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民革命战争的经验为基础去想象世界格局和国家安全——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回顾

作者：老田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557

在美军航母逼近黄海时回顾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作者：老田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

在过去六十年里，中国人想象世界格局的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毛时代，第一代革命家仍然是掌舵人，对于世界及其格局演化的想象明显与革命年代的军事对抗经验有着延续性。现在则反过来，想象世界的方式回到五四之前——简单地抄袭西方人的看世界图示。前五四时期中国人学习西方，是希望把中国的政府组织模式和能力提高到足以在竞争世界中间自存，而后文革时代的学习西方是要瓦解中国曾经的社会团结并放弃对外竞争目标和最低利益防护，这是主流学界放弃社会责任的堕落表现。

毛泽东看待世界格局的图示中间，有多个方面的认识论来源：首先是从近代史中间提炼出来的问题意识——不能抄袭列强的社会制度模式和军事竞争方式，作为弱势博弈者必须采取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其次是绝不幻想列强的“善意对待中国”，而且选择支付较高的安全成本并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竞争方略中间，毛泽东在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重视无形实力的提升，由此主张要反对管理的常规路线，坚持最小化强制性管理手段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朝鲜战争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国际竞争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检验。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表现，激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管理层蜕变的社会学认识（修正主义代表高薪阶层），由此开始了中苏论战和国内反修（具体部署是四清和文革）；文革期间对党史梳理中间提出“路线斗争史”的中心线索，直接把管理层对扁平化管理的排斥这样一种“右翼激进主义”作为优先对待的问题；在1970年代早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改善、内部文革濒于崩溃时期，再次把统治阶级的蜕变问题作为对外竞争的关节点问题提出来，这是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背景。正是在三个世界理论中间，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已经丧失了作为标准的意义，改而突出出来的是统治阶级的蜕变和弱势博弈者方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中国作为旧殖民主义政策最大受害者的近代史经历

近代史上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战争失败不仅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列强在“战争胜利”后所勒索的战争赔款数量也十分惊人，各种估计中间“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最低者为10余亿两，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1]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16年的财政收入总和。如果对照1860年英国纺织行业的总资本数量8200万英镑（其中机器部分约5300万英镑）、全部制造业总资本数量1.56亿英镑（约6亿两白银）的数字，[2]就能够更为具体地理解这一榨取的力度。

除了毫无补偿的“赔款”这样一种榨取方式之外，有补偿的“鸦片贸易”也是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交易”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输入中国的鸦片是“十九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镑关锐。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3]

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大量的鸦片销售对其余工农业产品的“市场挤出效果”也很明显，这无疑压缩了其他产品的市场容量：“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止，鸦片一直是中国进以商品中最为重要的项目，每年进口价值在3000万至4000万关两之间。此后，棉货类的进口值才超过了鸦片。”[4]

如果说短期的损失和有形的生命和财富损失还能够统计的话，列强损害中国一切建设性力量的成长，防止有抱负的那部分精英掌权，有能力灭绝一切建设性的政权和组织力量的成长过程（哪怕是国民党这种建设性远远不足的政治实体也在列强的反对之列，1913年以“五国大借款”支持北洋军阀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无形的长期损失就难于估计了。在近代中国，无论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努力还是发展经济的努力，都与列强在中国追求的短期利益目标相反，这样，列强就始终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建设的破坏性力量而存在。英法对于奥斯曼帝国则是惟恐其太弱不足以抵挡俄罗斯的压力，对于中国政府却惟恐其太强以至于不愿完全服从列强的意志，因此，列强相约在中国扶持最腐朽堕落的势力：

“英国之所以在签订《巴尔塔里曼尼条约》和《南京条约》时对奥斯曼和中国区别对待，就是出于这一同样的‘有趣的规则’。如前所述，尽管两个条约存在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巩固英国的亚洲主宰权方面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是要强化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而后者是要削弱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二十年后，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已经足够虚弱，很久以来奥斯曼帝国可以为英国做的，它也可以做了。”“简言之，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中国与30年代后期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英国霸权之下的西方列强在选择中具有明显的偏好，它们宁愿与亚洲分崩离析的旧制度为伍。和它们打交道，也不愿与新生的民族主义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与西方的理性化相反，英国与中国的战争，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与非西方世界的政府和民族的战争，其目的都不是为了尊重对方主权、建立互惠的商业交往环境，相反，它要强加给中国和非西方世界的是政治上的附庸关系，这与各国平等和国家主权的西方理念格格不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与衰微的旧制度为伍显然比与民族主义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更为安全。”[5]

列强要在另外一个国家遂行扩张与榨取的目标，这远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能在考虑了被侵略者的反抗能力，计算了侵略者所愿意付出的侵略成本数量之后，才能完整地理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问题。保罗·巴兰在比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时期的差别待遇之后指出：因为日本地狭民贫，没有多少可供列强榨取的经济资源，也不能提供产品销售市场，所以，列强也就相应降低其愿意承担的“侵略成本”数量，这是日本轻易挣脱殖民化链条的关键；而印度则由于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国系统而长期的掠夺。[6]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可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就更为可观，中国1820年GDP数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列强“经营中国”的意愿格外强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后来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动力所在。国防经济学中间区别了普通的经济行为和冲突行为的分析工具之不同：

“交易理论和冲突理论构成了经济学分析的两个平等的分支。第一个分主建立在合同和相互获益的基础上，第二个分支建立在争夺不对称优势的基础之上。”共同获益于争夺不对称优势显然是不同的，但两者之间还有三个共同点：“在决策者层次上最大化必须遵从资源约束；在总量层次上均衡决定是平衡和综合这些独立的私人决策；在生产的一般过程中资源投入转化为期望产品。”“冲突理论引用交战和斗争的技术，在此过程中，投入由双方的斗争性努力构成，而产生的‘产出’则是以资源和收入的最后配置形式。”[7]

因此，侵略的成功，还要联系反侵略的无效，才能完整地理解这一特殊的“产出”。晚清政权的无能使其凝聚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无法筹措足够的反抗成本去对抗列强，这就更加改善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效果-费用比率，鼓励了列强付出更大的侵略努力，来改造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来满足其榨取目标。可资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很大，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这种近代史困境被鲁迅用一个通俗的比喻解释得淋漓尽致：“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8]

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瓜分非洲问题上达成了稳定协议，英国在印度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是，列强在中国只能寻求不稳定的势力范围，这种“不稳定性”占有状态助长了短期化行为——列强并不把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剥削的目标，而热衷于在短期内尽可能实现最大的利益榨取，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差别待遇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但禁止在印度销售，要全部贩卖到中国来卖。英国在印度的行为，显然意味着把印度作为一项“长期资产”而加以经营利用，对中国的榨取行为，则明显不作长期打算。所以，仅仅概括列强在世界各地扩张中间的“常规模式”，尚不足以理解中国在近代史上的遭遇。

正是列强这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使得“冲突性”的分析工具更为有效，毛泽东的“帝国主义概念”，利益“不兼容程度”也是最高的，其内涵与列强对中国的“短期榨取”目标相一致，这就使得“阶级矛盾对抗性”的分析工具更为有效，这就足以支持 “零和性质”的“矛盾冲突分析”。又由于在列强侵略中国一百多年中间，中国遭遇到数量惊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损失的数量客观上界定了人们愿意接受的为避免损失而支付的成本数量，较高的风险总是会提高支付高额“保险费”的意愿。从中国近代史遭遇的损害看，必然会在中国产生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国防和安全成本支付意愿，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安全和发展战略”就是此种意愿的具体化。从列强与中国的交往经验中间，毛泽东还从中提炼出一个“先生打学生”的基本结论：简单跟随西方的制度是不可能在博弈中间获胜的，换言之，按照列强的制度模式去支付安全成本是不合算的，这就需要在列强已有政治经济制度模式之外去寻找博弈方法，毛泽东这种另类思考后来得到国共军事竞争经验的强化。这是毛泽东与过去和今天主流学界的思考路径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分叉。

在自主安全成本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由于中国国土和人口的巨大规模，在采用有效的动员模式之后，有能力支付的巨大的安全成本而无须仰赖外人的善意和恩赐。与此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不够大，以中国经验外推时容易忽略这个关键的区别，相当多的小国是没有能力自外于国际市场而求得经济发展的，也不能筹集足够对抗大国干预的成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形成的低成本政权经验，未能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实际上在中国也未能长期坚持下来，文革后被刻意放弃），而市场化和科层化这两种“正规化的方式”在穷困经济体中间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这就妨碍不发达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动员，结果出现一种结构性的缺陷为列强所趁，在战后建立起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秩序，也导致第三世界理论中间所隐含的趋势预测过度乐观，后来也没有实现。

二、朝鲜战争中间中美看世界图示中的范式冲突——安全成本支付意愿与威慑信用的确立

对于外部帝国主义自愿放弃侵略政策，毛泽东基本上不持幻想，认为其肯定要依仗经济技术优势追求不正当利益的，所以，在提到“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时，毛泽东说：“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9]

既然有了压迫和剥削，就必然地引导矛盾对抗的另一方出场，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对生命财产的损害越大，就必然带来反抗意愿的上升，从而，受压迫民众投入反侵略战争的心理成本就越高。愿意为极端野蛮的帝国主义侵略而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这个认识超越了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分野，秋瑾就曾经有这样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经验的总结就更为具体，他说：“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10]抄袭列强的组织模式和社会制度，还不足以应付其侵略，那么就进行制度和组织上创新：“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11]

既然对帝国主义不持有任何“道义幻想”并指望其自动改过，显然，制止侵略的关键就完全依托于反侵略力量的集结和使用，这只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够强大，最终使得帝国主义政策得不偿失的时候，侵略政策才会终止。这就提出了反侵略战争的成功条件，他1965年对斯诺说：“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12]为了让美军来了没有很大的搞头，战争准备的设想还必须贯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中间去，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间，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13]这种思路其实就是国际关系的“威慑”思路，按照学者们的总结，假定现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战争之前，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者所冒的风险大于收益。基辛格认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个方面的评估等三方面的结合，而且，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和。如果任何一个因素是零，威慑就会失效。[14]

中国安全态势的短期目标是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而长期目标的达成则需要整个世界力量对比的根本转换和平衡——特别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力量平衡。对于一个长期受到侵略战争威胁的国度而言，达成短期安全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这对于侵略者而言，则意味着要让其在战争和冲突现实中间领略到：侵略中国的成本远高于可预期的收益。用规范的国防经济学语言表述就是：“为了震慑对手，报复的有效性和将要诉诸武力的可信度这二者都是必需的。”[15]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谢林把博弈论应用于分析战略威慑，非常重视威信的信用，得出的结论是：“威慑涉及武力的潜在使用，而非实际使用；威慑是为了警告并说服潜在敌人，只有避免某些举动才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一个成功的威胁就是不需要付诸实施的威胁；……大多数威胁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实施威胁。”[16]在中国正式派遣志愿军入朝之前，周总理曾经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两次警告美国不要过三八线，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7]第二次则是十月三日凌晨周恩来透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8]这两次威慑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威胁”付诸实施，这个成本当然就很高了。

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是中国所追求的短期目标；而一个更为公正和平等的世界格局（“环球同此凉热”），则是长期目标。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资源的投入，作为毛泽东“斗争哲学”思想的一个部分，他是从不回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说从不幻想“搭便车”以把安全成本转嫁给别国。这个思路如果结合近代史经验来理解，就很容易看到侵略造成的巨大损害极大地提高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愿，同时，共产党的组织经验又使得易于确立追求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的战争胜利，有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愿，有了劣势博弈者的制胜方略，才有那种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还要选择不利时机的出击战略。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竞争意志是不可能欺骗对手的，一个国家愿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数字，就是基辛格所说的“使用实力的意志”，这可以视为竞争意志强弱的合理标示，绝对不能是零。这似乎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看法，而各民主党派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联合发表的联合宣言中间，也预设了这个判断——只有在支付了足够的安全成本之后才会有制止侵略的可能：“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19]

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间，付出了伤亡36万余人、开支战费62亿元、消耗物资560万吨的代价。而美国则在侵朝战争中付出了近40万人员伤亡（连同其他国家和南朝鲜军队共伤亡109万人）、830余亿美元战费开支和7300万吨物资消耗的巨大代价，最终却不得不罢手求和，与朝中方面签订停战协定。这无疑是出乎美国的意料的。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他说：“联合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20]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力量的经验之后才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在与美国交手以及后来的谈判过程中间，毛泽东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21]民间谚语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没有对于侵略者的有效打击，就不可能终止侵略者的侵略意愿。支付完抗美援朝战争的抵抗成本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彭德怀在总结朝鲜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正是这么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22]这是一种成功地建立起“威慑信用”之后志得意满的说辞。

毛泽东在与同乡周世钊的谈话中间，曾经用很通俗的民间谚语表述了谢林用博弈论叙述的那个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有一句民间谚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用以转喻国家竞争关系也很贴切。如果能够解决那个最大的“贼”、最有力的一拳，显然威慑信用的效果就就越好。由于美国军事力量为世界最强，中国打败美军所建立起来的威慑信用，对全球任何国家都适用，就中国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的目标而言，选定美国作对手其效果最为理想。以毛泽东建立威慑信用的“大算盘”而言，与战术上的合理介入有着完全不同的估价，美国军官查尔斯·威洛比则说：“大部分中共军队都没有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斗的有效经验。此外，他们的训练也想原来的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缺乏统一的装备和弹药供应无保障而大受阻碍。”而且“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23]但是如果从“以战止战”的战略方向看，在战术意义上正确的判断确如威洛比所言，但是战略上就未必正确，中国志愿军从鸭绿江边上开始出击，并把拥有优势装备的美军赶回三八线，这样一场较量所建立的“威慑信用”要比在最合适的介入时机下的战争，有效程度要高许多。而且，在停战谈判中间，毛泽东从不企图“见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军的全部优势都有机会发挥，肯于坐下来谈和平的那个最后时刻。不贪小便宜，是因为对战争目标的追求不一样，毛泽东想要通过一场艰苦的战争来证明：“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24]

对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后来做了一个收益评估：“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只有从威慑信用的长期效果看，才能说“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25]威慑信用的有效性与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后来针对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的事实，外交部长陈毅竟然发表谈话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26]

美国长期宣称重点放置在欧洲，但是却把大量的军事力量投放在中国周边国家打了两场局部战争，这个事实本身是有理论意义的：美国决策者能够看到有形实力但是盲视无形实力。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无形实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实力不足的劣势，认定“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而在美国那种更为正规的看世界图示中间，以“铁”为主要原料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有形实力——则是决定一切的，所以，美国在欧洲遇到苏联的坦克集群时，能够恰当地约束自己避免热战爆发——这是美国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力，也是美国人按照自己的经验不会出现重大误判的场合，所以，双方的威慑信用都能够为对方所理解和接受，从而避免了最终把威慑付诸实施的高成本。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美国看不到依据有形实力标准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慑，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国内爆发麦卡锡运动——要在美国内部找出“丢失中国”的内奸（东欧也“丢失”了但并没有激起相应的麦卡锡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一种有根有据的利益损益计算依据——美国有那么多先进武器足以改变中国内战的力量对比却没有输送给蒋介石，麦卡锡虽然一个孤立的个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国决策层中间一个通行的力量对比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在苏联的有形实力面前就没有出过错，对于东欧的“沦陷”美国只能绝望，不得不接受了东欧国家脱出可榨取“国家利益”的范围。麦卡锡运动之间对“丢失中国”所损失的“国家利益”，则持一种不甘心的态度，这种不甘心态度是以有形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为依据的。美国在面对亚洲的前工业化国家则拥有庞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潜在利益损益的估算，所以轻于作出在朝鲜和越南扩大军事力量投放的决策，结果两次遭遇失败，一些研究文献把美军在朝鲜的失败归结为某个或者某几个美国政治人物的疏忽，这是片面的结论，在美国政治决策人物头脑里强行输入毛泽东的“无形实力”标准之前，美国必然会依据有形实力现实而反复选择战争决策的，美国后来再次高调投入越南战争就验证了这一点。反过来，正是依据无形实力标准，在美国大量派兵进入越南之前，毛泽东已经于1965年年初就提前预言了美军必然失败。

在威慑信用的建设与接受过程中间，意味着是否在有形实力标准之外，考虑无形实力标准，这对于低成本维护世界和平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而且，还必须要美国这个极其傲慢的黑帮老大领会了无形实力的作用之后，低成本建设起来的威慑信用才会有效。中国与朝鲜、越南人民在两场局部战争中间所付出的牺牲，确实开创了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方面的新局面——强迫美国统治阶级接受他们曾经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的无形实力标准。从全球竞争中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看，威慑信用的有效性，还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列强政府决策人部分地把握到无形实力的作用，这才会在他们的认知和评估中间部分破除对有形实力迷信。

在毛泽东看来，依据过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为此，解决国家安全愿意支付的成本上限很高。再加上共产党革命年代积累起来的提升“无形实力”的竞争方略，在国际竞争中间一样有效，这就使得中国无需仰赖外国的“善意”而确立起独立自主的安全战略，无论这个外国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是一样。1959年毛泽东为此拒绝赫鲁晓夫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合作建议，1973年为此批评周总理未能识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这就与那些一心想要对外转嫁国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鲜明的相比，独立自主安全战略意味着傻帽——在能够占便宜的时候也拒绝占便宜。实际上，无论是苏联的“便宜”还是美国的“便宜”都不是那么好“占”的，斯大林在二战之前就曾经牺牲邻国建设自己的“东方战线”，而赫鲁晓夫就走得更远了，根据刘晓回忆1955年赫鲁晓夫就曾经游说阿登纳对付中国：

在阿登纳1955年访苏时，赫鲁晓夫在花园与阿登纳散步时，突然地向阿登纳谈到“赤色中国”，把中国说成是对苏的最大的问题。赫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求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对付“赤色中国”吧。赫还犹豫地补充说，还要对付美国人。这个要求帮助的请求，在阿登纳逗留莫斯科期问，赫鲁晓夫曾向阿登纳提过3次之多。从这一插曲，说明赫鲁晓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想改变苏对全球的战略方针。[27]

既然没有了转嫁安全成本的短期的聪明策略，那么，实质上的利害关系一致或者不一致就成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了。在毛泽东想象的世界格局中间，美帝被假定为一个以炮舰政策为依托的剥削者，很注重其与旧殖民主义相同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其依托市场优势进行和平剥削的一面，未能较好地注意到美帝和英法的区别。这种认识与美帝二战后继续在中国周边执行战争政策，在拉美实施则实施和平剥削的手段。过度关注美国与旧殖民主义相似的方面，显然也是与共产党人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娴熟的军事竞争眼光有关。美国教授施拉姆多少看到了这一点：“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倾向，已经走向极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欧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理解和误解亚洲的世纪。”[28]

库恩的“范式革命”概念已经被用得很滥了，在国际关系领域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中间，对于估量形势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约”的情况确实是非常普遍的。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冲突的利益和力量对比转变，在内外竞争中间作为弱势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视有形实力之外的无形实力方面，并把这个方面上升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反过来，美国人则格外强调有形实力的对比关系，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间甚至提出“海空优势补偿”要求。其实，这种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框架来估量形势，并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别人的看法，这中间的区别由来已久，常常是矛盾和冲突升级的重大原因。谢伟思记录了中国内战时期，那些美国科班出身的高级将官在评定军事竞争力量时的心态和逻辑：

回想起来，看来很明显，魏德迈等人都受到正规的美国军事思想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正确评价象中国共产党军队那样高度不正规的人民游击部队的力量。谢伟思的报告坚定地强调中共的政治力量，强调共产党人的社会、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力量的基础，强调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魏德迈并不信服。对他来说，美国那时正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向国民党军队倾注的成千上万吨的供给，无疑才是军事力量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因而他无视谢伟思和其他人的报告：“我觉得更有资格对军事战术和技术的运用作出判断。因此，当我的政治顾问提出一种军事性质的建议时，我特别不受他们的影响。”[29]

三、弱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作为一个分析方法的“反修”视野

冯友兰看到了军事战略与矛盾分析之间的表里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前者发表于1936年12月，后者发表于1937年8月。就发表时间说，前者早于后者八个月，但不能说《矛盾论》中那两个要点只是毛泽东在这八个月中才发现的；只能说毛泽东在1936年前后的几年之间，就已形成这一套思想。他先用军事学的形式把它发表出来，那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又用哲学的形式发表出来，那就是《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互相发明、互为表里。”[30]冯友兰这个看法很准确，毛泽东自己曾经告诉斯诺，《矛盾论》就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31]而写出来的。

在矛盾论中间，选用了一对新的分析范畴——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一对范畴马恩列斯都没有用过，这一对范畴之提出，不是要在方法论世界观维度别处心裁标新立异，而是毛泽东从革命阵线的军事力量对比和竞争实力不同的现实中间提炼出来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国革命战争期间就意味着拥有力量优势的统治阶级一方（在国际上意味着拥有经济技术优势的帝国主义列强），而次要方面则对应着力量劣势的革命阵营（在国际上则意味着第三世界）。在1964年毛泽东曾经总结过自己的“土哲学”，并批评了那些书本哲学家的不足：“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甚至，毛还以自己的“土哲学”为依据，重新提出一个理解马克思的独特角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说资本家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32]这样，毛泽东就把革命战争期间的军事竞争与和平年代的阶层利益博弈，都纳入到同一个冲突分析框架之内了。

按照矛盾的两个方面理论，主要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强势博弈者决定博弈的性质和方式，而次要方面没有主导作用，对于威慑信用建设而言，是否有效是要依照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认识来界定的，在朝鲜和越南美国的侵略意图遭遇到失败，在付出侵略成本之后没有取得相应的收益，带来一种新的利益预期：即便是以有形实力绝对优势的美军对付武器落后的共产党游击队也是没有希望的，因此，美国在受到两次教训之后才勉强接受了有形实力不见得绝对有效的教训。反过来，国内有人认为“三和一少”可以降低冲突烈度，是错误地把赋予次要方面以主导作用，误以为弱势博弈者决定博弈的方式和烈度，这是以熟人相处的常识代替无情的竞争；在毛泽东看来，次要方面只能选择性地应对，“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公式，表述的是次要方面不放弃博弈的唯一应对方式。所以，“斗争求团结”过程中间所付出的成本，在毛泽东看来是无法避免的，在那些主张“三和一少”的人看来，是可以避免的。

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相对关系，可以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看法相对照：“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中基本的持续起作用的要素是国际体系结构。结构有两大组成部分：即作为国际体系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无政府状态原则和国家之间的能力分布状况。在这种体系中，各个单位本质上相同，没有差别（如追求权势、利益）。因此，国家行为从根本上不取决于内部属性而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沃尔兹语），或者说国家本质上是位置性的（格里科语）。”[33]与毛泽东的分析方法相比，相对位置的认识上有一致性，但是，各个单位本质上相同则有疑问，因为各个国家的实力强弱不同，追求利益的边界和方式就不一样，这其中有攻有守，有主有从，而且弱势博弈者必须要追求不同的力量运用方式和内部力量整合方式。

毛泽东强调弱国可以战胜强国的侵略，前提是弱国要能够在无形实力方面取得超越强国的成绩，这是劣势竞争方略的两个关键。在今天中国的主流学界中间，简单抄袭强国的看世界图示及其竞争方略成为一个根本性短腿，学术的所谓“与世界一流水平接轨”变成了一种主流学者的“脑残”状态，秦亚青对此有一个明晰的总结：中国主流学术界中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最大比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没有形成体系。”“原创性理论的缺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明显问题。”[34]但更为关键的是：缺乏最起码的竞争问题意识及其对于有形实力对比的依赖性关系的认识。

毛在军事战略战术上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因为矛盾的不同方面之力量对比不同，这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竞争方略，弱势竞争者必须有不同于强势竞争者的博弈对策。借助克莱因国力方程，可以较为明晰地揭示毛所主张的竞争方略中间所隐含的结论和预设，克莱因国力方程表示如下：

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包括GNP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战略打击能力和常规军事力量。克莱因认为“战略意图”的最高值是1，多数国家的的战略意图是自卫和保护性的，评分居中为0.5分，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历史久远，则大于0.5分，战略目标模糊或者摇摆不定，则低于0.5分。克莱因把“战略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约占33%，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34%，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33%。[35]

在克莱因国力方程中间，第一个括号里面的三项涉及人力物力资源等经济和技术要素，这构成竞争力量中间的有形实力部分，第二个括号里面的两项实质上是力量运用的程度，这构成竞争的无形实力。这样，总的竞争实力等于有形实力与无形实力之乘积。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的说法过于抽象，也有静止和缺乏变化的不足，可以稍加改造之后，归结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个方面。而作为有形实力不足的弱势竞争者，制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够把有形实力提升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要取决于无形实力的系数关系，这个公式就可以改写为：

竞争力量＝（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竞争意志＋组织程度）

对于提升无形实力，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弱势竞争者一开始就应该选择出局，而是有着胜利的希望，关键就还有无形实力优提升的文章可以做：“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36]这个看法延续了《论持久战》中间的认识：“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在中国革命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平民革命始终是力量弱势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坦克”装备的敌人，就不能不在无形实力方面设法，这就限定了竞争方略的选择：弱势博弈者必须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胜过对手，有形实力不足要以更高的无形力量（更高昂的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水平）的优势来弥补。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大于国民党军，这才是共产党战胜强敌的关键所在。而有形实力劣势一方要选择特殊的、不同于强者的别种竞争方略，者是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后来想象世界格局的经验维度。

竞争意志的磨砺和提升，与强势博弈者采取不正义的剥削和压迫措施紧密相关，这是无形实力提升的第一个重要方面，被毛泽东看作一种必须的“精神条件”，而这个精神条件也是强势博弈者给预备好的：“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37]“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38]

毛泽东曾经不无遗憾地指出：“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39]1963年他回答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如果人民不觉悟怎么办”的问题时说：“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40]

帝国主义列强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除了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这样的对抗方式之外，还是锤炼弱国民众竞争意志的“反面教员”，没有帝修反从外部施加的剥削和压迫所激起的高昂反抗能量，就无法预备好革命的“精神条件”。此外，革命党人在这些方面虽然不是完全消极的，但是所能够做得事情也不多，起到的效果也只能是次要的、低于反面教员的教学效果。共产党经常在革命队伍内部也经常进行“诉苦”教育，借以砥砺其成员的“阶级觉悟”或者“竞争意志”，毛泽东后来批评苏东国家土改中间的恩赐观点，因为这白白损失了提升反面教员所预备的精神条件的潜在空间：“（土地）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对大批俘虏兵的改造，也采取诉苦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一直还在采取，发展为回忆对比。”[41]

如果说竞争意志的激励还好理解的话，对于那些拘泥于统治阶级常规管理经验的人来说，毛所主张的提升组织程度的方式就相当费解了。毛泽东一边强调增加组织纪律性的目标，一边反对强化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无论是物质刺激还是各种上级对下级的压服方式，都在他毕生反对之列，他始终牢记根据地时代的经验：“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42]看来，毛泽东心目中间始终存在着一个这样的不等式：压服和收买对被管理者所实现的激励效果远远低于依靠激发被管理者自觉和参与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个思想在共产党政权建设和军队内部的管理中间都有很集中的体现。

美国学者贝文·亚历山大研究朝鲜战争的专著中间，讲述了美国军队管理上的“管道”策略——这是形容美国政治人物把士兵象通过管道输送自来水那样输送到作战连队中间去，贝文指出这在空军和海军中间较为成功，管道这一概念深刻地表述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工业优势思维、不可救药的对装备技术的迷信及其对人本身的绝对忽视。贝文还比较了朝鲜和苏联的等级制组织，然后特地谈到中国军队破除等级制的组织方式，他观察到连队内部三种管理实践对士兵合作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深刻影响，部分地把握到毛泽东所强调的三大法宝“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管理绩效是怎么来的：

“中国军队有一点极不寻常，就是它没有明显的单独军官建制。不过其‘干部’或领导小组却很坚强，而且每级都有领导集体，完全可以起到军官建制的作用。……为保持部队的游击队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平等原则(明显只有中国军队是这样，其他共产党军队则不然)，官兵一律着同样服装。”“亚历山大·L·乔治根据其对中国战俘的调查，对在朝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人极力阻止军事上的等级制度。其所以这样，不仅是要从战士中提拔干部，而且是为激发广大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讨论、解决并处理日常问题。这种做法，结合其他措施，可使普通士兵充分了解战术形势以及部队作战计划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就可使广大士兵在重大战斗行动中发挥主动性，增强责任感。而这却使联合国军的审讯人员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相信这些不识字的士兵，怎么会掌握那么多的确切情况。”“与国民党军队相比，人民解放军的进步是废除了对士兵的打骂，决不容许对士兵有任何歧视、专横或虐待行为。在伙食方面，官兵一致，不得搞特殊化。军官要使用文明语言称呼士兵，取缔极端的军事礼仪形式。官兵间提倡同志友爱，采取精心制定的评模表功制度，对好人好事及作战勇敢者进行表彰奖励，对不良行为及战斗表现欠佳者开展集体批评，以此来加强纪律、改善作风。”[43]

毛泽东所主张的组织程度提升，意味着超越“管理的常规路线”局限，超越把上级对下级的强制和监督作为唯一努力方向的局限，强调底层自身的觉悟和组织能力，这就走出传统的“科层化管理”的常规思路，实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在经济利益上降低到接近于被管理者的水平（通过供给制来实施），管理权力的垄断程度下降，参与性增强，实现了权力分配的相对均衡（这被毛泽东称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扁平化管理内在地要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相对平均化，意味着对精英阶层实行相对剥夺——这当然不可能在不受精英阶层反对的情况下顺利实现。江西根据地时代就为此进行过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1929年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在中国给共产党内部，是在经历过最惨重的失败之后，那种“激进”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后被多数官员认识和接受的——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取得成绩的关键——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革命力量的组织程度。1956年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党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上，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与反动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愚昧无知作斗争，不断端正我们前进的方向。因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和代价。”“‘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不得不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敌人教育了我们党员中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符合实际的话，对革命有益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44]这就说明，在文革之前毛泽东早已有着“正确路线”不能自然过滤出来、只是在巨大的巨大的失败之后才得以确立的不满，这就直接预示了文革期间的“路线斗争史”范式。

战争是对组织和管理效果的最严格检验，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多数干部的愿望，但是被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有形实力优势，逼迫共产党必须提升自身的无形实力因而就必须逼迫这些人采取毛泽东所主张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以此而论，毛泽东是被蒋介石和日本人在外部选择并送上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没有如何在有形实力对比确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无形实力的有效方略，共产党和红军（后来是八路军）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更谈不上克敌制胜了。《孙子兵法》中间的“上下同欲者胜”，就是冷兵器时代无形实力起决定作用的完整表述，但要把这个思路落实到实际中间来，需要克服管理层中间有着不低的反抗能量。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共党史得出来的一个认识，他后来把这个经验认识到处引申，最终是应用到分析全球格局的强势博弈者和弱势博弈者的对抗中间来了。

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技术优势这样的有形实力对比，中国作为弱势博弈者必须在内部完成保证“上下同欲”的利益权力分配的扁平化过程，这样才能提升组织程度和无形实力，这一主张在不同的时期纳入不同的概念中间。江西根据地时期批评过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延安整风时期要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建国后经常批评“三风五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官气、阔气、娇气、骄气和暮气），1955年提出“反右倾反保守”并预备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1957年又把批评纳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主张“说服反对压服”，1958年从反面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1960年批判“马钢宪法”提倡“鞍钢宪法”，四清和文革期间就直接以“反对修正主义”的语言来说话了——目的都不外是造就管理扁平化的舆论基础，抑制精英阶层的反抗能量，在较少的压服手段下提升组织程度，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以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组织模式积聚起最大的对外竞争力量：这与战争年代的经验完全一致——通过最大限度地实现内部团结和觉悟提升从而在无形实力而非有形实力方面提升自己。这种竞争方略并着眼于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军事竞争实力提升，而着眼于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在国内通过拉平阶级鸿沟的政策以最小化内部对立所消耗的防御能量。

对于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一致性，日本学者近藤康邦说：“毛泽东对外对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冲决罗网’），发挥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革命结合起来。他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便倾注力量于再结合。”[45]近藤还认为到197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国的“救亡”课题到这个时候才得以解决。[46]近藤所观察到的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在中国近代史与列强的交往经验中间能够找到充分依据。

1963年毛泽东回顾近代史时说：“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47]在说完这一段话之后，毛泽东总结了近代史的经验教训，他并不简单地指责列强侵略的不道德，而是归结为“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两个内部原因。在这个简单的追述和总结中间，毛泽东确立了他分析世界格局的两个关键逻辑：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是必然的，二是反侵略的力量依托在于内部的力量集结与运用。

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中国有资格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按照近代史经验独立承担起巨大的安全成本也仍然是“合算”的，从中国的规模、人口和共产党的低成本组织经验出发，中国可以在有形实力的劣势下遏制列强的侵略意愿。因此，独立外交战略原本无须考虑外部列强的政策背景，这是在援朝援越战争之后得到了验证的经验。反过来，中国潜在的巨大力量无法凝聚起来，实现自身的安全目标，则是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的落伍，后来抄袭西方制度所实现的进步仍然在列强居于劣势，而共产党人的组织经验则是有效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史被重新理解为“路线斗争史”，这意味着有效组织中国人力物力资源的扁平化管理，存在着始终一贯的反对力量，文革是试图以群众组织及其舆论力量进行反制的一场试验，现在实验面临崩溃。因此，中国的对外竞争问题，经过逻辑的转换和简化之后，现在变成了一个“共产党向传统统治阶级回归的趋势”难于遏制的判断。

从近代全球历史经验看，“走狗”式的统治阶级，常常作为后发国度统治阶级的共同特性而表现出来，并与发达地区的统治阶级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48]这在历史上有多次经典表现，德国的容克地主拥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反对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的主张；美国奴隶主希望以无边界的市场与英国的工业体系相联系，反对工业化的北方的保护主张。

在全球竞争格局逐渐，除了关注列强在全球格局中间的作用之外，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走狗”也是全球竞争中间的关键因素，它们妨碍以最合理的方式去集结民众的力量，极端情况下还是选择民族投降政策的推手。越是到了晚年，毛泽东越是关注国内统治阶级的蜕变状况，同时倾向于低估“帝国主义政策”的效力和作为，这种“对内抬高统治阶级的决定作用”“对外贬低帝国主义政策的效力”的对照性思路，是其超越社会制度来想象世界格局演化的着眼点。有老派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批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不科学，依据就是其没有体现社会制度的分野，也不体现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分野。[49]自由派学者李慎之也认为毛把美苏列为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列为第二世界的分析方法，模糊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在制度分野模糊之后，被毛泽东格外突出出来的是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变修趋势”，以及作为这种趋势而表现的“阶级投降行为”和“民族投降行为”，在三个世界的分析逐渐，现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及其造成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占据分析的重心，而是第三世界国共产党回归统治阶级的惯性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成为头号大问题。

如果就后发国家统治阶级对外表现排列一个连续的光谱的话，显然，在世界历史中间违背本国长远利益的统治阶级早有先例：先有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和美国南方奴隶主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和蒋政权“镇压国内反抗先于抵御外侮”的选择，则处在这一光谱的极端上。到了1959年在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之后，毛泽东再次识别出一种新的统治阶级背叛方式，并给出一个社会学解释——修正主义代表高薪阶层。因此，走狗光谱中间新增加了一个品种，老式“走狗”是蒋介石式的，而新走狗则是赫鲁晓夫式的。两种走狗在全球竞争中间的表现，包括他们内在的看世界图示，都是可以类比的。蒋介石时代抄袭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与强者竞争中间无法实现无形实力的优势，所以只能产生“奴才思想”：“照国民党蒋介石看来，中国什么都不行，工业不行，农业不行，武器装备也不行，要打败日本，就非依靠外国，特别是非依靠美英帝国主义不可。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反对人民战争，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害怕美帝国主义，害怕战争，害怕革命。他们和所有机会主义者一样，眼睛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50]这种被称为“修正主义”的世界观蜕变过程，其影响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蜕化的共产党必然无法坚持弱势竞争者的有效竞争方略（用文革时期的词汇就叫“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二是蜕变本身就会导致国内严重的阶级分化和矛盾的对抗性发展导致统治阶级回归到“对外投降”的老路上去。

在国内的政策争论中间，那些不能完成科恩所说的“世界观革命”的人，就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按照周总理的概括，这些人是不可能看到并利用人民力量的：“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当然，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极其伟大的创造的力量，如前所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但是，就在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不注意用适当的方法去调动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仍然不可能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51]根据周总理的说法，结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能否充分动员广大群众中间的“资本”，在实践之先就已经存在着认识上的“不可通约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是看不到的、同时也是用不上的这一“极其伟大的创造力量”，这实际上毛泽东后来划定的界限：存在着“帝修反”和真正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的不兼容，存在着管理的常规路线和革命路线的相互排斥。他1965年用幽默的语调向斯诺描述两种看问题方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52]

其实，毛泽东把共产党领导层作为矛盾冲突分析的焦点来进行分析，并不突然，而是与其早期思想有很强的连续性，弱势竞争者的制胜方略直接来自井冈山根据地年代。革命之必然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是多数农民群众没有出路，因此社会底层蕴含着高昂的政治反抗能量，而江西根据地时期的“干部群众化”的管理革命路线，就是最适合引导这一股高昂的政治反抗能量的凝聚的；反过来，建国后官员群体中间强烈的排斥革命路线回归常规路线的愿望，无疑是存在于精英阶层中间的另一种政治反抗能量，几乎全部的路线斗争史都被集中于如何克服社会上层新生的政治反抗能量。这种状况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观察到的，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制度和利益的满意标准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时，人们认为他们与胜过他们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优越，其时，他们想到自己不是强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属，然而却自认为是优越的……于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民众在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指引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达官显贵起来反叛，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53]按照布劳的观点：“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会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剥夺的一种反应，而右翼造反是由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中等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的相对剥夺的反应。”[54]所以，把认识上的分析与真实社会结构的分化结合起来看待，给范式冲突嫁接一个相应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正是这么看问题的。

在文革期间，他把共产党党内政见分歧总结为“十次路线斗争”，这样共产党人的弱势竞争者方略就被再解释为“在支付了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成本之后才得到维护的”，结果是把共产党蜕变的趋势向前追溯到战争年代并持久化了；1968年他还曾经以阶级斗争来阐释路线斗争的对抗性，[55]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间毛的立场有所软化和后退，把共产党官员群体疏远“革命路线”的表现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类比。陈晋在研究毛泽东诗词时，得到一个认识，毛泽东反修思想确立的关键转变发生在1959年，因有感于赫鲁晓夫“涂脂抹粉送上门被人家一巴掌打出来”的“民族投降”行为，为此写了三首《读报诗》，而“《读报诗》开启的国际题材和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却无疑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沉淀和延续下来，并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和表面化，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逐渐走向错误，越来越深刻地构成其晚年作品的基调，越来越明显地浓缩为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防修反修’、‘继续革命’。”[56]毛泽东的“反修命题”最初是在全球竞争格局的观察和分析中间得出来的，并在对照中国革命的竞争方略和经验之后得到深化，修正主义倾向于采取传统统治阶级的管理模式以捍卫自身的政治权力和利益，代表的是高薪阶层与大多数群众的巨大社会鸿沟，这是制造阶级鸿沟和矛盾的非法，不利于整合内部力量与强势竞争者博弈。

在晚年毛泽东的心目中间，即便是从全球竞争的视角出发，也是反修重于反帝，内忧先于外患，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是从“内因”着手。借用老蒋攘外安内的两分法，毛泽东此时看来，攘外的问题现在不太严重，告一段落；而安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蒋介石安内是要镇压民众的反抗，毛泽东的安内则反过来是要解决精英阶层“背叛革命路线”的问题。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文革所发动群众的后果现在不仅陷入僵局而且出现萎缩状态，以群众的组织力量制约统治阶级的文革试验业已出现全面溃败的征兆，精英阶层变修的风险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起来，所以他预言中国对外竞争意志和力量的下降，将主要取决于精英阶层的蜕变趋势，这才是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大背景。

一个统治阶级除了其所能掌握的经济技术力量之外，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对抗性，还潜在地决定了统治者的竞争意志和能力。中国内部人均资源的极度不足，显然成为一个社会矛盾对抗程度的“放大器”——它扩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和相互之间的利益不兼容性程度。中国近代相对国际地位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的下降，都是非常显著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1952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低于1820年的水平。中国在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3降到了l/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57]按照约翰·罗默的看法：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越大，他们行为的“负外部性”也就越大。[58]而在贫穷的中国，这种负外部性也会被格外放大，加深阶级鸿沟和对抗，这两者又成为中国旧统治阶级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统治阶级为捍卫自身的优势地位，倾向与列强结成同盟来共同压榨被统治阶级，这是中国近代史中间最为突出的经验，慈禧太后下诏说“宁与友邦勿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介石说“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当”，就很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与多数民众利益不一致的程度。毛泽东曾经从近代史经验中间总结出“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著名命题，用以描述慈禧太后、蒋政权与国外统治阶级和国内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性质，1970年代张春桥还曾经把这个结论同等地应用到邓小平身上，这当然未必完全准确。

在看世界的方法论方面，经过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牢固地确立了对公有制社会精英阶层的负面评价，而且认定是他们而不是国外统治者将率先起而损害工农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群体，这个判断与国际的反霸反帝需要的竞争方略要求内在地一致起来了。毛泽东由此抛弃社会制度标准（这不是抛弃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以及制度分析），而是更加激进化了——把内部的统治阶级与外部的帝国主义进行逻辑一致的看待。精英阶层仅仅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代表，实际上有着只代表高薪阶层的强烈意愿，他在批评苏联变修的过程中间做出内部判断：损害民众的利益的首先是国内的统治阶级，这就实质上把反修置于反帝之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在该理论中间，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有着穿越国界的一致利益和立场，这也是毛泽东1960年代开始大量会见亚非拉国家民间代表团所作谈话中间反复重复的主题。这是把损害多数人利益的精英阶层和必然选择对外投降的统治阶级，从外部到内部做了统一处理之后才出现的。

中国以无形实力标准在朝鲜和越南终结美国的侵略目标，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总结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际地位变化时，瑞士学者卡普尔看到了一种反差：“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是迅速的、史无前例的。所谓‘迅速’，意指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已在国际体系中心战略平衡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且为世界所公认。所谓‘史无前例’意指中国是获得这种地位的唯一发展中国家。”[59]1970年代初期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所取得的进步，显然成为毛泽东贬低帝国主义政策效力的现实依据，助长了毛泽东把内部矛盾突出出来那种思维模式转换。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间，1970年代早期的美国侵略政策失败，意味着“外因”作为条件的分量在空前下降。

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表现，在全球竞争中间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关键就在于他们倾向于放弃弱势竞争者的有效方略，由此也必然在帝国主义的实力优势下软化甚或放弃竞争意志。体现在国际竞争中间，就出现两种不同的同盟者选择标准：“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套，他就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这类人。”[60]这一类人当然不可能选择与帝国主义政策相对抗的政策，而是合格的代理人。

毛在全球竞争逻辑中间，回避军备竞赛的有形实力方面，关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的提升来应对不对称的有形实力差距。但扁平化管理的实施，最终会在公有制社会里造成“缩小三大差别”的效果，这就直接损害到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份额，造成一种“上下拉平”的社会结构景观，这给精英阶层留下了很压抑很黑暗的深刻记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美国为集结对外竞争的力量需要“进攻美国人民”的话，显然，毛式竞争方略为有效地提升竞争意愿和组织程度这样的无形实力项目，则以进攻“精英阶层”为长期策略。著名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对此表达了他的极端不满：“增殖的财富理应为全体人类所共享，但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验却证明了，要维持社会收人分配比较平均，只有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极权专制。”[61]这种看法和思维在精英阶层中间，有很高的代表性，当然也是毛时代“反修大业”失败后的强烈反弹。但在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中间，对于扁平化的彻底清算和妖魔化，则是最有成就的新意识形态建设路径：只有彻底批倒了旧的才能为新的开路——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所说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对于自由派人士偏好的以美国制度实践为代表的“人类主流文明”，1965年毛泽东预先留下了“不同政见”：“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62]这仍然没有脱离“弱势博弈者需要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那个基本认识逻辑，不过是上升到了根本制度层面，有了近三十年学习主流文明的实践，就有条件对不同政见进行对照检验。

四、国家战略目标中的“敌我友”标准——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性

非常讽刺的是，毛泽东时代是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高度合作理念下，而以绝对竞争的逻辑去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得出的结论和方略都是要以弱势竞争者的地位，通过争取他们者力量最大化的方式去实现最好的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在内部以阶级斗争相号召去追求高度合作。

正是从竞争的逻辑出发，不仅需要最大化内部的整合，而且还需要改变外部的力量对比。在全球竞争格局中间，第一世界主要是“美帝”被类比为革命的敌人，被想象为一个不妥协的全球剥削者和压迫者角色，随时会以战争模式去捍卫不正当利益。由于美帝要不妥协地维护剥削和压迫机会，这就设定了遍布全球的多数受害者，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缺乏在美帝主导的不平等世界秩序中间牟利的能力，因此只能是绝对受害者，因此，就被合理地推定为“反帝同盟军”。为了同盟军的强大，某种程度的支持就是必要的，这被视为安全成本支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安全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都涉及到如何在经济和技术劣势条件下，采取合理的竞争方略去与强势对手的竞争问题。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宣称在威慑信用建立起来之前，就可以实现安全态势的改善，据此立论，则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战争的成本支付是没有价值的；二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着在安全成本上“搭便车”的实际可能，这体现在1980年代重提“韬光养晦”并逆转毛泽东对“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批评。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和和气气”就是放弃“斗争求团结”，修正主义的存在，本身会导致在全球竞争中间丧失“舆论进攻”的态势，作为军事力量弱势的一方，不可能采取实际的进攻方式，放弃文斗本身就意味着放弃几乎全部的斗争。这两个不同政见引发第三个牵连性的判断：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中苏论战中间，也反复出现“三和两全”（当时批判苏修“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断）这样的主题。过去的争论明显都集中于“定性”争论上，没有进入“定量”分析范围——例如改善中国安全态势需要支付多少数量的成本才是合理的，或者说改善安全态势可以指望把成本支付降低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合理。

寻找海外同盟军，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提升其抵抗帝国主义政策的力量，在毛泽东看来本身就是反帝成本的一部分。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这就有资格成为削减帝国主义力量的源泉，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都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失败。一位瑞士学者看到，中国把殖民地胜利地脱离帝国主义控制，被视为一种有利于世界力量对比改变的事项：“他们倾向于把美国的命运主要地与殖民体系瓦解的过程联系起来。他们倾向于把反对美国体系的斗争主要归结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自从革命后，中国人一直在抬高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把它从五十年代初国际阶梯上的最低一级抬高到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力量相并列，七十年代又把它提高到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所拥有的多方面的作用。”[63] 其实，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尼克松都有相同的看法，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美国）前任总统多次说，美国、加拿大、西欧问题比较少，问题严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多次讲话都讲这个问题。他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64]

因为把对第三世界国际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视为一种安全成本支出，毛泽东格外关心新独立国家脱离美帝的控制，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同时发展壮大自身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壮大，被视为美帝力量的削弱和中国安全态势的改善。1964年7月16日他对巴基斯坦商业部长瓦希杜查曼时说：“没有钢铁、机器和化学工业，经济就不能独立。”“我们借的钱不要紧，金额很小，无息贷款，50年到100年还都可以，不还也可以。主要是要你们富起来。你们富起来我们就好了。你们能抵制美国、英国和印度，我们就好了。”[65]毛时代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遍及亚非拉三大洲，这些对外援助总额中间，还包括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这两场局部战争中间中国所支付的大部分安全成本：

“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国先后向87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其中亚洲20个国家、非洲46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16个国家、欧洲5个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实际支出累计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总额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5.88%，其中一九七三年高达6.92%。”“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的六年间，中国对越南的各项援助占同期对外援助总支出的57.6%，其中绝大部分是无偿的。”“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国对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支出占同期经援总支出的43.4%。在对上述三国的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占93.1%。”[66]

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了毛泽东看世界的图示与战争年代的经验相关，但是都产生同一个疑惑——看不到短期目标的积极投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跟第三世界走得很近，又付出大笔援助，却得不到与发达国家交往的那些好处（资金和技术），牛军就自作主张地给毛泽东加上一个想象的目标——“争夺世界性进军的领导权”：“三个世界的划分浸透了毛泽东长期进行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模式在国际问题上的再现。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依靠属于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中间力量），反对苏美。在苏美之间又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苏联。对美国则是又团结又斗争。到此为止，唯一没有论述的就是谁来领导这场世界性进军。”[67]在邓小平亲口承认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之后，一些学界人士就迅速跟进，也表示坚决不相信中苏论战中间包含真正的“主义之争”，为了填补逻辑空白，就安排一个毛泽东要与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个人目标。在理解中国以竞争态势进入全球格局时，看不到短期目标的原因何在？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何以结合，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显然，在逻辑就很容易衍伸出来各种填空式的想象。

对照一下尼克松的看法，有助于判断中苏论战中的是非，在尼克松看来：“我们必须关心第三世界发生的事情，因为它涉及我们巨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世界上有2/3的人生活在亚洲、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那些国家有着西方工业国不可缺少的资源。”“苏联人不必打仗即可以获得胜利。无论他们是否参加战斗，只要我们失利了，他们便获胜了。伊朗的霍梅尼革命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并无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没有从中获利。……由于一个强大的、可靠的、亲西方的政府被一个不可预测的、极端的、反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均势便向着不利于我们而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变化。伊朗国王的垮台就像南越的失败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长期的盟友美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背弃了他。”[68]

尼克松相当直白地说出了“冷战”的奥秘：要维护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顺利攫取，就需要保证其政权“亲美”（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符合“走狗”标准），而每一个亲美政权的垮台都被需要被“解释”为苏联获益并纳入冷战对抗的逻辑，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在反苏冷战的说辞下，为美国介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权更迭过程寻找一个长期有效的借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遂行内部民众动员的舆论策略（按照毛泽东1946年与斯特朗谈话中的说法是“反苏战争宣传”目的是“进攻美国人民”）。这就说明，无论赫鲁晓夫是否怀有“和平共处”的愿望，美国关注第三世界政权的“亲美”的目标都不会改变，这在两个方面验证了毛泽东判断的准确性：一是第三世界地域是争夺的要点故不能听任美国便宜行事，二是革命成功后的反美政权之巩固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不管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成就如何，在逻辑上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和资源为本国工业所用，就已经挫败了尼克松所表述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的关键国家利益。

尼克松的说法还验证了毛泽东的另一个判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是一个“独立事件”——相互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以“景阳冈上的老虎”来形容它堪称贴切：“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这也验证了“三和一少”属于明显的误判：在全球格局中间拥有优势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势博弈者）而言，其策略选择多无需考虑弱势竞争的对策，有且仅有弱势博弈者通过反抗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大于侵略收益之后，才会迫使其放弃侵略政策，从而对强势博弈者的策略产生有效的威慑信用；反过来，作为全球竞争格局中间的弱势参与者，则必须针对性地对强势博弈者的策略保持有效的对策，这按照中国的经验：短期目标是要支付足够的安全成本以维持“威慑信用”，长期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力量对比——这其中关键又在于第三世界获得政治经济独立（免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力量壮大和相互团结。

1965年曾经发表重头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署名“林彪”，实际上是由邓小平名义上领导的“反修文章写作组”写成），其中鲜明地提出一个公式：“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69]这是按照国内的斗争经验，含蓄地反驳了那些希望不支付“斗争成本”就指望“斗争成绩”的幻想。但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形成起码的共识，反对意见通常建立一个关于美国战略意图的“善意假设”，来否定支付安全成本的合理性。1980年代，在支付安全成本意愿的极度下降之后，主流舆论就迅速兴起对毛时代“外援”太多的批评，并衍伸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中国吃大亏”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根深蒂固，几乎无处不在，省部级写作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和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甚至根本不提“抗美援越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而是把同时期的全部篇幅用于控诉“十年动乱”——抒发精英阶层政治经济地位遭剥夺的“怨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一种看问题的优先次序：与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稳定性相比，国家安全是相对次要的目标。

1960年5月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谈话中间，双方表达了截然有别的“历史教训”，蒙哥马利看重的“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这实际上是欧洲列强争霸竞争的经验——体现的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性质；毛泽东则反过来说“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70]虽然同样说“总结教训”，但内在逻辑则迥然不同，毛泽东实际上说的是：组织得很好的被侵略者能够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其无法承受的高度，这既是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的经验，同时也是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想象世界格局的一个方式。正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在寻求矛盾主要方面（强国）和弱国（矛盾次要方面）“和平共处”的要点是：支付足够的反侵略成本并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

197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71]这个简单的说法中间，仍然隐含着防御态势的成本承受能力，以及在“称霸”那种进攻态势的成本收益核算——考虑到中国称霸所面临的是第一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显然，中国称霸的成本远远高于可以预期的收益。

由于中国当然地被想象为平等世界格局的最大受益者，为此目标，愿意支付的成本数量也是很大的。而近代史中间中国作为“炮舰政策”的最大受损者，在反面支持了一种支付较高安全成本的意愿。这样，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未曾乞求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还作为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援输出者，这个不小的援助支出，本身是作为改善安全态势（短期目标）和建设扁平化世界格局（长期目标）所应支付的建设成本。

毛泽东从不幻想与列强合作以主导世界，以短期策略谋取“国家利益”。从中美建交的进程看，美国政府处理外交和国际问题时，较少考虑系统的战略，多以策略和短期目标和方便行事。这符合强国的外交模式，能够以自身的超强地位遂行短期利益目标，并以此积累为长远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加总关系，在于强国的国际权力（行为能力）很强，不会受到战略性的损害——没有人能够漠视其意志和立场损害其长远利益；但是中国作为弱国，不能够遂行短期利益。这意味着全球格局中间，只有强势博弈者能够遂行短期利益目标，而弱势博弈者则应首选长期目标，文攻作为弱势博弈者的手段只能服从长期目标需要，而不能屈从于短期需要而放弃，这就是所谓的“原则问题不能放弃”。从竞争手段选择看，强势博弈者可以选择战略出击，而弱势博弈者则必须选择国土防御——这与反围剿战争时期的“十六字诀”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他强调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这种认识的背后，有一个对全球格局的上限想象：中国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和最有利态势不是合作主导世界而是世界扁平化。一个剥削和压迫最小化的世界，将是中国所能期望的最优世界格局。在否定了中国成为第一世界的幻想目标之后，就在反面稳固了反帝“立场”。在加入了对全球格局和最高目标的想象之后，“三个世界理论”中间隐含的世界格局设计就更加完整了。

中国安全态势的改善，只有在支付了足够的成本之后，建立起可靠的威慑信用之后，才能实现，支付安全成本实质上就是一种“使用实力的意志”。这是毛泽东的看法，在毛时代也是主流看法，当时不同政见也有，多数未能充分表述，就已经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了，据说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思想还未对外传播，就被某副部长报告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王很快就做了检讨并放弃了自己的看法。[72]

作为弱势博弈者，在军事上只能选择一种有效的防御态势，但是却不能停止“舆论上的攻势”——这恰好构成“文攻武卫”的斗争方式搭配，毛泽东反对“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的主张，长期坚持那种“最刺激”的“文攻”策略，动辄在天安门广场召集数十万人乃至百万人群众大会，声讨帝国主义侵略，这显然是不肯放弃廉价“文攻”手段——“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73]

1971年中国还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意味着中国安全态势改善的短期目标业已全部完成。在第二步设想中间，毛泽东更加突出长期目标，甚至把反修列在先于反帝的优先次序上，这关系到弱势博弈者如何有效地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同时也潜在地隐含了在长期竞争中间如何有效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的认识。全球格局扁平化的长期目标之所以能够期待，并非仅仅依托中国自身竞争性国力超越美帝，而是因为第三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况不可能由帝国主义发善心而改变，由此而孕育的不满和反抗能量是结构性的，这是可以稳定依靠而且处在不断增长中间的力量；而帝国主义的同盟内部，则远没有那么可靠，处于游移状态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则被视为美帝不忠实的追随者，这损害了第一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力量。特别是戴高乐对于北约的决绝态度，更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据参加过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忆，十二大是共产党第一次放弃国际国内消失任务分析的写法，改而“按照邓小平的精神，胡耀邦作的报告不再分析国际形势而只讲‘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然，表面文章写法的变化反应实质性判断的变化：“中国的邓小平因此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论断，预言我们的时代至少到下一个世纪上半期将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74]随后就出现了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策略。看起来，这确实反应了革命时代的结束后，看世界方法论的根本性转换，也体现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时期的世界观转变——按照库恩的说法这是一场标准的“范式革命”。不过“减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盘”，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势战略的老手看穿：一个连起码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国度，怎么可能还有维持“国家利益”的意志呢？1980年代就反复出现美国“对台军售”突破公报精神的问题，到了世纪之交“台湾问题”对中国造成的利益损害，按照阎学通的评估早已经超过一场局部战争。换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聪明”表现为节约安全成本，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意味着不恰当地把有形实力劣势的中国臆想为具有主导权的强国，依据这些聪明和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国解读为“使用实力的意志”为零，结果是中国的威慑信用急剧下降。抗美援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设起来的无形资产，急剧贬值，此后，中国两国之间的外筋摩擦大幅度增加。

与毛时代在内部对精英阶层实行相对剥夺（这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内涵所在）以支持阶级团结、对外部以矛盾和竞争方法分析世界格局不同，今天中国的主流学者则反过来，在内部以不妥协的竞争机制来构建社会，撤销一切社会保障机制把绝大多数人口投入恶性竞争的汪洋大海；但对外的国家关系中间则鼓吹双赢与伙伴关系，以合作而非竞争的逻辑去想象和理解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这是内部需要压倒外部现实的另一个例证，当然毛时代经常宣传“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也有可以与美国以反苏宣传进攻美国人民的类似效果，不过毛时代是以此要挟精英阶层以阶级团结为重不得追求特权和超额利益，渲染美帝威胁也有进攻“精英阶层”的考量在内。最近，央视邀请恩道尔参与制作的《对话》节目中间，参加节目的国内主流学者多以不同意“阴谋论”为由，反对确立国际关系的竞争性解释，这恰与毛时代反对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幻想形成鲜明对照。此外，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近乎一致地反对克鲁格曼“扩大内需”的建议。

把反帝政策坚持到底，是出于一种冷静的认识——中国不可能成为不平等世界格局的受益者，而只能是受损者，所以，中国最大的长远利益是反对不平等格局而建设平等格局。又由于这种努力不存在近期实现的可能，因此，短期利益就不出现在国家外交决策的视野之内，或者说短期利益目标即是出现也不占主导地位，对外关系处理要服从于长期目标需要。而对于世界长期格局的演变方向，毛泽东认定剥削和压迫所引致的反抗能量，始终是破坏旧格局建设新格局的动力，支持别人其实就是支持自己向长远目标靠近。在1960年代早几年，毛泽东曾经亲自出马接见上百个亚非拉代表团，不厌其烦地一百次讲述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最终只在于阐明：拥有经济技术优势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怕，是可以战而胜之的。这明显是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阶级关系和竞争方略，照搬到全球格局的分析中间来，把“太平世界”的稳定与国内政权稳定的条件一体看待：只有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之后才能实现稳定。

有人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75]这明显是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及其内在的分析方法强行纳入1980年代才产生的“正确标准”，与毛泽东超越社会制度分野，把统治阶级面对列强的态度问题——投降还是组织人民反抗——作为分析基础的认识，恰好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并非走出“极左”，而是极左的全面深化，成为更为基础性的分析问题出发点。中国在1970年代早期恢复对美交往，这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与右派打交道，并不反应更不否定毛泽东分析观察世界格局的“极左”方法论。

此种认识是把1970年代中美建交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事项看待，其他一切思想和政治调整都未加仔细辨别地与此建立起因果关系来解释。这种精明人逻辑流行于海内外，一位旅美学者想当然地说：“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引发前苏联严重军事威胁，中苏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终于发现中国过于孤立不是一件好事了。当他下决心与美国缓和关系，通过拉住美国来牵制前苏联，成功地遏制了前苏联对中国先发制人地搞突然袭击的危险性后，……。”[76]在基辛格正式否定“打中国牌”的说法之后，现在有人跑出来设想一种毛泽东“打美国牌”的说法，这与上述否定“极左”的解释雷同，把中美关系改善上升为70年代解释一切的事项之后，去想象背后的短期利益目标。

与基辛格肯定中美之间存在“实质结盟”[77]的理解不同，毛泽东反对在安全问题上依靠美国，哪怕仅仅是想象中的“依靠”都认定是丧失立场，正是在这个关节点问题上，1973年11月13-14日与基辛格的谈话中间，周总理也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而据美方披露的谈话记录，这次基辛格许诺要给中国导弹预警信息，并要求中国建立起必要的指挥通信系统预备情况紧急时转移轰炸机和导弹。[78]根据中方相关人士提供的信息，周总理当时没有表态，参加会谈的叶剑英表示了口头感谢，叶剑英的反应被认为是丧失立场。[79]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其实相当一贯，他认为中国必须支付自身的安全成本，而且抗美战争所建立起来的威慑信用是普遍有效的，中国无需在安全问题上乞求别人，所以在相关问题上原本没有必要进行缺乏证据支持的各种演绎。各种各样的演绎结论经久不衰，反应的是一种美式“国家利益”思维——任何外交政策举措背后必定与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短期利益相关。除了美国是强势博弈者具备追求短期利益目标条件之外，这种思维的可检验性质，还与美国的选票政治相关：每一任总统和国务卿即便是不能做出外交突破，至少也要制造几个具体“新闻炒作意义的事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恰好不需要这个，因此，美式思维根本不适合用来想象中国的外交决策。

而中国之追求长期目标——扁平化世界的实现，最终是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政策所带来的不满情绪和反抗能量有因果关系，扭转现实的不平等世界格局并没有短期操作手段。这种看世界的模式，明显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间的现实主义流派吻合，而且，毛泽东以矛盾分析法来揭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竞争格局，也自然就与博弈论等分析冲突局势的理论有了很高程度的一致性。由于竞争必然要落实到力量博弈上，因此，就必须引入统一战线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来寻找利益共同者，分化帝国主义阵营有二心的追随者（第二世界被划出来，例如对戴高乐的欣赏态度）。因为不平等世界格局被设想为少数受益者和多数受损者之间的奕局，所以受损的第三世界被认为与中国一样也无法受益，这就成为天然同盟者。而多数人的觉悟水平的提升，反抗组织程度的上升，都被视为一个自动的人类解放进程和迈向大同社会的健康力量；并由此预言少数受益者的压迫、剥削和欺骗最终必然失败，这是给定利益对立前提下描述出来的博弈结构。

最终全球格局中间的竞争问题，被高度浓缩和简化为美帝伸张自身意愿能力的下降，美帝的每一次倒霉丢脸都让毛感到安慰——1958年尼克松访问南美遭到鸡蛋和西红柿的袭击，这被他视为“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进步”，民众减少对美幻想被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在谈话中间多次提起；而美国每一份力量的低效使用，以及激起各地民众的反对和觉悟，都被毛泽东视为因对手愚蠢而自动送上门来的礼物，毛泽东曾经多次“幸灾乐祸”地提到：

“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80]“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81]

对于世界格局的乐观态度，显然低估了全球竞争格局中间反抗力量的分散性和集结困难，也高估了中国革命中间的特殊管理经验的可推广性，误以为民众力量的集结乃是一个肯定能够完成的事项，这样，新的平等世界格局就有可靠的力量增长依据。根据过去六十年来的经验，在越南抗美战争胜利之后，低成本政权和对农民群众的成功动员经验，并未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尤其是未能应用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中间去。

五、中国成为新殖民主义格局的最大受害者

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白皮书评论中间，就很少区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的不同，后来二十多年美国在中国周边采取战争政策，反而强化了美国与旧帝国主义得一致性形象。到了1974年他仍然说不知道新殖民主义是怎么回事，革命和战争经验的局限性表现得格外明显，迫切要进入世界市场发展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这成为中国当时要努力是想的一个目标。因此，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就很难提出来。对于新殖民主义起作用的全球市场机制，中国缺乏起码的经验去分析其不平等和剥削性。中国的自我中心的发展战略，受到外部经济封锁政策和内部独立自主愿望的共同维护。毛泽东把执行封锁政策的杜勒斯与抗战期间断掉八路军军饷的何应钦相比，说我们历来感谢何应钦，现在则要感谢杜勒斯：“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82]

在毛泽东估量世界格局的思考中间，对于新殖民主义未能给出足够的重视，而是转而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独立的课题。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缺乏足够的人口和资源规模，无法脱离世界市场，并且在资本形成和国内分配上存在着易受第一世界利用的结构性缺陷，结果在旧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后以经济贸易的不平等为基础的新殖民主义借尸还魂了：“直接的殖民统治既在军事上变得不切实际，又在财政上无能为力。于是，便有了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及从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新殖民主义”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就是用来表示至少在名义上获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经济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的这种状况。”[83]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放宽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目录，部分解除了第一世界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由于长期经济技术交流的隔绝，使得短期内技术引进的边际收益极高，1973年年初定下来的“四三方案”很集中到适应了这一很高的“比较利益”。而且中国当时实行自主中心的发展战略，外面世界的新殖民主义规则，尚不能损害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前景，这是毛泽东时代末期和改革开放早期的那段时期最现实的成本收益比。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格局确实有一次转折。毛时代风起云涌的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浪潮趋于尾声，同时，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迅速转入改革开放政策轨道，1991年前后社会主义阵营转向（其中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还同时发生国家解体），发达国家中间里根和撒切尔主政之后，开始部分地终结战后早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全世界各国内部都开启了一个以两极分化为特征的“改革”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则开启了一个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资源分配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都趋于更加不平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最理想地适应了这一世界潮流，开始占据主流成为首席辩护学说，这也是中国改革年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

特别是，新独立国家未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主义政权主导下，资本形成困难，经济独立未能实现，其中拉美国家过度依赖第一世界国家的金融资本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引发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亚洲“四小龙”则得益于冷战中间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顺利接纳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出口替代战略，在不降低产业补偿水平前提下，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并部分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这些新的政治经济状况，促成西方学界的认识转折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也是中国改革初期的认识依据和舆论宣传基础。新独立国家大多人口和土地规模远不能与中国相比，达不到实施自我中心战略的最小人力物力资源总量水平，结果在反面降低了“依附论学派”的说服力：基于国际不平等交换认识，阿明提出了“脱钩发展战略”，但这在新独立国家中间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些新的情况，实际上也是毛时代未能处理的问题，每一个认识空白都易于被趁虚而入实现“简单填充”，结合毛泽东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基本判断，象中国这样的急促转向过程，就有着认识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适度引进的良好效益，并不能支持进入国际分工体现并自我定位为边缘化国家，后来执行的所谓“国际大循环”和“比较优势战略”，则是以建设拉美式的“特权消费社会”为目标，同时摧毁自我中心发展战略的技术积累。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不仅自愿地纳入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成为一个标准的边缘国家，而且由于是在完成初级工业化之后才自愿而迅速地放弃一切经济主导权，“融入”第一世界垄断各种经济主导权的国际分工体系，结果毫无悬念，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又一次上升为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放弃以生产条件改善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看起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理性选择。按照瑟尔索·福塔多的观点：“虽然工人的消费支出与投资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民主的基础，但这一相互促进关系在边缘国家不存在，因为大众消费需求并不像在中心国家那样构成本地产品的重要市场出路。联系到杜森伯里的‘示范效应’，福塔多还认为，构成拉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主要市场出路的中高收入群体，在消费标准方面往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并且模仿其消费方法和模式。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进口技术具有向资金密集型生产发展的倾向。工业增长逐渐具有资本因素越来越重要的特征，从而加剧了收入的集中，限制了资本向其他经济部门的扩散，并且导致大部分人口的边缘化。”“在巴西，外国投资者与国内‘寡头’在使大部分人口边缘化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因为工薪阶层和其他人的大众消费需求并不是其重要的市场出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是把工资压低。”[84]

到了1980年代中期，批判毛时代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反应的是社会上层的消费欲望，而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把中国轻工业技术和装备的来源，定位于第一世界国家的技术，以便于实现消费品快速升级换代。理论上的所谓“大循环”和“比较优势战略”，则是对依附性发展道路所进行的较为成功的学术包装。与生产技术改而依赖发达国家相对应，国内的重工业在这个政策下丧失本土市场。根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显示，在1985-1995的10年间，在中国工业设备中进口设备的比重从17.9%迅速上升到47.1%。[85]与此相关，国产装备行业在生存边缘线附近挣扎求生并逐步萎缩，重工业优先时代的技术积累被无情地浪费了，自主创新能力的下降与技术对外依赖是同步增长的。一个记者曾经大声疾呼：“如果听任这种弱化势头继续下去，我国机械工业将会陷入从研制退回到仿造，从仿造退回到组装，从组装退回到进口，从制造业退到修理业的境地。”[86]自己放弃自主技术追赶能力的中国，在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时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主张了全球性的技术垄断程度，这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步骤。

强行放弃自主技术的政策选择，最典型的案例是运十飞机。据张爱萍的儿子张胜透露，因为等某人斩钉截铁的批示“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虽然运十业已完成多次试飞，也只能放弃。而核能发电技术还是老张同志对着赵紫阳拍桌子，才侥幸保留下来的。[87]这样就形成一种奇特的国际贸易现实，前商务部长薄熙来算过一笔账“中国纺织品生产环节只有10%的利润，其余90%利润为掌握销售渠道的各国分享。”由于中国所得利润极低“要生产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380。”有学者估计“近30年来，中国每年拿出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订购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几百架飞机。”仅这一项就提高中国外贸依存度十几个百分点。[88]一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持的比较优势战略，被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挪揄为“裤子换飞机”战略。今天中国只剩下那些欧美国家坚决不卖的国防和军事技术，诸如火箭技术、空优战斗机等才不得不自主研发，直升机美国一卖给中国，高端研发马上就停下来了，而那些在改革后勉强保留下来的自主技术门类，都有不俗的成绩。

当然，如果中国能够生产大型客机的话，也不能指望以此在世界市场上实现所谓的“高附加值”，第三世界国家每破除一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垄断价格和高利润就从市场定价中消失不见了：“如果不发达国家转向高价格商品（先是纺织品，现在是钢以及进口替代的制成品），这些就成为低价格商品，因为是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在生产它们，而高工资的发达国家就把它们的生产转向新的、更为精密的（甚至是老的、手工艺的）高价格商品。伊曼纽尔认为，并非产品界定了生产者，而是生产者界定了产品；而‘肮脏的’不发达生产国一碰到任何东西就把它‘弄脏了’。特定的国际分工变化了，但是原则仍然是同样的。”[89]中国加入国际市场，并且以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的生产能力，强行挤入低技术产品市场的结果，是导致市场供求的过度饱和和价格补偿水平的显著下降。这说明一个基本的规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共同进行技术垄断，也不可能建立起超额利润同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和人口，就更不可能实现所谓的“高附加值”了，邓小平在1974年的联合国贸发大会上说“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90]这不仅仅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更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今天中国确实也以赢利性投资目的向非洲国家输出资本，但由于谈判地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取得合同条件也就更加有利于非洲国家。

按照阿明的看法，中心区的谈判地位强势与“五大垄断力”相关：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讯垄断、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是“这五大垄断力量共同规定了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价值规律是对这些条件的简要表述，而不是对客观的“纯粹”经济理性作出的解释。所有这些进程的运作都阻碍了外围国家工业化的对外影响，降低了其生产性劳作的价值，却高估了能从中心区国家获利的新垄断力的运作中所带来的预期附加值。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等级秩序，全球收入分配比过去更加不平等，外围国家的产业陷于从属地位，沦落到转包者地位。这是新的两极分化的基础，它预示着两极分化的未来形态。”[91]

从最近三十年的经济领域的表现看，第一世界的资本致力于垄断新技术，并提高技术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补偿水平；对于常规产品和技术，则致力于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贬低生产者的地位和压低其补偿水平，使得整个价值链分配有利于销售环节而不利于生产环节。为了使得这两种技术和市场的垄断相对有效，对于生产领域的领导型企业的股权控制，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依托。目前，中国“目前凡对外开放的行业，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企占据；全国最重要的 28个产业，外企在 21个（占75％）产业占有控股地位；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占 59％）行业中占优势地位；外企早在2004年占中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达30.2％。”[92]

改革初期在清算文革的舆论基础上，扩张了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同时却降低了统治者的责任和义务。改革后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变化是：社会上层的权力利益扩张的同时，下层的利益和地位却节节下降，对劳动者的各种保护措施被作为妨碍效率提高的障碍，逐一撤除，结果导致劳动者所分享的国民收入份额也在稳定地下降，由于国内产品结构密集处于低端，底层购买力水平严重下降就构成一个产销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是中国社会上层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人群，他们的平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平均数，但是总的居民消费比例仍然从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目前这一趋势仍然在持续。在这个表现的反面，是中国经济对于出口市场的依赖和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出口依存率从1984年的8.1%上升到1995年的20.5%，到2006年已经上升到37.1%。[93]中国内部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持续下降，白领的新贫困现象，使得内需不足，GDP中间消费比率从1978年的48%持续下降到2006年的，转而依赖第一世界的市场，最近三年的净出口都高达GDP的7%左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采取的对策首先是连续提高出口退税率，着眼于补贴海外消费者扩大其实际购买力水平，对内则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没有系统的提升民众内需政策配套。

中国由此积聚了巨额美元储备，使得美国可以采取货币贬值政策而降低补偿水平，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美元资产缩水程度不低于20%，有人估计总损失数额在3000-4000亿美元之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旧殖民主义时代的“无需交付对价物”的榨取相类似。有人据此断言，中国所受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一百年中间全部侵略战争造成损失的总和。

丧失了自主技术创新和积累能力，丧失自主品牌和对销售渠道的控制，丧失了各行业领导企业的股权和管理权，这极大地恶化了本土就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整个社会的生产性行业开放给本土劳动者就业的机会，主要集中于低端，出现毛泽东所预测了那种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的极端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状况。李强“曾通过职业声望调查发现，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分裂型社会评价，而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恰恰反映了群体关系的裂痕，所以，也是丁字型结构的结果。”“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94]

（李强依据五普数字所划的中国社会分层状况图，比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更糟）

而李春玲则在访谈中间发现，这种社会交换无法进行的状态，往往集中体现在新中产阶级内部：“新中产阶级的立场是分裂的，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是倾向于穷人和劳方利益的，而新中产阶级的上层则倾向于富人和资方利益的。两派观点往往都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且引发激烈争论，由于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数量远多于上层，而且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和媒体上，因此，由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所鼓动的民粹主义思潮往往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个案访谈还发现，民族主义情绪与民粹主义思潮有着某种联系，两者都基于类似的利益冲突（群体利益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推论模式，那些有着较强民粹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成员往往也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国际上的霸权国家之所以要压制中国，是因为利益的竞争和权力的争夺。”李春玲对中产阶级比重的估计也与李强类似：“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95]多数人的贫困化和少数人极端富裕的对比，有限的资源被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地区的消费，如果说新殖民主义主要在经济和市场领域起作用的话，显然，关键的市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模仿中心消费的那部分市场首先建立起与中心国家的联系，技术和产品一致。在这里，社会学者以其经验材料透露了这样一个认识上的对立和分裂：少数先富人群拥抱全球化与多数穷困群体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一样的，是否能够在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的资源分配战略中间收益。这在支持和反对态度又导致一种认识论上的分裂与对立，结果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击。

为了抨击所谓的民粹主义，取消其合法地位，中国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乐于在不提供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许诺中国未来将雷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学热衷于许诺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理由是排列过去历年的增长率数据，然后假定其会自发地延续下去，经过若干年增长将会实现倍增，最终可以与中等发达国家看齐。社会学许诺说中产阶级壮大的趋势将会延续下去，最终在中国实现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多数人可以指望上升到中产阶级，却不提供如何壮大的说明，这越来越难以使人信服。按照李民骐的看法，外围国家是不可能复制中心国家的社会结构的：

“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反映了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无产阶级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各劳动阶级整体的谈判能力也越高，并有能力获取较多的剩余。在世界体系中，这些国家的工人拥有较高的工资，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多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低工资国家，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少的市场价值。”“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在阶级结构方面的差别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确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并且在这些国家的农村还保留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这些国家才能够为世界体系提供大量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并在无数条全球商品链中生产出巨大的剩余。这些剩余进而集中到中心国家，并使中心国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较高的工资。”“从这个角度说，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各自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不是比较‘落后’、比较‘传统’的；中心国家的阶级结构也不是比较‘先进’的。没有了‘落后’的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中心国家的‘先进’的阶级结构也无从存在。”“在现有的世界体系的范围内，中国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等级地位并使自己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吗？”“问题同样在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如果中国的工人普遍拥有半外围国家的工资水平，整个半外围国家集团的工人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份额将比现在翻一番还多。这将极大地缩小世界资本家阶级所能占有的剩余份额，并导致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危机。”[96]

在社会总产出增加有限的时段内，过度提高少数人群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客观上要求建立一种排斥多数人消费能力的社会分配机制，这一排斥机制首先是通过农民工替代老工人的过程实现的。在中国特殊的土地公有制这样一种残余制度安排下，降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有着特殊的空间，农民工超长时间加班，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力，没有职业保障和任何福利，这是近三十年来最为醒目的事实之一。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的住房商品化和价格一路暴涨，使得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也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实现上逆转了1980年代以来的上层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房地产的商品化过程，使得剥夺购买力的排斥机制向上延伸，把大多数小资白领阶层人士包括在内，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实质上是部分地恢复了“人头税”政策，而且是对中上阶层的人群“定向实施”的，与此相关的房地产暴利和金融收益都来自于同一定向剥夺。这引起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极端不满，深圳的邹涛通过网络发起一个“不买房”运动，试图以此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当‘居住权’由国民与生具有的基本人权被‘忽悠’成百姓生存的最大成本的时候，暴涨的高价房同样也正在重新洗牌全社会各阶层财产。一方面一个独赚千亿利润的房地产大亨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千万白领正在由‘中产’变‘负翁’。”[97]对于底层劳动者和大部分白领阶层的剥夺，使得中国能够支撑一个小小的极端富裕的上层，很快就在国内形成对第一世界奢侈消费品可观的市场容量，与满足这一份高端市场容量相对应，大量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

对中产阶级下层的剥夺过程，除了购买力方面之外，有限的上升机会，却叠加了教育产业化之后大学急剧扩招的双重打击。这意味着现在有多出几倍的候选者，去竞争日益减少的白领岗位，这不仅导致就业的薪资水平下降，更具爆炸性的是过多的候选者导致那种实质上否定“文化资本价值”的新型选择标准的实际运用，这对于白领候选群体而言是致命的。温铁军在评论反应大学生可悲的生存状态《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时说：“源于1990年代末期推进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扩招、至今没有纠错而是将错就错地把书中没有透露的那些既得利益群体造成的制度成本对弱势群体转嫁、且竟如皇帝着新装般堂而皇之！其后果，往往顺势扩散为社会问题。”“由于人们支付高教成本时隐含的预期收益高于离校后被一般劳动力市场‘再定价’的实际所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的各种‘蚁族’越来越多地聚居一处扩散情绪，遂导致几乎任何社会冲突都会有‘无厘头参与’。果如此，‘蚁族’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直接制造的不和谐因素——但愿治本有道。”这个群体现在已经是社会不满程度最高的，李春玲的研究指出“新中产阶级比处于群体利益冲突两端的群体（企业主与工人、富人与穷人）有更强的群体利益冲突意识”，其中“新中产阶级认为存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比例是最高的（84. 8%），边缘中产阶级认为存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比例与新中产阶级类似（84. 2%），而另外三个阶级的相应比例则为75%-77%。……新中产阶级认为群体之间利益冲突会激化的比例也是最高的（58. 1%），边缘中产阶级认为会激化的比例略低（53. 9%），工人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相应比例分别为47. 9%和38. 8%，企业主阶级认为冲突会激化的比例则非常低（17%）。”[98]

在对社会中下层就业者的补偿水平不足之外，还存在着对资源浪费和环境补偿不足的严重问题。在工厂生产环节，与整个生产领域得到的价格补偿水平不足相关，企业往往逃避环境保护责任，地方政府放任污染不加处理的排放，共同实现对环境和生态补偿最小化。结果更加导致中国产业分工锁定在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方向上。中国分权改革中间，强行赋予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的责任，引发以个人政绩需要为主要逻辑的过度投资需要，招商引资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导致地方政府以降低企业所承担的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为操作空间的执政模式普遍化。这就预备了企业违反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法规而不受追究的良好政治条件。

一个学者正确地指出，中国新近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老问题：

“中国正在面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中短期挑战。在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已然问题成堆。在经济领域，有利可图的增长部门和关键企业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公司所控制，市场逐步‘殖民化’，人力资源优先服务于外资，经济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存在着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现实危险。在世界经济史上，依靠外资实现现代化的例子绝无仅有，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所谓新兴工业国。在中国，如果说1949年之前的经济模式不能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反而导致了革命，那么，重新回到这种模式的结果很可能同样难以避免类似的困境。在社会领域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包括加速的两极分化、加剧的劳资冲突，以及住房、医疗和教育的不公，而政府却越来越陷入苦无良策的境地。”“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中国在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越来越类似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也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类似。”[99]

认识还可以从这里推进一步：中国在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前，先有一个重工业优先的出击工业化阶段，而后来从四个现代化战略转移到特权消费社会建设的战略中间，原先积累下来的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转而大规模地密集投入到工业生产的末端环节，导致全球同类市场容量的极度饱和，其中纺织产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朱镕基为此决策砸锭1000万），这当然会恶化供求关系并压缩同类产品的价格水平，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受损和第一世界受益，这是全球两极分化的一大动力。此外，中国富裕阶层数量很少，高档消费品市场的总购买力水平低于西方国家市场上低端消费品的总购买力（即便是考虑了反向的价格运动和不等价交换之后），这是中美贸易不平等的结构性基础——中国以完成初级工业化之后的巨大生产扩张能力强行挤入低端产品市场，并以政府政策长时间支持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支持压缩中下层就业者的工资水平，结果引发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不平衡，最近三年净出口超过7%就是这个结构性不平衡的体现。

在认识进步和理论建设中间，中国作为受损者国度，学界表现出不应有的麻木不仁状态，应用过时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内涵早已不同的时代和问题，在早期国际分工体系中间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中间的不平等贸易问题，今天这个问题早已过时了，但是体现分析和统计数据中间的陈旧思路却一成不变，每年进出口数字中间都有一项制成品甚至所谓的高技术产品数字，以支持那种毫无根据的沾沾自喜的态度。真正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基本上有着三个特点：要么是垄断新技术从而获得垄断利润（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官方宣传就是所谓“获得高附加值”，这个高附加值本质上是从垄断价格中间获得的，不过是基于技术垄断地位而已），要么就是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而获得垄断利润，还有就是从控制生产过程来获得较高补偿水平（这主要是通过控制资本投资和生产管理过程来实现的）。富士康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全球排位节节上升的重要代工厂，经常为惠普、康柏、戴尔、尼康、奥林巴斯等美日大公司加工产品，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兼有垄断技术设计和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特点，所以，可以在经营活动中间获得较高水平的补偿。而富士康本身则依靠控制投资活动和生产过程来获得中等水平的补偿。反过来，为富士康打工的员工就必须工资福利成本最小化，劳动强度最大化；而作为富士康主要代工厂基地的大陆，政府税收必须最小化（有人比较过富士康和华为的税收贡献，富士康在享受了各种税收优惠之后，对财政的贡献微不足道）。

与边缘化地位要求相对应，富士康的各种创业成本也能够实现最小化，在大陆各地的投资活动中间，往往能够拿到零价格甚至是负价格的土地（在考虑了各地政府的配套设施投资之后）。而且，由于富士康较高的出货总价格对于GDP的数字贡献，对于官员的政绩有着很重要的统计意义，所以，能够格外吸引以增长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由此，在富士康对大陆官场的谈判中间，资方能够争取到各种超越政策和法律的优惠待遇——比如对于资方的过度保护和对于劳方的非法压制，这对于最小化劳动成本都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富士康这样一个怪胎企业，因为能够得到超乎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当然就可以完全不考虑对于环境和生态的补偿成本，大量污染可以“零成本”排放；还因为中国在改革前就已经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能力巨大，富士康能够低成本在大陆地配套塑料、钢铁等各种材料，完成代工产品。这样，作为中国产业边缘化的典型表现，富士康在大陆巨大规模的代工厂，体现了在全球分配体系中间中国所得最小化的价值链要求：劳工成本最小化、政府税负最小化、环境补偿最小化，还要加上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低成本利用。而在出口产品统计目录上，那些以政绩数字为荣的高官们，则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多少年来，高科技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间比例提高了多少。大体而言，富士康能够给地方官员提高GDP政绩数字，给最高层官员一个炫示改革后产业升级的标榜数据，但对于底层民众的生存机会和环境需要而言，则完全看不出正面意义。

在富士康的雇员中间，台籍雇员垄断管理和技术的高层职位，在大陆配套的职员，即便是拥有很好的受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也只能处于较低的职业和技术等级，其权利和收益保障，当然也就处于更低等级。富士康这种模式的企业，在大陆越来越多，对于整个社会分层和结构产生了明确的影响，中上阶层的人数过少，使得改革后中国毫无停留地走向一个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的对抗性社会。而作为大量小资白领缺乏本土上升机会的体现，各大网络论坛充斥着仇恨和谩骂言论——这是作为向上流动机会日益稀少的正常反应。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西方世界的不公平很难说在过去四个世纪中间有多少减少，但是却有大量对于民主和公平的欢呼声，这主要是不到15%的充任管理和技术职位的高薪人士发出来的。因为富士康这种代表性企业的存在，使得大陆中间阶层人数远远达不到让人们听到持久欢呼声的最小数量，正是由于大陆永远丧失了那宝贵的10%向上流动机会，结果长期停留在一个两极对立的畸形社会结构上——这个社会里喝彩声太少同时谩骂声又太多。许多受到大学教育后得到白领工作的小资自嘲说：“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挣的比民工还少。”这与1980年代上升到白领岗位群体那种满足和喝彩声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近三十年来奢侈品消费的剧增，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资源配置规则，一个小小的超级富裕群体很符合第一世界国家奢侈品实现的要求，按照普雷维什的观点，在“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连续增长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因为它构成再生产资本的主要积累来源。再生产资本能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然而，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已有。”[100]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集中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这当然就需要最小化多数人口的购买力了，同时，特权消费社会与第一世界国家的全球分工利益紧密相关，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要求成为第一世界国家再生产链条的必要“浪费”。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的两极化，恰恰是第一世界所需要，这就有了全世界统治者联合起来的坚实基础，任何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下层利益的政策措施，都要遭到国际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共同反对。

十七大报告很准确地指出了边缘国家的常见问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老田按：这可能是暗指奢侈品第二大购买国内部的平均数而言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不在政府政策能够调节的范围之内，而是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拥有更多的行动能力的领域，无论政府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愿望多么真诚，解决问题的方案却是难于找到的，这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声望下降的又一个观察维度。

总而言之，边缘国家政府身上汇集了过多社会矛盾的焦点，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存在着政府形象和能力不足的关键证据，对资本的过度保护，制度分析的隐含结论，财政受益范围的狭小，全球竞争中间的边缘化地位，这些作为边缘国家的结构性现象，都成为对政府支持下降的依据。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局不稳，政府公信力低，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缺陷和社会矛盾对抗性高的结果。而不受质疑的企业经营模式，往往成为边缘地位稳定化的强有力支撑，近年来富士康在大陆的海量投资及其在全球代工业中间的排位节节上升，恰好反应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进一步边缘化的现实。边缘国家中间矛盾对抗性上升往往表现为政府形象的极度恶化，政府形象的恶化往往成为煽动政变或者呼吁“颜色革命”的有力依据，这实际上与制度无关，而主要是与边缘地位有关，而中心国家的学术思想所限定的制度观察维度，恰恰又成为边缘国家寻找出路的思想障碍。

如果说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及其资本积累要求，要求边缘国家提供强有力的过度保护——这种保护力度要求政府强大到足以抵消劳动者的反抗能量，而中国自由派人士所呼吁的选举弱势政府则明确反对这一要求。从政治维度提出的要求，与经济领域的实际需要截然相反，这似乎成为边缘国家政府建设中间的逻辑悖论。从政治和经济统一出发，边缘国家只有走向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唯一选择，在那种选择下，保护劳动者的最低需要——内需扩大——建立内部良性循环的经济，将能够在政治上形成强有力的民众支持。虽然这明显不利于海内外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肯定要遭到他们的反对，但任何在上层那里损失掉的政治支持都能够在中下层得到更多的补偿，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中间，意味着小资白领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即便得不到西方国家那种洪亮的喝彩声，也肯定能够把谩骂声削弱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

六、一个小结

新殖民主义全球市场的受益者是西方，但是中国的低端产品扩张政策放大了新殖民主义政策效果，并把自身确立为最大受害者。在不平等交换之外，最近的金融危机中间，美国的货币贬值政策就直接降低了对中国的实际负债（名义数额损失要小一些，例如投资“两房”的垃圾债券损失）。在新殖民主义时代，中美关系仍然是全球结构改革的关键一环。正如义和团的反抗曾经促使列强考虑保留晚清朝廷作为代理人实施统治，部分放弃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政策，而美国则主张在华实现“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还曾经通过“华盛顿公约”实现新殖民主义制度创新。中国的过度开放政策，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间的补偿问题，再次成为新殖民主义制度“部分质变”的一个标志性因素。

中国是列强推行旧殖民主义“炮舰政策时代”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新殖民主义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对于这个看法“特权消费社会”的爱好者肯定不同意）。较高的损失数量，意味着一种有利于行动的成本收益对比，而中国的巨大规模和自主技术潜力，都使得中国有可能再次挣脱新殖民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交换链条，成为世界格局合理化努力的第一行动者。这不仅仅意味着所受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盘剥减少，而且，与中国巨额的外贸盈余相联系的非交易损失也极其巨大，美元资产的贬值乃至美元贬值本身，都使得美国可以无视中国的意愿，在垄断利润之外进一步降低贸易中间的价值补偿水平。一般而言，作为最大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就有可能提高所能承受的成本上限，去寻求世界格局的改变和平等化。若中国付出这样的努力，并承担相应的成本，这不意味着一种道德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是要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去维护了自己的正当利益。

如果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规模过小，在工业化时代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话，中国就是不这样，而是具体独立资格的人口和资源条件。乔姆斯基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干涉意愿高居不下，在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过去的经验，使得有可能脱离美国的掌握而自立。与那种贸易和平理论相反，国与国之间的干涉意愿和动机总是与保护可攫取的利益数量成正比的，在这个问题上巴兰的“可榨取利益数量与干涉成本成正比”的看法，受到美国长期干涉实践的有力佐证。中国越是深深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越是受到不平等贸易的损害，列强在中国获得的不正当利益越多，就越是有强烈的意愿并承担较高的干涉成本来对付中国，以期其既得利益得到保护。从中国获取的利益的数量大小和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与不平等性紧密相关——越是不平等交易越有可能被中国单方面终止，真正平等互利的交易反而有可能持久下去，这两个方面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困局的死结，越是奉献利益越是受到干涉和感情伤害（对亲美的精英阶层而言），这是美国对中国干涉意愿居高不下的两大原因。

如果说毛时代是以内部矛盾的对抗性经验去想象世界格局的话，显然，今天依然如此，所不同的是处在相对立的另外一个极端上。个人崇拜曾经是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一个特定的人，今天则反过来，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美国的制度实践，凡是与美国一致的才算正确。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实际地位的标志，要解决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间的合理地位问题，首先就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合理定位。

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中间最为显著的变化是统治阶级的再形成，新的优势地位获得者——无论是权力精英还是资本精英，都遭到民众舆论严重质疑，这就使得统治阶级暴露在赤裸裸的舆论攻击之下，缺乏道义掩护和功能地位支持，这就从反面提出一个更加严峻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必须就中国现实完成统治阶级及其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装，从而把优势地位和特殊阶层的权力利益分配份额合法化。在现实中间越是欠缺那种有说服力的辩护理论，结果反而鼓励学界主流以一种简单化的“抄袭思路”来快速推进——把美国的制度实践抬高到唯一政治正确的地位上——为此，学界主流长期致力于维护一种“美国崇拜”，结果在反面加深了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足和缺位，苍白的说服力和肤浅的包装过程破坏了学术信誉本身，结果学界主流也被舆论打入“铁三角”——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被看作是权钱勾结的喉舌。

主流学界匆忙建立的“美国崇拜”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意识形态需要，但是却首先为自己的思维确立了限制，这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对世界格局的想象方式。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美国学界的理不仅有着垄断地位，而且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的学术地位也急速上升。许多国家的学者都认识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主导地位是非西方理论难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在引进学习了30年之后，仍然处于“原创性理论的缺失”的学徒状态，学术刊物上所发文章，仍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最大比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没有形成体系。”“缺少学理自觉、西方理论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缺乏富有生长潜力的理论硬核。”[101]

与理论研究的贫乏相对应，外交部的老爷们的词汇贫乏也是惊人的，动辄指责美帝怀有冷战思维，这是极其可笑的形势误判。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冷战终结后中国的过度开放，导致中国产业的边缘化和利益严重受损，结果在反面补贴了第一世界。跟随着这一部分巨大的经济利益，列强开始寻求一种跨越国界的政治保障，在朝鲜战争终结了美国的炮舰政策之后，第二次向美帝提供了干预中国内政的“激励”因素，这与19世纪西方列强指望中国出现一个弱政府利于控制一样。换言之，是过度开放给列强的巨额利益，催生了列强干预中国内政的更高意愿。近年来，西方列强每一次干预和挑衅，都导致民众心目中间的政府形象恶化；即便是在西藏314骚乱这样的恶性事件之间，拙劣的官办宣传，其效果之差，远逊于非专业的网友。官办宣传机构的无能和外交部官老爷的无能，共同帮助了美帝离间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目标。

除了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研究之外，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作为最大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的地位，也同样缺乏把握，对于市场交易中间的不平等和剥削性质缺乏揭示，过度开放表现在放任技术垄断在中国市场上的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放任外资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放任外资控制生产资本投资和管理过程，结果恶化了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外资普遍控制中国产业结果是统治阶级实际上大幅度退出生产过程，成为纯粹的消费者。社会流动机会的减少也导致候补精英阶层的反叛，削减了接受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低社会基础。学界的无能、宣传的拙劣、官员的不称职（外交部官老爷的不称职是表现最为集中和明显的），弱化了社会团结并降低了中国的无形实力，这些都成为中国安全困局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上层和下层都导致一种“美国崇拜”的遮蔽，上层想要以此完成意识形态重建，下层援引美国标准作为批判的助力破除少数人对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这极大地妨碍了把握和理解真实世界格局的想象力。结果，普通民众对于美国的幻想也大大增加起来，最近奥巴马与上海大学生的问答中间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修订

[1]相瑞花：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载《青海师大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C·H·范斯坦：大不列颠的资本形成，载《剑桥欧洲经济史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第七卷上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2-63页

[3]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载《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83-184页

[4]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5]（美）阿瑞吉等著王宇洁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3年，第258、261页

[6]保罗·巴兰著蔡中兴等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参见第221-252页

[7]（英）基斯·哈里特等编姜鲁鸣等译《国防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187页

[8]鲁迅：《准风月谈·黄祸》

[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0]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5页

[11]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3]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转引自金冲及庞先知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47、1349页

[14]（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71-373、379页

[15]（英）基斯·哈里特等编姜鲁鸣等译《国防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16]（美）谢林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8、147页

[17]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19]《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1版

[20]周克玉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结束语》

[21]毛泽东：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4页

[22]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23]（美）约瑟夫·格登著于滨等译《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24]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见《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１８５页

[25]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1-106页

[26]《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重要谈话中国决心为打败美帝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打败美帝之后，全世界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载1965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

[27]刘晓著《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28]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16页

[29]约瑟夫·W·埃里克谢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350页

[30]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9-160页

[31]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32]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载《北京党史》2003年第6 期

[33]（美）鲍德温(Baldwin, D.A. )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译者序》

[34]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25-336页

[35]王恩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大时空中间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36]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8页

[37]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3-304页

[38]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39]毛泽东：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

[40]毛泽东：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

[4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12页

[4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07-108页

[43]（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1章

[44]师哲回忆录：《在历史的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610页

[45]近藤康邦著宋志勇等译《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46]同上书，第344页

[47]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载《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

[48]毛泽东：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49]《王力反思录》（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

[50]《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载《红旗》杂志1965年第10期，第16、24页

[51]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摘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第609页

[52]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53]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转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54]（美）彼德·布劳著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79页

[55]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间黑体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56]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57]（英）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

[58]转引自崔之元：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载崔之元网页

[59]哈里什·卡普尔著彭致斌译《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前言》

[60]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

[61]李慎之：海阔天空扯乱谈——世纪之交的瞻前顾后，载张贻编《李慎之文集》（非正式出版物），第253页

[62]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63]哈里什·卡普尔著彭致斌译《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18页

[64]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65]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04页

[66]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章第二、三、四节

[67]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载《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一一研究选萃》（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