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会制度下防震抗震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地震预防和救灾是否有不同?当然是不同的。
地震预测、防范、救助似乎只是一个应对自然灾害的技术问题，其实技术背后有政治。
从地震预测来说，固然，预测地震是一个科学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与社会制度、与政治无关。因为，科学的发展道路、应用方式都是与社会制度、与不同阶级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地震预报的实践已经证明，要准确预报地震，关键是要收集大量的震前地应力、土地电等异常指标和宏观异常现象，这些与地震中长期预报相结合，就能比较有把握地对地震实施短期预报。
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支配的社会。个别的企事业单位都是受资本家支配，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标的。根本不可能花费人力物力来建立地震监测点，来长期为一项对自己不可能产生直接效益的事业服务。要建立广泛的地震监测网，只能依靠总资本家——资产阶级国家。但是资产阶级国家要建立这样的地震监测网，必然就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即建立庞大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体系，以不低于市场一般劳动力价格的工资雇佣大量专门人员，向资本家采购大批相关仪器。而这样大笔的花费，用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可能遇到一次的大震预报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都不会做这样“不划算”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文革期间创造的地震预报经验，虽然早已被日美等国科学家所认识，但就是无法效仿的道理。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社会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地震监测、预防才能成为一项群众的事业。各个企事业单位都能从劳动群众长远利益出发，积极支持群众性的地震监测、预报工作。而广大劳动群众作为社会的主人翁，在认识了地震监测预报的重大意义后也能够积极地投入这项事业。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打破专家精英对科学技术的垄断，使广大劳动群众有时间、有条件掌握关于地震的科学知识和监测、预报的技术手段。这都已为我国文革时期社会主义防震路线的实践所证实。
地震的防范同样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被资本支配，以利润为最高原则，地震防范各种措施的贯彻，对人民群众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普及培训都要受资本私利的制约，只能依靠个别资本家的善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公有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动员群众，使地震防范成为群众自觉的事业。各种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才能普遍受到劳动群众的监督，各种知识和能力的普及培训才能成为全社会重视、劳动群众积极参与的活动。
资产阶级媒体、专家还一直散布这样的谰言：即使预报了地震，也不能随便公布，因为会引起老百姓的恐慌，会造成社会更大的损失。其实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又极端蔑视人民群众的自白罢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一切政治经济权利，与劳动人民有着根本的厉害冲突，根本不能也不敢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那么贸然公布地震的预报，的确会使社会陷入混乱。因为资产阶级根本不愿也不会组织劳动群众，不能合理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不能与劳动群众一起做好避震工作，而必然是自己优先逃命保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群众掌握了政治经济权利，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那么在发出地震预报后，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机关走群众路线，充分信任劳动群众，把实情告诉他们，并积极指挥，而劳动群众也自觉地组织起来，那就根本不会出现社会混乱，而将镇静、有序、高效地完成避震工作。海城奇迹就是这么创造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成功预报了地震，也不可能完成避震防震的工作。
地震的救助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的救灾路线是迷信外援、迷信技术、迷信专家、迷信金钱。其实地震的最佳救援时间是地震刚刚发生后的1、2天内，而在这1、2天内，专门机械、专家、“善心“资本家的捐款、外援等等统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充分发动和组织当地劳动群众的自救才是最有效的。当地劳动群众对当地情况熟悉，又在劳动生产中掌握许多救援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如建筑结构、建筑材料的特性、各种工具的使用等等)，只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救援最佳时间，救出更多受灾群众。而劳动群众要能充分组织起来进行自救，只有在平常就有丰富的自我组织和参与、管理社会各项事务的经验才有可能。而这样的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具备。
依靠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最广范地发动和依靠劳动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防灾抗灾路线;依靠大小资本家的“善心”，依靠被大量中途挥霍浪费的巨额资金，依靠昂贵的仪器和少数专家精英，把劳动群众当成愚民和炮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防灾抗灾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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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
向地震科学的自由王国进军
人民日报 1973.06.19 第3版作者：狄真
地震能不能预报呢?对于这个问题，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这反映了两条认识路线的激烈斗争。
唯心主义者否认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因而断言地震是无法预报的。这是一种不可知论的错误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的地震科学研究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一度严重地存在着“三脱离”的现象。因此，过去地震预报工作者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唯物主义者认为，地震同其他事物一样，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其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因此，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地震是地球浅部，特别是地壳运动的一种反映，也受地球本身的自转，以及其他天体如太阳、月球等的影响。在强烈地震发生前，多表现出小震活动、地壳变形、地下应力、地球磁场、地下电流、重力、地下水化学成分、地下水位和气象等方面的异常变化，甚至还有临震前发声、发光和动物不安宁的现象。我国人民在同地震灾害进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中，有大量的地震资料，这为地震预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地震科学工作者同地震区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引下，总结历史经验，充实新的内容，并运用这些地震前兆现象，开始做了一些试报。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地震的规律，错报、漏报的比例仍很大。即使报对了一些地震，也还缺乏对它们作理论性的解释和进一步的检验。不过，每报对或报错一次地震，都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对地震规律的认识，也都给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以有力的批判。
对于地震这种复杂的自然现象，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几次实践就掌握它的规律。较大的地震并不是经常都重复出现的，特别是强烈地震更不常发生。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实践机会少的困难。由于地球内部地质结构千差万别，各地出现的地震前兆现象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强烈地震在发生前出现许多小地震，有的则“突如其来”。此外，就是在同一地点不同时期发生的地震，其表现形式也常不相同。因此，虽然我们在实践中报对了某些地震，但是目前还难以做到把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都报得很准。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寻找确实的地震前兆，是实现预报的关键。但是，现在所得的一些震前现象毕竟还是表面的外部的联系，加以目前我们观测仪器性能方面的限制，这就使我们不能只凭看到和观测到的现象，去下结论，作预报。例如，大地震前往往周围地下水位有大范围变化，动物也很不安宁，地震区人民运用这些现象预报地震，确实收到了效果。但是，这些现象到底是否就是大地震的前兆呢?我们还要作一番调查研究，如水井周围是否有异常现象，动物是否受了什么惊扰，其他观测方法是否有异常变化，等等。我们只有对大量的震前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和研究，再经过多次地震的验证，才能不断完善我们的认识，掌握规律，更好地作出预报。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毛主席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近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地震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地震现场，联系群众。群众中关于地震现象和前兆方面的丰富经验，使地震科学工作者得到了启发，为地震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特别可喜的是，目前我们的地震预报，已经不仅是科学工作者的实践，而逐渐成为地震区广大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了。近年来我国地震工作取得了进展，就是科学工作者同群众相结合的结果。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只要狠抓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深入群众，努力实践，多方探索，加强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够在向地震科学的自由王国进军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辽宁地震科学工作者和群众业余地震测报人员举行批判会
以预测预报地震成绩回击翻案风
《人民日报》1976.04.02 第4版
新华社沈阳电 辽宁省地震科学工作者和群众业余地震测报人员最近举行批判会，以去年成功地预测预报出辽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巨大成绩，有力地回击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辽宁省广大地震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深入实际，开门办科研，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地震灾害积极开展预测预报，成功地预测预报了去年二月四日在辽南海城一带发生的强烈地震。地震科学工作者和群众业余地震测报人员在会上说，辽南地震预测预报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加强了党对地震科研工作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辽宁省专业地震工作者寥寥无几，更没有建立专群结合、群测群防的地震队伍。一九七○年以后，中共辽宁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党中央为我国地震工作制定的方针，加强了党对地震科研工作的领导，十分重视地震科研队伍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全省十四个市、地区(盟)先后成立了地震办公室，并建立了十多个专业地震台、站，许多县、旗、公社、生产大队和工矿企业也建立了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几年来，工宣队进驻地震科研单位，许多工人、贫下中农被选拔到地震科研单位领导岗位或者担任技术员，成为地震科研单位的骨干，大大加强了科技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地震科研人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树立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责任感。正是由于加强了党对地震科研工作的领导，才取得了这次预测预报的成功，夺取了防震斗争的巨大胜利。他们说，事实雄辩地证明，党必须领导一切，也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大权”，“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其目的就是妄图取消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为他们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我们坚决不答应。
辽宁省地震科学工作者和群众业余地震测报人员还用在辽南地震预测预报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开门办科研的生动事例和丰硕成果，批判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科技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奇谈怪论。辽南地震预测预报的成功，充分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九七五年初，全省各市、地区(盟)除建立专业地震台、站外，工矿、农村、机关、学校还建立了群众业余地震测报点三千多处，有群众业余测报员一万多人。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干部、职工，有知识青年、红卫兵、红小兵，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地震测报队伍，在辽宁大地布下了预报地震的网。他们批判了崇洋迷外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破“地震不可知论”、“难防论”等唯心史观，解放了思想，树立了雄心壮志。许多业余地震测报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制造了很多土仪器，在大震前为专业地震台、站提供了大量震情资料。海城县农村的一位社员说：“去年大地震，我们大队是极震区。由于开门办科研，大搞群众运动，全大队八百多人无一伤亡，牲畜、种子饲料没受一点损失。开门办科研就是好，我们贫下中农举双手赞成。”
几年来，辽宁省许多地震台、站的科研人员，深入群众，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和群众一起成功地预测预报了辽南大地震的发生，为人民立了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们深有体会地说，如果不依靠群众，专业人员关起门来自己搞“学院式”的研究，地震预测预报，只能是纸上谈兵。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专业人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其目的就是妄图把科研人员重新拉回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坚决不走回头路。他们表示，决心继续坚持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认真改造世界观，把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评论——科学技术的阶级性
所谓科学，就是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或者说，对这种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认为，这种运动规律是客观的，并且是可以被人认识的，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与可知性。
科学的本身，也就是自然界或者人类的社会的演化规律本身并没有阶级科研，但是，每一个科学规律的发现、技术的运用，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下完成的，奴隶主把祭祀过程视为最为“科学”的社会行为，把甲骨上神给予的启示视为最为科学定律;封建主把圣人的话作为统领一切社会运作和技术发展的最高科学。每个时代“科学”，都被打上了这个时代的阶级烙印。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阶级性呢?
对于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来讲，并不因为某一阶级对具体科学结论的偏爱与憎恶，而改变科学本身的客观性，科学的阶级性本身是指具体的社会阶级对具体的科学结论的立场、态度，在某一阶级的利益与科学结论相一致的时候，这个阶级就会支持、研究、传播科学，在某一阶级的与科学结论相反的时候，这个阶级就会否定、抵制、污蔑科学，尤其是当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利益与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时候，就会促进与解放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当落后的反动的阶级的利益与科学的发展互相矛盾的时候，就会削弱与束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达拉斯·斯迈思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一文(一下简称《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举例说，在贝尔实验室，那里数以千计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其他科学家和工程师被组织在一起从事科研工作。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只从这些实验室的大量提案中选择少部分进行研发，即选择那些有潜力创造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或是可以降低旧市场的经营成本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产生的技术创新，一定体现了多种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技术是科学的具体运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运用则表现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倾向以及达到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目的。达拉斯·斯迈思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中说：
我们所说的技术(technology)是什么?我认为有三种意义：
第一，技术与科学(science)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同科学有着一样的政治属性：技术就是决定(或者仅仅是意识到可能性)将知识以某些实际的方式应用，而且这里的知识及其实际应用都由政治过程引申而来。但不同于科学，技术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东西：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探知到某部分知识可以被用来产生实际用途的可能性。
第二，它将研发过程(researchand development)囊括在内，比第一个定义更宽泛。广义上来说，研发过程是在两个逻辑相反的方向上展开：(1)通过实验得出新的科学知识成果，然后回答：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会有哪些实际的效果?(2)从已知的实际问题出发，实验导向基于新知识的新的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回答：我们是否可以应用新的科学发现，为实际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可以被视为寻求做某事的最佳工艺条件(technique)。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术语体系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知识的研发和应用属于某种艺术形式（forms of art）。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经济学家通常用“工业艺术”（industrial arts）来指代我们此处所说的“工艺”（technique）。资本主义的专利法中依然保留了这个源自古希腊式的提法，将专利权与“艺术的进步”相连，因此研发的产品被统称为“发明”（invention）。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于艺术的形式、内容和发明的选择是被政治控制的，据此研发工作显然关系到选择何种政治道路。不过仅仅囊括研发还不足以匹配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的意义范畴。在此，发明创造尚未被应用或普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尚未得到评估。
第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一词从第二种意义延伸到囊括了对研发工作成果的全面实施或“创新”。哈佛大学技术项目给技术下的定义是：“出于实际目的而对知识进行的组织……”当这样定义的时候，技术就处在与西方现代社会广泛合作的关系中。因为，对组织化知识的应用涵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应用于军工的硬件设计到国家公园中对休闲活动千篇一律的刻板设计。
也就是说，技术的具体运用，受到资产阶级的直接操控，技术的具体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具体表现。资产阶级或是出于直接的利润目的，或是出于自身统治需要，亦或是资产阶级在以上目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各种统治方式，都体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作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科技的阶级表现，实质上就是表现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在中国资产阶级改革过程中，官僚集团通过阶级力量的重塑，实现了从隐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毒瘤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华丽转身，而中国的科技发展又进一步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我们要推荐的这篇文章，就是希望向读者展现在社会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出来的阶级路线，文章通过对比两个时代在地震预防的科研和技术上的不同手段，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资产阶级在技术上是如何的表现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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