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也：一篇错误文章--评《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伟大创新》

一篇错误文章

马也

《光明日报》2010年1月19日，刊有《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伟大创新》，作者署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该文存在五个原则性错误。

第一，“时代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时代主题逐步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转变。”

这种“时代观”的转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请问，此间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这些正义战争，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东欧演变、苏联共产党下台和国家解体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美国强制推行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国侵略和军事占领阿富汗、伊拉克的非正义战争，到底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产物，还是“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的表现，怎样纳入所谓时代主题“根本转变”的框架呢？

第二，“历史观”。整个这一段只讲中国发展道路既受世界历史支配，也受“国别史”支配。这是毛泽东同志从《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以及其它相关文章，已经有系统论述的问题，现在不过用一些新概念，使准确、清晰的表述，变得不准确、不清晰而已。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物史观的精髓，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历史观”的题目下，无一字涉及“精髓”，就可以是随便什么历史观，唯独不是共产党的历史观。

第三，“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劳动价值论也必然随之从‘彻底革命的意识’转变为‘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从中推衍出‘共同富裕’的目标。”

“共同富裕”，中国最早的文献表述见于《礼记》。“关于生产的科学”不知所云。制造一个螺丝钉，也属于“关于生产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如果转变为这么个东西，就被贬得毫无意义。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党中央的提法是，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完整阶级的剥削阶级不再存在，“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即便在国内，即便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期，小平同志也说，中外合资，一半社会主义，一半资本主义。一个没有说出的逻辑结论是，因为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范围也“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这已经属于痴人说梦。

第四，“阶级斗争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以前，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没有阶级斗争吗？按照这种判断，今天资本主义在全球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全球化，岂不就等于阶级斗争全球化吗？如果以上述第三条的痴人说梦作为根据，这种全球化又成为“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全球化，或者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共产主义全球化。向右向“左”，均达极端。马克思关于“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忘记了还是认为不正确呢？

第五，“计划经济则是苏联模式的产物”。

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按比例，不是来自“苏联模式”，而是来自马克思。小平同志1985年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1989年6月9日讲话说“以后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苏联计划经济曾经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后来走向僵化。僵化不是计划经济的内在品质和必然产物，而是苏联后来经济工作发生的弊端。我们党纠正这类弊端，却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使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苏联模式”属于西方话语体系中否定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党历来不使用。

空话废话也就罢了，现在是错话。小错也就罢了，现在是关于时代、历史观、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这些和共产党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的原则性错误。一处错误也就罢了，现在是没有一个问题上没有错误。

这些错误，都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署名又偏偏是“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一篇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文章，一篇不及格的中学生政治课作业，如此署名，就使忠诚的共产党人、严肃的党的理论工作者陷入两难：不忍批评，又不得不批评。原则重于情面，写下上面的话。期望就上述重大问题展开同志式的讨论，期望这个中心的同志的反批评。

2010年1月20日

附文：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伟大创新
 
时间:2010年01月19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中国共产党遵循了这个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大大推动了指导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一

　　沿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展开了自己的思想进程，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重大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移，提出了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改革开放起步之际，邓小平就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目标也作出了全新的表述，从经济方面的四个现代化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全面现代化。由此，形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内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初形态得以创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这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根本转变。党的十三大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揭示了中国最大的国情，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有了坚实的客观依据，为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开辟了新视野，并以此为立论依据，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又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加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四年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崭新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崭新的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有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被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此为契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生产关系的巨大调整，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推动了方方面面的与时俱进，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法治国家、先进文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崭新理论应运而生。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重大创新，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发展中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大把党的指导思想创新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揭示了这个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

　　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又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正是建立在对时代、历史和劳动价值论新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时代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壮大，时代主题逐步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转变。但是，一段时期内由于沿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认识当今世界，使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的矛盾和态势等，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由此，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肩负的历史使命;并且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对外开放之路。

　　历史观。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受“世界历史”支配，也受“国别史”制约。把全世界不同民族的演进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轨道，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在这样的历史观视野内，中国社会发展必然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特征”。但是，马克思只是梳理了西方社会的发展线索——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并没有研究中国的历史轨迹。1840年以来，中国尽管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历史自身的惯性如此巨大、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积淀如此深厚，仍然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发展。同时，受十月革命和国际环境的影响，革命道路以及通过这条道路确立的社会制度，又必然是社会主义方向。正是这两种力量把中国推向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6 版，第293 页）

　　劳动价值论。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劳动是“人”的活动，劳动是一切价值创造的源泉。社会主义既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劳动价值论也必然随之从“彻底革命的意识”转变为“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从中推衍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一根本变化，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就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那么这段论述则可以看作是“劳动价值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具体运用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也是建立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改造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和谐的追求。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尤其是“贵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精神之一，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统一的观念。“统一”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基本追求，是国家的最高价值。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认为这是天地常道，古今通义。秦统一中国后，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如人心。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巨著《史记》建立了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在西方列强大举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近代中国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声。今天，国家统一仍然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最高价值。爱国主义。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邓小平曾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并进行过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在当代中国，一心一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

　　三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突出表现为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的根本转变。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代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但是，不论中国发展道路还是现实社会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现的社会主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消灭、国家自行消亡的“自由人联合体”。而当代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但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差别仍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还要以“国家”的形式存在，还要建设国家政权，发展市场经济，巩固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意义，恰恰体现在概括和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填补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建设理论，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白。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实现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念的转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平均主义、阶级斗争、计划经济构成了人们社会主义观念的基本要素。平均主义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阶级斗争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计划经济则是苏联模式的产物。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了转换，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加速，相应的观念也必然要更新，否则将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炼出改革、发展、文明、和谐、富裕、法治等崭新的概念，从而大大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使其在当代中国成为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推进自身解放事业的科学理论，成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线索，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科学理论。

　　（执笔：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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