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的文章引起的争论反映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所发表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引起了自实行“不争论”政策以来思想理论界最大的一次争论，即使想淡化都淡化不了。可以预期，这种争论还会延续，且越来越激烈。

　　一篇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引起如此之大的争论，表明在思想理论界，包括在中国共产党内，对走到今天的中国在道路与方向上的分歧，已无法在“不争论”，“谋发展”，“求和谐”的条件共存，矛盾与冲突反映在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理解与未来的选择上。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对我们所要追求的“中国梦”也难有共识。

　　王伟光的文章概括起来讲，所提出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坚持国体的性质不变，同时与时俱进地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更好地发展人民的民主，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坚持对敌对势力的专政，同时发挥好国家所行使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协调关系、保证公平、繁荣文化、统一道德、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各项职能。这篇文章既没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主张往后看，只不过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宝不可丢。许多人之所以反对这篇文章，是因为文章重申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重申了邓小平、江泽民关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还存在的提法，强调针对敌对势力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一篇与时俱进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所确定的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文章，符合党的十八大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开倒车，引起如此强烈的公开反对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双方对事实的认定，即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阶级斗争，而是在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事实做不同的解释，从而主张不同的中国发展方向。

　　多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的分化已经形成，对中国道路、未来发展方向形成了截然不同认识，这种分歧具有经济基础，有很强的理论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政治化。与境外敌对势力的作用相比，这种内因更为重要。各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在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的同时，还是否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在宪法、党章中写得明白无误的内容，有人要以改革中所出现的路径、西方所宣扬的理论来有意无意地淡化，有人明目张胆地否定和竭力改变。

　　从国内经济基础的变化、思想理论界和意识形态的现状，以及正在形成的不同政治力量来看，这场争论的到来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要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方向?以及采取什么路径?路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路径会形成的路径依赖，会被人利用来用一个基本点压倒、反对或否定另一个基本点。只要通过这种路径依赖来选择对理论的需求，对马克思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通过“存在决定意识”而被抛弃，对邓小平理论可以被选择性地利用;对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作模糊化的解释，直到否定共同富裕的目标;对党的领导，即使在这个阶段不允许直接进行挑战，也可以用历史虚无主义来制造否定执政合法性的舆论，用各种方式试图改变其宗旨与追求的理想。但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同了，它具有明确的阶级基础，鲜明地反映了国家的阶级性质。这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既恨又怕的原因。偏偏王伟光旗帜鲜明地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把本来掩盖在“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下，已充满张力的对党的基本路线、对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的冲突挑破了。争论的爆发也就势在必然，这场争论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挑战是：是否还要，并有能力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

　　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改革开放发展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可以拿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连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但是，这场争论则表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党内及思想理论界存在着严重的混乱与分歧，连是否应该坚持的正当性都遇到了公开的挑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坚持还是修正?这是必须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那么党是否具备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则的能力?从日益扩大的社会两极分化、持续不断的劳资矛盾(仅珠江三角洲7-9月规模在30人以上的劳资纠纷就327起，66%是因为追讨欠薪)，党风政风的所出现的严重问题，和社风民风中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日盛，思想理论界受到强大的西化潮流冲击和意识形态中的混乱，以及边疆分裂与暴恐势力的存在与发展、敌对势力在香港所策划实施的“占中”行动，以至于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公开挑战，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不只是在政治意愿上，而且在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能力上，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就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而言，同样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首先是怎样界定今天的“人民”?这个人民的范畴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说的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的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缺乏对人民的分析，无法把握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要分析人民这个范畴，可以说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根本无从下手。

　　其次是怎样认识和对待今天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当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在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工人阶级只是“农民工”、“打工者”、需要通过维权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群体，甚至维稳的对象，还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有尊严的劳动，组织起来，具有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觉阶级?农民只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一盘散沙的小农，在民生范围内被照顾的对象，还是通过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来改造世界而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一句话，工人和农民是否具备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具有自觉的政治立场，具有民主参与的机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作为政权基础的同盟?没有工人农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衷心拥护，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很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即使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坚实的阶级基础。

　　第三是怎样对待今天的资本和资产阶级。建国以后，人民的范畴中本来就包含着民族资产阶级。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整体性的阶级已不存在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在当今中国已发展起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阶级分化与对立。怎样处理和调整资产阶级与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仅仅以个人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平等与正义为出发点，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就明确指出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必然包含强大的分化力量，将威胁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正义价值，因而提出了必须对资本进行“民主的控制”。

　　对于以绝不搞两极分化为政治承诺，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而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在充分发挥资产在发展生产力积极作用的同时，又把资本装进受社会主义规制的笼子里，解决好这个被证明西方绝大部分国家百年来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能真正走得出一条自己道路的关键。对此，并不是只有你死我活阶级斗争这一条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毛主席对过渡时期就提出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可惜的只是这个方针没有能长期坚持。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矛盾，在中国条件下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完全是可以，也应该在王伟光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的。

　　但是，王伟光的文章并没有引起这样的理性讨论，除了歪曲和攻击之外，反对的焦点已集中在“人民民主专政”是否还有正当性上了。与其说这种反对是针对王伟光，不如说是直接针对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是否要和怎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上所面临的挑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三中、四中全会之后，在党的建设和执政方向上都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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