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充分地批判地科学地利用中国文化遗产

 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高的修养。经史子集，稗官野史，他几乎无所不读。二十四史约4000万字，他通读了，还写了大量批语。《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这是专业的史学家和思想史家也很少能做到的。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问题上，他拥有很充分的发言权。他的关于如何对待中国文化遗产的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分析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这些论述，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式，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去社会的某些意识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没有这两个来源，任何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都无从谈起。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以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对这种主张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是同列宁的上述观点一致的。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1944年，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为自己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由于不能正确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就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的问题，并且指明这是我们“现在的方针”。他认为，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和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他还采取过许多实际的措施。比如，标点二十四史，修订《辞海》、《辞源》，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建议，就是由他提出的。

　　二、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批判地利用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充分地利用，其重要的前提，是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批判地加以继承。

　　首先，要弄清楚中国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确定对它们应采取的态度。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统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封建时代的文化，也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也有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其次，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最后，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针对关于“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这个观点，毛泽东说：“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他还说过：“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虽然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8页）

　　其次，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主要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对于封建时代思想家所概括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我们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进行考察。一定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文化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为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皇权和等级制度服务的基本理论和伦理原则，比如儒家所鼓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思想，在今天就不能无条件地加以继承，这是不容置疑的。

　　不过，封建时代思想家所概括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固然主要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道德要求，具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它的某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规则，在今天仍然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加以利用。比如，父慈子孝是孔夫子提倡的。而毛泽东说过，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所以，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无条件的。还应当注意到，封建时代思想家的一些理论，也是可以而且需要分析的。比如，毛泽东说过，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即唯心论)，从认识的全体来说，是不正确的，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

　　对于古代文化遗产中的“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940年9月5日，毛泽东在读了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座大纲后感到“十分高兴”，曾写信给范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后来，毛泽东还讲过：“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7页）

　　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无批判地包容文化遗产中的那些毒素和糟粕，是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三、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科学地利用，使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于中国历史要“观往迹，制今宜”。后来，他曾反复强调,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为此，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不仅要弄清楚从中需要吸取什么、摒弃什么，而且要弄清楚如何对它进行改造，使之适合“现在的活人”的需要。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它进行批判地继承，才能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就是据此提出来的。

　　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本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毛泽东的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籍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这是说得很对的。运用中国的成语、典故等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生动、形象和有说服力的阐释，是这种“古籍新解”和“古为今用”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比如：“惩前毖后”一词，源于《诗·周颂·小毖》而出于《张文忠公·书牍·答河道吴自湖计河漕》，毛泽东把它与“治病救人”一词联在一起，用来说明我们在党内斗争中应取的正确方针。关于使用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过犹不及”一语，本出自《论语·先进》，原意是过分与不及都不得其正，宣扬的是中庸之道。对此，毛泽东作出创造性的解释，指出，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这样，他就从认识论的高度揭示了“左”与右产生的根源，并借用这句话对“左”与右的实质作出了界定。这类例子，还可举出许多。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新情况，古人不仅没有面对过，而且超出了他们可能的想象。所以，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新问题，汲取古人的某些智慧固然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但仅仅依靠引证古人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说过：“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谈到古代文化、现代文化的问题时，他还说过：“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640页）

　　总起来说，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科学地利用，使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就是我们对待中国文化遗产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封建复古主义。

　　对古代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概加以排斥是不正确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弥足珍贵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同样，对古代文化采取封建复古主义的态度，主张盲目搬用是错误的。我们固然必须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中国有些人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关于应当怎样对待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时做过很好的分析。一方面，他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这种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要处理好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问题，重点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这些观点，同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应当把习近平同志这两方面的观点很好地统一起来加以研究，并且按照这个思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做出科学的，既继承优良传统又着重反映时代要求的解说，以便更好地和更有效地对广大干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责任编辑：李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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