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小猪：市场经济——大国衰落之路

市场经济——大国衰落之路

愚蠢小猪

CCTV放映了《大国崛起》，无外乎中国文人的传统说词“亲君子，远小人，薄赋税”，看起来大气，也非常正确，但却是空无一物的废话。当然这些古典词汇换成了今天时髦的东西，如好制度，市场经济等等。但具体什么是好制度，什么是市场经济；怎么才算好制度，市场经济；如何判断是否是好制度和市场经济等等，通通不知道。只知道这些新衣服就是好就是好，那些大国就是穿着这些新衣服崛起的。

既然《大国崛起》已经有人拍摄了，这里就讲一个大国的衰落。这个大国衰落的时间背景与那些大国崛起相同，也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它曾经占世界GDP的2/3，通过它的无以伦比的商业力量聚积了世界硬通货的2/3，它就是大清。今天，中国的GDP和外汇储备节节高升，但远达不到当年大清的高度，甚至永远也到不了那个高度。

大清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靠的就是好的制度，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同时期的西方还有日本，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说大清是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很多读者不以为然，因为教科书都不是这么写嘛。

那么，先来一下定义，工科出身的人喜欢先定义，是什么不是什么有据可查。中国文人一大特点是不定义，就是华丽的词藻堆砌，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反正不需要自己做，乐得把文章写的漂亮些。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自由交易合法，这是定性的描述。当然还可以继续量化，这种合法交易占总经济中的比重多少，高于一定比例，就可以认为施行了市场经济。

很显然，大清没有什么以赢利为目的的自由交易不合法，好象除了鸦片。当然，当时鸦片交易存在，据说《红楼梦》里就出现鸦片了。后来林则徐禁烟，销毁鸦片就反映了鸦片交易的不合法。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论断：有交易不等于市场经济，在鸦片上就体现出来了。直到今天，大清的市场经济的范围和广度，还是现在的中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比如，大清的土地是自由买卖并合法的，现在的中国还在为土地自由流转而奋斗。大清的性交易也是自由合法的，现在的中国还是非法的，虽然现在有了“性工作者”的尊称，还需要改革理论家皇甫平为其合法化鼓与呼。最近深圳警方抓了一批“性工作者”示众，有良心的律师要为“性工作者”的人权打官司。在大清，这些都不会发生，性交易完全合理合法。因为土地和性交易不合法，所以进入市场经济的现代中国，在这些领域依然不是市场经济，虽然存在着交易。进入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大清早已实现了。

从量上判断，市场对于大清的每一个成员，上至皇帝下到普通农民，都是必需的，都需要靠市场来维持。生产的大部分都需要用来交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民，地里的出产50%需要交地租，这是市场价格。后来民国搞过一个减租运动，人为想把地租压到30%，但对抗不了市场的力量。如果他的老婆会纺织，他还需要购买纺织机械，当然农具也必须买。从交易所占比例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民远达不到大清的水平。大清的农民还需要给政府交纳税金，并以货币形式。因为即便是皇帝也需要拿着货币在市场上购买东西，支付各级官员和军队的俸禄。严格说起来，大清不存在政府，所谓的政府实际是法院，官员是法官。《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就是个判案的法官。大清是小政府，大社会，以法治国的梦幻般的体制。是现代中国改革的目标。

大清还是民主宪政的。民主宪政的核心是制衡政府的权利。制衡的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在的中国正积极制定《物权法》，要架空宪法，因为现在的那个虽然叫宪法，但不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不是宪政。大清在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方面是个典范，大清的祖训，也就是宪法，“永不加赋”，直到清灭亡都没有改变。按照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改变规则也是侵犯产权，本来民营企业家规划好的项目，如果遇到加税，就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在保护企业家方面，古今中外没有什么政府比大清做的更好。

大清保护私人产权，也是历史的传承。中国的历代政府都是保护私人产权，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明朝快灭亡的时候，天下盗贼烽起，中央财政困难，即拿不出钱来赈灾，也开不出饷来镇压，这么危急的时刻，皇帝受制于宪政还不能查抄几个大户。而闯王则一抄一准。由于闯王不尊重产权，当时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们借师剿闯，于是天下姓了大清。

大清的民主宪政还体现在它的朝廷，也就是议会。这朝廷是民选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朝廷，只要通过考试，非常公平。《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也必须参加考试。考试比选举公平得多，现代民主宪政的楷模美国和日本，没有显赫的家世，是很难选上的。

大清朝廷的民主宪政还体现在决策权和责任权分离上。决策成功，则是那些民选大臣的荣耀，决策失败则都是皇帝的错。这非常符合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教授最近在电视上的演讲精神。

说了这么大一堆，回到正题。大清是如何在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中走向衰落的。

历史背景

18世纪下半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首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并不确切，蒸汽机实际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历史，他只是改进了它，提高了效率，使它实用化。所谓提高了效率，这效率不过也只有百分之几的水平。今天的人过高估计了蒸汽机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世界蒸汽机的总保有量也不过几千台的水平。蒸汽驱动的珍尼纺织机并不比中国黄道婆的手动纺织机更有效率。

19世纪初发明了蒸汽船，但效率极低，无法与帆船竞争。19世纪前半，帆船掌握着世界航运市场。直到1840年才开设了横渡大西洋的定期蒸汽船航线。50年代，铁制蒸汽船开始普及。60年代出现了二段膨胀的蒸汽机和螺旋浆，才正式开始了蒸汽船的远洋运输，但这一时期的蒸汽船燃料效率低，航行能力低，港口藏煤设施不足，尤其是远东航线，需要增加船内载煤量而较少货物运载能力。蒸汽船无法与帆船竞争。60年代帆船迎来了全盛时期。我们可以发现，两次鸦片战争，都还在使用风帆战舰。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并不是输在武器装备的差距上。英国战舰是风帆木造，中国的也是。英国的大炮火枪是前装的，中国也是，当然射程和精度比中国的好点，但有限，不是代差。重要的是，当时的远洋运输只能靠帆船，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蒸汽船的远洋性能很差，尤其对远东缺乏加煤站的航线。没有后勤补给的支持，英国舰队没有持续作战能力。即便有一些中国人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向英国舰队提供补给。英国舰队愿意出钱买，为什么不卖呢，不要搞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嘛。实际上只要拖就能把英国舰队拖垮。

中国的失败，是输在中国文人的斗争意志上。比如最近冒出来一个中国的龙不宜作为国家形象的论调，袁伟时教授反思中国遭大祸是因为自己不受规矩，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还有诸如能关起门来商量对付外国人呢等等。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朝廷吧，估计当时恐怕象我们现在的那些专家们的那些谋臣，恐怕多是出主意把龙去掉的家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朝中百官，真正出主意崛起的，恐怕没有，出主意的，就是那种谨小慎微，处处反省中国不要太张狂的那种老成谋国之士。但英国，就不一样。人家就在议会讨论怎么打中国。我们这里，就会出主意怎么不要激怒洋人。这样的朝政，忘记说了，当时中国是民主政治，皇帝得听这些专家的，怎么可能打赢战争而崛起？

日本明治维新后，派考察团到西方学习，回来后就在朝廷里争论“征韩”，不是支持和反对“征韩”的两派在争论， 而是“急征”和“缓征”在争论，是现在动手呢，还是准备好了再动手。最后的结果是“缓征”派获胜，“急征”派下野。这是日本的民主政治。中国的主战派林则徐则被流放新疆，这是中国的民主政治。

可能当时的中国文人与现在的文人一样思想先进，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安全问题，市场交易的效率最高，打打杀杀的不好。但当时的英国及后来的日本思想可能太落后，不这么认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效率最高的行业实际是抢劫，而不是珍尼纺织机和蒸汽船。从现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中国谈不上失败，那些条约也不是不平等条约，开放市场顺应了历史潮流嘛，体现了当时中国文人的远见卓识。虽然在这之前，中国是市场最开放的国家。战前粤海关税率平均是商品值的20％左右，而同时期的英国海关税率则达到40%，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关税降低为最高5%，而英国依旧在30%左右徘徊没有降低过20%以下。

开放的结果，外国的货物输入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依然阻挡不了拥有强大商业力量中国的外贸顺差。中国民间并不需要外国货，机织布并不比中国的手工布物美价廉，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外国的钟表中国并不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足够了，还自由。中国政府也不需要外国的重工业产品，外国的军舰大炮火枪是好，但比自己的好的有限，中国要和平崛起，要那些东西干什么。即便是实行市场经济的鸦片，只要给民间企业家机会和自由，本土的鸦片茁壮成长，大有驱逐外国鸦片的势头，市场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中国在市场经济上锤炼了几千年，西方怎么可能是中国的对手？

定期航班

火车和蒸汽船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当时所谓的强国崛起都是围绕它们。但它们的效率低的可怕，火车必须在铁轨上运行，降低阻力。没有铁轨，则远没有马车有效率。蒸汽船则远不能和帆船，即使后来导入了很多新技术。帆船的缺点是风不稳定，受气候影响大，于是在无风和少风的内河，蒸汽船占了一席之地，远洋是帆船的天下。

蒸汽船的效率虽然低不能和帆船竞争，但有个优势是帆船不具备的，就是不受气候影响开设定期航线。定期航线非常方便邮政和人员运输，能够准确知道到达日期，而不是听天由命。但蒸汽船的这个仅有的优点也不被市场接受，没有市场需求，因为谁也不愿意支付那么高的运费。

185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补贴下，P&O(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开设了亚洲的定期航班，用于邮政运输。进入60年代，随着蒸汽船的性能提升，法国、荷兰等国的汽船公司在政府的高额补助下开设了定期航线。1865年，美国通过中国邮政法(China Mail Bill)，资助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设经过夏威夷到中国和日本的定期航线，每月一班，10年间每年50万美元的补助，夏威夷段的另外补助则是7万5千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当然，作为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西方国家，这么做也顺理成章。虽然邮船亏损，但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也是值得的，毕竟它们认为效率最高的是抢劫。实际上，当时西方国家和学习西方的日本由政府开设邮政也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搞什么全国统一价格，垄断经营等等。大清从来就是邮政民营化，政府不创办邮政，完全民间经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开骠局，承揽邮递业务，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极高。后来大清低档不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也开设邮政，那是后话了。

蒸汽船主要承担邮政、人员及能承担高额运费货物，如绢和茶等的运输。随着新式二段膨胀的蒸汽机出现，燃料效率的提高，蒸汽船才能逐步与帆船竞争。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极大缩短了蒸汽船航线，进一步提高了蒸汽船的竞争力，因为帆船不容易通过运河。直到1878年，经过苏伊士运河蒸汽船的运价才降到经过好望角帆船的水平。

在数十年漫长的时间里，蒸汽船必须依靠政府的巨额补贴才能生存，机织布也一样。这完全违反了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原理，只能靠抢劫维持亏损。实际上，对民用运输的补贴只是小头。英国是蒸汽机的发明国，但对于蒸汽机应用于战舰兴趣不大，因为效率太低。1850年代，英、法、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是一场双方都认为是肮脏的战争，不象现在的伊拉克战争有民主自由的大义名份。大量装备蒸汽战舰的俄国给英国上了一课，使英国开始大量建造蒸汽战舰。建造蒸汽战舰是不计成本的，为抢劫服务，因此不是市场经济。

实际上，蒸汽机是中国发明的，但由于中国长期施行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没有导致在中国发生工业革命。从现在的眼光看，那种往复式的蒸汽机根本谈不上发明，会煮饭就算发明了蒸汽机，忘记说了，中国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蒸汽机的效率极低，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价值，做的功还不能补偿砍柴和挖煤，于是在市场经济中被放弃了，现在也没有遗留下什么遗物和记载。现代的蒸汽机是汽轮机，效率比往复式的优越得多。这种汽轮机早就被中国发明了，现在逛传统庙会还能见到这个中国古代发明——孔明灯。

当时，由于很长的时间这种蒸汽机的效率依然不能与人力、畜力、及风和水等自然力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作为动力装置被停止了发展。但它在商业上有观赏价值，在庙会，也就是市场里做个广告什么的，得到了蓬勃发展。于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伟大的发明。

推动西方工业化的火药和指南针，在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同样的命运。现在的人指责中国发明了火药不去造枪造炮而是做烟花爆竹，发明了指南针不去航海而是看风水。这种责难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中国是市场经济，怎么能造用于非经济强制的枪和炮？造烟花爆竹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红白喜事庙会庆典等都有大量需求，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发达。指南针也是，行军打仗不是市场经济，看风水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现在风水业正在世界蓬勃发展。在建设市场经济的现代，我们提出军队要忍耐；总理到外国去消气，回来后取消各种项目，要不是因为挨了几颗炸弹，神五神六早就胎死腹中；据说不久前有26个专家联名上书，说不要建造新军舰，节省经费好发展经济。对照现在，指责古代中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说明当时人思想先进。

中国非市场化的尝试

虽然蒸汽船需要大量的补贴，进入1870年代，在中国和日本的西方蒸汽船越来越多了。这些蒸汽船不仅开设远洋定期航线，也开设国内定期航线，中国和日本已经开港了。蒸汽船的繁荣，引得中日两过的商人跃跃欲试。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就解除了拥有西洋船型的禁令，中国则不存在这问题，因为一直实行市场经济，没有那么多禁令。

中国的案例我不清楚。日本这里一个叫高岛嘉右门的商人，一看这名字就知道他是士族，不是一般百姓。使用高岛丸开设横滨到函馆间的定期航线，由于利用率低维持不了定期航线，不到一年就废航了。用脚趾头想就明白了，西方国家都需要补贴才能维持，你的制度再好，能维持到几时？真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非常优越，但西方蒸汽船的耀武扬威，还是刺疼了大清的神经，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市场经济。一些学习西方的文人开始搞洋务运动。1872年，李鸿章奏请朝庭开设招商局，列举了种种好处，诸如回收投资于外国海运的中国人资本（大清实行市场经济，投资自由，外国公司在中国招募股票合理合法），海运事业的利益，海防等等。

大清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招商局。现代的中国文人对此颇有微词，往往因此认为大清不是市场经济。其实，当年的主流派也是这么批驳洋务派。"殊为无益"，说制夷，早已议和；说捕盗，已有水师；说运粮，已有沙船。不必糜费。但还是批准了李鸿章，我想就当时而言，他们可能是这么想的，试一试也不伤大局，反正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如果说当年的主流派与现在的主流派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年的主流派被称为“顽固派”，现在的主流派被称为“改革派”。

但招商局的成立还是尽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规范来，上海的民间资本出资11万两，李鸿章个人出资5万两，从直隶军费中出资13万5千两，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这种类型的企业很常见。

招商局以4艘汽船共2319吨开业，承接江苏浙江到天津的年间20万石大米的漕运，李鸿章是官，有这便利。不过上海商人的资本并未到位，我想大概是商人们曾经搞过蒸汽船航运，有亏损的经验。果不其然，开业半年亏损达4万2千两。为了摆脱困境，吸引民间资本，招商局进行改组，任命上海商人唐廷枢做总裁。这次改组，使招商局民营化焕发了活力，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投资，导致股票上涨，1873年末股价总额达到47万6千两，81年达到100万两，第二年增殖到200万两。

李鸿章除了漕运外，还申请朝廷批准，由招商局独家承担各省的官物运输。由于外资航运企业激烈竞争，导致航运市场运价下降。招商局所承担的漕运和官物运输的价格不减，并且还有海关的特别通关便利。招商局获得了很大利益。这些显然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政府的钱是国民的税金，就这么进了招商局的私囊。但从另一面看，大清还是遵守市场经济原则，朝廷也只能命令官物运输，民间运输还是自由竞争。有很多民间货主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出于民族主义尽量把货物交给招商局承运。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应该批判，现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批判民族主义的，比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试说抵制日货很愚蠢。当然，不能要求当时的愚民有现代经济学家的见识。

虽然政府扶植和民族主义不那么光彩，是大清市场经济的污点，但招商局还是发展起来了。以上海港为例，招商局刚成立不久的1873年，中国船的比重仅有3.9%，77年急速增加到38.3%，大有追赶排在第一位英国船的势头。

1860、70年代，外国船进入中国港口增长缓慢。主要原因还是蒸汽船的效率低，且改进缓慢，即便苏伊士运河开通，政府的补贴毕竟有限。蒸汽船的缓慢发展，对中国和日本的海运业是个黄金时代，中国的招商局站稳了脚跟。招商局还开辟了国际航线，很快就意识到不是外国海运公司的对手，不久就废弃了，除了越南航线。在海外市场，没有政府扶植和民族主义，当然竞争不过有补贴的外国船只了。于是招商局专注于国内航线。

三菱的垄断

与招商局匹敌的日本海运公司是岩崎弥太郎创建的邮便汽船三菱会社。1871年设立，73年改称三菱。三菱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被称为“政商”。这种政商合一对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日本来说，很容易实施，所遇到的阻力小。

日本政府制定了“征韩”的战略，设想战时运输一部分用自己的船，另一部分租外国船。但是，1874年台湾出兵时，租用英美船只被拒绝，于是紧急购买蒸汽船运兵，然后把这些船只无偿转给三菱。三菱还从政府直接拿巨额补助，开始开辟国内国际定期航线，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台湾出兵租船被拒绝，使日本政府意识到只能靠自己。

三菱与招商局的办法差不多，先垄断官物和邮政运输。日本不是市场经济，学习西方开设了官方的邮政，这是招商局所没有的垄断运输。这里有一段插曲，在三菱之前有个小的汽船会社靠邮政运输吃饭，由于三菱介入无法经营，被政府低价收购并入三菱。改变规则就是侵犯产权，张维迎教授的论断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但是，日本政府没有保护产权的概念。

三菱除了垄断官方运输外，还想垄断民间运输。当时日本已经开港，外国船只可以经营日本国内航线。日本政府逆开放的潮流而动，积极修改条约。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只允许美国的太平洋邮船经营国内航线。对比一下大清，大清的国内航线自开港以来就是国际竞争，没有谁想到过修改条约。直到今天，中国文人还在检讨自己哪里没有守规矩，还需要继续推动开放。可见当时的中国多么先进。

光条约修改还是不够的。日本政府还给货主提供特别金融服务，在铁路运输上提供便利，还给利用外国船的乘客设置繁琐检查。如此种种，使太平洋邮船从日本国内航线撤退，后又从横滨上海航线撤退。于是，这些航线被三菱独占。

招商局就没有这些便利的条件，一直在国内航运市场上苦战，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主导地位。可能李鸿章想搞垄断，但受限于大清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

首先，大清的金融是完全市场化的，在银子面前一律平等，政府连统一铸造银币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纸币。任何人，只要有银子就可以铸造货币，还可以发行银票，也就是纸币，还可以自由开设钱庄，也就是银行。如果不能赢利，就是皇帝在金融市场都借不到钱。这种情况下，大清不可能给货主提供特别金融服务，民间钱庄自然是怎么有利怎么贷款。直到今天，如果中国船东到日本买船，很容易获得日本政府贷款，如果在中国买船，就很难获得贷款。这是有历史传统的。

大清当时还没有铁路，自然不能提供铁路联运的服务。李鸿章曾经想搞铁路，但被驳回。让你搞航运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已经便宜你了，还想搞铁路？！反对的声音大义凛然：外夷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将使沿线商民丧失生计会引起暴乱。认为清朝初期虽无铁路而"武功极盛"，证明"国之强弱在德不在器"。修铁路要毁庐迁墓。是"干天地之和，蹙生灵之命"。

今天这段文字读起来依然慷慨激昂。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西方不是市场经济“外夷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是市场经济“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搞铁路就是搞垄断，"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国之强弱的根本在“德”，也就是制度，而不是“器”，科学技术。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强国的根本。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大国崛起》，是不是这么说的？

日本修铁路也有巨大的阻力，钱从哪里出？破坏环境怎么办？甚至还有传言要暗杀主张修铁路的人。但修铁路的革新派也很坚决，要竖立中央集权破除封建，使中央的权利直达地方！决心一下，钱也好办，增税及各种专卖。我们可以看到明治时代，日本增税和专卖如同家常便饭，这些是严重侵犯产权的行为，于是明治时代民众暴动不断。同一个时期，中国歌舞升平，是同治中兴。1870年代初，日本第一条铁路开通，天皇参加开业庆典。

10余年后，大清同意修建铁路，但本着市场经济原则：谁投资谁受益。现在，中国铁道部想积极吸引外资，但响应者很少。原因何在？因为铁路本身是赚不了钱的，当然不可能吸引投资，需要与铁路沿线地域的利益权捆绑才有收益，为了保证这利益权兑现，需要外国驻军。我想外国驻军不是大问题，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有不少中国文人讨论购买安全。由于外国企业多拥有军队，于是大清的铁路多为外资所建。当然外资铁路不可能为本国航运提供便利。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至于日本给利用外国船的乘客设置繁琐检查，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民主宪政的大清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日本三菱的垄断与当时日本的国际地位有关。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没有多少油水，不受欧美重视。横滨上海间的航线在世界航运中不过是支线。欧美船只受限于补助金，放弃并不可惜。中国相对没有这些便利条件，但中国足够大，有足够的力量，只是想把龙去掉的专家太多了。

风云突变

进入1880年代，三段膨胀的蒸汽机和双螺旋浆出现，使蒸汽船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完全压倒了帆船。1881年，最后一艘帆船运载中国茶叶开往英国，标志帆船时代结束。

由于不需要补贴，进入中国和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急速增加。中国和日本船在总航运中的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下面该怎么办？

一条路是继续投资。很显然，如果继续买船，技术更新这么快，很快会过时，需要造船。但造船的投资比买船还大，也一样面临技术更新问题。要技术更新，需要投更多的资培训人才。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恶性循环，是投资的无底洞，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家周其仁给出了解决之道。当然，他不是针对造船说的，而是造飞机。用几亿条裤子换飞机很好嘛，中国没有达到那样的利率水平，我们生产裤子能挣到钱，而欧洲生产飞机需要巨额补贴，我们赚了！

我们有理由惊叹当时中国人的远见卓识，竟然与百余年后的专家不谋而合，1880年以后，招商局停止了对航运的投资，转向别处有比较优势的项目。招商局只经营内河和沿海业务，船只不更新问题也不大。具体是什么比较优势，我手中的材料没有说。只能根据今天的情况猜测，因为他们具备与今天专家一样的认识，估计去搞房地产了。在房地产的热潮中，西太后都有兴趣在北京修建南方园林，与民同乐。直到今天这园林还在为中国创造着巨大的GDP。这园林给人指责的地方是西太后挪用了海军军费。这种指责，佐证了大清是民主宪政，皇家的钱与政府的钱不是一回事，所以有“挪用”一说，据说后来西太后还归还了这笔钱。西太后造园林，没有象秦始皇修长城强征民夫，或者象大宋一样搞花石纲官逼民反，完全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所以她需要挪用经费支付，而不是靠非经济手段强制。再说了，她可能思想很先进，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安全问题。

日本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路，继续投资航运，开辟远洋航线，积极准备造船。日本人愚昧落后，认识不到市场经济效率高的优越性，以为抢劫的效率高，一门心想着“征韩”。

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迅跑，经济蓬勃发展，还藏富于民。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论证了当年的高度经济成就。他是这么论证的，甲午战败后，中国民间可以很轻松支付2亿多两赔偿，算上庚子赔款也不在话下，只是民间不愿意借钱给政府。

日本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暴动不断。虽然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甲午战胜后，被人改成“贫国强兵”。再十年，日俄战争获胜的消息传来，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暴动来庆祝胜利。

甲午战败的原因众说纷纭，腐败专制野蛮等等帽子扣向大清。当时的日本被腐败的长州官僚把持朝政：首相伊藤博文好色，前线指挥官山县有朋爱财。后来的美国非常腐败，周末花天酒地，被日本把太平洋舰队整个端了，麦克阿瑟将军丢下几万军队只身逃跑，美国也没有战败。斯大林腐败专制野蛮，苏德战争也是在周末爆发，苏军在初期遭受了毁灭的损失，斯大林还是打赢了。甲午战争50多年后，也是在朝鲜爆发战争，专制的中国还打败了美国！当然，这第二次朝鲜战争的胜利，却被当代中国文人横加指责，认为很不值。打败了不对，打胜了也不对，只有不战而降才是正道。于是，不战而丢东北的蒋公被当代中国文人吹捧。

甲午战败的原因，实际上800年前就有人给出了。当时岳飞大败兀术，兀术想逃跑撤过黄河，一位文人对他说了一句后来成为历史名言的话“自古未闻有权臣在内，有大将立功于外者！”当然，今天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秦桧也站起来了，都市场经济了嘛。

光荣革命

胜负本是兵家之常。但朝廷里想和平崛起的文人们掐指一算，给日本打赏一点钱，比战争继续下去效用最高，理性经济人嘛。再说，由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综合国力极大提高，这点赏钱是小意思。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就论证大清钱满为患，我想当时先进的中国文人也是这么认为。

有钱是一回事，但把钱收上来是另一回事。大清受民主宪政的约束，不能增税和专卖，那就发行债券好了。政府债券是金边债券，但这次却认购者寥寥。之所以会这样，陈志武教授给出的理由是大清没有现代金融制度不能融资，要尊重产权建设现代金融体制云云。

不过，陈志武教授给出的理由是错的。真实的情况是，大清已经拥有了现代金融制度，且完全是民营化的，还完全对外开放。现代金融制度是公正的，只认得利益，不认得皇帝老子。还是以航运举例来说，美资的旗昌海运公司可以在大清的金融市场上发行股票融资，面额100两的股票，最高可以卖到200两，后由于招商局的竞争，利益下滑，股票跌到了面额的一半。大清的金融市场可不管你是谁。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是否建立了现代金融我还不知道，但政府干涉银行总让人垢病，张维迎教授最近提出要加速改革卖掉四大银行。大清则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完全的市场经济嘛。

投资人这么想，你皇帝老子凭什么还钱，即不能增税，周围都是些想把龙去掉的家伙，根本不可能指望在下次战争中能捞回来。于是市场对皇帝说“不”，皇帝也由于宪政的限制不能抄几家大户，于是被迫无奈，向英国银行借钱。英国银行一算，也是一样的问题，你凭什么还钱？于是海关被抵押了出去。现代金融体制是导致政府破产的直接原因。政府破产，在当今世界是很常见的事。

当然，有人会说了，皇帝为什么不把海关抵押给内资的钱庄，这还是说明大清内外资不平等，市场经济不彻底。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由于当时英国不是市场经济，银行能接受海关做抵押，是因为它能派遣官员管理海关，派遣军队到海关执法。而中资的钱庄是市场经济主体，没有这些非经济强制手段，不可能接受海关作为抵押品。

大清的市场经济的效率是很高，硬通货储备是很大，综合国力是很强，但也抗不住连续而来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抢劫。1911年，革命爆发，大清灭亡了。这是一场光荣革命，几乎没有流血。日本的明治维新，倒幕战争还打了一年多。皇帝和平退位交权，但还是能在紫禁城里当皇帝。大清的官员文人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官员文人。赵家老爷还是赵家老爷，假洋鬼子还是假洋鬼子，阿Q还是阿Q。要说有什么损失，好象就是尼姑庵被革了两次命，但损失并不大。这样的革命，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国家中经常上演，朱学勤教授对这种不流血革命非常赞赏。

后来，冯玉祥撕毁原来的协议，侵犯皇帝的产权把皇帝赶出紫禁城。这位皇帝后来来到尊重产权的满州，还干得相当不错。他不办国企，保护私人产权，使满州经济高速增长。可以造飞机、汽车、炸弹……，打破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谎言。关于满州的经济成就，详细请参考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秦晖教授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述。

民国的总统总理象走马灯一样换，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是民主政治的充分体现。在经济方面，深入贯彻市场经济。吸取了大清的教训，鉴于贪污腐化多，效益低下，不办官企。原来遗留的企业，则关停并转卖。比如洋务运动创办的江南造船厂，乘一战东风来图来样来料三来一补给美国造了几艘万吨船后，再也造不出象样的船了。不知道是承包了还是MBO了。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1925年后就不冒烟了。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则卖给日资了。这些改革打破了垄断，给民间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军事方面，大清花了很多钱创办了海军，但效果不好。民国干脆没有海军。空军是新军种，但由于飞机更新太快，买飞机不合算，还不如买外国的债券。外国的盘尼西林多的都用不完，不需要自己花钱生产，彻底贯彻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原则。总之，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取缔各种狭隘民族主义团体，防止友邦莫名惊诧。

大国崛起的夭折

民国清除了大清在民主宪政市场经济上的污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做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使中国更加民主宪政，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中国经济充满活力。民国的经济飞速增长，尤其是黄金十年，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按这势头，40年代就可以经济起飞了，实现大国崛起。这方面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秦晖教授和杨小凯教授都有论述。上海的繁华远压倒日本的东京，有东方巴黎之称。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之一丰田英二，小学时代曾到上海，被上海街头奔跑的汽车所折服，立下了造汽车的志向。

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按照市场经济民主宪政的原则没有什么可以挑剔，这大概已经成了主流的共识。如果说有什么缺遗，就是没有责任人，毕竟中国没有最终发展起来。黄天不负有心人，人自助天助，这责任人终于出现了。日本看着中国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急在心里，于是悍然入侵中国，终止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大清的甲午战争失败，有好事者考证出大清舰队吨位多少，炮的数量口径多少，一看不得了，好象还强于日本。但为什么战败了呢，于是深挖，什么训练不足造假严重，炮弹里面参沙子，军舰上溜狗大炮上晒衣服，挪用和贪污经费，如此等等，然后义正词严的指出，就是因为“专制腐败”才失败的。民国干脆没有海军，于是就没有“专制腐败”。说民国没有海军也不确切，著名的“中山舰”就是从日本三菱买的，后英勇的自沉于长江。装备几架老式飞机的民国空军很快就被消灭，然后租苏联的援华航空队和美国的飞虎队。丰田汽车在中国大地上驰骋，有路就有丰田车，当然也就有鬼子兵，繁华上海的汽车却不见了踪影。经济高度发展的满州生产的炸弹象雨点一样砸在中国人的头上，而英勇的中国士兵却需要拿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一切都那么自然，合情合理，好象是应该发生的一样，没有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没有谁去追究，还正好可以歌颂“一寸山河一寸血”。民国综合国力极大提高，经济空前繁荣，却不能向前线提供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门重炮……

不管怎么说，在蒋公的英明领导下，8年抗战，日本称为15年战争，中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后，蒋公派特使蒋经国去见斯大林，被告知几大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分肥协定，中国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而且斯大林还说：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面对蛮横无理的斯大林，凭借空前的综合国力，蒋公只好忍辱负重。大清还能够做为当事者参与条约的制定和协商，民国从来就没有资格参与，无论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还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无比的优越性。

我们重新走在大道上

“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大清帝国和民国的衰亡已成为过眼云烟，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计划经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象戒除毒品一样戒除市场经济，进入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中国文人被关牛棚，养猪种菜，而不能做“亲君子，远小人，薄赋税”的道德文章。闭关锁国，不能享受人类最先进的成果，《红楼梦》里可以享受当时最先进的钟表，民国还能享受到当时最先进的汽车。中国人自力更生，坚决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神圣市场经济原则，不讲效益，不计成本，造飞机、造汽车、造轮船、造列车、造造造……能够制造几乎所有现代化产品，打赢了所有的对外战争。于是，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缺衣少穿，导致人口急速增长，错批一个人，误增3亿人，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国文人解放了，带领我们重新走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市场经济没有安全问题，军队要忍耐，飞机、汽车、列车、半导体、发动机……统统下马，也不造人养孩子。我们发挥比较优势：卖工厂卖学校卖医院卖土地卖劳动力卖资源卖环境卖卖卖……，我们买飞机买新干线买汽车买电脑买手机买香波买买买……。市场经济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繁荣娼盛，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极大提高，是5000年来前所未有的盛世，正走在大国崛起的大道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磁悬浮列车在上海奔驰，东京的磁悬浮列车还在图纸上，上海又压倒了东京！

如果说有什么隐忧，那就是国内少数95%的人在制造不和谐，需要继续深入揭批计划经济和文革的遗毒。市场经济没有安全问题虽然是基本公理。但在国内，没有人有安全感：95%的人连吃饭都没有安全感，即不知道有没有下顿，也不知道这顿吃的是否有毒；另外5%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担心，但害怕清算第一桶金……。在国外，友邦也不认为市场经济没有安全问题，竟然制定了防范“中国风险”的战略，对中国的投资连续下降，对在中国生产的商品不断增加限制。日本的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开始议论无核三原则……。

但愿这次市场经济的崛起不会重蹈大清民国的覆辙。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可以欣赏到无限美好的夕阳，观看到一个大国的落日。

其实，导致大国崛起的好体制没有那么玄虚：

好的经济体制就是能造东西的体制，好的政治体制就是能负责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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