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龙：激辩广东模式

作者：俞飞龙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212

激辩广东模式：广东模式是否该被终结？
　　
　　上次开的“给广东发展提意见”的研讨会公开后，社会上反响很激烈，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具体回应的，有两个值得提及，一是3月7日，林毅夫在《中国日报》英文版上对研讨会再三强调的教条作了进一步含糊性阐述：）。第二个是《南方都市报》在3月14日，请高尚全、石小敏等人做了一个“解放思想”的研讨。南方报系回应我们的研讨，这个姿态值得肯定，但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我们觉得这个来回应的队伍里的一些人，是思想本来就需要被解放的，让这些思想需要被解放的人来给大家解放思想，有点搞笑的成分，而且我们这个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大家如果去仔细看这个回应，它所表述的具体内容，就是在把我们对广东省提的意见，乃至于对解放思想这一倡议的认同，框定在他们所希望的话语框架内，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意图，因为这个意图实际就是传说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图，也背离了汪(wang)洋提出“解放思想”的本意。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汪(wang)洋在去年的省两会上明确谈了，广东省发展以前有偏差，解放思想干什么？是要科学发展。那么，这个偏差是什么？究竟在社会上引起了哪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这个发展偏差？破除此前的哪些教条？怎么才能做到科学发展？这些问题显然是汪(wang)洋提出解放思想的本意，但南方报系基本回避了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就广东的发展模式乃至于它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有哪些经验值得继续发扬做一个进一步的研讨。
　　我谈六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广东模式？大家谈了半天，广东模式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第二，为什么我们要反思广东模式？第三，用什么来反思？就是我们反思的标准是什么？第四，为什么这个反思需要解放思想？刚才有人就在谈了，不需要解放思想，甚至解放思想是个伪问题，这是不对的。第五，需要解放哪些思想？第六，解放这些思想，最大的几个障碍在哪里？
　　第一，什么是广东模式？我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首先，广东模式最核心的成分就是争取政策优势。直到2008年的两会，广东省仍然在持续地、不懈地争取对它的特殊政策或者说优惠政策，争取政治改革的优先权。可以说，争取政策优势是支撑“广东模式”的一个前提。当初，我们对经济管得非常死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批租土地的方式获得资金，而且可以合资办厂了。在我们获得了有限的批租权、允许个体经营的时候，他又拿到了宽松的外贸权了，当我们有限地分享了外贸权的时候，他又可以“三来一补”搞外贸加工了。此外他的税收，至少在2000年前，他的税收都整体优惠于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到2007年，深圳外商（含港台商人）的个人所得税也比内地少10多个百分点。整个广东模式，直到现在，争取政策优势的特征依然非常明显。
　　争取政策干什么呢？广东拿到这些政策确实干了不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但最核心的一点，是干了一件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格局而言影响巨大的事——引进外资，而且是几乎没有限制地引入外资。这是广东模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这就形成了刚才严海波博士谈到的，现在整个广东经济成分的构成，从产值来看，60%以上都是外资创造的，就是3万多亿产值，有6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引进外资，让区域内经济成分多元化，这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失去了界限，形成“外资越多越好，说明本地经济越开放越发达”这样的思维定式，甚至形成对这种模式提出质疑就是在“反改革”这样的思维定式，这就完全把引进外资这一发展本地经济的举措上升到一个妖魔化的境界了。这个思维定式，对我们对构成经济发展的几个要素的认识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解构了许多社会组织发展经济的主题地位的合理性。我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它的冲击，这两个例子都有很典型的代表性。
　　 1、这些年我在七个城市工作过，几乎每个城市，都把，或都曾把沃尔玛、家乐福、麦当劳这样的企业，用很优惠的政策引进进来，当作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成果。中国是世界最著名的美食大国，我曾说过，中国确实有世界最领先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餐饮产业。此外，世界上最成熟、最早的商业模式实际也是在中国形成的，中国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模式，但是到了21世纪，改革了几十年，我们改到连卖东西这样的事都要作为政绩来专门安排优惠政策，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引进这些项目，让他们来卖东西，而且大江南北无不如此，简直不可思议！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经济安全和理性格局缺乏起码的认识。我们只在注重经济发展最后的一个方面的结果（还不是全部的直接后果，比如直到2006年，我们才开始正式启动绿色GDP的计算模式，且阻力不小）――－就是GDP数字，而完全不注重，甚至在一段时间还有意排斥对这些模式的后果分析。
　　2、不久前我看了一个电视剧《乡村爱情2》，看到了什么呢？就是那个故事主角所在的村，想搞山村旅游。自己有资源，资金口子也没完全堵死——可以用这个资源本身获得贷款，人才也有，但就是不去搞，就只知道引资，这个场景完全是改革话语框架下的发展路径表述，也完全可以简化成这样的直白：资本家大哥，你就是俺的上帝，就是俺的前途，就是俺的希望，你快来吧，俺这里已经具备了一切开发条件，但俺都给你，俺需要你来领导，快来奴虐俺哦！大家看这是不是一副天生受虐狂的模样？也就是说，“引资”这个路子走到今天，已经把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目的极大地扭曲了，把很多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权利给剥夺掉了。比如珠三角，我躺着都能吃，干吗要站起来吃呢？所以那里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庞大，回报也最丰厚的地租经济，这完全是妖魔化了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且躺着吃虽然一时舒服，但人会很快变得不健康的，首先他失去了主导权，其次是他会非常脆弱，这两个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致命要害。但在今天，这个思维方式却非常正常，形成了主流语言，甚至成了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标准，为什么我这么说？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前段时间《南方都市报》一个报道，关于“南街村”的报道，字里行间就充满了对“集体经济”的嘲弄，我曾在网上对这事做过一点说明，南街村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批评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修正自己的具体错误，还是指责它本身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事物？我看《南方都市报》的行文，更大程度上是在强化后一个意思，但是，这个问题明显、意图错误的文章，不但得到了广东省委一个机构的官员的认可（审读通过），而且在社会上也得到了相当部分人的支持，所以我说这个事件凸显出了我们社会的一大问题，价值判断上的问题：改了几十年，我们一些社会机构发展经济的合法性都被剥夺掉了，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吗？是不是只有资本家才能去发展经济，才具有发展经济办实体办企业的合法性？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比如集体、国家去发展经济，就在开历史的倒车了？就在与改革背道而驰了？是不是要用广东模式作为一个标准来判断所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广东是有集体经济，而且曾经非常强，但95年以后，这些经济伴随着私有化的浪潮，几乎消失了，2006年我去深圳调研，得到的数据表明，曾在深圳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的集体经济，基本都退缩为了集体出租经济。但是，这个失败竟然在今天成了经济先进性的一个标准，个中缘由确实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这个标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同，比如，昨天薄熙来同志就在重庆一个规模很大的干部会上作了主题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发言，拜托，今天我们的经济形势势已经是开放过度了，眼看着多数竞争行业的主导权都握在外资手里了，可他老兄还在那里解放别人的思想、要继续扩大开放。我曾觉得薄熙来同志很有魄力，对他也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在商务部期间，有几件事情做得让人大跌眼镜。刚到重庆，又发出了这样一个误导社会的声音。（插话：现在很多官员都是这种状况），让人意外，外资究竟应该在我们经济发展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它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重大问题我们都没去认真研究并形成共识。
　　广东模式的第三个特征：解构国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环境中，国企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经济作用，评论国企的作用也不能只用效率这个标准来评判。但是在广东，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广东解构国企是最彻底的。这个结果，与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比如张维迎等人10多年前就开始到处讲，国企不具有任何经济学意义，应该全部退出经济领域。但是，全球化进程所展示出来的，却是完全与之相反的事实，正是有了重新的国有化，才有了俄罗斯今天的经济复苏，才有了委内瑞拉全民享用的福利收益和发展保障。这里我有必要再次强调全球化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被深深拉入了这一进程，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远远不够，甚至我们此前的理解几乎完全符合了国际大资本的意图。我曾接触过几个在国际上非常活跃的学者，他们对全球化的阐述引起了我很大的思考和感慨。他们的成果已经形成了一本书，叫做《全球化的替代方案》，这本书值得关心全球化问题对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影响的人仔细研读，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这是谁也不能阻挡的趋势，我们目前需要作的，是如何去消除掉全球化中为大资本服务的各种理念和组织架构。而回到国企这个问题上结论就是，全球化让国企，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国企具有了比此前更大的战略性功能，当然，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近年来广东，尤其是广州，已经在开始回购一些此前出售的国有股份。
　　第四特征：神化市场功能，在广东的现实里，还把这个“市场”给事实上庸俗化掉了，市场里什么都有，毒品，走私品，青春，性，野生动物，甚至死婴，活婴。从改革的全局性视野看，在改革过程，，我们只是在不停地、一味地为政府划出界限，限制政府的功能非常积极，也一直占据着道义上风，确实，政府有很多事做的不到位，机构庞杂花销甚大行为尚未得到良好规范，在很多时候，就如胡(hu)星斗教授所说的，妨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市场就太纵容了，对市场本身的功能也一直没找到界限。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界限，甚至不愿意去找它的界限，一个东西，一旦戴上了市场这顶帽子，哪怕已经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动不得的，比如房地产事实上被开发商垄断了，已经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发展风险，但在经济学界颇有些声名的茅于轼老先生就多次站出来指责那些试图把开发权放开一点点的政府行为。毫不含糊地给它戴上“开历史倒车”这顶帽子，并被媒体到处传播。
　　第五个特征，解构政府职能，这些年来，我们的学术界和传媒界一直在致力推动一个概念：服务型的小政府，不断解构政府的功能，这个趋势和主张，有合理的一面，因为以前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宽，也有不合理甚至危险的一面，就是一些人，相当部分改革派吧，是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给政府职能划出了界限，这个主张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认为政府不具有发展经济的正当性，应该全部退出，这个会上也有人从各国宪法的角度复述了这层意思，我刚才说了，我们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评估国企的价值，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表述为重新评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我希望那些热衷解构政府职能的人去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这个主张实际有利于谁？实际有利于资本家和官员，。土地问题、国企问题、战略性产业问题，都是这样。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很简单，当我们解构了国家拥有企业的合法性后，这些资源国家不持有，政府不持有，那谁来持有？只有私人资本来持有了，于是他拿走了这杯羹，这样的结局也是很多官员愿意看到的，实际上官员比谁都愿意解构国企，因为这样他就有了参与分羹的可能，他可以把他的权力变现。比如，假定你们去解构中石化，谁最高兴，我相信中石化管理层最高兴，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解构这个企业的国企性质，直接获得巨大收益，甚至通过股份分配永久享有这些收益。而按照现有的模式，他们一旦从中石化离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叫政府职能服务化，做小政府，谁最欢迎？我告诉你，同样是官员，因为他可以推卸责任哦，他不用为很多社会问题承担责任了，同时他也可以大胆地，合法地卖手里的资源而不用担心社会的指责哦，比如仇和就是这样，现在正甩开膀子干着呢。但我们很多人，往往只从事情的第一个层面或者第二个层面考虑问题，没有从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乃至于第五个层面考虑问题，成天喊着小政府，这实际是在为官员减负，是在为资本呐喊，很简单，一个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资本的权利自然就越大了。资本当然希望政府最好什么都不管，让它为所欲为了，怎么聘用，怎么加班，怎么给工资,怎么排污水，怎么缴税,最好这一切政府都别插手，让他们和劳动者自由博弈，所以它当然有利于资本了，但对劳动者来说，这可能就不是个福音了。所以，我们未来需要的不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而应该是一个公众型的政府，要把服务型小政府拉到公众政府这个轨道上来，要让它承担起公共责任，比如共同富裕的责任。第二个问题，无论我们发展经济也罢，规范政治权利也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共同富裕，那么，是政府主导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大，还是让资本带领我们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大？是规范政府的成本高，还是改造资本家的成本高？这是所有主张小政府的人都该去思考的问题。
　　第六个特征，就是广东模式缺乏成本核算，广东经济发展太注重GDP了。就是只重视产值是多少。却没有完整的成本概念，没有环境成本，没有完整或者说合理的人力成本，没有市场价值成本，没有战略发展成本，这些都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硬伤。
　　最后一个就是没有经济分配理论。在这一点上我对国内经济学界相当失望，整个广东模式，发展了30年，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了30年，经济规模上去了，都世界第三了，却一直没有成型的分配理论去指导我们该怎么分配这些财富，而把这个功能交给了市场，我们发展经济，分配理论非常重要，要不发展经济干吗？这个分配理论怎么可能完全是市场的事呢？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现在有了相对合理（注：姑且这么认为）的分配格局，那是通过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300多年的斗争——其中不乏流血冲突，此外还有这10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政党、派别、工人组织不停施加各种影响才争取到的一个结果。单纯的市场怎么可能自动生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呢？可是，就是这样一个颠覆历史事实的东西，也在中国大行其道了三十年，甚至如果谁取插手，就是仇视改革了，就是在仇富了等等，所以现在很多网友把一些改革派学者称为资本家的狗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道理很充足，因为你连起码的历史事实也不讲嘛，你在不惜颠倒历史地为资本家争取权利嘛。
　　广东模式的这些特点，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是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全国学广东。这30年的改革，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是我们为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些悲观者甚至认为，这个代价要远远超过这些成就。简单一句话，中国共(gong)产党从十多个人到完全取得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形成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民族，只用了28年的时间。改革到今天，我们用30年各尽所能，闷声发大财的结果，是老百姓不满意，日子艰难了；白领不满意，房子医疗孩子上学的压力太大；官员不满意，没有尊严，奉献的价值被新自由主义解构了，现在很多地方官员事实上成了投资者（资本家）的跟班，另外，贪污受贿的风险也越来越高，政府要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棘手；资本家也不满意，这从刚结束不久的两会上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更不用说农民和下岗工人了。所以，30年改革的结果，一方面我们壮大了经济规模，另一方面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三是几乎每一个群体都不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是不是该好好总结呢？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反思和总结用什么作为标准呢？这个工作（指反思、总结改革）不是我们今天才在做，也不是只有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在做，而是勇于对这个社会承担或者正在承担责任的人都在做，这些已经出来的成果中，我觉得有一个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目前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也最有针对性的标准，用这个作为标准来反思我们此前的改革，具有相当高的理性说服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含义，我上次已经谈了，这里就不细说了。
　　用科学发展观这个标准来反思广东发展模式，来解放思想，我们能从更广的角度，更高的视野来看问题和总结问题，用科学发展观作为标准反思改革为什么需要解放思想？闲言兄刚才说这是个伪问题。我认为不是这样，中国这30年的进程，与其说是一场大的变革，不如说是一场大的革命，而且是按照解构中国的模式进行的革命，这其中不少对整个社会良性发展有害的东西，比如资本的作用，国企的价值，市场的界限，国家的功能，劳动者应有权益的获得路径等重大问题，都有了思维定式甚至成了一种认识标准。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标题是“弗里德曼给赵紫阳的一封信”，看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在今天，这封信的真伪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几个建议是否符合弗里德曼的一贯主张，以及我们此前改革的历史进程与之的关系，按照这两个要素思考会得出什么结论？第一，那几个建议符合弗里德曼的一贯主张，第二，建议的内容几乎是安排了我们今天的改革。而这种安排，无论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的最终结果就只有一个，就是解构中国，这种解构最直接符合了国际大资本的利益，背后还有没有符合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我看也是有的。而且，值得关注的是，直到现在，这种解构中国的努力仍在继续，上次我们的研讨会完了后，《南方都市报》请的12个学者，戴着“解放思想”这顶帽子给出的发展指向，就具有这样的性质，一方面，他们认为广东省取得了异常辉煌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觉得此前做的不好的最大原因在于政府管的太多，强烈呼吁在广东率先启动政治改革。高尚全说得非常直白——以前基本是按照他们的主张完成了经济改革，唯一不满意的是政治没有按照他们的安排进行改革，他们下一步的安排就是让政治进入符合他们利益主张的改革轨道。广东模式带给整个社会的困境真的只是政府一手导致的吗？资本方没有责任？传媒和学术界没有责任？应该说，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政府确实有责任，而且首当其冲，但是，资本方也有责任，学术界和传媒也有责任，这里面的每一个群体都有责任反思自己功过。可现在这群人，在自居功臣之后，一股脑儿把板子只打到政府身上，他的目的是帮政府变好吗？是在想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更合理和可持续吗？错了，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解构这个政府，我希望一些对这个政府有意见甚至持对立立场的人慢点拍手，因为你并不可能从这里面分到哪怕一点羹，这就象当初他们解构国企，我们先抛开它的合法性不谈，你们就看看其后这些年，有哪个数据或者报道显示，改制后的国企接纳了更多的人就业？没有，多数改制企业都不是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其实连最卑微的羹都没分到，反而多了我们必须负担的数千万下岗工人——好处资本拿去了，负担则由社会和政府（其实就是我们大众的钱）承担了，这就是高尚全之流给我们描绘的国企改革路径的实际后果。所以，一个有理性的人，无论他的政治观点怎样，如果他希望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真的想让这个国家强大人民富裕，他都应该对高尚全之流的说辞保持警惕。
　　关于解放思想的必要，上次（刘）海波已经谈到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思维定式，比如“七八年前的东西都是错的”，谁要去肯定那段历史里的东西，谁就有被扣上“极左”这个帽子的危险，很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我们谈历史，首先应该有历史的高度，你让一个小学生去谈历史你一定觉得可笑。第二要有对历史的负责姿态和客观精神。你在公众场合谈历史不应只是为了满足嘲笑历史这个嗜好，更不应只是为了满足你的私欲，而应该是为了厘清、还原历史本身，并获得它的现实意义。一部全部都错了的历史大家见过吗？就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我们都能客观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为什么我们一些人却如此坚决地仇恨多次打败列强，把我们带到现代民族之列、让我们拥有了完备工业体系的那段历史？我总觉得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仅仅只是个认识偏差这么简单，而是，从客观上而言，这种全盘否定的姿态是为了满足社会按符合这些人意愿的方向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这样的价值观来奠定他们一些具体改革主张的合理性。比如解构国企，否定国家发展经济的正当性。解构劳动者的权利等等。
　　而且，无论我们今天对此抱的是何种态度，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成功了，而且，非常成功。他们成功地解构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在整个社会重新树立起了资本的权威，甚至引导出了非常有利于资本利益的社会结构。这种只有利于一小撮人利益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已作为一种“时代进步”被整个社会吸纳和固化。
　　此外，谁敢给改革开放提意见，谁就是在反改革开放，这个判断也在一个圈子里形成定律。比如去年有人对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诸多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只满足了部分人的利益，没有满足全部人或者大多数人的利益，提出改革本身需要反思和改革。《财经》杂志的一个副总——胡舒丽恨快就针对性地写了篇批驳的文章发在《价值中国》上，明确把一顶反改革的帽子扣在了质疑者头上，我看了以后很感慨。因为胡舒丽可不是个一般人物，而是传媒圈里具有很正面代表意义的人物，我对她也一直很尊重，去年初，听说《财经》因为刊登了《谁的鲁能》这篇报道后有麻烦，我还专门叫编辑编了张宏良教授一篇关于鲁能的文章，改名为《为什么会有鲁能事件》刊登出来，并叫一个和《财经》老总杨大明比较熟的同事带信给《财经》，告诉她我们用实际行动对她进行了声援，所以说，我说的对她很尊重，绝对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尊重，是落实到了实际行动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高素质，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媒介良知的新闻人，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如此大的抵触。我记得当时闲言兄还专门针对她的这篇文章，发表过一篇辩论雄文在网上流传，网友也争论得很热闹。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诸如此类的教条是多么深入人心，已经在很多人，甚至高素质人心中形成了定式、标准甚至原则，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反思改革，规划未来的话，一定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此前的一些思维定式。不要认为肯定一下78年前的事物，就是想走回头路，不要觉得我们在对改革提意见了，就是在反改革。
　　此外，对导致今天中国发展问题的原因，因为利益诉求不一样，也产生了很大分歧，甚至提出的解决办法严重对立，比如分配问题，最近大家围绕《劳动法》争论比较多，对这个问题，有女首富之称的张茵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因为据说两会期间的调查表明，70%的民营企业家都支持张茵提案，这个提案是《劳动法》的一个条款，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那款，增加了企业成本，应该修改。
　　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据张茵自己说，她的企业工资成本只占总成本的2.8％，另外一个统计数据是怎么说的？中国工人的工资总额只占企业利润总额的16％，而国外，一般的工业国家，这个数据最低在35％以上，高的达到了近70％。中国企业目前的人工成本高吗？不高，相反非常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这不是我说的，是数据告诉我的。我在想，中国的改革，不只是只有资本家参与了，也不只是只有学者精英参加了，普通劳动者参加了没有？也参加了，但从这个数据看，他们却没享受到与科学发展观相符的发展成果，明明他们的利益实际受损了，但国家想增加点他们的利益，就立即被资本方指责为“影响了他们的经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社会群体对张茵的态度，在资本方很快形成共识之后，据说《南方都市报》用了5个社论来支持她的议案。然后是统计局局长，统计局局长这个官虽然小，但是这个位置很特殊，因为它是全国的数据汇总地，他是靠数据说话，为中央的决策提供数据分析，他谈到的是劳工工资上涨不能过快，这和张茵的意思基本上一致，甚至是种对张茵们更有利的说辞，比张茵们对自己的保护更彻底。可能是为了避嫌，他没有直接说这会增加企业成本，而是用了一个让人愕然的理由——将加重国内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太荒唐了。（仲(zhong)大军插话：这个观点不仅是谢伏瞻的，包括各种各样学者也是这样的。比如上海大学研究所的华民的观点也是这样的，现在国内通货膨胀，如果把劳动工资涨上去了，会导致水涨船高。）（刘海波插话：房子涨的时候，他怎么不说话呢？）。
　　我们需要解放哪些思想？实际很多此前已经说了：就是对历史，包括对改革一些具体措施的评价，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企及集体合作类企业的价值，市场的界限，政府的职能，以及劳动者的权益（包括分配权益）等问题，都需要跳出以前的一些认识框框，重新思考并获得社会共识。
　　最后一个问题，解放思想的阻力在哪？第一是既得利益集团。它当然不愿意让大家共享他们已经到手的果实。这个刚才已有人谈到了，我就不细说，我要着重说的是媒体，这是一个尚没引起社会足够注意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去年我在一个学校做过两个半小时的演讲，题目是“中国传统媒体的道德困境”。
　　媒体在现代社会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究竟有哪些能量？它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对这个问题世界还没有定论，但一个被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你用什么词来形容它的影响力都不过分。中国现在仅仅是报纸，每天就有上亿份，它在不停地、持续地传播它的主张，影响这个社会。但是媒体的生存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图景呢？它最基本的模式是，印刷费超过1元的报纸，可能实际的批发价只有3毛左右，所以，对我这个前后从业跨度超过10年的老记来说，这个状况自己都感到很尴尬，因为我实在不知该把它说成是一份具有公共价值的报纸，还是一份贴了新闻标签的广告。这个模式掏走了很多新闻人的尊严，牛B的报纸谁最牛B？不是老总，更不是记者，而是广告商，也就是企业主。也正因为媒体生存对资本方的严重依赖，资本成为媒体生存的基础，很多人把媒体称着政府的喉舌，其实已经没有叫资本的喉舌准确了，也正因为如此，资本才在我们这个社会占有了强大到明显不对称的话语优势，这个话语优势已经过了，已经对我们社会正常的公共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可能比我们想象更严重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成为这个解放思想最大的障碍之一，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去改变？该怎么让媒体重新获得独立的公共价值，获得它本有的尊严，对这个问题，我正在写的《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这本书里，有非常系统阐述，希望与大家共同面对和思考，谢谢大家。
　　
　　据2008年3月29日博客中国举办的“激辩广东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