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参照系、失衡与过度艺术性

作者:孙锡良 来源:作者博客 2014-04-01 285

  谈改革可以,加大改革力度也可以,但理由要充分,方向必须正确。某些官员,一讲到要放开土地私有化,就老拿“吃不饱肚子”时代作参照系,一讲到要经济自由化,就拿“计划经济紧缺时代”作参照系,一讲到要与西方共存共荣,就老拿“文革”作参照系。

  照此逻辑,前三十年就全成了现时及未来中国历史的反面镜子?照些逻辑,中国前三十年就一事无成?照此逻辑,中国必须将前三十年全盘否定?照此逻辑,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从根子上全盘否定?

  “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说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后人不该专注于把一切问题静态地堆积在同一段历史身上。此理若成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必须全盘否定,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某段历史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到底以什么作为参照系更为深得民心?到底以什么作参照系更为科学合理?个人以为:时势有必然逻辑,结果要动态分析,不可把“参照系”选取演变成政治路线的斗争方式。

  今天的改革到底要改什么?为什么要改?必须把被改革事项非改不可的原因找出来,坦承前期的错误,如果想做得比过去更好,就把前期错误的政策立在那里做参照系,错误摆在那里,一看便很清楚,你改掉前期的老错误,就会少犯同类错误。我断不相信现实问题中包含有毛泽东时代政策的负影响,倘有人用唯心主义思想引导国人仇恨历史绝对是包藏祸心。

  事实上,中国近三十几年来,老是在犯相同或相似的错误,每次错了都没有人肯承认错误,习惯于把“改开”后的所有错误全盘推给老一辈领导人。建国初期,官员犯错误了,至少还敢于主动承认错误,1980年后,就没有任何官员主动承认过自己在决策上犯过错误,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这是唯物主义思想吗?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吗?都不是。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还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打死不批“改开”后,所有的臭屁都说是毛时代放的,所有的臭粪都说是毛时代拉的,所有的责任都让毛一个人承担,其他所有人全是伟人,一切伟大成果都是建立在“毛不伟大”这样一个反面参照系上。可笑!

  金融改革错在哪里?金融风险出在哪里?这是毛时代的事吗?为何没有人敢把前二十年或者前十年的错误政策圈出来给群众看看评评?为什么没有人敢于说出哪项金融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祸因?

  房地产问题扩大化的原因在哪里?由此引起中国经济结构的恶性循环,责任谁来承担?“共产主义”转化为“地产主义”的错误政策关键期发生在何时?何人是主因?

  两极分化严重并不断恶化的原因又是什么?难道还是毛时代政策引起的?如果要改革,新政策依据的旧政策参照系是什么?回答不好这个问题,两极分化不但不会改善,而且会不断尖锐化,并且有可能引起社会危机。

  腐败现象的极端化原因是什么?又是毛时代的政策所致?是什么“主义”把中国由清廉社会引导向腐败社会?谁愿意公开承认并树起那个错误的参照系?仍准备把这坨屎糊到革命前辈身上?

  外交政策被动局面的根本症结在哪里?为什么中国越发展,真心朋友还越来越少?为什么不管大国小国都敢在中国头上动土?为什么中国做什么事都里外不讨好?难道也是“三个世界理论”惹的祸?

  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不是多数人?资源无限制输出,劳动力价值增长缓慢,最大的受益者是西方国家,而中国多数人最大的受益点是环境恶化。为什么中国人却老认为西方进入中国市场是在帮助中国?这种殖民主义思想是谁给灌输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欧洲就是救中国”得到了什么回报?是谁树了这样可悲的参照系?

  分裂势力为何越来越猖獗?是谁出台了错误政策?是谁纵容了犯罪分子?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晒晒近几十年在民族政策方面犯过的大错误。业已出现的复杂状态,难道也是曾经“民族大团结”的美好局面惹的祸?

  改革无比重要,但改革又非常具有不确定性,选错了对比坐标系,改革就会围绕错误转圈圈。新中国前几十年的国际环境、战略需求、科技水平、制度准备、人口素质都与现在差别极大,简单把今天与其时进行静态对比以衬托现时的伟大完全是自欺欺人之举。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时刻与杜鲁门时代对比,也不相信英国人会经常与艾德礼时代对比。

  没有一颗伟大的心,就不能主导一项伟大的改革,没有一颗公正的心,就不可能主导一项公正的改革,没有一颗装着人民的心,就不可能开展一项服务于人民的改革。请所有的改革者尽快从历史的坟墓中走出来,不要痴迷于围绕坟墓打转,历史不能成为现实政治的分裂膏,历史更不能成为当代人罪责的溶化剂,请不要把毛泽东作为塑造“后新中国”伟人的一个罪责垃圾桶,什么坏事都往他身上扔,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自某时起,改革始终把毛时代作为射击的耙子式,极力用“先富至上”的失衡政策推动改革,其目标始终是优先满足少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进而突现政策的实用性和刺激感,这种培养权贵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新模式有一个极其显著的作用是“大脑革命”,多数人的大脑完全被少数人的大脑支配,独立性几乎不复存在,少数人控制的资本媒体就是中国最强大的“大脑”。

  权贵主义一旦成势,其力量自不待言,改革在权贵的操纵之下必然会走向全方位失衡,当执政者继续以追求政绩为大目标时,权贵指导改革的动能不可能衰减,失衡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资本不认同共同富裕,更不认同社会主义,它只认利益。

  过去,我们喜欢搬弄国情论,总是说物质不丰富是最大的国情。现在,这句话过时了。失衡才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的问题没有一个不可以用此论来进行阐释。地区过度失衡的改革会让中国变得更加危险和充满矛盾点,没有任何矛盾超过失衡这个矛盾,酝酿的社会危机快接近临界。新的改革仍然在加剧这种趋势,越发达的地区,新政策都优先投向那里,用所谓的“试点论”简单带过,以抚慰落后地区受伤的心灵,好象落后地区就绝对不能先搞试点。有用吗?没有用,问题总有爆发的一天。

  为了反对所谓的平均主义,中国阶层划分越来越细腻,级数越来越多,金字塔的底部越来越厚实,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行业间收入差距严重失衡,不同阶层人生发展依赖的社会资源严重失衡,不同群体进入利益集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的机率失衡,不同群体对于外向型资源的利用能力完全失衡。因为政策导向的失衡,触发社会关系一切均在失衡中。

  为了缩小或者说掩盖失衡的客观事实,权贵们会不断地利用传媒优势渲染改革的艺术性,试图用“艺术性”来增加改革呈现给社会的美感,以期籍此化解大众心头的郁闷情绪。

  该快速改革的不快,以循序渐进作为理由,把一次改革分解成无数小步,每进一小步都可以在他们的功劳簿上记载为一次改革,每走一小步,就可以赢得一次民心,这是一种“三寸金莲”式的改革艺术,不怕急死你。

  该慢的不慢,有些改革明知改不得,明知会对多数群众不利,但为了达到某些人的利益诉求不得不匆忙推动,当他们发现群众意见很大时,再一步一步走回头路,回头改也算改革,这属于“逆袭”式的改革艺术,不怕折腾死你。

  改革的艺术性还体现在“制造困难”。有些政策,制定者故意弄得很玄乎,多数人糊里糊涂,半懂不懂的,类似于某些画家装神弄鬼的抽象作品,主事者要求媒体夸张其如何如何的有深意,你不懂还得装懂,看不到艺术品的隐藏内涵,你就没文化了。然而,改革若造鬼,终究会被多数人识破,挨骂是少不了的。可悲的是,等你识破的时候,又换人了,究责又找不到对象。新人一就位,又启动新一轮改革,金融、地产、教育等都是这么弄的,不怕玩死你。

  改革的艺术性还体现在没有羞耻感。那些搞艺术的人脸皮都比较厚,对裸的东西习以为常,不大胆当不成艺术家。改革领域慢慢也有这个特质,你要是在乎脸皮,当不了改革家,对老百姓,你就是得不要脸,你要脸,还敢光天化日之下强拆吗?你要脸,还敢在办展览会时请一堆挂几片布的裸体女人吗?你要脸,敢把抢孙悟空祖籍地作为文化振兴的题材吗?

  如果硬要说改革是一门艺术,至少可以说中国改革还是一个极其糙劣的艺术品,它不是追求整体建筑的艺术性,而是追求砖头水泥的艺术性,追求建设工期的艺术性,花几十年时间用昂贵的材质堆积出来的不过是一排马厩,既不好看,也不好闻。用过度的改革艺术性来包裹过度失衡的改革追求终将有情感破裂的时刻。

  结束语:一个真正的改革者必然能跳出静态的历史观,用整体平衡的改革艺术满足最大多数百姓的利益需求,有意模糊参照系巧借失衡的策略换取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者不可能成为改革家,多数人利益是否得到满足是检验某个时代改革成败对错的永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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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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