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主义者（极右派）所竭力围剿的“毛泽东幽灵”

作者：老田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毛泽东幽灵”是一种颠扑不破的信念，是长远留存在人们心目中的基于多数人利益优先的信念，这种信念其来有自，不过毛泽东给这种信念赋予了新的说法和高度。毛泽东和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不仅为建立新中国而流血牺牲，而且毕生致力于维护新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并认为只有确保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才足以保证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这一前途也符合中国精英阶层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但是与精英阶层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相反。毛泽东认为足以破坏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是精英阶层的精英主义（就是“思想上的阶级”），落实到社会现实中，就是少数具有优势地位的阶层或者群体，在短期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依托政治权力或者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等方式，从而有能力去排斥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精英主义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依托占有的生产资料、政治权力和文化资源去排斥多数人的利益，增加少数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有的份额。

毛泽东的思考和努力，在他的晚年催生了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虽然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被彻底否定，但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把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反对少数人以任何借口把优势地位无限制扩大”的社会主义理想，到今天仍然以宪法的原则残留下来了。而今天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正在竭力围剿这一思想遗产。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全部经济学理论和话语，都建立在以资本增殖过程为中心的“效率优先”言说上，然后他们简单而方便地论证了“只有私有制才有效率”；而在政治和法学方面以“接轨学术专家”面貌出现的大腕们，一面宣称要捍卫人类普遍价值，一面则要在宪法中写进去“保护私有产权”，这样才足以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原则和多数人利益，以变换宪法的根本原则，在宪法上写进肯定“资本优先”的条文。

而多数人由于难以在精英阶层的政治和思想桎梏下，自发完成组织过程从而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也难于通过制度化方式去监督和制约精英阶层的自私和短视，为此必须打破常规来给多数人以发言权，并让多数人能够组织起来，甚至是还必须在思想领域打破妨碍多数人，为自身利益起而奋斗的种种清规戒律，这就是宣称“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文化革命的内容显然就是要这样与精英主义的思想格局针锋相对。

一、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层次

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体系，也不是一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政策基础和出发点。毛泽东思想具有三个层次的内容：1）毛泽东思想指出的是一条道路，不是千百条之一，而是与西方式道路形成鲜明的对照的另一条道路---中国式道路； 2）毛泽东思想主张的是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制度建设主张，是中国式道路所需要的与之相配套的一整套相应的利益格局、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3）毛泽东思想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唯一有效的管理手段，这种管理手段就是主张抑制社会分化以建设认同感，在高度认同感的基础上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成效。

第一个层次，是人类所能够设想的两条道路之一，这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就是以少数人的优势地位为核心的精英主义道路和以多数人利益为目标的平民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厘定的这一道路，以多数人利益为出发点，在思想格局上否定任何少数人集团利益伪装成全民利益或者整体利益，肯定有且只有直接从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才是目标。这一道路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要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把少数人优势地位伪装整体利益或者长远利益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服务于精英主义道路，主要有三个“就是好”说法分支：权力资本化就是好、生产资料资本化就是好和知识资本化就是好。常见的论证方式就是把少数人占优势排斥多数人的行为，说成是人性或者历史必然，或者说成是最终能够为全体成员带来更好结果的手段和过程。

在第二个层次上，毛泽东思想确立的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文化出路。经济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社会群体或者阶层中分配其有限的资源或者财富，这个就是动态上的社会利益格局本身；而政治是服务于这个特定的利益格局或者利益分配格局的强制维护力量，体现是一种服务于特定利益格局的力量格局。而文化则致力于建设服务于上述两者的思想格局。
新中国于1950年代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中实现人民公社化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够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的去剥夺和盘剥别人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资料已经实现了非资本化，“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非资本化。接下来的任务显然就是要实现权力非资本化和知识非资本化，而且从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向的历史经验看，没有后两者的真正落实，生产资料的非资本化成果是无法保证的。从中国自身的生产资料非资本化的实现过程上看，也是依托政治权力的强制加引导之下完成的，今天中国的强大私有化呼声，也正是来自知识资本化的精英主义者，而生产资料资本化的实施过程，则毫无例外地权力资本化的轨道上通过权钱交易进行的。毛泽东认为没有文化革命，社会主义的成果就无法保障，这个认识是对的；这个文化革命就是要建立一种非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新的思想格局，针锋相对地宣称生产资料资本化、权力资本化和知识资本化在中国的现实中，是无法保证多数人利益的。而要实现和维护生产资料非资本化和知识非资本化，显然就在于政治权力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也就是在于新中国的政权---力量格局---是为什么人服务这一点上，这就是为什么文化革命一定要“政治挂帅”和“突出政治”的考量所在。

在第三个层次上，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的管理-激励作用体系，在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手段运用上，需要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精神鼓励手段作为主要管理手段使用，这个管理手段有效需要宏观条件（非精英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格局），与个体的主动认同。宏观政治经济体系是建设个体认同感的基础。

严复在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社会实际上就是与单个个人相对应的“群”，社会主义最精确的解读也许就是把“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一系列主张”。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1989年江泽民又补充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显然都是认为只有把多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够顺利整合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消弭中国社会的矛盾，顺利整合中国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态势的改善。精英主义主张的以资本为中心来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显然不足以组织和动员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完成抵御外侮或者发展经济的使命。

二、在全球竞争的视野里重新解读毛泽东所说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1、阶级和国家是合作竞争的主要依托

由于物质资源几乎没有共享的可能性，所以在物质利益上人们彼此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为了更好地实现竞争目的，争取更大的资源份额，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合作以提高竞争的效率。人们的合作方式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的宏观合作模式一直是非常稳定的：就是组成不同的阶级和国家进行竞争。阶级和国家都是基于人们合作竞争的主要组织依托。

精英阶层组成统治阶级是在国内进行竞争的有效工具，毕竟多数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而少数人控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而且时常要进行有利于瓦解多数人心防的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而且由于有组织的少数能够战胜无组织的多数，瓦解对立面得以组织起来的物质资源和思想资源，就是群体竞争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近代以来，特别是工业化以后，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今天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并非取决于其本土资源，而主要是取决于该国在全球资源分配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内部的阶层之间的竞争，还是国家之间的竞争，都是主要依托国家政权来进行的，并通过散布不利于对手的思想格局。

而文化总是作为一种与特定社会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相适应的思想格局，总是要为既定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服务，换言之，通常的社会总是在精英阶层的控制之下，所以为精英阶层需要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服务的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总是要宣称“生产资料资本化就是好”“权力资本化就是好”“知识资本化就是好”。与精英主义相适应的思想格局是：宣称生产资料私有化是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最好实现方式，由特定的人群来掌握政权才足以保证社会秩序安定和社会发展，需要在特定人群的言说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和科技进步的唯一源泉，这些言说的目的都是为少数人长期稳定占据优势地位、论证增加他们享受的社会财富份额的合理性。西方国家也一样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宣传足以使他们自己完成整合的制度模式和思想格局，而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完成力量整合的思想格局。

中国式道路所针对的现实矛盾与解决方式，有利于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实现民族力量整合，这与西方国家能够以资本为中心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完全不同，这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够想象的道路之一。在国家内部实现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现人力物力的组织和动员，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要实现社会阶层矛盾的缓和，这是要消除决定性的破坏因素。

精英主义道路可行性在于有组织的少数能够战胜无组织的多数，是力量原则起作用；平民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在于能够获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平民主义道路的困难在于建设认同感需要以反对社会分化为手段，而社会力量格局在通常情况下是对精英阶层有利的，这就足以导致毛泽东难题---如何让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而精英主义道路的困难在于最后的社会阶层矛盾激化，或者是国家矛盾激化，或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激化，国家与阶层矛盾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关系，都是人们惯常采用合作竞争方式下最常见的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实际上也是一种合作竞争引致的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则是精英阶层合作竞争手段引发的对底层平民的剥夺和压迫，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抗与冲突。

三、生产资料是需要资本化还是非资本化

最近胡锦涛的讲话中，高举宪法旗帜，特别地是他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问题高调重提，这是许多年来少有的高层口径，具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如果认为维护宪法里面的社会主义原则，就足以解决问题，那是比较渺茫的。真正的私有化动力，在于中国精英阶层通过20年的努力，把国有企业推到了没有出路的绝境，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宣称社会主义的最后遗产，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有人在香港公开发表文章说，主张国企私有化和国家退出市场，就是要逆转共产党在19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
其实国有企业垮台，根本原因直到今天仍然不是经营效率低下，甚至主要不是因为宏观政策环境的恶化或者税负不公平，关键之关键乃在于1980年代开始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发展路线，结果使得国有企业的积累资产一夜之间成为生产过时和落后产品，实际上就是精英阶层的消费趣味和嗜好，取代了毛泽东时代首先解决多数人基本生存需要和基本生产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大量引进，彻底抛开了毛泽东时代全国民众“节约闹革命”的积累资产，重工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眼睁睁看着中国的上等人用轿子把洋货抬进国门，而这些即便是在晚清和民国年间也是需要洋人费力地打进来的，就这样中国的大跃进成就因为达不到精英阶层希望的“先进水平”而被彻底抛弃。而且八十年代宏观决策失误，各地同时上“短平快”项目，宏观完全失控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这个成本和巨大损失也是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率和银行的巨额呆帐上。1995年和1985年相比，全国工业企业的净产值率由36%下降到24%，考虑到垄断企业和垄断行业的高额利润，绝大多数企业实际上在亏损线上挣扎，正是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企业不可能搞好的普遍背景，导致企业经营者失去了稳定预期，结果引发了普遍的企业经营者行为短期化，这严重加速了国有企业的衰败过程。而且国有企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既不可能通过大规模收买政府官员以实现顺利的权钱结合，也就不可能在一些特殊的好赢利的行业得到照顾，比如房地产业，其实大量的国企土地却批转到了私人手里进行开发，不是国企没有开发能力和优势条件，而是不能以国企身份顺利完成权钱结合过程，因此就无法得到这一份基于自然垄断而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国企的垮台原因是深层次的，既不是经营方面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单纯的政策环境问题，没有足以解决国企重生条件的魄力和根本性逆转国家发展方向，将无法有效捍卫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在目前甚至不能为工农服务，一些国企里面工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一些最差的老板厂。这个问题乃是核心问题。中国问题之严重已经不是调整和维护的问题，恐怕是需要彻底掉头的问题。
精英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把优势地位转化为实际的利益，这种利益当然不仅仅以满足自身需要为限度，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优势地位转化方便个人控制而且可以遗传和继承的优势，那么很显然就只有一个选择：私有产权的绝对化。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要把私有产权说成是效率的关键，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把保护私有产权说成是人权的基础，而且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咒骂和妖魔化一切反对生产资料资本化的思想和实践。因为私有产权问题本来就是问题的核心和分歧的要点。

四、生产资料非资本化条件下如何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整合过程

许多人在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问题时，都无法超出自身的感受，甚至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常识出发去看问题。这也有道理毕竟毛泽东早在1950年就指望的文化革命并没有完成，换句话说，就是与中国式道路相适应的思想格局并没有建立起来，对普通中国人而言没有现成的分析框架和系统理论知识可供援引。而且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国家宏观管理视野里的问题，绝大多数人是既缺乏宏观视野，又蔑视管理学知识，许多人著名经济学家连管理学常识都不具备，就在那里高谈阔论、鸿篇巨制，这些东西既然已经以主流话语存在，特别是体现为接轨学术之后就具有了普世真理性质，当然就有市场。反观一些人在观点上有突破，确实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转换，而不是纯粹的理论认识深化，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建设的意义和迫切性不可低估。
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完全理解和认同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在感情上或者立场上不能完全认同多数人利益带来的，或者是不肯深入寻求多数人利益实现道路带来的认识误区。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强化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这是为了快速实现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的必然要求。三面红旗就是以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目标，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去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国家安全状况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并在此基础上去逐步分阶段解决民生问题，这个制度设计就是“三面红旗”，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起点。有人说毛泽东主张法西斯主义，如果不问目标仅仅局限在手段上，那么也算是有所依据：首先毛泽东确实强调强化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再加上真正能够深刻认识和体会毛泽东意图，或者愿意实现毛泽东意图的人在中共高层并不多，毛泽东具有一种必须强化个人权威“搞点个人崇拜”的不得已。
毛泽东并不是邓小平那种不愿意和别人谈心让人害怕的人，在1957-1959年，毛泽东为了在高层推广他的三面红旗，在成都、南宁、郑州、武昌、杭州、上海、北戴河、当然还有北京，召集了一系列的高级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实际上都是毛泽东主持讲课，输灌新中国必须按照三面红旗，尽可能地调动全民族的力量，把长远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把多数人利益放在少数精英阶层利益之前，来建设新中国并服务于多数人利益的发展方向。这与邓小平偏爱以频繁的官位调整，如对胡耀邦、赵紫阳（在一定意义上邓小平对江泽民也采取过一些动作，不过没有做绝）所做的那样，拒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教育，仅仅依靠动辄要别人下台来简单地控制国家方向的管理方法相比，应该如实承认其中的巨大差别。
考察国家政治问题至少需要三个层次的视野：一是政治乃是着眼于处理公共事务和整体利益，这是政治的目标和目的所在；二是政治以权力为核心，以维护设定的利益格局为手段去引导和规制人们的行为，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这是政治的功能和操作程序所在；三是政治是普通的个人在主持的，必然地带有个人的烙印，这是政治无法超脱与整体利益取向相乖离的个人色彩和局限性所在。如果去掉政治的功能和目标，那么无论无论怎么受人欢迎的好政治体制，也都是一些人在那里为寻求权力而进行勾心斗角。如果把三者结合起来看，那么即使精英主义政治，也需要特定的个人，才具有独特的代表性；而平民主义政治路线因为违背精英阶层的短期利益最大化方向，注定存在一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因能够突破自身狭隘的利益局限的精英阶层人士毕竟是少的。而且如果不是一种特殊的革命场景，毛泽东即使存在，在今天的政治权力格局中根本就不可能到达他曾经处在的位置，具备他曾经具备的影响力，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喊一喊“毛主席万岁”或者“搞点个人崇拜”，确实是因为捍卫多数人利益的人，太难得到达那个位置。
应该说三面红旗在两个方面都不利于官僚精英群体，一是加重了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毕竟需要他们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才能更好地动员民众力量建设新国家，特别是新中国一穷二白，可供支配的剩余物质资源极其有限，党员干部如果不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甚至就不能很好完成领导群众的职能；二是发展方向的平民化，不容许把多数人抛弃在发展的受益范围之外，那么就明显推迟了精英阶层即时的生活水平，以及必然地要降低精英阶层所能够实现富裕程度。这两者在知识精英群体里面表现得极其明显，如季羡林在1980年代就深情地回忆起他在民国初年的月薪可以购买多数猪肉多少小米，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工人农民与知识精英群体之间，在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精英阶层是以在当前水平下，如果搞社会分化，精英阶层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高度，他们的结论是本应该实现结果却没有达到，毛泽东就是那个绊脚石；而工人农民却比旧社会具有更好的生活水准和一份相对有效的低水平生活保障，这个在从前是无法指望到的，这一点他们也当然要感谢毛泽东。政治立场确实就是这样忠实地反映人们的利益和经济意愿。对知识精英群体来说，至关重要的职业利益---话语权---还牵扯到的所谓言论自由问题，对工人农民而言是没有感觉的。在那个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人的需求层次是由低到高逐次成为问题的，对于工人农民而言，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安全需要”“生存需要”层次，而这正是毛泽东时代所全力以赴在处理的，知识精英群体要求的言论自由还没有排上普通工农的议事日程。
知识精英群体当然不是仅仅要求话语权自由那么简单，而是要求按照自己的需要实现“知识资本化”---就是以建立思想格局为武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点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和极端鄙视的（如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依赖“五张皮”过活的判断），显然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具有两项内容的：一是反对权力资本化、二是反对知识资本化。文革是集中力量用于解决权力资本化问题，但是毛泽东没有承诺不会接着解决知识资本化的问题（“文化革命”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毕竟社会经济分化主要是由生产资料资本化、权力资本化和知识资本化共同制造的，公有制解决了生产资料资本化的问题，继续革命就是要继续解决后两个问题。
就整体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不利于精英阶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都没有判断错误，而且批毛从三面红旗开始，时间也把握得很好，以继续革命为最重要关节，要点也把握得不错。但是毛泽东确实也是代表精英阶层的长远利益的，这一点恐怕要到他们受到惨重打击才能认识到，或者才会愿意承认，毕竟毛泽东体会到这一点是从战争年代开始的，如果精英阶层不能够自觉实现与底层群体的根本利益协调，将会招致革命，导致精英阶层整体覆灭，而这一点尤其为多数知识精英群体所忌讳。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是一场哀兵奋起的搏斗，而且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在这一场伟大的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革命中，为革命支付成本和牺牲的主要是底层群众，精英阶层并没有受到“天街踏尽公卿骨”那样的报应。鲁迅先生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头，结果却只有一小块。”因为在中国革命中没有惨痛经历，因此中国的精英阶层在革命后显然也就没有得到相应的教训。
中国的精英阶层更象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贵族老爷，法国农民在法国大革命后评论那些贵族老爷，说他们是“什么也没忘记，什么也没学会。”佩里-安得森今年7月在北京的一个小型报告会上说“我不知道1940年代发生的那一场伟大中国革命的思想遗产，今天还留下多少？”我听到这句话时，当时内心的震撼简直无法形容，也有许多其他的人参加了那一次报告会，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
非常具有对照意义的是：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的思想遗产开始，来阐发他的建设与管理新中国的主张的，而今天的精英主义者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三面红旗开始，再回到清算中国革命的思想遗产的，最后他们声言中国革命完全是坏了他们的好事，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李慎之则说“革命压倒民主”。

五、生产资料非资本化之后怎么办

继续革命和文革的指导思想，直接承接中国革命的思想遗产。毛泽东说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搏斗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对象被认定是三座大山---帝官封；而在1963-1964年的中苏论战中发展起来的反修防修理论，针对的就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驳的就是“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继续革命虽然在内涵上与反修防修有区别，但是在现实中却是针对同一个问题、同一种趋势---官僚精英群体与平民阶层矛盾激化的趋势。在所针对的社会现实中，继续革命理论和反修防修理论是同一回事情。而且根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书披露：这个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王稼祥等人在表面上同意并一致通过的，他们讨论一致通过之后，才写成九评公开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署名发表的，在这个期间特别是小平同志表现得尤其好，还得到毛泽东的夸奖说他“能反修、会反修”。1981年主持起草决议的胡乔木，不仅彻底否定了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理论，而且把这个典型的“共同智慧之结晶”全部说成毛泽东的个人成绩，等到1980年代末期胡乔木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又重新发现一个真理“今天中国的问题，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问题。”
但是如果因此说刘少奇邓小平与毛泽东没有路线分歧，那未免有点儿过于天真或者说是轻率。文革开始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周泉缨（保守派四一四派理论家，与蒯大富直接对立）就贴出大字报说刘少奇王光美跟毛泽东对着干。四清本来是要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刘少奇却说成是四个交叉，由于时间距离的原因，在理论上也许对四个交叉感到难以索解，但是还原到现实就非常具体了，湖北省委根据刘少奇在武汉的讲话精神，传达下去的按照四个交叉的政策操作指向和四清运动方针就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所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去打以下级干部、群众、历史乃至现行反革命为对象的歼灭战。而毛泽东却认为问题和根子都在干部，不能依靠打击下级和群众来解决问题，二十三条针锋相对地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分歧如此清晰以至于清华大学的学生都已经把握到了。相比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区别，刘少奇要求下级和群众承担国家和社会管理失效的成本，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管理目标，个人有必要把自身工具化（就是“驯服工具论”）；毛泽东的主张刚刚好是反过来，要求充分发挥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国家管理不好需要承担责任只能首先是管理者。人世间在政策设计基础上的差别，不可能有比这两种主张差别更大的选择。
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的主导思想就是两条腿：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前者指出的是新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发展什么以及发展为谁，就是如何以及为谁来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后者是如何管理中国以及管理中国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合起来就是建设和管理新中国将依靠谁、为了谁、警惕和反对谁的问题，毛泽东向来旗帜鲜明，说就是要争取95%的多数，抑制少数人的特权膨胀。毛泽东主张强化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这是推行三面红旗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更加注意解决执掌国家机器的官僚精英群体的素质和队伍建设问题（这是继续革命的应有之义），按照江泽民的说法，就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在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问题上，毛泽东在文革中是对普通民众无条件给予发言权（就是四大），并通过组织新的三结合政权形式在政权和决策核心圈子里引入群众代表。这个创造性的决定背后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精英阶层是整体化的，或者按照农民的说法必定是“官官相护”，他们将不可能解决自身的问题，民间传说江主席金口玉言说“真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这其实正如中国精英阶层在晚清到民国长达100多年的历史里，只是龟缩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安心做走狗一样，中国精英阶层在革命和建设年代，都不能自觉地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并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精英阶层的通病---“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非常不幸的是，最近20年来，中国精英阶层（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又在以行为和言说再一次证实这个不幸的结论。毛泽东指出中国精英阶层的正确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或者是群众路线。而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所苦心营造的思想格局，如果不能超脱狭隘的精英主义视野和立场，抛弃这一具有决定性的第三世界精英阶层自身的实际特性，就是一文不值的。这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落脚点，如果足以从根本上颠覆之，精英阶层必定就有高招，足以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遗憾的是无论援引多么高妙深奥的理论，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现实：中国社会矛盾自动地走向激化而精英阶层则希望更进一步走极端。我个人是在19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中，开始认识到自己确实没有毛泽东看的透彻，也没有比毛泽东更高明的见解。
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不是思想理论问题，而是现实困难，毛泽东的全部难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让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这个难题对今天的精英阶层一样存在，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精英主义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而他们作为第三世界的精英群体又没有能力，把内部矛盾对外转嫁从而使得国内矛盾得到缓和，相反他们却期望迅速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接轨，快速实现现代化，这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抛弃多数人的利益，抛弃长远利益目标和整体利益目标，以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实现少数人的独自现代化，这样一来他们必然地激化了国内阶层矛盾，使得他们甚至无法保持基本的民族气节和立场，他们一些人已经公开地表述反对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调子（例如时殷宏、茅于轼这样一些先生就在公开鼓吹），实际上也是国内阶层矛盾超过民族矛盾之后，中国精英阶层的必然甚至是唯一选择意愿，慈禧太后和蒋介石就是这样制定“宁与友邦”和“攘外必先安其内”政策的。
非常清楚，中国精英阶层不仅没有能力把国内矛盾对外转嫁，还常常成为把外部矛盾引进来成为激化国内矛盾的帮手，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精英阶层的共同特点。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精英阶层不能在行为习惯和思想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或者洗心革面，那么他们将永远处在与多数人利益直接对立的地位上，并且成为一个主导社会矛盾迅速走向激化的群体，成为破坏国家管理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十足祸害，这已经为慈禧太后、蒋介石集团和今天的主流精英群体所证实。毛泽东难题的背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命题：中国精英群体如果不实现自身的变革，就注定要成为破坏性的力量。
说毛泽东要改变普遍的人性乃是一种诡辩，毛泽东早就说过一些人本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消失不见了。毛泽东确实希望进行一项针对精英群体的改造工程，目的也并不是要他们做到毫不利己，而是要他们能够自觉地把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保有一点优势但是必须放弃走极端的倾向，这就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明确针对性所在，实际上也是注解了孔夫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含义，只有精英阶层的品德问题才足以在根本上激化社会矛盾，使社会陷入混乱并决定性地引发革命，普通老百姓的失德行为则没有这样的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解决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作为对象的根本原因。然而毛泽东终于没有成功。由于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做过长期不懈努力，“让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这一国家和社会管理上的根本问题，可以命名为“毛泽东难题”。

六、民主政治有效的前提和民主迷信

许多人喜欢把毛泽东称为理想家或者诗人，真实涵义都是毛泽东不切实际，耽于空想。然而这些鼓吹代议制民主的人才是真正的空想家，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笑话不过是超英赶美，而这些人实际上梦想的却是统治全世界，把全球资源份额的大部分归中国使用，否则中国将不可能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实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就不可能在中国造就普遍富裕和发达，就不能实现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从而使得精英阶层失去走极端的机会，使得平民阶层能够完成自组织过程增强谈判地位，使得整个社会阶层力量对比足以维持一个“游戏规则”，而这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全部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民主和法治的相对有效，仅仅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而且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覆盖面扩大也是发生在工业革命深化之后的事情。
目前中国法律规定的利益界线，不反映社会实际的阶层力量对比，精英阶层掌握绝大部分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有能力把利益边界外推至侵害工人农民生存利益的地步，而工人农民却没有能力给予有效的反制和监督，这才是为什么违法乱纪行为猖獗的根本原因。中国知识精英群体鼓吹私有化、经济人等等，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思想格局，从而有利于少数组织程度高的精英阶层，放手剥夺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为这种行为提供合法性辩护，把这种行为说成是普遍人性或者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
在中国没有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力量均衡的条件下，代议制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要合法地取消平民阶层的发言权，合法地把精英阶层整体化，合法地排斥阶层的对流，换言之，就是要把少数人的优势地位在政治上合法化和固定化。政治权力存在的必要性永远是要处理共同利益和公共事务，如果没有选举程序上的合法化，就必须维持施政上的合法，只要共产党政权不是全民选举产生的，就永远不敢抛弃施政上的合法性---宣称自己为多数人利益服务并代表多数人利益，相反如果哪一天共产党真的接受普选制，施政合法就有可能被抛弃，那样彻底的修宪就是可能的，厉以宁之流不过是白痴而已，反过来如果共产党高层竟然听信厉以宁之流的高见，那他们就是白痴了，目前看起来中国的极右派基本上是白痴，政府官员好象要高明一点。目前的政府政策已经没有继续对民众不利的操作空间，如果政府坚持把彻底的私有化大规模进行下去，那么让多数人认识毛泽东思想价值的悲剧时代就要开始了。目前来看胡锦涛关于艰苦奋斗的讲话，似乎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初稿
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