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枪口”正瞄准中国

“金融枪口”正瞄准中国
——专访《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
本刊特约撰稿人 王磊/文

一场由西方银行家们发动的袭击中国的金融战争正在逼近。

《环球财经》：《货币战争》一书一直强调的案例，是日本的金融战败，并认为国际财团目前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争，正在重复当年的老套路。那么，日本的“金融战败”前后发生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宋鸿兵：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日本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固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因素，但对于美国突然发动的“金融战争”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曾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老老实实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日本的逻辑很单纯，自己生产的高中端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而银行业当年曾是世界级别的巨无霸，挟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和债权国地位而傲视天下。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行情连年暴涨。
    日本企业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是十年之遥。对于金融战争毫无概念的日本，和目前中国的乐观情绪何其相似，而中国现在还远不如当年日本的家底厚实。忘战必危，对于昨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具有同等深刻的意义。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3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结果已经表明，这样的生态巨变，足以导致恐龙灭绝。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
    再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果然，日本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生产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的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了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 ——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它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高度依赖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终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战争的利剑之下。
    终于在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和冠心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发生中风，然后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环球财经》：莫非国际银行家们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争也在筹划之中？那么这个计划大致的演绎“时间表”是如何安排的？

宋鸿兵：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这副药灌下去只怕就不是偏瘫这么简单了。
    卧床已久的日本甚至比美国大夫更急迫地想看看中国喝下这副药后的反应如何。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极其类似。对中国的金融打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造成中国严重的资产泡沫，以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猛增造成中国的信贷增发暴涨，引发流动性严重过剩。然后是高压促使人民币剧烈升值，或产生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从而诱导国际热钱进入中国进行金融资产投机活动，进一步推高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同时，借中国金融全面开放之机，外资银行积极开拓中国金融市场，进行全面布局，通过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参股、入股、控股或收购，逐步渗透中国的金融网络。它们将大力开发中小企业和个人消费信贷市场、房地产按揭市场，向企业不断推出各种柜台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使中国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加大。
    它们还将通过向电信、石油、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提供信贷，来逐步控制这些中国核心资产的“资金链”，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只能从国有银行贷款。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坐大之后，通过金钱与权力、金钱与金钱的交易，实现“金融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通过资助地方经济发展来拉拢地方政府，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外资银行还会建立各种“基金会”，逐步渗透到中国的教育事业、新闻媒体业、图书出版业、司法执法系统、医疗制药行业，甚至军队系统。它们将广泛捐助社会公益项目，广泛培植人脉关系，以润物细无声般的耐心和细心，默默地推广着有利于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它们将慷慨资助各种学科的学术研究，以形成有利于它们利益的各类“学术成果”，从而实现广泛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舆论和学术共识，保持对政治决策的压力。当第一阶段基本实现时，最主要的特点将包括：人民币剧烈升值或预期一定区域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股指期货开始运作，股市房市达到惊人的价位，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资产部分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度敏感，即任何暴跌足以造成严重的坏账问题，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缺乏监管的状态下呈燎原之势，学术界和决策层对金融问题意见严重分歧，外资银行及其控制下的金融机构在人民币信贷总量中占据相当份额，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逐步形成负面共识。此时，所有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争的条件基本就位。
    第二阶段就是金融打击阶段。这种攻击很可能是远程、非接触式的精确打击，就像攻击日本一样。打击的战略目的就是让对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高度脆弱的银行系统出现无法挽回的大规模坏账，从而瘫痪中国的金融系统。在世界经济学家们集体唱衰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冲锋号声中，对于脆弱的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突然打击、对中国股指期货的海量放空、对人民币远期合约的狂抛，将同时发生。股市暴跌和房地产价格崩溃将伴随着人民币大幅贬值，惊恐万状的国际热钱和国内资金一起夺路狂奔。外资银行在经济情况看空的条件下，剧烈收缩信贷，促使大批中国核心企业和无数消费者破产。金融系统的崩溃会迅速从局部向全国蔓延，银行挤兑、群众游行将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又将加剧资金外逃的恐慌。第三阶段，就是国际银行家以跳楼价收购中国核心资产的阶段了。
    当中国成为一片金融废墟时，国际银行家的先头部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现了。它们的任务是在严苛的条件下，迫使中国接受更大的社会经济手术。打破中国最后的保护壁垒，向外资全面开放所有行业，包括已经彻底瘫痪的银行系统、矿山、钢铁、汽车、电信、石油、交通、自来水、制药厂、重化工企业等等。这些企业将被极其廉价地拍卖给外国收购者，从而完成在经济上使中国“有控制地解体”，完成国际银行家建立“新世界秩序”最关键的一步。

《环球财经》：这一切都是国际银行家们有计划的、精确的操作，就像庄家控盘一样？

宋鸿兵：应该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人的贪婪欲望，而银行家们则是“因势利导”。银行家们早已瞧出经济过热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泡沫现象，这也是他们不断放松银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整个过程，形象的说就像银行家在鱼塘里养鱼，当银行家向鱼塘里放水时就是在放松银根，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在得到大量的金钱之后，各行各业的人就开始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日夜苦干，努力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就像水塘里的鱼儿使劲吸收各种养分，越长越肥。当银行家看到收获的时机成熟时，就会突然收紧银根，从鱼塘中开始抽水，这时，鱼塘里的多数鱼儿就只有绝望地等着被捕获的命运。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抽水捞鱼，却只有几个最大的银行寡头知道。当一个国家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制度以后，如美国等，银行寡头对放水、抽水的控制就更加得心应手，收获也就越加精确。经济发展与衰退和财富积累与蒸发，都成为银行家“科学饲养”的必然结果。

《环球财经》：中国为了避免这场金融打击的关键是什么？

宋鸿兵：中国金融业的掌舵人是否具有“战争意识”，是在这场战争中能否获胜的关键。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关于“货币战争”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我们陆续接触了许多业内人士、学者和政府主管官员，发现中国人对国家“金融安全”概念的理解局限于“战术”层次，而没有上升到“战略”高度。和军人一样，金融界的人士首先必须假设外资银行是怀有“敌意”的，必须了解对手的方方面面，如外资银行主要人员的生活背景、性格特点、人际关系、家庭状况。和研究战争一样，首先需要的就是研究对手。然后是战例分析，找出对方常用的战略战术，以及各种金融武器，必须对这些“金融武器”的适用范围及杀伤力做出详尽的分析，以防天下有变。当然，除了“知彼”更要“知己”，对己方的优劣长短要心中有数。
    另外就是“沙盘推演”，需要进行各种危机局面的紧急应对演习。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相当缺乏。中国现在迫切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度量衡，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财富不致在国际贸易中被人偷窃，同时更是为了形成市场资源的合理搭配，促进劳动分工，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而目前国际金融格局的现实是，少数控制着世界金融战略制高点的人，不愿意看到一种诚实、稳定的货币度量衡标准的建立，这就是他们当初废除金本位的原因，因为在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坐标系下，巨额的双赤字现象根本就无法生存，每个人都必须老老实实地靠努力劳动来积累财富，而不能靠玩货币贬值的把戏来进行偷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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