，是上海中医药介入才降低了死亡率。详见：张炜，挽救了张文宏的上海男人

　　早在2020年4月9日我们就指出，张文宏负责的上海新冠救治水平很差，在全国34个省市仅排名22。就江浙沪来说，江苏保持了0（0/651）死亡，浙江也只死了1人（1/1267=0.079%），远远低于上海的7人（7/552=1.3%）。上海的死亡率是浙江的16倍。

　　凡是中医药强大的省市，死亡率就低、甚至零死亡；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