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

　　(本文原载中信出版集团主办月刊《经济导刊》3月号)

　　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中国的崛起已造成震撼，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成绩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成绩远远大于问题，也为解决问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纵向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高：它们当时的腐败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它们当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今天大得多，它们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比我们今天更严重，更不要说它们在崛起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战争、掠夺和杀戮。横向看，今天与我们可比的国家，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成绩远不如我们，各种问题往往比我们更严重。所以，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不必否认中国模式有它的问题，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经得起国际比较，而且能在这种比较中明显胜出。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

　　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评价中国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标准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其实，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

　　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中产阶层人口的扩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和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西方崛起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复制西方模式。而我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这样做，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中国当初若是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那它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大概早就解体了。

　　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很不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已破产。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也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所以，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信奉西方，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但事实是，这样的例子找不出来。

　　中国的崛起既没有复制西方模式，更没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腥历史。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所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大规模海外扩张和残酷奴役他国人民，“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而中国今天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扩张和掠夺，而且给大多数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还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以及中国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本质上延续了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甚至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在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这种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国内外有很多人探讨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以作为中国的镜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眼下正处在乱局中的泰国和乌克兰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式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学界来说，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不少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正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我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只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到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除了这些之外，中国的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只能是一席空谈。但只要中国讲维护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荒谬。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更多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非西方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美国及其盟友来收拾残局，从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推进他们想要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模式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其他文化必须一律照搬的民主模式，各国都应该根据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中国应成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领导者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

　　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什么事情只要中国做好了，都将是世界级的规模效应。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开什么车;所有的建筑事务所，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住宅。这就是规模效应。中国软实力的扩大也是同样的逻辑。比如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15、20年，也许就不用“中国特色”这个词了，也许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就应该是中国这个版本。再过几年、十几年，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美国3亿多人，中国中产阶级6亿多人。到那时，美国怎么可能不坐下来认认真真跟中国谈?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将是我们提出条件了。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自信，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需要话语自信，中国到了建立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过去30多年，中国已大体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成绩就已经很了不得，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一件事，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行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标准原创能力。

　　国内有些人总强调与国际社会“接轨”。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必太在乎这个。这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民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因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未来之势。

　　其实经济改革就是如此，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

　　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比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中国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比如强调社会秩序、注重和谐。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

　　中国模式超越西方，贡献世界

　　目睹中国的出色表现，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 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不按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中国的发展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契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然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就能看得很清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曾在非洲推行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要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倒退20年;美国自己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苦果。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普世价值占据话语制高点的关键。其实，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国的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民主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同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大胆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内需驱动。从中国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内需?就是一个国家在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产生的真正的需求，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目前阶段来说，中国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实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家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天天在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问题，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国都是这种情况。

　　第三条经验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实验之所以频频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是为推动民主而民主，结果导致政治机器空转，造成无穷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条经验十分重要。有了这三条经验，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可以高于西方民主。

　　民主建设就像开门一样，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崇尚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崇尚和谐哲学。二者中哪一个更胜一筹，要看最后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应该当仁不让。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中国目前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很难达到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过去二三百年里飞得低了。现在通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再次长空展翅，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在这场不同文明的较量中，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其他文明却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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