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论全球化、解放思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文）

论全球化﹑解放思想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高梁

我国经济体系过深卷入全球分工的格局，对外资过分依赖，已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障碍。

破除新自由主义“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融入全球化”迷信，走自主型发展道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任务。

一﹑金融风暴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殃及世界各国，造成了世界性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标识的意识形态权威和制度迷信。

多年来，美国依仗美元特权地位，纵容资本市场过度发展，在国内工业经济衰微﹑储蓄倾向一降再降﹑巨额债务缠身的情况下，以“金融创新”手段，从全世界聚敛财富，支撑庞大的战争费用和国内超前消费。美国制造的超级金融泡沫的崩塌，标志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各国人士谴责美国纵容金融泡沫膨胀的政策为“金融欺诈”，是“让所有人分担由少数人无尽贪婪带来的负担”（巴西总统卢拉）；各国政要纷纷呼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我们可能正在进入国际金融和经济格局的转折点。

美国政府由于疏于监管导致金融泡沫膨胀和崩溃，政府出重手向重要金融机构注资，宣告了流行多年的“市场至上﹑政府管制最小化”迷信的破产。“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成如此的狼狈不堪”。经济学教科书将因此而重写。各国精英纷纷反思：“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潘基文在联大讲话）；危机标志“金融资本主义强加在经济领域的关于全球化理念的失败”；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缺乏远见和道德意识，更是因为华盛顿政府……将市场奉为神灵，并盲目希望将这一模式扩张到全世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金融大鳄索罗斯从金融市场“追涨杀跌”折射的信息不完整规律，指出基于理性选择的市场均衡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扭曲”。（那种认为）“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萨科奇）。

改革开放30年，国内一些人向来把美国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范本”，主张照搬华尔街模式﹑开放金融市场﹑“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也不乏其人。金融危机明白揭示了全球化的陷阱和挑战。“老师”做得不见得都对。“一定要打破对外国银行﹑金融市场的迷信”。[1]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我国金融资产缩水﹑出口受阻﹑增长和就业遭受重创。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根本性的弱点显著化，需要我们研究新自由主义倾向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这对我国的长期发展，关系极大。本文拟重点探讨：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多年来，以“私有化﹑市场化﹑政府干预最小化”为关键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知识界有相当的市场。西方标准的“完全市场经济”能否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最优目标﹖

二﹑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问题。所谓与全球市场体制“接轨”﹑按比较优势原则“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出口导向战略，是否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怎样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紧迫性﹖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是不是意味着要将某些人坚持的“完全市场化﹑融入全球化”思维定式贯彻到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辉煌，有目共睹。但是，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加以正视。辉煌成就不是回避矛盾和问题的理由。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有关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方面问题澄清认识。只有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划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界限，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障碍，才能使国家未来的发展能够持续地﹑健康地向前推进。

笔者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供批评指正。

二﹑当前我国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产业格局和分配格局：对出口﹑投资和外资的过分依赖

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时期。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微观活力，对外开放和实行“国际大循环”战略，开拓了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的渠道。我国上百种工业产品的产能产量居世界前列。[2] 亿万农民工跨区进城就业，我国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增至2007年的45％，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若干面向国际市场的巨型工业城市带。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国民经济总量中外贸和投资比例过重，内需不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发达国家强势竞争的压力；民主法制建设不适应；等等。

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内投资品市场的拉动。这既决定了我国工业的结构特点，也是国内分配格局失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增长格局，不仅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表现，也是影响结构优化升级战略任务的系统性消极因素。

2003~2007年，我国投资和出口的年均增速达到25~28％，同期国内消费增长仅为10％左右。居民消费比例从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出口加工和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的需求板块。在占GDP总量52％左右的投资中，基础建设占72％，房地产又占基础建设的30％左右（2007年）。这是拉动重化工业扩张的主要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外贸依存度达到60~70％，出口依存度从1995年的20.5％，上升到2006年的37.1％，这在一亿人口以上的大国中绝无仅有。依赖国际市场的程度，相当于德国﹑韩国等中等规模的外向型工业化国家。

表~1：若干国家经济总量和外贸依存度（2007年）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对国际市场的过份依赖，使我国工业的相当部分（轻工纺织﹑电子装配等）“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我国制造业产值的30％以上用于出口，出口值近60％由外资企业完成，加工贸易占出口额50％以上（2007年）。

我国出口额的89％，由占经济总量55％的东部地区完成。东部地区已形成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工业带，外贸依存度达到96.5％。这是实行多年的“沿海大循环”战略的成果。相比之下，中﹑西部外贸依存度为11~12％，东北地区为28.3％。[3] 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资经济的高速增长。

表~2：沿海十省（市﹑自治区）外贸依存度与外企对外贸的贡献（2007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外资不仅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在工业中的比重逐年增长，其势力逐渐深入到我国经济的核心部分。“三资”企业约占工业资产存量的30％和增加值的32％（2007年），其中港澳台资本占外资存量的三分之一。在工业所有行业中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多数企业中已拥有股权控制权，[4] 控制着投资﹑国际购销﹑财务﹑研发等经营实权，拿走大部分收益，能量可观。

我国39个工业行业中，“三资”企业在19个行业的销售额已超过30％，其中，“其它采矿﹑皮革羽绒等加工﹑家具﹑文体产品﹑电子﹑仪表”六行业的销售额占50％以上绝对优势，在服装﹑橡胶﹑塑料﹑电器设备等重要行业的销售额也占到40％左右。[5] 外资通过投资并购布点，在越来越多的工业分支领域，形成由外资主导的寡头竞争（如饮料﹑啤酒﹑化妆品﹑肉制品﹑水泥）或垄断局面（如干电池﹑小五金制品）。

表~3：外资工业企业在我国市场的占有率

数据来源：李孟刚等：〈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新浪网2006年6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13/13532647261.shtml）；2007年数据由作者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口径为工业产值。

表~4：外资在若干行业的市场占有率（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二）我国经济已过深地卷入国际分工体系，其负面作用日渐显现

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我国在低端产业（或加工环节）高度依赖出口的同时，投资品和高技术产品愈加依赖进口﹑依赖外资。对外资进口装备的种种优惠政策，严重冲击本国市场。多年来，进口设备占领了三分之二的国内市场，相当于GDP的8％。2003~2007年资本品市场购销两旺，国产装备市场占有率升至50％左右。金融海啸一来，本国装备工业再次面临严峻局面。

我国已成为“世界车间”，同时又是一个科技弱国和品牌小国。通过开放引进，我国经济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缩小。我国企业销售额中新产品比重约为10％强，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全部研发经费投入约为美国的5％和日本的9％，发明专利授权仅相当于美日的30分之一和韩国的四分之一。工业企业的自主技术进步能力差，不足以支持产业的升级。国内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0％﹑出口的近90％由外企完成，徒有虚名。[6]

二是在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沿海出口加工业多年高速成长，其市场开拓多依赖“借船出海”，本国企业跨国营销的能力却没有成长并形成大企业，中国厂商只得到全球价值链中微薄的加工费。全球产业链中最“肥”的环节 — 研发设计﹑订单管理﹑产品储运﹑跨国营销﹑金融服务等，大体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各方信息表明，OEM贴牌生产厂商总收益，仅占产品全球价值链的10％左右。我国沿海工业带的崛起，与西方服务业占GDP比重同步提高，绝非偶然。[7]

三是国内分配问题。内需不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收入差距过大是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4急剧扩大到2004年的0.469，贫富分化的速度世所罕见；最高收入10％的富户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穷户的财产仅占1.4％，两者比例约为32比1。[8] 占全国家庭总数千分之一的31万户家庭，控制了全国41.4％左右的金融财富，[9] 意味着90％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长，没有能够和经济增长同步，从而造成“高增长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现象。

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美日英德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在54~65％之间，我国职工工资和福利占GDP比重，从1992年开始就逐年下降：

表~5：我国职工工资福利占GDP的比重                          （％）

资料来源：王炼利：〈GDP和低工资中的学问〉，乌有之乡网站2006年6月11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606/7423.html）。

我国的低工资水平和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是发展加工出口所依托的主要竞争优势。但产业结构过于偏向出口加工，又成为维护国内低工资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致《劳动合同法》遭到强烈反弹。初次分配不公平导致国内消费不振，但维护出口加工业又是“保八”的重要条件，不得不向国内外资本利益让步，处境尴尬。

由于国内消费需求长期跟不上人均GDP增长，向投资倾斜就是惟一出路。我国超过50％的投资率，也是世所罕见。于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各地方楼堂馆所，就持久地成为“支柱产业”，成为巨大的重化工产能的出路。

根据再生产理论，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必须相互适应，这是社会产品实现的必要条件。这种适应关系是在特定的运行机制下，长期磨合形成的。产业结构失衡，与分配结构失衡是互为表里的。这一格局是卷入全球产业分工的产物。

三﹑30年经济运行机制的演变和出现的问题

 （一）经济体制和发展机制的重要变化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外向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分配从（行政影响的）按劳分配为主，转变为“按要素分配为主”，我国由改革初期的内生驱动型增长，遂演变为当前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拉动型增长。

1﹑所有制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本质变化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决定性成果。目前，以股份制为特征的新型国企管理体制已经建立，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初步到位。

30年高速增长中，非公有经济成分急剧增长，公有经济比重降到三分之一左右。我国工业已形成国有﹑“三资”﹑民营“三分天下”的局面，国有经济仅在基础性行业中占绝对优势，在流通领域中，国有经济仅占10％左右。[10]

表~6：三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的主要指标和变动（1998~200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这一过程伴随的副作用是：随着非公经济﹑特别是外资势力急剧扩张，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恶化，国企自身体制的弱点未能及时克服，企业效益普遍滑坡，经营陷入困境。在一段时期内，国企改革演化为全国性的“国企改制﹑退市”风潮。在十几年中，约70％的国有企业通过破产﹑兼并和股份化民营化形式退出。

国企体制改革和结构布局调整，实属必要。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无视中央反复申明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精神，高调宣扬“国企必败﹑国退民进﹑一卖了之﹑腐败有利于推进改革”等片面或错误主张，造成化公为私﹑监守自盗现象普遍，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1995~2005年，累计约4200万国企职工和1500万大集体职工下岗，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国企改制腐败成为社会腐败的重灾区。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由于其企业数的五分之一和资产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灰色”途径，而蒙上了“原罪”的污点。[11] 一些官员和学者声言要“最大限度容忍改革中的不规范”。对腐败的放任和纵容，激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危害社会稳定﹑降低政府威信。

从宏观角度看：改革初期，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状态，由于旧的“大锅饭”体制未打破，企业扩大自主权后工资增速过快；地方财权事权扩大，普遍出现投资热和重复建设。当时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投资消费双膨胀”的压力。1990年代后，随着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城市失业率上升，以及城乡间人员流动藩篱的消除﹑亿万农民工进城，工资水平全面压低。我国制造业职工报酬支出与经营盈余（增加值－全部报酬）之比，1990年为1比3，2000年为1比4.7，2005年降至1比7.6。相比之下，世界多数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1比1到1比2之间（1980年）。

表~7：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产值构成[12]             （％）

资料来源：王炼利：〈提高劳动报酬，着力于初次分配 — 剖析制造业的劳动报酬问题〉，博客中国网2007年12月21日（http://www.blogchina.com/20071221445482.html）。

这样，在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的同时，形成了典型的“产能扩张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完善社保体系，对扩大内需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根本问题在于改善一次分配的格局。

有人说，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腐败和行业垄断所造成，不应归咎于市场体制。如果不带偏见地看问题，我国贫富急剧分化至少有以下原因：（1）体制转轨中的腐败；（2）私有经济膨胀；（3）大量农民进城寻求就业；（4）国际资本大举进入。我国的一次分配，是在与国际市场高度接轨的环境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价格”为基准垫底的。内外差距﹑城乡差距的双重“二元结构”，形成资本与劳动的地位极不对等的“要素市场”。所有制格局决定分配格局，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

2﹑政府行业管理职能弱化，产业和技术进步政策缺乏依托

改革传统计划体制﹑减少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条件。目前指令性计划体制已不复存在。但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是，由于过分强调“小政府大社会”﹑贬低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和行业管理的必要性，使政府相应的管理职能不断弱化，甚至一度违反工业运行的客观规律，取消了政府的工业管理机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骨干企业也交地方管理。

当前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多元决策局面已经形成。尽管“政企不分”体制已经改革，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形成“受地区行政干预的市场”和“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局面。工业结构内的有机联系与合理整合仍受条块体制的干扰。

我国工业处于后进追赶阶段。总体上看，我国工业规模庞大，企业数量众多，企业规模偏小，行业集中度低，组织程度差。多数企业技术水平低，缺乏技术研发的能力与意愿，局限于低成本的竞争。各地区画地为牢﹑争项目争外资，恶性竞争，低水平重复。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企业协同与产业整合，我国各行业组织几乎成了一盘散沙，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和产权侵蚀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余地。

由于部门地方利益分散化，行业管理软弱无力，国家的产业和科技进步规划与政策，在实施中障碍重重。高能耗高物耗行业的重大关键技术研发推广不力，导致工业的“高投入﹑低效益”和环境污染久治不愈。我们对全球横行的跨国资本敞开了市场，而本国行业内却难以协调，无序竞争，损失惨重。我们作为头号钢铁大国，钢联无力抵御铁矿石出口国的一再无理提价。各地方大量压价出口战略性稀有金属，中央屡禁不止，使我国作为头号稀有金属大国的战略优势丧失殆尽。

地方政府为保持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竞相分头招商引资。我国若干重要产业已经被多个跨国公司“整合”进各自的全球体系，国内竞争成为外资代理人的竞争。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推进“国企攻坚”，纷纷将下放本地的原中央战略性骨干企业向跨国公司挂牌出售，直接损害国家安全利益。

3﹑对外开放缺乏内外统筹和开放度的把握

为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央有关对外开放的精神，特摘录有关文件表述如下：

（1）“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3]“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14]

（2）“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15]

（3）“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16]

（4）“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17]

（5）“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8]

实际中，只有“扩大利用外资规模”贯彻最积极，成效最显著。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为解除外商疑虑，给予外资诸多优惠政策，同时还设定了若干保护国内市场的限制条件。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对外商投资的各项限制条件（准入行业﹑股比﹑内销比﹑技术转让）放宽或取消。同时对外资的普惠性税收优惠却继续保留多年，等于对内资企业的长期歧视。

在1980年代“沿海大循环战略”的示范下，多数省市以GDP为目标﹑以招商引资和“经营城市”为主要途径，形成“开发区热”和“引资热”。各地争相出台低地价﹑延长地税减免期等土政策，甚至向下硬性摊派招商引资任务。这个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招商引资运动，既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形成“重外贸﹑重投资﹑内需不足”发展模式的主要动因。

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面。多年来我国坚持开放国策，激励了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引进了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推进了工业高速增长。但是，随着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外资在华势力不断膨胀，其负面效应逐渐增大，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扩大开放不能没有底线，开放必须服从国内发展的根本利益。

我国早已是世界外资第二大流入国。1979~2008年，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500亿美元，是日本战后半个多世纪吸收外资的至少十倍。近年来每年外商直接投资 800~900亿美元（占总投资5％左右）。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21％，已达到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上限。在工业领域，扣除港澳台资本后，外资份额也已达到20％以上，外资比例若继续提高，必将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效力，甚至干预国家政策的案例也不鲜见，这意味着威胁国家经济主权。[19]

“入世”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比例迅速攀升至60％以上，外商独资企业不承担转让技术的义务，且技术保密能力更强，指望“市场换技术”或“技术溢出”越来越成为幻想。

综合上文，外资过分扩张的负面效应还有：

第一，偏重外贸外资，使我国与各发展中国家处于竞相压低要价﹑吐血引资的尴尬处境。我国工业的相当部分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长期以低工资﹑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和沉重的环境代价，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仅拿到全球价值链的零头，等于牺牲国人及子孙后代的利益，用“打工经济”补贴西方的“知识经济”和“赌博经济”。洋人赚足了钱之后再回来收购﹑控制我国产业，还得寸进尺﹑得便宜卖乖。[20]

第二，经济过分外向化和过分依赖外资，成为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在国际资本面前，本国劳动处于绝对弱势。“企业高管薪酬向跨国公司看齐﹑底层工资向农民工看齐”，拉大和固化国内收入差距鸿沟，压抑社会消费需求。

第三，过分依赖“让市场换技术”（换技术已越来越成为空话），导致社会对外国技术的盲目崇拜，高端产品市场被外资和洋货长期占据，压抑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意志，成为本国产业升级的障碍。长期靠“比较优势”吃饭，还滋长了依赖洋人搞工业的心理，不思进取，思想僵化。

第四，对外资总量扩张和外资对我经济命脉及核心﹑战略性产业的市场挤占和产权侵蚀缺乏制约，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以下就有关产业结构的几个重要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系统性障碍

1﹑开放过度，产业和技术自主进步能力被压抑

我国工业的核心部分 — 装备工业和各类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是我国60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累的家底，是综合国力和国防安全的基础，也是未来产业升级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强势竞争，我国装备工业和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企业的市场空间被一再压缩，科研成果产业化困难，体制和政策环境也妨碍本国企业提高技术竞争力。处于弱势的分散的企业，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单打独斗。

行业管理缺失，再加上科研体制改革“一刀切”（原各工业部的开发类院所全部企业化），削弱了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能力，反而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与产业优化升级。地区间为争投资﹑争招商引资﹑争速度而彼此竞争，妨碍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和协同研发。行业缺乏有效措施进行引进技术设备的吸收消化推广。在需要行业级攻关的技术领域 — 系统设计﹑关键分系统﹑零配件﹑元器件和生产设备等方面，形成对外国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引进复引进，亦步亦趋。

在此形势下，企业普遍追求短期利润，“重引进轻消化﹑重生产轻研发”。我国企业总引进费用与配套消化费用之比为1比0.0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和日韩的1％。仅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

2﹑对合资引进的依赖：缺乏根基的产业升级

近十几年随着居民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也在逐步升级，如ICT产品﹑家电更新﹑家用汽车﹑住房等，以及相关的资本品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扩张和升级。这一升级过程，很大程度得益于引进外资。有人据此证明，外资具有内资所不具备的技术进步牵引作用，我国引进外资规模还应该扩大；有人根据我国50％以上技术来自国外这一事实，主张放弃自主科技创新的努力。

先让我们看两个行业的实例。

数控机床：加工设备自动化是工业结构升级的根基。我国在此领域起点较差，1990年代80％依靠进口，高端数控机床的进口受到西方严密封锁。1999年“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借中美干线飞机合作项目，进口美国数台五轴多联动数控机床，转为加工军品”，还派人来华追查。从1990年代起，国有民营一起上，在整体设计和核心的数控系统方面形成突破。现在，我国沈阳﹑大连﹑齐二机床及华中理工等单位已能自行研制多款中高端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并出口，西方封锁不攻自破（还有很多技术瓶颈需要协同攻关）。

程控交换机也是在外国封锁下自力更生的产物，对我国有线电话的普及居功至伟。

家用汽车：中国已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家用车市场，汽车工业是我国下一阶段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是这一产业的主体掌握在外资手中。各省争找跨国公司联姻，搞“市场换技术”，国内产能70％以上被各大跨国公司参（控）股整合，整车和主要分系统﹑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核心技术，大部分还是由外方控制，汽车利润的大部分回流到各跨国公司总部。国家的产业政策成为一纸空文，只有政府部门对夹缝中成长的﹑坚持自主发展的地方汽车企业给以有限支持。

有人总结：凡是外国封锁的技术，自己就能搞起来，凡是能从外国引进的技术，自主创新就垮台。这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后进追赶国家间的技术封锁反封锁﹑遏制反遏制斗争。西方资本为利润所驱使，将低利润的产业环节向后进国家转移，但同时又竭力保有技术优势，防止核心技术随产能的转移而外泄，为此不惜动用国家力量。他们的基本策略是：对核心及战略高技术严格封锁，通过选择性技术出口策略，摧毁后进国技术自立的能力和意志﹑压抑其自主技术产业化的努力。[21] 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政治问题。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封锁﹑遏制和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此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从全局看，我国目前的“产业升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升级。我国的发展模式如果和东南亚﹑拉美国家有什么区别的话，本质区别在于我国还保有一个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实力的资本品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过分依赖外资的发展路径，是30年来历史地形成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与合理性。但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其最大的危害是，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获得眼前的增长利益，要以出让市场和产业控制权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作为代价，这将对我国的产业自主升级构成重大障碍。对比日本韩国的自主型“技术立国”战略，我国发展路径的弱点就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在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同时，缺乏推进产业和技术自主进步的能力和意志，即缺乏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核心能力。

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高层经济管理部门和科技﹑产业管理部门，在开放引资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方面，长期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战略指导思想。二是我国主流经济学界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过分迷信“比较优势”和“拿来主义”，将无限制地吸引外资作为促进增长﹑就业和产业升级的第一法宝（实际上，引进外资也不是引进技术的惟一途径）。不破除这种懒汉哲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

中共十七大报告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优先措施，绝非偶然。

外资企业是不是自主创新主体﹖这成了“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的又一争论焦点。

在通行全球的资本主导权和知识产权规则下，外资企业不可能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资本无祖国”是哄小学生的空话。我国加入WTO后，“市场换技术”越来越难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带动技术进步的边际效益递减。用“外资带进的设备越来越先进”说事，是缺乏基本的技术知识。技术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进步。一个企业或行业的技术实力的本质是自主技术进步的能力，而不是买了多少设备图纸专利。根据创新经济学理论，技术进步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而没有任何组织之外的力量和过程可以替代，因为“技术”不仅体现在物质产品上，更体现于企业或科研组织长期工作积累形成的经验﹑程序与惯例上。一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总体，决定了国家经济活动的范围﹑性质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一个国家进行技术学习的主体只能是该国的组织，而从创新中发展起来的技术能力也从而具有国家所属的性质。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分支组织……活动的范围和性质以及获得收益的分配都服务于母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控制”。[22] 满足于依靠外资端来现成的“先进技术”，甘心当洋人的打工仔，躺在“低工资比较优势”上再吃20年的“人口红利”……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外资为本”。

“真正先进的技术是引进不来的，我们见多了打着‘引进技术’旗号与外资合作的国有企业走向失败的例子”，科技工程界的这一呼声多年来不绝于耳，但我们的经济学家就是听不懂。

依靠外资推进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幻想，既是出于对技术的无知，也反映了我国开放以来一个明显的社会思潮，即躲避艰苦的自主创新﹑把国家建设和产业振兴的前途托付于外人的倾向。坚持独立自主，在以我为主的基点上开放和吸收学习，这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国策。邓小平说过：“任何外国也不要指望我们做他们的附庸”。[23] 一个老想着依靠别人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的精英层，如果仅仅对眼前的财富增长感兴趣，没有振兴国家的抱负和远见，就没有资格充当社会的精神领袖，最终会被历史抛弃。

我国力求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是日韩式的自主型技术立国﹖还是拉美式的依附型发展﹖有西方观察家认为：可以把中国“视为一个正在出现的‘正常’的工业强国，就像巴西和印度一样”，而这正是“美国战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

（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第一，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第二，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组件以及生产设备等。第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中国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它们没有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作长期投资。……特别是在地方上，政府能够而且经常为了追求特定的地方利益而操纵经济政策。……如果不对相关体制加以改革，中国吸收﹑发展和推广科技的能力仍将受到限制。大多数中国企业仍将在全球工业生产链条的低级环节上为了微薄的利润而相互竞争。[24]

日本媒体亦有如是观点：

中国企业只是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25]

3﹑引狼入室的“改革攻坚战”：无底线开放危及国家安全

我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触角从下游工业向上游延伸，伸向我国装备工业的核心部分，并向农业﹑[26] 流通（物流）﹑[27] 金融﹑[28] 咨询服务﹑[29] 公用基础设施 [30] 等领域渗透。在一段时期，我国各机构﹑各地政府对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性渗透没有任何防范意识，反而争先恐后地﹑无限制地﹑无对等条件地拉外国“战略投资者”前来参（控）股，全然不顾国家经济命脉的安全。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在“国企攻坚战”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为完成地属大中型装备类国有企业“限期改制”任务，纷纷把“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作为首选方案。这些国企不少是原部属行业骨干企业，属于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这些国企都是包袱，对地方GDP贡献小﹑债务负担和人员负担重，“民营企业买不起，让其它国企收购等于没改”。引进“世界五百强”来当“战略投资者”又卸了包袱又有政绩，一举多得。这一“改革思路”，等于白送给跨国公司消灭竞争对手﹑扩大在华地盘﹑垄断中国市场的机会。[31] 一些行业排头兵企业被外资收购后，给行业级协同技术攻关造成沉重损失。[32] 甚至一些承担国防工业重要配套任务的战略性企业，一度也面临被外资吞并的前景。[33]

现存不多的国有重点企业，是我国60年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这些企业的意义，远远超出账面的“资产”，而是综合国力的核心 — 企业组织﹑技术研发与产业核心技术﹑熟练技工队伍﹑品牌与营销等等能力的集合，是行业内配套体系的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行业自主创新的带头人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支点。一些关键企业一旦被合资，产业链就发生断裂，造成全局性的损失。

1990年代紧缩时期，外商对华投资呈爆发式增长。这同时也是“国退民进”高潮期。如果再来一次招商引资和“国退民进”高潮，我国的工业体系就真的要伤筋动骨了。

放手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搞“改革攻坚”的主张，不管理由多么动听，他们忘记了一点：国家产业进步和经济安全，是人民根本福祉之所在，是最高位的“大道理”，改革开放必须服从这个大道理。西方给我们扣“经济民族主义”的帽子，其实这顶帽子应该给他们自己。美国在上文所述的所有领域，都严格限制外资准入，其安全审查机制之严密，世界罕见。[34] 1980年代的英国私有化和1990年代的前东德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从未允许任何重要的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人。西欧各国工业中外资比重不超过15％，在银行业中的外资比重不超过13％。只有阿根廷和若干东欧国家，国企私有化是彻底向外资开放的，其丧失经济主权的严重后果已明摆在世人面前。

这种“改革思路”的一度流行，让人怀疑某些改革“参谋”们是否具备称职的判断力和职业道德。似乎只要能让国企“退出”，怎么干都没有心理障碍。加入WTO条款“允许”外资购买某行业股份，被偷换成来者不拒的“必须”。揭露批评外企劣迹，是“反对开放国策”。“不能用自主创新压制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导致封闭落后是真正的不安全﹑越开放越安全”等等歪理至今还在流行，似乎中国只有“融入全球化”一条路。

我们有必要就开放﹑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进行一次科普教育。

任何主权国家对外国资本都不可能实行完全开放。“融入全球化”是完全错误的口号。

所谓“开放”，是指一个自主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没有与环境的互动，系统就会停滞和死亡。但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必须有选择﹑趋利避害。否则系统“融入”环境，也失去了生存权。我们今天遇到的，已经不是开放不够的问题，而是在高度开放﹑安全形势渐趋复杂的情况下，居安思危意识和防范机制不足的问题。

（三）我国外向型加工业发展道路已走到极限

近年来，全世界出口加工业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加上人民币升值﹑工资缓慢上涨等长期因素，我国靠低工资优势搞加工出口的发展道路，已走到极限。连续多年年增10％以上的“奇迹”不可能永远持续。世界金融风暴说明，靠美国人借债消费支持发展中国家出口，是无法持久的。世界经贸格局正面临深刻变化，市场风险加大。中国有七亿劳动力，是工业化国家劳动力总和的1.5倍。全世界轻纺市场也不是无限大的。

1980年代，我国人均收入不过两百多美元，沿海大循环是顺应经济规律的正确战略选择。但是要看到，发挥低工资竞争优势是处在“穷国”阶段，不得已受国际资本剥削的发展策略。今天我国人均GDP是30年前的15倍，已处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以结构升级为主的发展阶段，不能再一根筋地靠低工资“招商引资出口”过日子，到了推进产业升级的时候了。一些拉美国家到了人均3000~4000美元后，长期徘徊不前，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所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35]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扭转片面的“惟GDP﹑惟招商引资”的发展思路，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为导向的战略思想。保持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当然很重要，但更为根本的任务，是从现在开始着手，转向内源型的﹑以自主型产业和技术进步为主的发展路线。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服从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目标。

四﹑破除新自由主义迷信，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要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经济政策的消极影响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基本态势是：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布局调整基本到位，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程度大体合理。条块体制﹑部分垄断行业﹑初次分配领域需探索深化改革。在对外开放领域，我们在顶层设计方面，对如何掌握“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原则﹑“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大有改善余地。

上文所述问题，尽管是经济建设前进中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牵涉到经济发展根本的战略指导思想，关系到未来发展大局。寻根溯源，上述问题的存在，与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密切关系。

历史地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引入，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起到了冲击传统体制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这一思潮在学理上的极端化﹑教条化，以及忽视国情社情﹑忽视群众利益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经济政策的消极影响也逐渐凸显。

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倾向性主张及消极影响主要是：

第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近20年，来自美国的产权理论被奉为金科玉律，一些人无视我国国情和开放的国际环境的风险，把西方标准的“市场化”当作心目中的目标模式，甚至当作意识形态。宣扬“惟产权改革﹑惟市场化”，要“国有经济退出全部竞争领域”，取消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片面突出“效率优先”，为了国企改革要“牺牲几千万工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种问题统统归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改革的问题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总之，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才是“人间正道”，才是“万应妙方”。极端的意见则反对政府在一切领域的干预（宏观调控﹑产业发展政策）。

第二，关于对外开放：只讲全球化机遇，回避全球化风险，倾向无限扩大开放（放开金融自由化﹑外资并购国企）；模糊“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增强本国竞争力”初衷，将开放政策简单等同于“引进外资”，“让外资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对中国产业进行重新整合”；鼓吹民族产业虚无论，宣扬“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跨国公司无国籍﹑在中国生产雇人交税的就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产业叫外国企业打垮活该”。

第三，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主张市场决定一切，无条件照搬“比较优势”论和“市场推动产业自然升级”假设；沉醉于眼前外向型工业高速发展的成果，反对政府的适度干预和产业政策；散布“技术全球自由流动”幻想。

30年来，中央一再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些基本原则对一些人来说是耳旁风，他们关心的，只是不惜一切手段，推进全盘私有化﹑市场化。

片面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观和片面依靠“比较优势”和外资的发展观是出于同一个“市场万能”逻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不设防的“市场化”，和放弃独立自主的依附型发展道路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二）解放思想，要从基本国情出发，要服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

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广泛，实际上成为新的思想僵化。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正本清源。在新的发展阶段，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破除“完全市场化”迷信和“融入全球化”迷信。

1﹑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我国现实国情﹑从我国国际环境和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出发，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原则。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地区差距极大。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先进国家相比，经济技术实力还差得很远；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主体任务已完成，但市场秩序与政府治理秩序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是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在西方资本的强势竞争下，进行改革和建设的。

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原则是追求最大社会公平。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环境中，在我国人均资源高度紧张和社会差异巨大的情况下，走“完全市场经济”道路势必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分裂。节制资本权力的过度膨胀，更多关注劳动大众利益，是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36]

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还在于：以政权力量挣脱列强控制﹑消灭买办官僚资本，建设自主工业科技体系，告别百年积弱。我们搞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国力更加强盛，让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也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今天，国内竞争早已国际化，我国企业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大资本。我们要利用全球化机遇加快建设步伐，但也不能在西方资本的强势竞争和对我国经济主权的侵蚀面前解除武装。如果轻信他们的诱骗，走“完全市场化﹑融入全球化”的道路，我们将重蹈阿根廷和东欧的覆辙。如果走到这一步，就是对独立富强的建国理想的背叛，对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史的背叛。

2﹑兼顾基本工业化和产业升级两重任务

中国国情决定了，我国处于基本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同时又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任务。两者必须兼顾。

一方面，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基本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基本就业问题和农业现代化问题，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关照基本民生，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另一方面，从国家生存与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必须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下决心通过10~20年努力，形成我国在若干中高端产业的技术优势，占领相当市场份额。掌握各核心领域的技术动态﹑紧紧跟踪世界前沿技术，这是在世界资源﹑能源日趋紧张的条件下，掌握未来经济持续发展主动权﹑避免受制于人的根本，是解决工业发展﹑人口增长与环境生态容量矛盾的根本。争得产业升级的自主权，也是解决中高级人才就业的必由之路。

基本工业化任务可以主要靠市场化﹑外向化途径实现。产业升级任务则面临西方的强势竞争﹑技术遏制和产权渗透，由于自主型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尚未形成气候，在现有过分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过分软弱的行业管理能力条件下，产业优化升级难度很大。这是一个包括体制和政策调整﹑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爬坡过程。我国将处于一个艰难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期。

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现对我国出口型工业的遏制倾向，这可能影响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以及城乡关系演变趋势的判断。政策思想是否要做相应调整，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三）深化改革要适应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任务

面对以上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首先必须坚持“为多数人服务”和“确保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这两条社会主义原则的基本底线。要处理好以下几类关系：

效率与公平：更多注重民生，节制大资本势力。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不可能有公平正义和谐，也不可能有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公有制主导与多种经济成分竞争：要全面认识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和国家保有对基础与战略性产业的控制权的必要性。我国各行业现有国有骨干企业和国有科研技术体系，集中了我国70％以上科技人才和资源，是国家产业优化升级的基础，自主创新的中坚，国防安全的屏障，[37] 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38] 国家保持对战略性核心产业的控制，是抵御外资强势竞争﹑保持国家稳定的基础。

改革30年，国有经济改革的主体任务已大体完成，现在深化改革的思路要偏重制度建设。要通过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39] 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我们有条件通过改善管理﹑加强监管和内外监督机制，鞭策企业提高竞争力。条块问题﹑垄断问题需根据具体情况，逐步稳妥地解决。

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工具，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不应该意识形态化。要清算政府计划虚无论。当然，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遏制腐败﹑改善官民关系。

我国工业的整体竞争力尚未具备与西方工业“放手一搏”的能力，政府的产业政策是不可缺少的。在发达国家，工业处于技术进步前沿，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巨型企业居于世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美欧通过政府组织大型科技项目（如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尤里卡计划）﹑对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进行直接科研补贴或军事采购等间接补贴，以争夺前沿产业的竞争优势。日本韩国的产业支持政策，推动了本国制造业﹑信息产业的崛起。后进国家的产业政策，目的是对处于幼稚状态的战略性产业进行适度保护和支持，是追赶先进﹑推动本国工业升级不可缺少的手段。产业优化升级必须走政府规划和市场结合﹑开放和自主创新结合的道路。国家要对产业升级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

推动自主科技创新，发挥微观活力和政府指导同样重要，要扭转只强调“微观效率是惟一创新源泉”的片面性。科技体制的改革方向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这要和建设“有政府指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二者有机结合。

开放性与自主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高开放水平，开放政策要服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以我为主，平等互利。要清算“融入”论。要正确理解开放﹑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开放必须有“度”的把握，即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利益为底线。开放要为未来的产业升级预留空间。要警惕“特洛伊木马”式的威胁，警惕国际经济和金融风险。

实事求是﹑为中国大多数人利益服务，是解放思想的基本宗旨。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决非只有“计划经济”和“完全市场经济”两种选择。19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后“历史终结论”在全世界一度甚嚣尘上，似乎世界只能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一条路，现实证明了此说的幼稚虚妄。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设计，必须以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需求为依据，而不是以哪个西方“本本”为依据。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前提﹑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我们的开放，必须坚持内外统筹﹑平等互利，以服从国内发展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笔者认为，这是和主张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融入”全球化﹑走依附性发展道路﹑惟西方马首是瞻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根本区别。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1]〈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一定要打破对外国银行﹑金融市场的迷信〉，易富网2008年10月7日（http://www.eefoo.com/plus/view.php?aid=1047041）。

[2] 例如，我国钢铁﹑煤炭﹑水泥﹑合成纤维﹑铜铝铅锌等十种主要金属产量居世界第一，发电装机容量和造纸世界第二，合成橡胶﹑造船﹑汽车产能世界第三，炼油和乙烯产能世界第四。集装箱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纤维加工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强。电视机﹑洗衣机﹑冰箱﹑风扇﹑电饭锅等产量占世界市场20％左右；猪轻革高档产品占世界的四分之三，皮鞋占世界三分之一；缝纫机占世界二分之一。自行车出口占全球贸易量的三分之一，羽绒制品占世界二分之一，玩具占美﹑欧市场的40~50％（2004年）。

[3]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4] 李孟刚﹑蒋志敏﹑李文兴：〈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新浪网2006年6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13/13532647261.shtml）。

[5]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62~95页。

[6] 例如，由于缺乏自主核心技术，须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拿出来向外国支付专利费。

[7] 过去近20年，美国GDP中的制造业比重，从20％降至11％。我国有人照搬“国际标准结构”，也要照此标准大力发展三产。他们忘记了今天是全球化时代，西方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高端服务业”兴起和发展中国家加工业成长是同一过程。况且三产是高度市场化的产业，不是通过政府命令壮大的。

[8] 李成瑞：〈大变化 — 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中安论坛2007年8月31日（http://bbs.anhuinews.com/thread-288889-1-1.html）。

[9]〈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位居全球第五〉，新华网2007年10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30/content_6975867.htm）。

[10]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计算，2006年，二﹑三产业的公有制经济（国有＋集体）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是：资本为48比52；就业为32比68，国内生产总值为37比63（李成瑞：〈大变化 — 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中安论坛2007年8月31日，http://bbs.anhuinews.com/thread-288889-1-1.html）。又据刘日新计算，扣除股份制企业重复部分，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降至15.3％（刘日新：〈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世界之最〉，乌有之乡网站2007年12月22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712/29407.html）。

[11] 据〈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资料分析综合报告〉，现有全部465万户私有企业中，94万户企业是由改制﹑收购原国有﹑集体企业而发展而来，占全部私企的20.3％。据分析，私营企业近七万亿实有资本中，来自原国有﹑集体企业的资产约占三分之一（〈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资料分析综合报告（节选）〉，商务部网站2007年2月16日，http://anhui.mofcom.gov.cn/aarticle/sjdixiansw/200702/20070204390611.html）。

[12] 表~7的计算方法如下：

中间投入占总产值比重＝（总产值－增加值）∕总产值×100；

报酬支出占总产值比重＝报酬支出∕总产值×100；

经营盈余占总产值比重＝（增加值－报酬支出）∕总产值×100。

[1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26页。

[14]〈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1348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744页。

[1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1355页。

[1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1355页；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272页。

[18]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905页。

[19] 我国加入WTO后，UPS﹑FedEx等四大国际快递巨头，已占领中国国际快递业务市场的80％，并计划占领国内快递市场。2005年四巨头代言人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发表声明，要求邮政分业经营，改革政策透明，让国际快递﹑物流商发表意见，企图染指我国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信函业务。2005年，54个在华跨国公司试图阻挠“两税合一”也是个突出案例。

[20] 综合多方报导：外资企业通过收取专利费用﹑跨国购销转移收益等手段，将大部分收益收入囊中。税务总局2005年调查，外资实际税务负担约11％，仅相当于国有企业的一半；约50％外资企业亏损，其中至少一半是假亏。所谓外资“拿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看来并非虚言。

[21] 例如，西方国家曾对我高端数控机床严格限制出口，一旦我国自主研制获得突破，立即解除相应出口禁令，以图将我数控机床产业扼杀在起步阶段。此类案例数不胜数。

[22] 路风：《走向自主创新 — 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23] 邓小平：〈在中共12大开幕式的讲话〉，《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260页。

[24] 乔治‧吉尔博伊：〈中国奇迹的神话〉，美国《外交》杂志2004年7﹑8月号。

[25]〈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日本《选择》月刊2008年1月。

[26] 耳熟能详的例子是，美国诱骗我国豆油加工企业在价格顶点购买美国期货大豆造成巨亏，跨国粮商趁机并购控制我国大豆加工企业，也就是控制了大豆收购渠道，使我国大豆生产和加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跨国公司在我中部地区悄悄收购基层粮站，是值得重视的新动向。

[27] 中国连锁店前30家占全社会消费零售额的9％，其中前15名中有11家外资超市。国际50大超市采购集团中三分之二进入中国，已完成在各大城市和二线城市布点。地方政府提供银行贷款，放任外资超市交叉补贴等明显违规行为。我国轻纺工业竞争激烈，大型零售巨头得以利用规模优势压榨轻工业利润。

[28] 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67家，涵盖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领域。我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四家已成为合资银行，外资股权接近25％上限，其它股份制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大部成为中外合资银行，前十名保险公司的五家已合资。IBM目前同时垄断我国银行业大型机市场和大型机服务市场，使我国金融运行存在较高安全隐患。

[29]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等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事务所。2001年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部分银行也发布类似规定。全国工商联2006年向人大提案：四大所“几乎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全部审计业务……大量国家重要信息已处于开放状态，国家安全令人担忧”。

[30] 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2002年对外资开放。世界四大水务集团（苏伊士﹑泰晤士﹑威立雅﹑柏林）染指中国，苏伊士在参股15个城市的自来水公司，法国通用收购上海自来水浦东公司50％股权﹑法国威立雅获得深水集团45％股权。城市政府“盘活存量”筹集城建资金。洋水务看准垄断型公用事业私有化后向政府谈判的优势，推水价上涨，掏消费者腰包。

[31] 例如，徐工机械：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在20个品种销售额占国内前三位，汽车起重机﹑压路机占国内50％。徐州市和徐工机械上级（徐工集团）改制方案，同意由美国凯雷（基金）以20亿元代价，对其核心子公司徐工机械控股82％。后因舆论反应强烈，中央重审叫停。

沈阳机床：数控机床国内市场占有率约28％，跻身世界机床行业十强。2006年沈阳国资委将该集团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49％股权。尚未有成交报导。

西北轴承：原铁道部定点厂，2001年整体与德国FAG合资，德方持股51％。德方资金不到位﹑占据关键岗位﹑大量裁员，经营每况愈下。2003年，西轴将所剩股权全卖给德方成为独资公司。一家大型骨干企业就此丢了品牌，退出25％的铁路货车轴承市场。

[32] 例如，大连电机厂：曾是我国最大的电机企业，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1998年，两厂分别与新加坡和英国企业合资，外商控制经营权后，连年亏损，最后变为外商独资，一半职工下岗，费用仍由地方承担。此前两厂均承担行业重要技术研发牵头任务，合资后取消。

锦西化机：其透平分厂有一支通晓各国石化装置的专家维修队伍，国内独家，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企改制，葫芦岛市同意西门子收购透平分厂70％股份，使锦西化机失去核心竞争力和惟一利润点。

[33] 例如，杭州齿轮厂：全国齿轮业第二，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国内第一，知名品牌，掌握多项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承担舰船﹑装甲车等国防科研任务。2002年某外商要与杭齿核心能力合资被拒，外方称“不让控股就不来杭州投资”，萧山区同意外方控股70％。后因中央干预叫停。

轴承行业：至2005年，跨国公司在大陆已建立24家合资轴承厂，8~9亿套能力。行业龙头哈尔滨﹑瓦房店﹑洛阳三大厂，产量占国内15％，掌握行业前沿技术，基本包揽了军工﹑铁路车辆﹑重大机械装备的配套研发任务。因经营困难，三大基地分头与外资谈判合资，经轴承协会呼吁暂停。

武汉锅炉厂（工业锅炉）：曾承担我国某战略武器核心设备的配套研制生产任务。2007年，上级单位将所持51％股权转让给法国阿尔斯通。为完成改制“政治任务”，同意法方苛刻条件。新武锅军工研制和生产任务必须通过外包，看洋人眼色。

武汉长江动力和杭州汽轮机：2005年，长动（工业汽轮机）被西门子以3.4亿人民币控股。该产品是石化电力等工业重要基础装备和国防动力设备。1975年，西门子曾将整套设计制造专利卖给杭州汽轮机厂，杭汽消化吸收后，市场份额稳步提高，价格低于西门子30~40％。西门子控股长动，意在利用我国相关企业的分散弱势地位，分头打压击破，对行业上下游和使用部门造成威胁。

[34] 198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和竞争法》，规定成立由财政﹑外交﹑商务﹑国防﹑司法﹑安全﹑科技等12部门组成的“外资审查委员会”，负责调查评估外资在美并购的安全威胁，并授权总统可中止该并购案。此后对外资并购的限制渐趋严格，范围延伸到“本国重要基础设施”— 农业及食品﹑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服务﹑能源﹑银行及金融﹑化工及危险材料行业﹑邮政﹑信息技术等，以及核能﹑国内航空和航运（禁止）﹑电信﹑广播（严格限制）﹑油气管道﹑铁路﹑采掘（对等投资）﹑土地及不动产﹑水电﹑沿海和内河航运（特殊限制）。

[3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1723页。

[36]“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费的资源比发展中国家多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一个外围国家而言，中产阶级按照发达国家现实而要求去肯定自身的权力利益要求，则必定会产生对于平民阶层的最低利益要求的排斥……激化社会矛盾”（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香港传真No.2008~75）。

[37] 有人曾经提出“国家只需保留军工企业”，言外之意其它国有企业都可以私有化或让外资控股。他们不了解，只有使国防建立在牢靠的国家整体科技工业基础上，实行“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才能保持国防科技工业的活力和工业结构的弹性，优化资源配置。国家的重化工业本质上是国防实力的组成部分。

[38]〈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1036页。

[3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汇编》，第1725页

全球化、解放思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作者：高梁

开放导报

　　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说明，我国倚重低工资支持的出口型工业的增长方式已走到极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战略任务。要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加快推动自主型的产业优化升级与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全盘私有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迷信。改革开放政策，要从我国国情和国际环境出发，要服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任务，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开放性与自主性的关系，扭转过分削弱政府行业管理职能、过分依赖外资的倾向。开放要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与发展的核心利益为底线，要为未来的产业优化升级预留空间。

　　我国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也不可忽视。世界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的弊病暴露无遗。凡此种种，需要我们从全局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有关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国内发展与开放等关系未来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一、金融风暴和新自由主义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造成世界性衰退。多年来，美国依仗美元特权地位，纵容虚拟资本市场过度发展，国内工业经济衰微，储蓄倾向一降再降，以“金融创新”手段从全世界聚敛财富，支撑国内超前消费。美国制造的超级金融泡沫的崩塌，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信用危机。各国政要纷纷谴责美国“以邻为壑”的金融政策，是搞“国际欺诈”，是“让所有人分担由少数人无尽贪婪带来的负担”。
　　金融危机动摇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标识的意识形态权威和制度迷信，经济学教科书将因此而重写。各国精英层都在进行反思。政要们表示：“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潘基文)、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强加在经济领域的关于全球化理念的失败”(萨科奇)。我国某金融官员也承认，“我们的老师做得不见得都对，必须吸取经验教训”。
　　金融危机也促使我们清醒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深层问题。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多年来，以“私有化、市场化、政府干预最小化”为关键词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知识界有相当的市场。西方标准的“完全市场经济”能否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最优目标?二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问题。所谓与全球市场体制“接轨”、按比较优势原则“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出口导向战略，是否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怎样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紧迫性?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辉煌，有目共睹。但是，成就不是回避矛盾和问题的理由。本文想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相关体制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作讨论。
　　
　　二、当前我国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产业格局和分配格局：对出口、外资和投资的过分依赖
　　全球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受阻，经济增长和就业遭受重创，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些根本弱点显著化。
　　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和国内投资品市场的拉动，这既决定了我国工业的结构特点，也是国内分配格局失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增长格局，不仅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表现，也是影响结构优化升级战略任务的系统性消极因素。
　　2003～2007年，我国投资和出口的年均增速达到25％～28％，出口加工和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的需求板块。在占GDP总量50％左右的投资中，基础建设占50％，房地产占25％，这是拉动重化工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外贸依存度却高达60％～70％，出口额占GDP的1/3。对国际市场的过份依赖，使我国工业的相当部分(轻工纺织、电子装配等)已“融入”国际产业链。我国制造业产值的30％以上用于出口，出口值近60％由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占高技术产品出口额88％，加工贸易占出口额50％以上(2007)。
　　外资不仅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外资势力逐渐深入到我国经济的核心部分。我国累计吸收FDI近1万亿美元，近年来每年吸收800～900亿美元(占总投资5％左右)。截至2007年，“三资”企业约占工业资产存量的30％和增加值的36％(其中港澳台资本占外资存量的1/3)，并向流通、金融、服务等行业延伸。外资企业中尽管外方不占100％股权，但多控制着投资、国际购销、财务、研发等经营实权，拿走大部分收益，能量可观。
　　我国经济已过深地卷入国际分工体系，其负面作用日渐显现。我国低端产业(或加工环节)高度依赖出口，投资品和高技术产品就愈加依赖进口，从而挤占了本国同类产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我国已成为“世界车间”，但又是一个科技弱国和品牌小国。沿海出口加工业多年高速成长，但本国企业跨国营销的能力却没有成长并形成大企业，中国厂商得到的只是全球价值链中微薄的加工费。相反，西方服务业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却在不断提高。
　　发展加工出口是依托国内低工资成本优势起步的。出口加工格局的固化，又成为维护国内低工资格局的因素，以致《劳动合同法》遭到强烈反弹。由于国内消费需求长期跟不上人均GDP增长，投资向与房地产、基础设施和相应的重化工产能倾斜。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分配结构所决定的。

　　
　　(二)30年来经济运行和增长机制的演变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外向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1、所有制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剧变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目前，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新型国企管理体制已经建立，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初步到位。我国经济整体的竞争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30年高速增长中，非公有经济成分急剧增长，公有经济比重降到1/3左右。我国工业已形成国有、“三资”、民营“三分天下”的局面，国有经济成分仅在基础性行业中占绝对优势，在流通领域中，国有经济仅占10％左右。
　　随着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急剧扩张，竞争环境恶化，国企自身体制的弱点未能及时克服，企业效益普遍滑坡，经营陷入困境。在一段时期内，国企改革竟演化为“国企改制、退市”风潮。在十几年中，约70％的国有企业通过破产、兼并和股份化民营化形式退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无视中央反复强调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宣扬“国退民进”、“一卖了之”、“腐败推进改革”等错误主张，以致化公为私、监守自盗现象普遍，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数千万职工下岗，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激起广大群众不满，政府威信受到损害。
　　从宏观分配角度看，改革初期，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状态，由于旧的“大锅饭”体制未打破，企业扩大自主权后工资增速过快；地方财权事权扩大，普遍出现投资热和重复建设。当时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投资消费双膨胀”趋势。1990年代后，随着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城市失业率上升，以及亿万农民工进城务工，工资水平全面压低。这样，在出口加工业大发展、居民消费升级(ICT产品、家用汽车、住房)的同时，又形成了典型的“产能扩张与消费不足”的矛盾。
　　2、政府行业管理职能弱化，产业和技术进步政策缺乏依托
　　改革传统计划体制，减少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是，由于过分强调“小政府大社会”、贬低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和行业管理的必要性，使政府相应的管理职能不断弱化，甚至一度违反工业运行的客观规律，取消了政府的工业管理机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骨干企业也交地方管理。
　　当前，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多元决策局面已形成。尽管“政企不分”体制已改革，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形成“受地区行政干预的市场”和“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局面。工业结构内的有机联系与合理整合仍受条块体制的干扰。
　　我国工业处于后进追赶阶段。总体上看，我国工业企业规模偏小、行业集中度不高，条块分割，整合困难。多数企业技术能力差、缺乏技术研发的能力与意愿。所以，产业政策是不可缺少的。所谓产业政策不是简单的“干预”，主要是由政府机构(或政府支持的行业协会)出面，规划行业发展，组织协调推动企业协作整合，组织行业标准制定、共性技术研发推广、推动结构升级，等等。
　　当前，在强势国际资本面前，我国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处于被动地位。国外产品占领我国市场，压缩我国企业的生存空间。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我国企业缺乏引进学习消化热情，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由于部门、地方利益的分散化，国家的产业和科技进步规划与政策，在实施中障碍重重。多数地方政府重视眼前经济总量的增长，热衷于搞招商引资“以市场换技术”，
　　对外技术依赖不断加深。30年来的产业升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合资引进过程。各省市急功近利，分头引进外资，自相残杀。汽车工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地方缺乏对战略性骨干企业的重视，前一时期受“一卖了之”潮流影响，地方倾向于将这些骨干企业尽快“出手”以减轻包袱，损害国家安全利益。
　　3、在对外开放中，缺乏内外统筹和度的把握
　　为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央关于对外开放国策的原则，特摘录有关文件表述：
　　(1)建立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共十七大报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
　　(2)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
　　(3)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
　　(4)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中共十二大报告、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
　　(5)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共十五大报告)。
　　但在实际中，只有“扩大利用外资规模”贯彻最积极，成效最显著。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给予外商投资诸多优惠政策，同时还设定了若干国内市场的限制条件。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对外商投资的各项限制条件(准入行业、股比、内销比、技术转让)放宽或取消，同时对外资的普惠性税收优惠却继续保留多年，等于对内资企业的长期歧视。
　　在上世纪80年代“沿海大循环战略”的示范下，多数省市以GDP为目标，以招商引资和“经营城市”为抓手，形成“开发区热”和“引资热”。各地争相出台低地价等土政策，甚至硬性摊派引资任务。这个政府推动的招商引资运动，既是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形成“重外贸、重投资、内需不足”模式的主要动因。我国由改革初期的内生驱动型增长，演变为当前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增长。
　　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面。多年来我国坚持开放国策，激励了国内市场体系的发育，引进了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推进了出口加工业高速增长。但是，随着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外资在华势力不断膨胀，其负面效应逐渐增大，我们就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第一，偏重外贸外资，使我国与各发展中国家处于竞相压低要价、吐血引资的尴尬处境。过分依赖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环节)转移，占我国工业相当部分的出口加工业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实际上是我们的“打工经济”补贴西方的“知识经济”、“赌博经济”。
　　第二，经济过分外向化和过分依赖外资，导致分配的不平等。在强势国际资本面前，本国劳动处于绝对弱势，“高管薪酬向跨国公司看齐、底层工资向农民工看齐”，拉大和固化国内收入差距鸿沟，压抑社会消费需求。
　　第三，我国长期以低工资、廉价土地资源、能源、沉重的环境代价，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拿到的仅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零头，等于牺牲国人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补贴发达国家，让洋人赚足了钱再来收购、控制我国产业。
　　第四，过分依赖“让市场换技术”(换技术已越来越成为空话)，导致社会对外国技术的盲目崇拜，高端产品市场被外资和洋货长期占据，压抑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意志，成为本国产业升级的障碍。长期靠“比较优势”吃饭，还滋长了依赖洋人搞工业的心理，不思进取，思想僵化。
　　第五，威胁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我国早已是FDI第二大流入国，已累计吸收FDI近1万亿美元。目前三资企业已占工业总资产和产值的1/3左右，即使扣除港澳台资本，外资占工业份额也已达到20％，外资比例若继续提高，将威胁我国经济主权。外资势力膨胀必然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效力，跨国公司影响国家政策的案例也不鲜见。
　　我国39个工业行业中，“三资”在纺织、电子通信设备等7个行业销售额已占绝对优势，在饮料、服装、机械及交通运输设备等14个行业销售额超过30％。我国“人世”后，FDI中的独资比例迅速增加，通过投资并购布点，在若干行业已形成由外资主导的竞争或垄断局面。外资正从下游工业向上游延伸，并向金融、流通(物流)、信息咨询、公用基础设施、农业、公共服务业渗透(连美国也严格限制外资进入这些行业)，侵蚀国防工业基础，涉及国家经济和信息安全。如果放任这一趋势进行下去，我国在高端产业将失去自主创新的主体和产业升级的基础。
　　外资企业不可能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主体。事实上，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遏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加入WTO后，我国放弃外商投资转让技术条件，“市场换技术”越来越难实现，FDI带动技术进步边际效应效益递减。所谓“外资带进的设备越来越先进”，是缺乏技术知识的说法。
　　“开放引进先进技术”不是只有FDI一条路。将吸引外资无底线地出让市场和产权作为促进增长、就业、技术进步的第一法宝，实际上是放弃工业和技术主导权、放弃国家未来发展机会，换取眼前利益的短视政策。国外媒体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评论也点到了要害之处：“中国企业只是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
　　任何主权国家对外国资本都不可能实行完全开放。“融入全球化”是错误的口号。所谓“开放”，是指一个自主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没有与环境的互动，系统就会死亡。但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必须有选择、趋利避害。否则系统“融入”环境，就失去了生存权。我们今天遇到的，已经不是开放不够的问题，而是在高度开放、安全形势渐趋复杂的情况下，居安思危意识和防范机制不足的问题。
　　(三)我国外向型加工业发展道路已走到极限
　　近年来，全世界出口加工业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加上人民币升值、工资缓慢上涨等长期因素，我国靠低工资优势搞加工出口的发展道路，已走到极限。连续多年年增10％以上的“奇迹”不可能永远持续。世界金融风暴说明，靠美国人借债消费支持发展中国家出口，是无法持久的。世界经贸格局正面临深刻变化，市场风险加大。中国有7亿劳动力，是工业化国家劳动力总和的1.5倍。全世界轻纺市场也不是无限大的。
　　1980年代，我国人均不过200多美元，沿海大循环是顺应经济规律的正确战略选择。但是要看到，发挥低工资竞争优势是处在“穷国”阶段，不得已受国际资本剥削的发展策略。今天我国人均GDP是30年前的15倍，不能再一根筋地靠低工资“招商引资出口”过日子，到了下决心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升级的时候了。一些拉美国家到了人均300044000美元后，长期徘徊不前，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就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大举措”。
　　
　　三、破除新自由主义迷信，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要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发展政策的消极影响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基本态势是：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结构布局调整基本到位，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程度大体合理。条块体制、部分垄断行业、初次分配领域需探索深化改革。在对外开放领域，我们在顶层设计方面，对如何掌握“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原则、“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显然还大有改善的余地。
　　上文所述问题，尽管是经济建设前进中的支流，但不可小视，因为它关系到未来发展的大局。寻根溯源，上述问题的存在，与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密切关系。
　　历史地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引入，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起到了冲击传统体制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这一思潮，在学理上的极端化、教条化、忽视国情社情、忽视群众利益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经济政策的消极影响也逐渐凸显。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倾向性主张及消极影响主要是：第一，在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方面，倾向于全盘私有化和“完全市场经济”，主张无条件的“国退民进”、国有经济退出全部竞争领域，取消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片面突出“效率优先”，忽视社会公平正义；甚至不惜将国家核心利益拱手送给外资“开放促改革”。第二，在发展模式方面，主张市场决定一切，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只强调全球化机遇，无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风险；无条件照搬“比较优势”论和“市场推动产业升级”假设；错误地宣扬“融入全球化”论。30年来，中央一再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对一些人是耳旁风，他们关心的，只是不惜一切手段，推进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在实际政策层面，倾向于将开放政策简单等同于“引进外资”，
　　外资多多益善；模糊“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初衷，主张“让外资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对中国产业进行重新整合”，鼓吹民族产业虚无论，所谓“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跨国公司无国界、外企也是中国企业”。
　　依靠外资推进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幻想，既是出于对技术的无知，也反映了一些人放弃以我为主，畏惧艰苦的自主创新，把国家建设和产业振兴的前途托付于外人的倾向。用这种思路搞建设，是没有底气、没有出路的，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邓小平说过：“任何外国也不要指望我们做他们的附庸”。我们绝不能放弃独立富强的建国理想，否则，就是对前辈们百年奋斗史的背叛。
　　(二)解放思想，要从基本国情出发，要服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
　　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广泛，实际上成为新的思想僵化。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正本清源，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首先是要破除“完全市场化”迷信。一些人无视我国实际，言必称美国，把西方标准的“市场化”当作意识形态，当作心目中的目标模式。从我国现实国情、从国际环境和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出发，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必须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划清界限。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多地少、资源紧缺、地区差距极大。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先进国家相比，经济技术实力还差得很远；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主体任务已完成，但市场秩序与政府治理秩序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是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在西方资本的强势竞争下，进行改革和建设的。
　　我国处于基本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同时又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任务，两者必须兼顾。基本工业化任务可主要靠市场化外向化途径实现，产业升级任务则面临西方的强势竞争、技术遏制和产权渗透，由于自主型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尚未形成气候，未来我国将处于一个艰难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期。
　　我国处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关键发展时期，必须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无论怎样困难，都应该下决心立即起步，通过10～20年努力，形成我国在若干中高端产业的市场和技术优势。掌握各核心领域的技术动态、紧紧跟踪世界前沿技术，这是在世界资源、能源日益紧张的条件下，掌握未来经济持续发展主动权、避免受制于人的根本，是解决工业发展、人口增长与环境生态容量矛盾的根本。争得产业升级的自主权，也是解决中高级人才就业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任务，是不可能在现有发展轨道内实现的。
　　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中心环节)。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是关系全局的紧追重大的战略任务。
　　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和对我国出口型工业增长的遏制倾向，可能影响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以及城乡关系演变趋势的判断。政策思想是否要作相应调整，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三)深化改革的目标设计，要适应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任务
　　面对以上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必须坚持“为多数人服务”和“确保国有经济地位”这两条社会主义原则的基本底线，处理好以下几类关系。
　　1、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更多注重民生，节制大资本势力。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不可能有公平正义和谐，也不可能有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2、公有制主导与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关系。面对外资强势竞争，国家必须保有对基础与战略性产业的控制权。现存国有骨干企业，是国家产业调整升级的基础、自主创新的主体、国防安全的屏障，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要通过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我们有条件通过改善管理、加强监管和内外监督机制，鞭策企业提高竞争力。条块问题、垄断问题需根据具体情况，逐步稳妥地解决。
　　3、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工具，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不必意识形态化。要清算政府计划虚无论。政府出面招商引资是职能错位，政府通过产业适度保护和支持、自主推进产业与技术进步的职能不可缺少。当然，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遏制腐败、改善官民关系。
　　4、开放性与自主性的关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高开放水平，开放政策要服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利益，以我为主，平等互利。要清算“融入”论。要正确理解开放、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开放必须有“度”的把握，即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与发展的核心利益为底线。开放要为未来的产业升级预留空间。要警惕“特洛伊木马”式的威胁，警惕国际经济和金融风险。
　　总之，实事求是，为中国大多数人利益服务，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宗旨。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决非只有“计划经济”和“完全市场经济”两种选择。深化改革的目标设计，必须以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需求为依据，而不是根据哪个西方“本本”为依据。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前提，我们的开放，必须坚持内外统筹，平等互利。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笔者认为，这是与主张全盘私有化、“融入”全球化、惟西方马首是瞻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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