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刘吉《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谎言

揭穿刘吉《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谎言

高为学　

　　2007年2月8日《南方周末》在“小平逝世十周年特别报道”专版，发表《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专访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一文。记者在该文一开头就详细介绍了“刘吉的特殊身份”，并得意地说：“在访谈中，刘吉经常语出凉人，尽管很多观点难免会有争议，但毕竟是一家之言。”何谓“一家之言”？根据成语辞典的解释，它是指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学术论著或论点。而该文的所谓“惊人之语”，不仅没有什么“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甚至也没有一点有根有据的论述，有的都是胡编乱造的杂烩。因此，它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一派谎言！令人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在纪念“小平逝世十周年”这个极其严肃的主题之下，刘吉一边信誓旦旦地说：“我非常敬佩邓小平同志”，“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一边又往邓小平身上泼脏水，捏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妄图假借邓小平的名义来欺骗善良的人们，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整篇文章充斥着欺骗性的谎言，可以说是“理论骗子”的一个活标本。剖析这个活标本。就可以揭穿其骗人的谎言，暴露其“骗子”的本质。

　　一、邓小平同志“对当时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怀疑”吗？

　　该文说：“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曾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搞清楚，苏联也没搞清楚，也就是说他对当时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怀疑，真的是石破天惊。”如此说来，邓小平同志不仅认为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他自己也怀疑当时搞的是社会主义，这就全盘否定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搞 了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并把邓小平推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去了。事实果真如此吗？邓小平果真是这样说的吗？非也！这些完全是骗人的谎言。

　　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人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曾三次讲过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37、139页）这里讲的是“认识不是完全清醒”和“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就是说在认识上有搞清楚的，也有没搞清楚的，而该文却耍了个手法，删去“完全”二字，把它改为“没搞清楚”这个全称判断，即变成了全部“没搞清楚”，这是明目张胆地篡改。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明确指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这就表明，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和方针是搞清楚的，所以认定“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些原则和方针，邓小平同志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是一直强调和坚持的。他说：“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这就是说，对于这些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过去是搞清楚的，而且现在仍然要继续“坚决执行和实现”，决不是像该文所说的那样什么也“没搞清楚”。那么，什么是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呢？那就是邓小平同志在讲了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认识不是完全清楚”之后紧接着讲的：“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这就表明，邓小平同志讲的“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不清楚”之处。主要指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太清楚，“有某种忽略”。并不是对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都不清楚。

　　既然邓小平志认为我们过去弄清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怎么会像该文所说的那样，“对当时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怀疑”呢？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邓小平同志自己是怎样看待“当时”搞的社会主义的。他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或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1978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116页）他在这里不仅肯定“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杜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三十年的成绩很大”，而且强调现在仍然“必须坚持”。这难道是对当时搞的杜会主义抱“怀疑”态度吗？他不仅自己高度评价社会主义，而且批评那些怀疑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在1983年10月12日谈到“理论工作者”的问题时，他明确指出：“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2页）邓小平同志二十几前的批评，今天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为何邓小平同志坚信我国当时搞的是社会主义，并且批评那些怀疑社会主义的人，而刘吉却要造邓小平的谣，胡说邓小平怀疑社会主义呢？这完全是别有用心，妄图通过假冒邓小平的名义，来掩盖自己否定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实际上，多年以来特别是从1990年初以来，他曾公开地大量地长期地散布怀疑、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论。一是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违反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空想”，农业集体化是“历史的倒退”； 二是否定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共产党是“从狭隘的小生产观念出发，望文生义地理解着社会主义”，它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小生产社会主义”，并杜撰一个公式：“现实的社会主义=小生产+公有制”；三是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搞的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人们真诚信仰社会主义”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等等。事实俱在，无可抵赖，究竟是谁“怀疑”我国当时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二、“按照小平的观点，一切……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吗？

　　该文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解放思想依然有巨大空间”，“比如在所有制方面，应不应该排除干扰，解放思想，以迈出更大的步伐？”于是就捏造出下面一大段谎言：“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按照小平的观点，一切符合小平定义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只讲条件，只要符合条件的所有制，公有制也罢，私有制也罢，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需要思想再解放一些，步子再大一些。”人们一看便知，这是明目张胆地在撒谎，公开地删去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这个理论概括中的“消灭剥削”这一要点，然后又将篡改后的所谓“小平定义”来界定社会主义所有制，认为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不是又一个骗人的谎言吗？他在这里讲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按照其不提“消灭剥削”，不分所有制性质的思想去“解放”，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背离“社会主义本质”，以更大的胆子、更大的步伐迈向资本主义。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突出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它突出地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我们知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因此，不“消灭剥削”，就不能“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区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那也就不可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可见，他删去“消灭剥削”，就是要篡改社会主义本质，抹煞社会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根本区别。

　　他删去“消灭剥削”，又是为了引出下面的错误结论：“一切符合小平定义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公有制也罢，私有制也罢，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能够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中，得出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论吗？不能。对于这个问题，《纲要》是这样回答的：“这一科学概括，为我们坚持公有制又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邓小平同志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既然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私有制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思想。他在谈到改革中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时，进一步指出：“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这就清楚地表明，邓小平同志认为，对非社会主义的“外资”只能“有计划地利用”，对非社会主义的“个体经济”只能“发展一部分”，而且“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当然不能拿它们来冒充或取代社会主义经济。他在回答有些人担心改革开放“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时候说：只要“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我们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91页）这就清楚地告诫我们，坚持公有制就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反之，如果混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用私有制冒充甚至取代公有制，社会主义就会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多么严肃的政治原则问题啊！

　　一切剥削制度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我们要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就必须消灭产生剥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党宣言》在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特征”时，曾庄严地宣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是说、即使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也必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决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可见，该文删去“消灭剥削”。并以私有制冒充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我国的根本大法的。

　　三、“提及贫富差距问题”“违背”了邓小平理论吗？

　　该文说：“究竟有没有‘两极分化’？铁的事实，是在大家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基础上，一些人提高得快一点，一些人慢一点，但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及的贫富差距问题，刘吉认为，‘炒作’这个话题违背了现实，更违背了邓小平理论。”在这里，他不仅不承认存在两极分化，而且认为“提及贫富差距问题”就是“违背了邓小平理论”。这完全是用谎言来唬人。

　　在我国存在“贫富差距”，甚至达到“两极分化”程度，并不是什么人“炒作”出来的，而是客观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基尼系数、1978年为0.16，而2003年竟达到0.458。另有资料讲，我国现在收入最高的20%的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平均收入的10倍以上，而日本只有3.3倍，德国只有4.3倍，印度也只有4.6倍。如果按10%家庭的高低收入作比较，其差距就更大了。由国家发改委、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这就是说，贫富差距达到32.1倍。在我国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竟远远大于发达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还不是“两极分化”吗？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12月就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邓小平年谱》（下），第1356—1357页）他在1993年9月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同上，第1364页）事实表明，正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认为我国出现了“两极分化”，强调要“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些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重要论述，刘吉不会不知道，但他却别有用心地打着纪念邓小平的旗帜来攻击邓小乎，说什么“‘炒作’（贫富差距）这个话题违背了现实，更违背了邓小平理论”，还诬陷道：“说两极分化，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说两极分化的人就是想否定改革，反对、否定邓小平的改革，把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认定为资本主义复辟！”这完全是恶意诽谤！

　　刘吉为了给“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个论断制造论据，就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两极分化”的理论。他在2007年3月19日《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专访中说；“什么是两极分化，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就知道，两极分化是马克思提出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无产阶级劳动，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导致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化。一个越来越往天上走，一个越来越往地下走，此谓之‘两极分化’。”“有的得到的多些，有的得到的少些，由此出现的差距是共同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这不是两极分化，因为没有出现绝对贫困化，绝对富裕化。”这里认为只有出现两个“绝对化”（即绝对贫困化和绝对富裕化），才是马克思讲的两极分化。请问马克思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两极分化”理论的歪曲。

　　马克思关于“两极分化”的经典论述是：“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两极分化”，就是指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它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这种贫困化，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只要存在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就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贫困化，这是绝对的；而这种“贫困的积累”又是同“财富的积累”相适应的，也就是相对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比前期绝对恶化的情景，过去出现过，今后也会出现，特别是在战争、危机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此认为只有工人绝对贫困化，生活越来越坏才算是“两极分化”。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I卷，第372页）这就是说，工人工资的提高，是以资本家的利润更加迅速无比地增加为前提的，因而他们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仍然存在“两极分化”。可见，两极分化是指贫富之间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之比，并不是指所占绝对数的多少，不能认为只有一方绝对富裕化，另一方绝对贫困化，才算是两极分化。在我国社会总体生活水平上升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是有所提高的，但在社会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比例却是大大降低了，它是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过程，正是不断地加重“两极分化”的过程。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2年，我国民营企业的总资产增长了157倍，年均增长47.6%，而工人的工资总额仅增长16.9%，年均增长3%，相差十几倍之巨。这可以说是工人的相对贫困化。有的地方出现了负增长，有的连最低工资标准也达不到。如深圳的富士康事件，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作了调查，发现工人每天15个小时劳动，月工资只有350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工资的一半。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在广州的连锁店未执行我国地方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将打工者的小时工资压低40%左右，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这完全是越来越贫困的绝对贫困化。对于这种“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能够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快一点”和“慢一点”，“多些”和“少些”的问题吗？是什么“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吗？

　　另外，他讲“两极分化是马克思提出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句话并不错，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我国存在“两极分化”。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就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必然趋向贫困化，由此出现两极分化。按照常理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实行了按劳分配，当然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也是可以把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不致于产生两极分化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现在的问题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己经被动摇了。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持编写的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称：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65%，预计今后五年，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上升至3／4，即占75%。因此，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三届高峰会上说：“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将来还会继续下去，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将会继续大发展，并成为改变中国、发展中国的一个主要力量。”民营经济（即私营经济）再加上外资经济，其比重就更大了，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存在资本所有者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按照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所有者的财富积累，相伴的就是雇佣劳动者的贫困积累，势必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7月3日就指出；“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下），第1317页）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前提”，在经济上最主要的是坚持公有制及其所决定的按劳分配，否则就没有社会主义，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从根本上说，我国要避免两极分化，就必须反对某些人用私有制冒充和取代公有制的言行，真正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四、防“左”为主是邓小平“专门针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的”吗？

　　该文说：“‘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这句话理论上没错，一万年都可以用，说了等于没说。但小平同志讲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的，有特殊指向的。”“为什么强调一百年不变？就是担心可能会变。怎样保证基本路线不变，就是要防止‘左’和‘右’的干扰，小平讲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这是套在‘右’和‘左’头上的紧箍。”他在这里认为，“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是“等于没说”的废话；必须坚持“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都要以防“左”为主，“强调一百年不变”。这真的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吗？非也！

　　邓小平同志是一贯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请问，在这里黄克诚同志讲的、邓小平同志“赞成”的话，竟然是“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吗？这不是“废话”，而是我们党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根本经验。邓小平同志讲“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就是要求我们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有时需要着重反“左”，有时则需要着重反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至于说“小平同志讲的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的”，“强调一百年不变”，更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一看这句话的前后文。在讲了“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之后，就在同一段中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可见，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话是针对“现在”，即针对“眼前”、“当下”讲的，而不是针对“过去”和“今后”讲的，怎么会变成“专门针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呢？紧接着“主要是防止‘左”’之后又说：“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这里讲的“动乱”，是指的 1989年的政治风波，其性质“是资产阶段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在面对“动乱”这种极右的颠覆活动时，能够仍然把它置于次要地位，而以“防‘左”’为主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至少要一百年，谁能保证右倾思潮一直不会抬头成为主要倾向呢？

　　事实上，从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过程中，右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多次上升为主要错误倾向，成为“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共产党的内部，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序的支持。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受中央委托，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极左思潮“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1983年10月12，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针对“精神污染”的泛滥，指出：“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并且强调：“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45－46、47页）再如，1987年和1989年，先后“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难道这也是错在没有坚持以防“左”为主吗？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9月16日是这样回答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这就是说，他们是错在只反“左”不反右，“没有执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告诫。对于这个沉痛的教训，在今天主流媒体基本上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更应该牢牢记取，并引起高度警觉！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2004年在《人民日报》上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四项基本则须臾不可忽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持之以恒”。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般表现不是直接发动社会动乱，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意识形态领域。……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第6版）此前，他还指出：“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中央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正在上升。”“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人民日报》2004年 4月 20日第 9版）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右的倾向的“影响正在上升”，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己经成为“危害”、“威胁”党的事业的突出倾向，假如丧失警惕，“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面对如此突出的右倾思潮，刘吉等人竟然视而不见，不置一词，却仍然只反“左”不反右，一个劲地鼓吹防“左”为主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的”，是“适合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真可谓居心叵测！

　　通过揭穿以上种种谎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该文所“鼓与呼”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297页）可见，我们今天和该文的争论并不是多余的，而恰恰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同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争论的继续。我们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使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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