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奎松《也谈"去政治化"问题》的几点看法

　　南水：“党史专家”的满腔质疑却变成对方的脚注——关于杨奎松《也谈“去政治化”问题》的几点看法

　　杨奎松教授又出大招，在《上海书评》刊发第二篇批评汪晖的长篇文章《也谈“去政治化”问题》，但是由于杨奎松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立场，以致作者大面积误读或歪曲汪晖的文章，并以自己的写作行为无意识成为汪晖观点的论据。杨奎松第一篇批评汪晖文章《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读者不用对照汪晖原文，也能看出他歪曲了或没读懂汪晖文章，而这一篇文章，如果读者不对照汪晖原文，可能就不知道杨是怎么歪曲或没读懂汪晖的。

　　是汪晖妖魔化对手，还是杨奎松误读汪晖的“合谋”论？

　　糟糕的批判者往往一边批评对手，一边却不知不觉地实践对手设定的方法。之前某“民主女神”在痛批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政治敌我论的时候，其激烈言辞和敌对态度就恰恰表明她的敌我意识十分鲜明。今日，杨奎松长文《也谈“去政治化”问题》也出现这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错误理解汪晖的“合谋”论或“共谋”论，从而做出无的放矢的批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的写作本身就是现身说法，为汪晖的合谋论或共谋论提供直接论据，成为汪晖意义上的“合谋论”实践。

　　杨奎松认为汪晖指出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一道合谋”，是“把对手妖魔化”的行为。认为“像当今许多立足于派别立场上的人一样，汪晖似从未清醒地意识到，那些被他批评或指责的知识分子，常常和他有着几乎一样的感受，一些人的境遇还远不如他，比如与汪晖同在一个学校的秦晖教授。”这其实是对汪晖的“合谋”论或“共谋”论的一个误解和误用。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指出：“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的。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与国家目标的分歧是在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中逐渐展现出来的。”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则明确将这种关系描述成“共谋”：“这个群体以真正的‘激进改革者’的身份掩盖了它与国家权力、国内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掩盖了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实的利益关系，在全世界面前将自己展现为通向世界市场和民主的进步力量。”

　　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一文则用“合谋”描述这种关系：“可以看到合谋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在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当然是附庸权力的，有些人未必是附庸权力的——至少没有自觉地去为权力服务的意思。这些知识分子将‘文革’视为绝对的‘恶’，谁要讲里面的复杂性就是为这些东西翻案，却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愿挑明——这种对历史的整体性的否定是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产物，其结果是在否定‘文革’的同时，取消对‘文革’的多样性的研究。”

　　在汪晖看来，这种共谋的实质是“朝着有利于那些主张激进私有化的利益群体的方向发展”，是朝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方向发展，即国家权力、资本、媒体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都是为这个目标和方向服务。

　　更重要的是汪晖指出揭示这种共谋关系或合谋关系，“并不是为了抹杀二者逐渐呈现的历史矛盾，也不是否认新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与‘国家’的区别，更不是否定作为一种价值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我在此所谈论的是实际的历史关系。”(《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揭示观念或话语的“实际的历史关系”，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分析。简单地说，这种意识形态分析是在对历史总体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各种纷杂的意识形态或话语对这一历史总体过程的意义。他们实际上共同促进了这一历史总体过程，便是汪晖意义上的“共谋”和“合谋”。

　　当然他们也会呈现出很多差异和冲突，正如汪晖所说：“由于社会包含各种各样的成分和力量，事实上的合谋的权力关系也可能展现为某种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对立一方面构成了某种空间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经常成为一种合法性的力量——只有将自己塑造为还在批判或还在反抗的一方才有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反映了新的权力结构，它通过遮蔽一些权力关系、放大另一些权力关系来完成这个合法化过程。”(《“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因此，运用秦晖的例子来反驳汪晖的合谋论根本不成立。汪晖并没有说这部分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没有被打压感。最有趣的是杨奎松在认可汪晖关于“去政治化”分析的基础上否定汪晖的“再政治化”或“重新政治化”主张时，几乎是抄袭当局对阶级政治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杨奎松指出：

　　“任何在后发的民族国家范围内革命成功的政党，不论喜欢与否，都势必要经历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革命党必须要标示鲜明的利益代表性，通常会公开宣称自己代表受压迫的阶级、阶层或群体;而执政党却需要着眼于争取更大范围的国民的支持，通过各种方法让自己成为包含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的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代言人，进而成为这个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的有效代表。从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的理论概念，包括‘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提出和阐发，都明显地超越了旧式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是适合于这一转变的需要，并且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的，不仅不应当受到批评，而且还应该得到肯定。”

　　因此，可以说杨奎松对汪晖“重新政治化”主张的否定，既是对汪晖“合谋”论的实践，也是对汪晖的“去政治化”论的实践。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是汪晖搞错史实，还是杨奎松没读懂汪晖文章？

　　凤凰网历史频道以“学者谈汪晖硬伤：用毛51年修改稿证明毛25年超马克思”为标题，来转发杨奎松批汪晖的第二篇文章《也谈“去政治化”问题》，可见杨文所说“史实真伪”“例一”的影响多大，但事实又如何呢?

　　杨文认为：“像作者引用毛泽东1925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大谈毛的阶级分析方法如何超越了马克思有局限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综合的视野’，因而得以‘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然后卖弄自己的毛著版本知识，说：“拿毛1951年修改定稿后的文字来论证毛1925年就具有了超越马克思的时代视野和国际视野，早早就‘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怕是有意无意在制造神话了。”

　　可事实是汪晖关于毛泽东的阶级方法超越马克思有局限的阶级分析方法等判断，根本不是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文章所做出的。这就得引述汪晖原文：

　　“显然，革命政党本身不能从其初期成员的阶级构成中推导出来，但这并不等同于革命政治与特定社会条件、一定社会的阶级结构毫无关系。1926 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篇首先提出了‘辨别敌友’这一政治性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的分析包含了两个方法论的特点：第一，他高度重视结构性的阶级关系，但始终没有忘记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是从一种运动的视野、引导运动的革命党的视野展开的，从而其分析的重心集中在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所谓"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就是要求革命政党必须承担帮助群众辨别敌友、形成阶级政治的责任。这一对于敌友的政治性区分正是阶级自觉或阶级意识得以形成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虽然以阶级结构为客观条件，但论述的重心却在革命政治的形成本身。第二，毛泽东的分析方法中还包含了一种综合的视野，即将中国社会各阶级与革命的关系放置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性关系——亦即‘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独特社会性质之中加以考察的视野。这一分析方法与马克思的结构式的分析方式是一致的，但区别在于：马克思是通过对英国的理想化分析建立有关阶级的结构分析的，而毛泽东则是在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中阐述中国革命与阶级政治的动力和方向。离开这一世界性的视野，中国革命者很难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离开这一独特的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毛泽东也不可能清晰地界定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者主和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产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等等范畴。正是以这样一种历史判断为前提，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等文章中，毛泽东将马克思式的结构式的阶级分析方法(以租锢与雇佣为主线)运用到中国农村社会之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提供理论根据。”

　　汪晖引用的话，在此只起“引发”作用，强调阶级方法在毛泽东思想那里的重要性，即革命的首要问题。汪文紧接着指出的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论特点，根本不是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篇文章所做出的。他所指的是1949年前毛泽东阶级分析整体所具有的方法论特点。特别是第二个方法论特点，更加如此。此处引用的“引发”非常重要，因为毛泽东确实是区分敌友一直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点在“统一战线”政策和执行中尤为重要。

　　是汪晖误解毛泽东思想基本概念，还是杨奎松没读懂汪晖基本意思？

　　批评性文章，我非常赞赏马克思恩格斯的做法。他们总是大段而完整地引述被批评者的文章。我认为这是批评写作的基本德性。杨奎松《也谈“去政治化”问题》一文是低水平歪曲汪晖观点和低水平运用史料，大段引用再批评实在没必要，因为没有分析的必要。我这里点出其中四点，让读者看看到底是汪晖误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概念，还是杨奎松没读懂汪晖的基本意思。

　　一、关于群众路线

　　汪晖已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概念上升为政治过程层次的概念，杨奎松却引用毛泽东从工作方式角度所论述的群众路线来反驳。

　　杨奎松指出：“汪晖宣称：‘群众路线’(1)是对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代表制某些形式和内涵的继承或借鉴;(2)是民众参与社会进程的重要形式;(3)是‘政党的政治与大众社会的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4)是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5)是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6)是政党与群众相互塑造、水乳交融，两者关系逐渐转化为相对一体的可能方法;(7)是保持政党和社会政治活力的可靠方式;(8)是解决国家和官僚体制空前官僚化的途径;(9)是重造超级政党政治的路径，等等。据此，他指出：‘群众路线’的观念及历史理应成为今天国党体制下‘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的最重要的经验参考和实践手段。”可惜杨奎松不理解这些意思，依然用毛泽东从工作方法角度所论述的“群众路线”思想，来否定汪晖对群众路线概念的重新提炼。

　　群众路线概念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那里确实主要是作为工作方法，而且是基本工作方法。但也不止于此。因为群众路线概念本身是立体的，既关系到历史主体观，也关系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到共产党的认识论。

　　更重要的是把群众路线作为对国家和社会发挥主导性和领导性作用的大型政党的基本工作方式，这本身就构成国家与社会的政治过程的基本面。汪晖将群众路线上升为政治过程层次的概念，也就合理合法，而这不是杨奎松那点文献材料所能弄明白的。结果是杨奎松只能运用毛泽东著作的字面意义来讨论问题。

　　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工作方法和战争中的基本运用。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引发的关系。确实正如杨奎松所引，毛泽东说过群众路线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那里学来的，但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发展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政治过程中的具体形态——群众路线，并运用到党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军事工作、司法工作、行政工作等各个方面，这难道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创新么?有了学习，就不能说创新?这是哪家的强盗逻辑。

　　在作为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中，群众的政治主体性自然不明晰，但在作为政治过程的群众路线中，群众的政治主体性是明晰的。因为在群众路线的政治过程中，群众已被发动起来，群众的经验、意志、意愿、智慧等都在主动地发挥作用。

　　另外没有群众运动的群众路线，终究是半吊子群众路线，是不敢发动群众的行为。坚持群众路线的政党本身，也是群众的政治主体性的表现。不能简单地把政党和群众割裂开来。

　　二、关于三大法宝与阶级政治

　　杨奎松用大量篇幅来论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法宝，来否定阶级方法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意义。杨奎松特别强调统一战线的法宝意义，以贬低阶级方法的意义。

　　但杨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在毛泽东那里，这三大法宝除了是共产党的法宝，还是阶级斗争的法宝。共产党为什么需要这三大法宝?因为它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这三大法宝，在毛泽东思想那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的有效手段，是工农阶级获取解放的必要方法。如果离开毛泽东的阶级政治思想和以阶级差序为核心的人民思想，三大法宝便会堕落为权术。

　　特别是在统一战线那里，阶级分析和阶级路线是其基础。毛泽东从来是有条件有原则的主张国共合作。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本来就是以阶级差序为基本原则的概念。这也是统一战线的另一个基础。这个党史专家连这个基本常识都没搞清楚，让人感叹万分。

　　三、关于文革

　　杨奎松说汪晖为“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唱赞歌，并力图给读者这样一种印象。而杨的论述又自相矛盾，因为他不得不引述汪晖对文革中的暴力的批判。

　　其实汪晖力图复杂地看待文革，揭示文革的多层次含义。比如参与性政治的一面、派性政治的一面、政治辩论的一面、暴力政治的一面、反官僚主义体制的一面、政治化的一面、去政治化的一面，等等。汪晖对这些不同的层次或方面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发挥。比如对参与性政治、政治辩论等方面多表示肯定，并遗憾其在其他因素干扰下失败了。

　　任何力图塑造汪晖对文革单一态度的尝试，都是对汪晖文革观点的歪曲。

　　四、关于“去政治化”与“重新政治化”

　　这里关键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无阶级政治的政治是否可能?一个是无暴力的阶级政治是否可能?前者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后者就是汪晖“重新政治化”的主要观点之一。

　　“无阶级政治的政治”只有两种情况下是可能的，一个是阶级被消灭，一个是阶级被遮蔽。被遮蔽的总会被揭开，从自在转化为自为。杨奎松也“同意汪晖所说当代中国社会可能存在‘重现阶级化’的现象，和‘阶级概念’可能被重新提起的情况。社会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的严重情况，无疑是当今国人不能不高度关注的现实。”遮蔽阶级的政治往往最容易演化为暴力的阶级政治，这两者的相关性一向很高。去政治化的政治，其实就是遮蔽阶级的政治。

　　如果阶级一时无法消灭，遮蔽也只能一时，且易引发暴力的阶级政治，探索无暴力的阶级政治便成为一种可能和必需。这应是文革中的暴力和改革中的阶级分化共同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掩耳盗铃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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