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国战略

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国战略

――著名学者向松祚与《领导者》杂志主编沈文璟的长篇对话（之一）

必须深入考察的是四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必须从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的角度、来考察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金融外交策略、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所带来的外交压力，中国要怎样做才能不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牺牲品。

第三个问题：目前所谓的流动性过多，资产价格的持续暴涨（房地产和股市价格暴涨），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凸现了我们国家经济制度内在的两大根本缺陷：一是金融体系极不完善和极其落后；二是行业管制和国企垄断。

第四个问题：面向未来，从美元本位制和世界产业分工的全球化视角，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视角，我们必须全面反思中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金融开放策略。

中美贸易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

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之关系：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多大关系；资本帐户顺差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人民币汇率亦无关系；资本帐户顺差中的“热钱”和以贸易帐户做掩护的“热钱”，则是由人民币升值预期所诱发。人民币升值预期则完全是美国、日本政治家和主流媒体炒做起来的，目的是要打垮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真实经济角度看，人民币绝对没有什么升值预期，亦不需要升值。目前已经形成的汇率长期升值预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并将继续造成巨大伤害。

领导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被低估，造成了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这种观点体现在美中关系中，被美国政府高官多次在不同场合使用，并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中国加快升值的步伐。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向松祚：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顺差，是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的基本结果，是中国产业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与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没有关系。

现在全球产业分工是什么格局？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站在人类产业链的最高端，也就是说它们控制着人类物质生产的绝大多数的高新技术、知识、专利、先进的管理和制度。他们主要靠知识、技术和管理赚钱，已经跨越了依靠消耗资源、消耗劳力或血汗来维持生计的阶段。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源泉，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数亿劳动力赖以生存的手段，是靠出卖和消耗劳动力、靠消耗我们可怜的资源。换句话说，我们赚的是辛苦钱、血汗钱。在这样一个全球产业格局下，中国必然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因为美国、欧洲、日本很多产品已经不生产，劳力密集型、消耗资源型、污染环境的产品，他们已经不再生产。他们靠出售专利、技术和标准来赚钱。所以发达国家的环境都很优美。但是这些劳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乃至污染环境型的产品，如衣服、鞋子、玩具、普通电器等等，发达国家还是需要的，而且大量需要。中国生产这些产品，必然要向这些国家出口。所以会出现大量顺差。

你说，那我们不生产这些产品、不想这些国家出口这些产品行不行？原则上你可以不要这样做。但你靠什么来吸引外资？靠什么来解决农村劳力的转移？靠什么来推动经济增长？靠什么去购买国外的先进科技？假若中国禁止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美国、日本、欧洲不会担心什么，他们可以从亚洲、南美、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口这些产品，甚至可以自己生产。他们不是不能生产，是不需要自己生产。中国却是不得不生产。

中国当然希望迅速提升自己到产业链的高端，不再依靠劳力血汗、依靠资源消耗、依靠环境污染来维持增长。然而，任何国家产业的提升和转移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积累，需要经济制度、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多个层面的长期发展和配合。绝非一蹴而就之事。有人天真地认为：迫使人民币升值，让那些生产和出口低附加价值的企业活不下去，它们不就转移到高端产业去吗？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中国对美国的顺差，或者说对发达国家的顺差，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结构问题。我们反过来看，中国对亚洲国家的贸易，都是逆差，因为周边国家，比如越南、缅甸等国家，它们的发达程度又不及我们，只能向中国出口基本的原材料，比如缅甸出口玉石、老挝出口木材到中国等等。

基本结论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和逆差，主要决定于两国的产业结构，决定于两国在产业分工链条上所处的位置。

领导者：你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其实和它的贸易状况没有多大关系？

向松祚：对。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很多人忽视了。国际经济学反复讲，贸易的结构其实取决于生产的结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从斯密、李嘉图、穆勒到今天的国际贸易理论，习惯上被成为国际贸易“纯”理论。为什么叫“纯”理论？就是不考虑货币金融，只分析生产结构或产业结构。不是说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不影响贸易，而是说，从最根本的意义上、从长期来看，一国的贸易结构、一国是顺差逆差，主要取决于其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

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上讨论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很热闹。什么叫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有一个著名的黑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叫阿瑟·路易斯，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对此有很多论述。我看过他的著作，很精彩。但结论却是无可奈何：你说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能改变吗？技术上的先进落后，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能说消除就消除呢？

当时关注的重心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品，发展中国家只能提供原材料。发达国家出口制造品，可以高价，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只能低价。二者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发达国家不卖，也能活。但发展中国家需要买那些自己不能制造的产品，就必须出口自己唯一可以出口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所谓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是说发达国家可以任意操纵价格，提高自己出口产品的价格，压低贫穷国家的原材料价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永远处于劣势，所以“不公正”。当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的确给发达国家操控石油价格的能力设置了一些障碍。

这样形成的秩序，是否公正，见仁见智。但核心的东西是说，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主要取决于它在人类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位置。当然，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一国居民的储蓄和消费结构，亦是决定贸易顺差和逆差的重要因素。

领导者：你认为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

向松祚：中美贸易差额的本质，是中国向美国出售的产品，多于美国向中国的出口。我们是“多卖少买”，美国是“多买少卖”，所以美国是逆差，中国是顺差。我们不卖东西给它，就会有很多人不能就业。我们需要的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却拒绝卖给我们。

如果美国完全开放它的市场，让中国自由去买它的产品，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会急剧下降，短期内美国甚至对中国出现贸易顺差，中国变成对美国贸易逆差国家。中国目前大量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出口能力，可以大量从美国购买。问题是：我们需要的，美国不卖，叫我们怎么办？美国天天叫嚷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可是我们要美国开放高科技市场，她又严辞拒绝，叫人左右为难，如何是好？

比如说，第一，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市场，对中国完全放开。第二，美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完全放开，让中国去买它的跨国公司。第三，美国完全对中国人开放旅游留学。中国这点儿钱，根本不够用！

当然，即使美国短期内对中国出现贸易顺差，长期而言，她对整个世界总的贸易（将美国做为一方，将世界其他地区做为另一方）必然是逆差。此乃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安排最基本的结果，是美元本位制最基本的结果。美国指责中国的贸易顺差，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外交武器。她比谁都清楚：当今世界，美国之贸易或国际收支必定是逆差，而且是美国获得巨大利益的逆差。

领导者：为什么？

向松祚：理解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格局，第一个维度是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第二个维度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没有错，但不全面。全面的看，就必须考察国际货币制度。

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结论是：国际储备中心国家（即生产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今天就是美国了），其长期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必定是逆差，否则国际储备货币之供应就要枯竭，除非有另外的储备货币取而代之。相应地，储备货币中心国家则是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逆差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知道，金属货币本位时代，谁拥有黄金白银储备，谁就是国际储备货币供应国。欧洲和英国迅速崛起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哥伦布及其追随者的冒险团队，在南美（尤其是秘鲁）发现惊天大银矿。为欧洲各国提供了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

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简单的讲，就是多买少卖。可是你要多买少卖，用什么来支付多买的这部分商品呢。金属货币时代，就是用黄金和白银。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将黄金和白银当作一般商品、算在贸易项目下，当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不会有多少顺差和逆差（差额由短期借贷而起）。你买东西，就必须要给我东西，否则我为什么要卖？“以物易物”是不会有贸易顺差和逆差的，这是看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

当然，早在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时代之前，人们已经将黄金和白银放在资本项目下，当成国际储备货币来看。因此，各国从来就非常重视贸易的顺差和逆差，重视黄金白银的流出和流入。顺差输入金银，逆差输出金银。贵金属货币的流失经常成为各国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焦点。

顺便说一句。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根源就是英国长期以来对华贸易逆差，造成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英国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等，却没有多少东西出口中国或无法销售到中国。为了防止贵金属继续流入中国并且逆转趋势，让贵金属流回英国。英国终于找到了出口鸦片之绝招，从此中国的贵金属滚滚流向英国。清政府决定禁烟，固然是痛感鸦片对国民素质的灾难影响，亦是深深担忧储备货币的大量流失。鸦片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贸易顺差和逆差之战。

20世纪的国际货币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美元本位制降临人间，取代了传统上的贵金属货币本位制。英国霸权时代，尽管英镑钞票通行世界，但英镑背后是有黄金支持的，是金本位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金本位制后，恢复金本位制的努力不成功。从1930年代就开始，全世界开始变成美元本位制。1936－1971的美元本位制还不是完全的美元本位制，那个时期美元还和黄金挂钩。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美元不再和黄金兑换，美元本位制终于完全成熟，成为一个完整的美元本位制，即不受任何外部约束的货币本位制。全球的储备货币主要是美元，美元的发行（即全球储备货币的生产或供应）不受任何外部约束，完全操控于美联储之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对人类经济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还有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自1971年开始，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实行浮动。浮动汇率＋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造成人类货币供应的巨大弹性或完全不受制约，乃是1970年代以来，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

我想强调一句：所谓流动性过剩，是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根源是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体系。今天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不过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将国际热钱或流动性“洪水”诱入中国而已。

领导者：为什么全世界需要大量的储备货币？

向松祚：一个很复杂很有趣的问题。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口袋里需要有些钱一样。只要不是“以物易物”，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总需要储备一点儿通用货币。从真实经济角度看，从单纯的国际贸易或国际结算角度看，各国本来不需要太多储备货币的，1970年，全世界储备货币总量只有400亿美元左右，今天却快到5万亿美元了！难道37年时间，人类的真实经济活动或真实国际贸易增长得如此之快、需要如此巨大的储备货币来融通？

当然不是的。浮动汇率＋美元本位制时代，全世界平均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固定汇率时代（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运输手段的改进、贸易壁垒和关税的降低，的确促进了贸易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最近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即使考虑到所有真实经济贸易的增长，全球储备货币亦不应该出现如此巨量的增长。

全球储备货币天文数字般的放量增长，主要力量不是真实贸易量，而是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所触发的国际投机活动。一方面，即使是浮动汇率时代，各国不可能允许本国货币汇率无限制的、完全自由的潮涨潮落，那将对一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没有那个国家曾经完全不理会本国货币的汇率，即使是美国也不能不管（原则上，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不理会汇率波动）。所以各国都要干预外汇市场，而干预外汇市场则需要大量储备货币（即美元）。以日本为例，最近10几年里，日本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不是来自日本的贸易顺差，而是来自日本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即大量买入美元、抛售日元，以防止日元快速升值。

另一方面，浮动汇率诱发千奇百怪的投机活动，什么套期保值、衍生金融工具、外汇买卖以及相关的金融交易，一日千里，增长及其迅猛。今天单是外汇交易的日交易量就高达数万亿美元。电脑交易的广泛采用，让金融市场交易与真实经济活动完全脱节（我称之为“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之背离”）。此类金融交易极大地增加了各国货币汇率波动的风险，进一步刺激各国储备货币的增长。

领导者：难道仅仅因为全世界需要大量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才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向松祚：各国需要储备货币，一是真实贸易和国际结算之需，一是应付外汇市场汇率的过度波动。今天全球的储备货币，源于前者的只占极小的比例，主要是后者。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是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特征，具有内在的重大缺陷。

再说一遍，今天的国际储备货币，主要不是贸易顺差所积累，而是干预外汇市场所积累，是国际投机“热钱”之积累。还是以日本为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开始积累大量的贸易顺差，但到1971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就是百亿的规模。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国际收支的顺差一直在迅猛上升。前些年，日本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大的外汇储备国，主要是日本央行为了防止日元汇率大幅度升值，不断地买美元、抛日元所形成的。最多的时候，日本央行一年干预外汇市场所累积的外汇储备就高达2000多亿美元。

全世界近5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里，美元占80％以上。反映到美国的国际收支会计表上，就是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当然是逐年积累）；反映到美国国民收入帐户上，就是美国的负储蓄和巨额外债。美国的贸易赤字、国际收支赤字、国民储蓄持续下降或负数、巨额的外债，对美国而言并非坏事（至少短期如此）。中国辛苦赚取的外汇，不去消费、不去搞实质投资、不去购买石油能源、不能购买美国蓝筹公司股权，只能购买美国国债，即再度借给美国使用。就好像我把产品卖给你，你给一堆钱给我（你开动印钞机或记个帐就可以了），我反过来再借给你用，你何乐而不为？

当年戴高乐将军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不流眼泪的赤字”，将军所见，确实不凡！

领导者：那么，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也是美元本位制的结果？

向松怍：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于国际货币制度或美元本位制之外。若人民币汇率急剧动荡，人民银行必须要随时准备干预。好些中国学者主张什么浮动汇率，我想问他们：你们真的希望完全不管人民币汇率、让它完全随外汇市场买卖自由浮动吗？如果那样，对中国经济将是灾难性的。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弗里德曼式的“完全自由放任汇率”。然而，你要干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手上必须要有美元，光有人民币是不行的。

美元本位制时代，储备中心货币（即美元）之地位与周边货币是不对称的。在国际货币体系里，人民币和美元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称的，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此处不细说了。

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当然是国际货币制度即美元本位制的结果。亚洲和其他地区皆如此。1971年，全世界的外汇储备加起来约380亿，今天差不多快5万亿。亚洲几个国家：日本、中国、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几个国家和地区加起来就超过3万亿。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根源是国际货币制度，是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造成的。

比如说中国的外汇储备，1.2万亿美元是怎么形成的？从2004年开始，三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6000多亿。中国的外汇储备来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贸易顺差，一部分是资本项目顺差。正常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就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中国这几年的外汇储备有多少是来自于贸易顺差，有多少是来自于正常资本项目顺差（FDI），有多少是投机热钱（在贸易项目和FDI项目的掩护下进入中国）？官方和学术界有争论，统计上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统一的口径。很多投机热钱，是经过贸易帐户和FDI名义进来的。有多少？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准确数字，人民银行、外管局、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是否知道准确数据，不一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就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根本没有那么多。他有详细分析，证明中国贸易顺差被严重高估。我自己也写过相关文章，得出相同结论。

领导者：关于这个数字为什么没有准确的统计？国际投机热钱主要从几个途径进来？

向松祚：客观地说，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和海关总署都无法准确知道热钱的数量。国际收支统计的不准确，不是中国一家得问题，全世界都一样。但从各种观察事实和统计数据，判断热钱大量流入、判断中国贸易顺差被严重夸大，却是毫无问题的。数字可能相差数十亿乃至百亿规模，但趋势的判断、方向的判断不会错，否则经济学就没有任何用处。斯宾塞和我本人的文章，都是基于观察事实，结论不会错。

当然，你要说贸易顺差被严重夸大、数字是假的，相关主管部门是不会承认的。若贸易顺差数字严重失实，海关总署就难辞其咎，那说明他们监管不严；若要说资本帐户数字有问题，外汇管理局就有责任，他们也不愿意承认。

热钱进入中国有多个渠道。比如虚假出口或转移定价；地下钱庄或货币互换；个人直接汇款；假借外商直接投资，等等，非常复杂。

领导者：总的来讲，你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国际货币制度和全球产业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

向松祚：是的，我们要站在国际货币制度和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贸易和国际收支问题。从汇率变动乃至汇率操纵角度看，是不正确的。

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国战略

――著名学者向松祚与《领导者》杂志主编沈文璟的长篇对话（之二）

人民币绝对不能大幅升值

领导者：你一直反对人民币汇率升值，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不能依靠汇率升值来解决。你很早就说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目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超过7.5%，那么，就目前中国经济状况观察，汇率升值究竟造成哪些危害呢？

向松祚：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确没有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有所增加，其中原因我在其他文章里分析过。升值8％没有解决，升值80％也不会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理论逻辑和历史事实彰彰在目，无需我再说。

第二，人民币升值的确让中国许多行业的出口企业面临严峻的经营困难，商务部、社会保障部、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等等许多权威经济主管部门，都有详细的调查报告和统计分析，也无需我多说。最近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高层对话期间，周小川告诉美国人：我们面临出口商和企业行业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我们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吴仪副总理也大声疾呼：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严重不利。所有这些，都不是随便说说的。它们充分说明，汇率升值已经给中国产业发展造成沉重压力。

客观事实是：人民币升值确实能让中国的很多出口企业完蛋，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它只是把中国的出口转到墨西哥、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去。它给中国的真实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社会保障部有很详细的估算报告：如果人民币升值到10%到15%，中国大约会有1500万人失业。这些后果，我很早就推断过，没有错。

第三，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会触发资产价格暴涨或泡沫，造成中国“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背离”，一旦泡沫破灭，必将给中国金融体系以毁灭性打击，必将造成中国经济的长期衰退。我很早推断过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只是没有想到速度会这么快。2006年下半年，我不断写文章警告“虚拟经济严重通涨，真实经济相对通缩”，这个趋势还在继续，什么事后破灭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准确知道，但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是肯定会发生的，只是时间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投机味道非常浓厚的经济。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不断暴涨，会永远涨下去吗？不会。有许多人提出无数理由，要证明中国股市上涨会持续下去：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多么高、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多么快、储蓄存款多得永不完、国际热钱或流动性源源不断，等等。

我不否认这些理由，也不想给股民赚钱的愿望泼冷水，然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资产价格暴涨能够持续下去的事实。1920年代美国的股市、1980年代的日本股市、1990年代美国高科技股市热潮，那时的企业利润增长速度、整体经济之增长速度、流动性宽松的程度，比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股市还是崩溃了、泡沫还是破灭了，后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中国会例外？我不相信，没有哪个科学逻辑告诉我：中国会例外！

这将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中国经济最大的伤害，比影响出口、增加失业之危害还有严重和深远。

汇率不能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如果美国真想解决她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办法有的是：第一，彻底开放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允许中国购买所需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第二，允许中国购买美国公司股权，包括金融、保险、证券、科技等公司的股权，对于中国去世界其他地方买石油矿产，不要横加干涉，鼓励欧盟取消对中国的军售控制。第三，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起码首先对商务学术人士和留学生充分开放。第四、美国不要为了对外扩张，搞那么多国债，搞那么多财政赤字。此次战略对话，美国不是承诺要增加国民储蓄吗？那要看美国的实际行动了。

如果连这些美国都做不到，她有什么理由强迫人民币升值？她为什么要让中国吃亏？让中国付出巨大代价？

领导者：你认为强迫人民币升值是美国遏制中国整体策略的一部分？

向松祚：我多次强调：美日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浮动，旨在遏制中国快速持续稳定之经济增长。我还说过：欲摧毁一国家，必先摧毁一国之货币；欲扰乱一国之经济增长，必先扰乱一国之金融货币体系，美日高官深明此理。或许我的言词比较极端。然而，任何通晓国际金融历史演变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可惜的是，国内至今没有学者详尽分析数百年来主要大国是如何众多全球金融霸权的。

其实，这也算不上我的观点。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其他高官都说得很清楚，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场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国际能源（主要是石油），第二是国际金融。当然，中国人经常说什么“听其言，观其行”。看看美国政府的战略行动，就什么都清楚了。美国严格监控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能源合作，随时准备打垮中国的意图。连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热乎，他们都要警惕和干预，主要是中国希望加强与非洲的能源合作。不了解美国如何控制世界石油资源的人，应该去好好读读Daniel Yergin:”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中文译本叫：“石油、金钱、权力”）。美国为掌控全球石油资源，是不惜任何代价的。

掌控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比掌控石油还要重要许多倍。美国人自己说得比谁都清楚。有一个叫马丁·迈耶的美国学者和畅销书作者，写过一本书叫“美元的命运”。他说“美国历任财长部长都要为美元完全支配国际货币制度推波助澜。美元的垄断地位让美国人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储蓄获得外国工厂。”“美国不用担心从世界其他获得服务和商品，而只需要回报对方一些纸币。”

有些人说我鼓吹“美国阴谋论”。美国人哪是阴谋，他们是阳谋，堂而皇之，说得再清楚不过。倒是美国人的确是认真对待“中国威胁论”的。中国有些所谓学者好像井底之蛙，可怜之至！

美国（还有日本、始作俑者其实是日本）压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因为他们知道汇率升值预期一旦启动、汇率一旦大幅度升值，中国经济必定陷入困境。短期内升值好像没事，甚至好像还有好处。你看，现在汇率升值，国际热钱滚滚流入中国房地产和股市，资产价格暴涨，人人都在发财，多么高兴啊！多么兴奋啊！就像吃了春药一样。人民币升值的坏处，短期内好像看不出来，或者不是那么明显。但春药过后是什么效果呢？还要我说吗？几年前，我就警告人民币升值是美国给中国的“慢性毒药”。想不到效果这么快啊。

历史上，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美国想了许多办法来遏制日本、欧洲和其他国家。日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日本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本质上依附美国，谈不上什么独立性。但日本国内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当年美国强压日元快速升值、挥舞贸易制裁大棒打压日本时，传奇企业家盛田昭夫就曾经破口大骂！他还和石原慎太郎合著《日本可以说不！》。但日本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即使有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也没有办法。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货币战争”（戴高乐语）打了许多年。欧元的诞生，就是欧洲要在国际货币领域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自然是非常不情愿的。

打压中国的金融力量，对美国来说非常简单，小菜一碟：一是不让人民币有什么国际地位，二是通过股权渗透，掌控中国最高端的客户和最高端的金融人才。控制此二者，实际上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体系。

领导者：观察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顺差的观点，我们发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好像很多美国人认为对华贸易和投资夺去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抢走了他们的饭碗。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是不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

向松祚：什么叫“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就是。当年戴高乐将军破口大骂美国人“不流眼泪的赤字”、大骂“美元霸权掠夺欧洲的工厂和资源”。的确讲到问题的本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先哲的真知灼见。

客观地说，贸易保护主义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问题，历来如此。1932年胡佛总统不顾美国1000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强行签署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保护主义的一个里程碑。有学者直指此法案是19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其实何止这一次。美国与欧洲、日本大打货币战之时，都是以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为借口的。1980年代美国整日本，挥舞的是“超级301”贸易制裁大棒。今天制裁中国，办法如出一辙不过声势更猛。

民主党掌控国会，贸易保护呼声越来越高，也是历来如此。民主党喜欢拿贸易保护来做文章，迎合某些机构和压力团体的要求，有时候是政治家作秀。我以为美国政治家只是将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做为借口来压迫中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中国怎么能屈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美国政治家说国内有就业压力，笑话！中国国内的就业压力岂不是更大？如果说中国出口美国，美国的就业就受影响，那么中国如果不出口美国，美国自己会生产那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吗？不会的，他们会转向其他地区进口。中国即使不向美国出口，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

况且，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就业压力算得了什么！即使有点儿失业问题，美国可以轻松地解决。中国怎么办？中国不出口，就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美国宣扬各国要努力实现全球平衡，他们为什么不考虑中国就业的巨大压力？

从这两个层面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中国必须坚决顶住。中国领导人好像对此认识不清。

顺便说一句，中国历来不允许民众公开大胆地批评政府的政策。中国人普遍有一个心理：政府当然比我们高明，政府做出的决策还能有错吗？这是很可悲、很不幸的思维。一个民族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没有反思的精神；一个政府没有容纳批评的器量，没有欢迎批评的机制，都是没有前途的，都是极其危险的。

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金融货币战略，应该欢迎大家广泛辩论，应该容忍批评政府。任何领导人都不是神，怎能不犯错？怎能事事高明？譬如，我多次指出：2005年7月21日中国所谓的汇率机制改革、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是中国经济政策历史性的大错误，没有顶住美国的压力，犯了大错。有人就说我狂妄、可笑、甚至无知。不同意没有关系，我可能完全错误，但这样一件大事，怎么也应该允许不同的意见。批评应该以理论逻辑和历史事实为依据，不是胡乱大骂。

今天我要大声疾呼的是：中国必须深刻全面反思我们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开放战略。

领导者：然而在刚刚结束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所有的场合，汇率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可是，从结果来看，并没有对此问题形成任何结论。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鲍尔森他们现在也拿不准到底强迫人民币升值的最终结果是否真会对美国有利？你如何看待中美经济战略的成果，如何评价此类观点？

向松祚：此次战略对话，凸现美国针对中国的金融外交策略有所调整。搞什么战略经济高层对话，是财长鲍尔森的主意，是他的“发明”。然而，不要忘记，鲍尔森是华尔街的顶级生意人，从普通员工，一步步做到世界最大投资银行的掌门人，他怎么会喜欢那些不着边际的形式主义空谈呢？他要的是中国开放金融体系的具体承诺。所谓战略、所谓对话，无非是鲍尔森迎合中国人心理的一个幌子。他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对话、爱听什么战略、喜欢搞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

仔细分析这次战略对话的结果，我们完全明白：美国政府的策略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政府高官几乎个个都是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顶级高手，不可能不明白那些最起码的道理。美国贸易逆差已经持续35年，它是美元本位制的必然结果，美元本位制始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崩溃。向日本、德国施压汇率升值，从来也没有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人民币即使升值100％，亦不可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部分逆差从中国转向墨西哥、巴西、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或世界其他国家）。美国向人民币大肆施压，知道中国不可能完全接受，他们就要求中国在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尤其是要求中国迅速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这才是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他们的真正目标。难怪此次对话开幕时“怒气冲冲、态度生硬”的鲍尔森，得到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之具体承诺后，“异常兴奋”！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以压迫汇率升值为武器，迫使中国在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开放上做出巨大让步。中国人可能又一次被华尔街的顶级生意人蒙骗了：因为国内好些媒体欢呼，中方此次没有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做出具体承诺（即升值幅度和速度），是战略对话之巨大胜利！呜呼！

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国战略

――著名学者向松祚与《领导者》杂志主编沈文璟的长篇对话（之三）

所谓流动性过剩凸现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缺陷

领导者：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大量热钱，触发了流动性过剩问题，或者说，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向松祚：我们必须明白所谓外汇储备的本质。外汇储备是“多卖少买”，是储蓄，是从事再生产、为未来做准备的宝贵资源。外汇储备的多少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利用。

就算中国1.2万亿的外汇储备，全部都是贸易顺差造成的。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中国数以亿计打工仔和打工妹的血汗、加上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生产了大量产品卖到国外，换回来了一大堆钞票。

就像一个人一样，自己辛苦劳作生产的产品，换回一堆钞票。拿这堆钞票做什么呢？有两个途径。第一是消费，花天酒地花光算了。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可以马上进口外国消费品，吃光用光。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一个人总要为未来做准备，要从事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增加投资，以便未来有更好的生活享受，还要为子孙后代积累一点儿东西。一个国家就更是如此。外汇储备本质上是国民的储蓄，关键是如何有效运营。

这就是第二个途径：长期投资。外汇储备投资可以有很多途径。主要有二：其一，可以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房产、土地、森林、石油、矿产、公司股权、专利乃至人才。其二，可以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债、外汇、期货和其他金融产品，参与金融投机。从长期经济增长来，我们必须着重第一类长期投资，尽可能少参与金融投机。

外汇储备可以分散到民间，由个人和企业自理，无需结汇给人民银行的外管局，让外管局去管理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管理好呢？

庞大的外汇资产结汇结到人民银行外管局，变成本币的基础货币，再通过银行体系货币创造乘数的放大，自然会增大国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所谓流动性过剩由此而来。

领导者：流动性过剩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巨大难题？

向松祚：它是我国经济制度的根本缺陷造成的。假若国内银行体系增加的储备和信贷量，能够方便地流入到真实经济投资领域，能够方便地转化为实质投资，转变为科技、产业、教育、医疗、城市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能够帮助调动民间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帮助解决大量下岗个人的就业，解决大学生的就业，改善无数城市的基础设施，怎么会有流动性过剩呢？

中国不是钱多得不得了，没有地方去了，而是那么一点儿有限的资金，流不到急需资金的地方和领域，流不到真正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领域去。

有限的那么一点儿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呢？跑到房地产和股市去暴炒去了！这就是中国的大问题。我称之为“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背离”，它怎能持久呢？极端来说，假若全体国民都去投机，国家的经济怎么会持续增长，它只会很快崩溃。

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有限的用血汗、资源和环境换来的钱，一部分是投到国外的资本市场上去（通过外管局的渠道）。一部分跑到国内股市上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全部都去参加投机活动了。而真正需要大量资金的科技、产业等实体经济，却没有资金支持。

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大家不消费，也不做实质长期投资，都去投机。结果资产价格的暴涨、房地产暴涨、股市暴涨。帐面财富、纸面财富（Paper Money）是增加了，真实财富并没有增加。

我们不是指责个人炒卖房地产和股票，谁也没有权利指责个人的投资选择。个人有钱，愿意赌博、开饭馆、搞科研、建工厂房子，那是他个人的权利，无可指责。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出了大错，将全体国民都诱入投机领域，这个国家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全面审视中国的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制度，核心是要能够将有限的资金引导到长期投资领域或行业，要最大限度的鼓励竞争、鼓励每个人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华、鼓励每个企业自由进入每个领域。这是国家富裕强大的不二法门。从斯密到邓小平，所有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都明白这个基本道理。

从这个角度考察，我们就知道：中国经济金融制度具有两个根本性的重大缺陷，第一、金融体系极端落后，极不完善，无法将有限的资金善加利用；第二，行业管制、国有垄断，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产业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领导者：请具体阐释你的观点。

向松祚：假如中国金融体系相对完善、具有真正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畅通的融资渠道，这么一点儿外汇储备或热钱进来，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银行金融体系可以充分吸收，然后转化为真实投资。

中国仍然是一个资金匮乏的国家，每一个领域、行业、地区都需要大量资金。从广袤的农村到中小城市、大城市，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数以千万计毕业生的就业，我们需要创办多少企业？创造多少岗位？需要多少资金？教育、医疗、科研等等每一个领域需要几乎无限的资金，以便提升它们的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多少钱？几乎无限。相信任何一个冷静的观察者，都不会认为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状况看，会存在什么流动性过剩，会存在有钱永不完、有钱无处花、只好去炒房地产和股票了。相对长的时期里，中国将一直是资金极其匮乏的国家。

领导者：那为什么这些用血汗、资源和环境换来的钱，却无法流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呢？

向松祚：主要是金融体系落后、单一、效率太低。

假如说中国有完善的债市：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有完善的创业投资体系，有高效的、依市场竞争规则运转的银行体系，有依照市场竞争规则运转的投行体系和证券市场，那么，就算有再多的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再多贸易顺差转化为国内货币和信用，都可以倍方便地转化为实业投资，用来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医疗，用来创办大量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帮助下岗工人再就业，支持学生创业。

换句话说，所谓流动性过剩，是有限的资金之水没有渠道流入到需要的地方。结果大部分流入地产和股市。打个比方，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类似于中国的生态体系，一切地方极度干旱， 另一些地方却洪水泛滥。

一国经济若要健康发展，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需要保持平衡。“投机气氛”浓厚的经济，早晚要出大问题。历史经验数之不尽，屡试不爽。

从美国经验看，她有全世界最完善的金融体系，债市、股市、基金、储蓄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风险投资等等，应有尽有。美国不会担心什么热钱冲击,每年世界流向美国的直接投资高达数千亿，债券、股市、基金投资高达数万亿，没有问题，很顺畅地就吸纳了。

尽快全方位对国内私人资本或国内私营民营企业开放金融体系，建立完善、高效、竞争的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在对内金融开放方面步子太小、胆子太小、思想障碍很多。

领导者：行业管制和国有垄断的问题何在？

向松祚：众所周知，中国主导行业或战略行业都是国有垄断、政府控制。国资委曾经宣布过，有七大行业一定要国有绝对控股。这七大行业才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军事、科技、政治、经济实力，才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整体的国际竞争力。理论上，如果国有企业具有高效率，能够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国企垄断控制也没有问题。

然而，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有它无法克服、无法逾越的障碍，它根本不可能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伟大企业。纵观世界，国际市场上执牛耳、掌控行业制高点、控制行业利润点、居于产业链最高端的企业，有几家是国有的？全世界的经验就是如此。

历史经验发人深省。有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学者至今没有系统深入研究：为什么明治维新大获成功？同治中兴却一败涂地？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迅速抛弃权力垄断、鼓励私人资本自由竞争，政府只是给以引导和支持。日本殖产兴业之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中国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之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我不是说今日中国国有企业毫无起色、毫无作用。然而，与国际舞台之跨国公司相比，我们的竞争力亟待提高。而国有企业制度的内在缺陷却无非让它们成为真正叱咤风云的国际巨头。登高望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国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实力的真正崛起，我们必须依靠私人、民营资本的迅速壮大，依靠市场竞争的艰辛锤炼。中国最近20年的经验充分说明：只要放开行业管制、让私人资本自由竞争，它们很快就能够与国外大企业一拼高下。

这里涉及到一个中国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战略问题。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国际的和国内的资源。一个国家要富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很好地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源。

原则上只有两个方法：一是无力掠夺。用战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为我所用，这是历史上的强国崛起最重要的经验和手段之一。二是靠科技创新能力、依靠最好的技术和产品、以和平的手段去换取别国的资源。你有高科技，一点儿资源和劳力就能换取对方大量的资源和劳力。朱鎔基说过一个例子：法国一架空客飞机就可以换中国1以多双鞋。发达国家劳动一小时，可能顶中国人劳动一周甚至一个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就是竞争力。

中国无法采用第一个方法（现在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和意志）。中国要利用国际资源、有效运营国内资源，就只有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去换取资源，中国自身的资源极其有限。然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用和平的手段去抢夺或换取国际资源的主力军只能是企业，特别是主导行业的企业。企业要没有国际竞争力，怎么去国际舞台抢夺呢？7大行业都由效率低下的国企掌握，又如何有动力和能力去世界舞台争夺呢？看美国、日本、德国，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的核心力量，是那些庞大的跨国公司，背后支持的是金融工具和外交政策。起决定作用的、生力军和先头部队必定是企业、是具有最高科技手段和高效激励机制的现代企业。

长远来看，效率低下的国企垄断和政府权力寻租的行业管制，将是是遏制中国强大的最核心、最要命的力量。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杜润生老前辈对中国改革最忧心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非常深刻啊！国企垄断、行业管制、权力寻租，不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吗？

领导者：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设性意见？

向松祚：第一、允许国内的私人资本平等地和国有企业竞争。不是说一夜之间让国企消失，不可能也不必要，只要让私人企业与国企平等竞争。它将很快成为国际市场上令人生畏的力量。有两个很好的例子。一是汽车，90年代以前全部是国有垄断、不让私人资本进去。后来逐渐开了口子。你看看，现在市场最有活力汽车企业的都是私营的或私人控制的股份公司。他们是中国汽车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巨头一争高下的希望所在。

二是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国企多的是，有哪一家长大了？有哪家国有背景的互联网公司长大了？一家都没有。有那么多国家资源、政策扶持也没有用。私营的互联网企业却一日千里，真正让人倍受鼓舞，真正可以和国外企业叫板。

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也是国有垄断、权力控制，这么多年，结果如何呢？惨不忍睹！每年都有什么“五个一工程”、什么弘扬主旋律、政府出钱并不少，然而好莱坞大片一来，横扫中国！抛弃国有垄断和权力控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难道就不能弘扬主旋律？难道中国人的才华智慧不能和好莱坞一拼高下？我们实在是作茧自缚！

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没有问题，但必须允许私人资本自由进入。再说，很多行业都对国外资本开放，为什么国内资本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

此外，国有垄断让有限的资金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国企获得银行贷款易如反掌，大量的中小企业获得信贷支持却难如登天。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对内资开放绝对要优先于对外资开放。尤其是金融行业和其他战略行业。

领导者：关于中国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你有什么建议？

向松祚：第一、迅速稳定汇率。第二、采取有效措施管住资本账户，防止热钱流入。第三、逐步取消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出口优惠政策。第四、取消行业管制和国企垄断，让私人资本进入每一个产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第五、迅速对国内民营资本全面开放金融体系。第六、慎重对待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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