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炎黄春秋》孙旭培关于新闻改革的文章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发表孙旭培的文章：“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引人注目。新闻宣传、新闻改革和新闻立法历来是这家刊物的重头关注点。多年来发表过多少专文，以及在各种文章中往往作为重点部分，累加论及。《炎黄春秋》的思路是：要宣扬、兜售自己的非社会主义改革观、新闻观，必须点准穴位。而新闻改革又被视为启动各项改革的骨系所在，抓新闻立法，在《炎黄春秋》看来就是点准了新闻改革的穴位。《炎黄春秋》讲新闻立法，正是并非就立法讲立法。孙旭培先生先则是，在叙述所谓三十年来我国新闻立法的历程中，搬出了自己的版本(这方面可暂不置评);继则是，也是最惹人眼的是，在他自己洋洋洒洒、万言长文中，纵横捭阖，意气风发地把攻击矛头集中在党的整个新闻宣传和新闻改革上，这才是孙先生，也是《炎黄春秋》诸位先生最大的兴奋点。

　　孙先生的文章从新闻管理方式做起，用个别案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武威收报事件作为党管报纸所产生弊端的一个典型来说事。但是，武威收报事件只是一个地方党组织个别领导人干的糗事。事件一发生，就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且迅即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纠正和处理。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什么样的个案没有啊?问题在于是听之任之，还是迅速地果断地加以正确处理。答案是后者。但是作者对 集到此类个案是大喜过望的。它可以被用来当作射向党的新闻事业的一颗子弹，并可以由此引起种种思考以及按着自己的思路予以恣意放大、展开……

　　从孙先生的全文看，以下几个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一、如何看待舆论导向的把握。孙先生在文章中说到：“一些主管部门和领导机关以及相关个人拥有对新闻报道的控制权”，以至“往往会为少数人搞‘权力寻租’提供条件”。孙先生对这一条显然是最恨之入骨了。但是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作为加强党对新闻工作领导要端之一，其实对一个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来说，是至为寻常的事。不说别的，就以近几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诸如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等，由党的主管部门提出舆论导向的要求，如何把握正确，如何防止偏差，在宣传中要注意些什么，不是十分正常吗?对于如此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难道要注意些什么，不是十分正常吗?对于如此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难道可以不闻不问，不予置理吗?当然不能。不但要置理置问，而且要力求做到妥善完美，这是责无旁贷的。近年来历届党代会，历届中央领导人讲话、中央许多重要文件都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把握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就新闻宣传来说，几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各级党组织的主管部门，为此采取种种部署和举措，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常态。只是对于孙先生以及《炎黄春秋》的先生们来说，自然是绝难容忍的。当然，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我们倒是要反问一句，在这个地球村里，有着各种不同制度的国家，难道有哪个国家不注重对自己国家新闻舆论导向的把握吗?难道有在导向把握上放纵无度的国家吗?说孙先生天真无知，那是太小看了他。孙先生只是容不得社会主义中国从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名正言顺地倡导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罢了。

　　二、如何看待新闻自由。在这个世界上，有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也有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楞把资本主义新闻自由说成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我们领教够了。在美欧各国大量日常报道中，前些时，对利比亚，当前，对叙利亚;在戈尔巴乔夫大搞公开性、自由化的年月里;以及我国89风波前夕的某些报道中，我们都领教够了。《炎黄春秋》想把新闻自由移植到中国来，用西方的新闻自由来取代我国的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这只是一种永远也不能实现的痴心妄想。孙先生称自己是“一辈子都是研究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和新闻改革的”，自然是以个中老擘自诩了。但是这位倡导新闻自由的“老擘”所万般称颂、顶礼膜拜的无非是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以他对各国新闻自由度的评判为准，他说：“我以为，如果新闻自由度可以量化……美国或许可以定为95度，西欧则是85度，我国将来能达到70—75度也就可以了。……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新闻自由度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是不及格……不解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我们永远只能在二三十度徘徊，我国新闻想在世界上赢得公信力，那只是自说自话，并没有可能的。”又说：“美国、西欧高度的新闻自由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与集权的新闻制度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孙先生对美国、西欧“高度的新闻自由”的“巨大作用”作了超高评价，而对所谓“集权新闻制度”，自然是指中国这样国家的新闻制度，作了超低评价。在他看来，中国和美国、西欧在新闻自由度方面根本缺乏可比性。现在没有，将来如果不按孙先生指引的路子走，永远也没有。如果按孙先生指引的路子走，也只能上升到及格线上一点点，永远也甭想赶上美国和西欧的高度，孙先生一定是对中国的“集权”积弊太深而至为抱憾了。孙先生是一位自恃甚高的星相士，他给中国新闻界的现状和未来算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命：我国新闻宣传在全世界都“没有公信力”，全部是“自说自话”，这里，倒要向孙先生再问一句：我国关于奥运会的报道，关于世博会的报道以及关于汶川地震救灾的报道……都是自说自话吗?都是属于无公信力吗?孙先生故意对世界上公正舆论就中国发出的这些报道作出的积极评论闭目不见，充耳不闻，“自说自话”一番，真像是一个狂妄的矫情者的夜半梦呓。

　　三、如何看待20年前苏共亡党时的新闻“公开性”。孙先生说：“苏共是被自己长期积累的错误和腐败打倒的，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的问题。”只要是具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知道，苏共之所以亡党，有着极其复杂的外部和内部因素。苏共自身的腐败和错误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且不说美、英等西方国家长期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是促苏共亡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苏共叛徒戈尔巴乔夫自上台六年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打着“让人民知道一切”和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旗号，大肆煽动公开性。在戈氏的谋划、指挥下，苏联的大众传媒海量刊登专事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恣意歪曲和伪造历史的报道，竭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诽谤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并进而全盘否定苏联和苏共。孙先生却说“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问题”，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叛徒戈尔巴乔夫开脱。只有具有和叛徒同样心态和思维的人才能做出为叛徒打辩护、开脱的事来。孙先生和戈氏一样如此醉心于戈氏导演的公开性，正是出于一种把这种“公开性”看成是超高度新闻自由“华丽”展示的心理。孙先生还公然提出从戈氏“公开性”叛变行径中得到的一个启示是要“坚持公开性”。这个启示是什么呢?无非是在我国也要实施戈氏提倡的那种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篱笆的极端新闻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因素之一。拿这种新闻在中国境内如法炮制，他想达到什么目的，还需要别人挑明吗?

　　四、如何看待以正面宣传为主以及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口号。这两句口号是我国新闻宣传的两条基本方针。孙先生铆足了劲，决意要动摇这两条基本方针。对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来说，“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具有恒久意义，并非一时一事的心血来潮和权宜之计。以正面宣传为主，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决定的，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举世公认。如实地反映这些成就，正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体遵循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报道原则的一种应尽的起码责任。正面宣传这些成就，是对发愤图强、付出极大辛劳的各族人民一种精神激励和振奋，也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应有担当。近期，在新闻界如火如荼展开的“走转改”活动，深刻反映了来自基层第一线的许多感人肺腑的光辉事迹，歌颂了许多为祖国建设付出无穷智慧和勤劳的普通草根群众，也反映了广大基层政权、基层党组织关注民生的种种务实有效举措。这些正面宣传难道不应该在我们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上唱主角吗?正面宣传是弘扬主旋律的主要手段之一。主旋律反映指导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时代的最强音。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对一切社会主义新闻工作都都是不可回避的。当然，要增强正面宣传的宣传质量，提高正面宣传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这需要付出辛勤努力，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从最近春节期间各路记者深入基层采访的实际活动中，看到了许多在提高宣传质量方面令人鼓舞的可喜进步。尤其令人可喜的是，通过“走转改”活动和春节下基层的磨炼，许多年轻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新闻职业使命感得到了回归，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净化，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得到了提升，采访作风开始了深刻变化。大家尝到了甜头，这方面的经验是应该认真总结的。至于孙先生说什么加强正面宣传会削减舆论监督的报道量，这是一种恶意的无根据的栽赃。当今天下，在人人掌握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和评论员的新媒体时代，从六亿网民张起的舆论监督大网中应予以监督的人和事，如果我们去做一番审视，有多少漏网的呢?我国的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以建设性的态度和以正确引导为前提，交叉、默契地配合，展示了多少舆论监督成功的范例，有多少贪官、歹徒落网，受到了法律的严正制裁，这还要一一地在这里费笔墨吗?

　　至于贬谴“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应该说这正是反映了孙先生的一种阴暗心理，我国三十年来取得的煌煌成就不正是由于我们把社会稳定、人心稳定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所致吗?我们力争延续，延长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不是有赖于我们坚持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正确方针的正确贯彻吗?稳定压倒一切，从整体、全局来说，正是彰显了一种更高程度的公平和正义。只有不讲辩证法，如孙先生这样的“老擘”才会得出“让稳定压倒了公平和正义”的谬说。至于有些地方和单位用“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来掩盖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在当今这个麦克风时代，能掩盖得住吗?它们不都一块块地成了舆论监督砧板上并不光彩的俎上肉吗?

　　纵览孙先生的全文，充斥了一派恶意歪曲的挑动，反攻倒算和强词夺理以及许多个掩盖全貌的以偏概全和夸张，不克，也毋须一一予以置评。在孙先生看来，中国当前新闻未立法，以及新闻改革未按孙先生设计的途径和方针行事，种种罪过源起于“新闻观念没有更新”。要更新什么新闻观念呢?孙先生倒是没有闪烁其辞。他把一切罪过都归之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孙先生说：“不要再搞假马克思主义、真斯大林新闻观教育。”他攻击在我国新闻界深入持久进行的并取得实施的三项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这三项教育中的首项)为我国在世界上没有赢得新闻“公信力”，“自说自话”，新闻自由只能滞留在及格或以下超低的“二、三十度徘徊”等等严重状况的罪魁祸首。废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代之以孙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显示西方超高度新闻自由的资本主义新闻观教育，是孙先生苦心孤诣、“一辈子”进行潜心研究的至重至要课题。孙先生说：“中国当今政治和社会中出现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与不搞新闻立法、延误新闻改革有关”。可见孙先生和《炎黄春秋》的先生们是何等看重新闻立法和新闻改革，他们简直把这个课题摆到解决一切问题的执牛耳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局。从新闻立法、新闻改革切入，正是孙先生等妄图搞乱改革全局，蠢蠢异动之举，人们是绝不会小觑于此的。

　　应该正告孙先生和《炎黄春秋》的先生们，党管新闻，党管舆论导向，党管新闻单位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党对新闻工作加强领导的天经地义之事。这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换言之，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寸步不让，锱铢必较的。在管的过程中，难免有瑕疵、失误和弊端，如何改进、完善，这是一个过程。例如在大政方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如何具体贯彻落实，其中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诸如如何组织版面、制作标题、设计千姿百态的报道形式……应该相信媒体能够做到精心驾驭。媒体是在党领导下的。媒体的领导人一般都是经过挑选的，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能够胜任的骨干成员，广大记者和编辑人员也都是有战斗力的，值得信赖的，应该足够充分的信任他们。如果上级主管部门在舆论导向把握的具体指挥和组织上失之过碎、过繁，以至束缚了别人的手脚和积极性，那么，这方面的工作方法是应该予以改进的。从现实看来，确也存在着可以完善的不小空间。也应该看到，这方面的改善也是卓有成效的。问题的本质首先在于应该管，管得对，如果放任不管，则是渎职、失职。这一点是我们和全然要排斥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以及对舆论导向的把握的孙先生根本分歧所在。如何管得得当，管得好，在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上，我们当然应该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使工作不断趋于完善。

　　孙旭培先生作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的辩护士在业界是拥有相当知名度的。这几年，不大听到其声音，似乎销声匿迹了。不其然。孙先生从未消停过。这不，今天借《炎黄春秋》这块反主流思想的独特阵地，孙先生大大地放出了一通宣扬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厥词。孙先生秀得如此给力，如此出色，必将增添他作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辩护士的知名度，也从而增强了人们的现实警觉性。孙先生和《炎黄春秋》诸位先生们的这些蠢蠢之动都发生在党的18大将要召开不足十个月之际。人们真是应该为此好好感谢孙先生和《炎黄春秋》诸位先生们不失时机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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